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权制下的母亲，正如被她儿子所见：控制性、欲望、阉割、心灵受难、充满内疚、让人内疚；冷酷的表情、巨大的胸部和贪婪的深渊；罪恶的毒蛇在她的双腿间，沼泽地的草丛中或齿间蠕动；在她的腿上总是坐着个无助的婴儿或受苦的孩子。她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生育和抚养儿子。“我真的从未在任何时候见她单纯是个女人，过着没有我参与的生活。”她从他的身上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只有儿子……才能源源不断地带给母亲满足。这是最完美的事情，是人类关系中最没有矛盾的。”“母与子之间的……关系……为永远不变的柔情树立了最纯粹的例子，并且不受任何自私想法的影响。”作为引诱者的母亲，儿子渴望与她睡觉的母亲，对她来说，那种乱伦禁忌的思想是最为强烈的，比如，乔卡斯塔（Jocasta）、格特鲁德（Gertrude）。尽管父亲强奸女儿和兄弟强奸姐妹的事情经常发生，但在任何文化中，母亲和儿子间的乱伦都是始终不变的禁忌，并在男性作家作品中受到了最密切的关注。
在跨文化的禁忌中，岳母也是其中之一，并且对妻子和母亲来说都是可怕的替代。
班克斯岛上的女婿只有等到潮水把岳母的脚印冲刷掉后，才能跟随她去海滩；纳瓦霍人（Navaho）称呼岳母为“doyshini”，意思是“我可能看不见的那个她”；在尤卡坦半岛，与岳母的相遇足以阉割一个男人。母亲在生活中处处保护着儿子，使他们变得懦弱。“这一切总是开始于那个爱我的妈妈。作为她爱意的证明，以及她对这个大小孩命运的担心完全控制着她的所作所为，她想把我抱紧，隐藏、逼迫、俘虏在她的子宫里。这种冲突和矛盾将会伴随着我从子宫到坟墓……1941年9月23日，我终于甩掉了母亲对我的管制，我感觉自由了。”母亲认为应该帮助儿子，她挑战着父亲的专制，不把儿子移交给男人们审判和支配。“母亲无意识地在狩猎中扮演了一个使猎物从掩蔽处惊起的人的角色。即使你的（他父亲的）抚养方法可能使我变得自负、厌恶一切甚至自我悔恨（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母亲却可以通过她的善良，通过体贴的谈话……通过为我辩护再一次地抵偿掉这些，我又再次回到了你的轨道，不然我可能会偏离了这轨道，看不见你的优点和我自己的优点。”她试图阻止孩子的出生，孩子的出生是她的创伤。“她就是敌人。她站在了孩子与生活之间。其中只有一个可以获胜；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怪物再次降临……”她潜伏在罪恶背后：
“噢，母亲，母亲，”他真的哭了！
“你应该为我的死负责，
因为在小的时候我就受你训练，
只为今天我被送上绞架。”
她在死后仍然保持了她的强大和噬血性：“如果她死后，她的未满足的灵魂必然会回到她的孩子的身上，并且要求他履行那些应该只有活着的肉体才能够完成的事情，那么一个母亲为了她的孩子牺牲她自己有什么用呢？”而且，在一个完全是连续整体的两个极端，她是卡莉，印度教中的“黑色女神”，龇着毒牙，脖子上挂着全是头骨做成的项链，在她丈夫的尸体上跳舞；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白色缎纹大理石雕塑圣母怜子中，她让她那无瑕的人体雕像的脸高于抱在她膝上冰冷的、玩世不恭的儿子的尸体。
不知何故她和他的关系与死亡有着联系。当他看着他的母亲（或任何成熟女人），除了压制，是不是非常容易就想到他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小斑点，一个弱小的、盲目的，生长在她身体里的一块肉？当他什么都不是时记住的一个时间，是不是他被迫知道他将不再存在的那个时间？
当然我们知道他对埋葬方式、洞穴、坟墓和代表女性身体的洞穴迷宫进行过选择；或者是被掏空的死亡之船，在英雄神化中它也是一个摇篮。他也许会害怕——而又希望——再次遗失在女性的身体里，合并和拉回到一个深度意识的状态；看穿一个女人可能是一个充满焦虑举动，在这期间他必须忽略或否认真正活生生的人，必须征服或占有她的身体，如同征服或占有领地，但尽管这样，他对那个身体仍然感到恐惧（像古代的战士一样，宇航员在离开地球之前要避免与女人有性接触）。他必须将可以性接触的女人和“母亲型”的女人分开，即使这样，浪漫的性爱故事总是与死亡有关。
否认这种对其母亲的焦虑的表现形式可以有很多：需要把她看成家中的天使，显示出明显的爱意，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一位刚刚离婚有小孩的母亲告诉我，现在与她正在交往的那个男人向她保证过：“母亲会让他兴奋——她们要比其他的女人真实得多。将来她们有地方立足。没有孩子的母亲早已经死去了。”他所说到的那种女人的客观表现毫无疑问地混合着一些蔑视、探索的需要，甚至于她的母性（这个男人进出她的公寓所做第一件事情总是打开冰箱）。我认为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他在“寻找一个母亲”，或者，那个母亲已经在那里，他在尝试着在她面前显示自己的性爱。
