丹尼尔·贝尔，美国当代着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职务。曾参与创办美国社会科学界名闻遐迩的刊物《公共利益》，并在美国知识精英普测中被评为当代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着名学者。贝尔在战后西方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等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思想深受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组合型的思想结构。主要学术着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今日资本主义》和《蜿蜒之路》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首先阐述的是他的“图画人文化观”。“图画人”就是说人是制造象征符号的动物。人类的相互交往是以有意义的象征为基础的，人类创造象征符号的过程类似于画家画出图画的过程。贝尔认为，所谓文化就是来自人类所有个体在任何历史时期都遇到的生存情景，它的主要功能是给人类世界提供一种合理化的道德，提供使人类愿意生存下来的目的和意义感，提供将人们进行整合的道德纽带。为了借助于一套象征符号所联系的凝聚力，文化必须超越现在，这就是宗教。所谓宗教就是对人的超越性的意识，是寻求一种生存的“一般秩序”。贝尔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永远构成了道德的一部分，并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不会随时空的变化而消亡。宗教和意识形态都不过是给人类提供某种道德意义，这些传统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是随时间可以复兴的。作者认为，文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动力，甚至超过了技术本身。贝尔将整个社会划分为社会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存在着各个不同的社会变迁节奏，彼此之间没有简单的决定关系。由于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变迁节奏的不同，从而各领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一致和脱节，这种脱节最终导致了各领域之间和内部种种的文化矛盾。
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包括着两个层次的社会矛盾。从表层上讲，就是社会各领域之间的矛盾。首先是现代文化的中轴原则与资本主义经济中轴原则存在矛盾；其次是社会结构的中轴原则和政治中轴原则存在矛盾。从深层次上讲，现代文化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文化原本是提供一种生存的意义感，可现代主义文化却破除了所有的界限，破除了所有的神圣化。
文化本来应该抑制的东西，如反传统、反道德秩序以及自我满足和自我表现，都成了合法化的根据。文化矛盾还出现在社会结构的内部。这种矛盾不仅突出了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脱节，而且还使社会结构内部的显着矛盾明显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了人们性格结构内部的矛盾。
贝尔接受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关系的理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清教徒及其伦理道德体系日渐瓦解。在物质享乐主义代替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心理快乐主义取代清教徒风尚的同时，却没有一种新的宗教或价值体系以代替旧的宗教和价值体系，结果资本主义失去了宗教价值上传统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新教关于工作的道德报酬体系之上的。资本主义丧失了其合理性的基础，其症状就是缺乏共享的道德目标、团结感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进行奋斗的热情。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的瓦解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和技术秩序领域的变化，另一个直接因素就是现代主义文化。
贝尔最后强调的是文化的宗教功能。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阶层首先产生了一种虚无主义感。现代主义者对生命的审美合理化就是一种替代传统宗教而兴起的给人类生存提供意义的尝试。现代文化取得宗教功能的过程被称为“伟大的世俗化”，这种思潮的产生包括三种变化：经济政治领域中激进的个人主义；文化领域的自我观念；关于限制的观念，其意义从宗教转移到艺术领域；天堂和地狱信仰的衰落。现代文化取代宗教的重大结果之一，就是本能冲动和理性规范，自由和约束之间传统张力的消失。人类必须永远对生存苦境做出回应，如果将宗教界定为寻找生存意义的努力，这一过程将与人类共始终。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是确立贝尔在学术界地位的着作，该书中所涉及的学科跨越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宗教学等领域。贝尔对该书的写作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化本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结合自己的体验与思考，他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分为深层矛盾与表层矛盾，从而凸显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整体形貌。贝尔的理论和方法论，成了推进当今世界的实实在在的科学工具。我们还要注意的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理论在本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作者承认韦伯的这种理论，并认为新教伦理与清教徒精神的瓦解正是带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化原因。所以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若能结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来读将会是大有裨益的。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把社会发展分为互有联系的三个不同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按照贝尔的观点：前工业社会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所以贝尔将其称之为“对自然的博弈”。工业社会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主要利用原料技术相比，该社会主要利用能源技术来生产社会财富，强调资本重要性。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知识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论述后工业社会与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的区别时，贝尔用社会结构的五个变化来说明后工业社会的特征：
第一，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来看，后工业社会发生了从产品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变。
第二，从劳动者的职业分布上看，专业性与技术性阶层处于主导地位。在后工业社会中，具有支配作用(并非指从业人员最多的职业)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职业，而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取代以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统治集团。
第三，从技术的利用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主要技术是农耕和渔业等开发原料的技术，工业社会主要是利用能源的生产技术，而后工业社会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
第四，从社会发展的轴心上看，理论知识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这是后工业社会最突出的特征。
第五，在未来的决策方面，由于决策过程和环境更加复杂，后工业社会将更多地依赖新的“智能技术”，即用计算机程序、系统指令等智能技术来代替人们的直观判断，进行决策选择。
1973年贝尔正式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系统地研究了工业社会的未来，预测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后果，在美国学术界和国际未来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未来学的经典着作。从此，“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应用。贝尔在书中写道：“本书提出的命题是：在今后30～50年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正如我所强调的：这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信息产业兴起和传统产业信息化的过程，信息在后工业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贝尔在其以后的着作中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他在1979年发表的题为《信息社会》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其实就是信息社会。”
在这里，贝尔已经意识到，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正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突出标志。此外，后工业社会作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工业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段，因此包含了动态的“信息化”的概念。虽然贝尔没有首先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但是他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和后工业社会形态和特征的描述和今天信息社会的含义基本一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