但是母亲就在那，看起来，不管怎样，没有孩子的母亲也是一样；对于成年的男孩来说，母亲隐现在每一个女人中。或许没有哪个文学作品会像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第三首》那样清晰地将这些揭示出来。他在其中称呼“女孩”或者年轻的女士为“亲爱的”，向她努力形容她在他意识中的位置和她代表的一切。通过做这些事情，他在对（年轻女孩很快就会搞不懂的）母亲的“史前”理解中创造了一个男性精神的风景：
但是他可曾经开始过自己呢？
母亲，你使他变小，是你开启了他的人生；
对于你来说他是全新的，你将他全新的眼睛定格在这个友好的世界，避开那些不友好。
噢，你以美妙姿态站立在他和天崩地裂的混乱之间，那些岁月哪里去了？
你就这样向他隐瞒了许多；你使那夜间可疑的房屋变得无害，你从你充满庇护的心中将更富于人性的空间和他的夜之空间混在一起。
你并没有将夜光放进黑暗中，不，而是放进了你的更亲近的生存，它仿佛出于友谊而闪耀。
哪儿都没有一声吱嘎，你不能微笑着加以解释，似乎你早就知道，什么时候地板会那样震动于是他聆听着，镇静下来……
他，那新生者，羞怯者，他怎样陷入了圈套，并以内心事件之不断滋生的卷须与模型，与哽噎的成长，与野兽般追逐地形式交织在一起。他怎样奉献了自己——爱过了。
爱过他的内心，他的内心的荒芜，他身上的这个原始森林，在它缄默的倾覆上面绿油油地立着他的心。爱过了。把它遗弃了，从自己的根部走出来走进强有力的起始，他渺小的诞生在这里已经被超越。爱着，他走下来走进更古老的血液，走进峡谷，那儿潜伏着可怕的怪物，饱餐了父辈的血肉。
这时，女人，出现在你面前……
所以少女对于他来说是在他“恐怖畸形”的内部生活中的一个调解，就像母亲在他童年时期调解他的夜晚恐惧和陌生世界一样：
噢，轻点，轻点
给他安排一项可爱的，一项可靠的日课，
引到花园附近去，给他以夜的优势……
留住他……
这个女人，再次治愈他，帮助他，给予他温柔和安全。角色（或者法则）很清晰：《哀歌》中没有一处暗示一个男人可以为一个女人做这件事，或者容许这个女人有她自己复杂的内心。至少里尔克与角色可能发生的改变格斗过一次。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笔记》中，他问：既然数世纪以来女人们就做“关爱”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是否是男人做一点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像所有一知半解的人们一样被简单的快乐惯坏了，并且被神秘的气息笼罩着。然而如果我们不去看重我们的成功，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学着去爱（而我们一直被别人爱着），那会怎样？如果我们当时继续并开始去爱，现在是不是会改变了许多？”
但是在他的思维中，里尔克不会知道，甚至不会有一丝模糊地知道，对男人的这项“爱的工作”——简言之，母亲的爱——对于女人来说的代价是什么。依赖着一系列女人、知心者以及女赞助者的鼓励和保护，他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儿子。他在1902年记录了与雕刻家韦斯特霍夫（Clara Westhoff）的新婚状况：
——把他
我们在12月的时候有了一个亲爱的小女儿，名叫露丝。自从有了她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对于女人来说——我深信——小孩是所有陌生感和危机感的终结和释放：它同时也是精神上成熟的标志；而且我深信一个曾经或者现在有孩子，并且爱着她的女艺术家不会逊色于一个成熟的男士，她有能力在同等条件下达到所有男人可以达到的艺术高度，而我所说的同等条件是指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和我的妻子有了一个小家（在离沃普斯韦德不远的小乡村里），但是这个家花费太大了，所以我们同意各自工作生活，每个人像从前单身时那样生活。
但是对韦斯特霍夫来说，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永远不会变得“像以前那样”了。最终，她为了继续工作而把露丝委托给她自己的母亲照看。对于一个女艺术家或者任何女人来说，要一个小孩意味着没完没了的护理琐事，为将来计划，学习一切女人们认为“天生”就知道的东西。作为母亲一天要做的真正的体力和情感工作，他从孩子的角度看待夜间猛醒，睡眠不足严重影响了女人的生活和工作——所有的这些里尔克通常像孩子一样，像男人通常理解的那样，认为那是理所当然。
我们读里尔克的片断是因为他的言语和观察似乎常常比其他的男作家更有深度、更广阔，至少从中了解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要比文学想象中的更暧昧，更朦胧。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男人写女人，从不写他们深不可测的恐惧、内疚和对感情的关注，而这些对于女人来说，除了母亲就是反对母亲者才能够体会得到。
是一些成年的男孩子告诉我们，告诉他们彼此：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是“陷阱，洞穴，壕沟”（坟墓？）；在印度教教律中，不论是什么阶级和社会地位，我们天生就是不纯洁的，善于引诱的并且要求生活在男性的控制之下；在公元元年，我们是“罪恶之首，恶魔的武器，被逐出天堂的，罪恶之母”；作为父权社会的理想女人，我们的额头上雕刻着“神秘”一词，并且自我牺牲是我们的特权；我们的子宫是一个“放纵的”、“含氮、充满盐分和贪婪”的哺育之地；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医学专家的解释，我们不会好色，并且“花天酒地的生活”会使我们不育，而且“真正的女人会把所有男人看做……像继子一样，用母亲的温柔将心靠近他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我们是我们自己“生物学悲剧”的受害者，而这个悲剧不是合法的社会变革能解决得了的；根据新弗洛伊德学说，“男人有可能不幸患上的退化综合征，基本上来源于母子关系”；在中国，对于女人来说，女人的爱是中产阶级的反常表现，是资产阶级的作用。
但是，在我们是母亲之前，我们首先是有血有肉有头脑的女人。
二
大概在六岁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听关于母亲和孩子的故事是“勇敢的斯巴达母亲”甘愿把她们的儿子送上战场：带着你的盾或者躺在上面，意思是这个少年凯旋或者战死回来。一幅画面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显现：这个少年，深受重伤，没有了盾牌，回到他母亲的门前。她会不会拒绝开门呢？
你愿意为军队作贡献吗，夫人？
我仍然留有一本儿童书，在小的时候读过很多遍，我引用在了下面的信件中：
尊敬的女士：
我在战争部的文件中看到你是五个儿子的母亲，他们光荣地死在了战场上。我尝试说服您从如此巨大损失的悲痛中走出来，但却感到自己的言语是多么的无力和无用。可是我不能不向你传达悼念，你可以在共和党的感谢词中找到这些。我祈祷我们神圣的上帝可以减轻你失去亲人的悲痛，让你停留和沉浸在那些快乐的爱的记忆中，你庄严的骄傲就是你为自由的神坛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
庄严致敬
除了这些早期印象以外，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我内心就认定是一个儿子（在儿时“过家家”的游戏中我总喜欢扮演男性的角色，然后说服或者强迫妹妹扮演女性角色）。我时常把自己看成男人；我认识的男人看起来很少会因为自我怀疑和犹豫不决而后退，似乎有更多的机会向他们敞开。在25岁时，我想要生孩子，为没有生过小孩的我自己，为那个受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压迫的自己，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原始的人——感觉自己在脑海中闪过这些可能，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和作家，在怀孕期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如果我想生产一个男性的自己，这是因为男性看起来根据性别继承了这些品质。我想要一个儿子是因为我的丈夫说希望要一个“小男孩”。或许他也想生产他自己，去重新开始。一个男人，他想要一个男孩。一个犹太人，并且是长子，他想要他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一个成年男性，他想要“一个小男孩”。
我也想要一个儿子，为了想做一些我母亲没有做的事情：养育一个大男孩。我想要他，作为对我父亲的挑衅，而他“只”生了女儿。很巧合地，我的大儿子在我父亲的生日那天出生。
亚伯拉罕·林肯
你愿意为军队作贡献吗，夫人？一代又一代，我们把儿子送进战场：不一定都是如同斯巴达战役和南北战争那样直接和血腥。生儿子成为了女人在世界上留下“她的”痕迹的一个手段。六年后，我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一个聪明有才华的女性朋友写信给我：“这一个……肯定是天才。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带着阴茎而不是阴道降临的原因。”
但是，抚养三个儿子，我发现我自己生活在最深层次的激情和迷惑中。三个小生命，很快变成三个大人，我时常感受到他们的关怀在我的生活中渐渐消逝，而他们的美貌、身体的魅力让我感到吃惊。我不把他们看做“儿子”和即将继位的继承人，而是把他们看成亲爱的婴儿的肉体，在小孩子的身上真实地存在着探索身体的坚持，全神贯注的纯粹，悲伤或快乐，一点一滴地把我和早已遗忘的地带联系起来。我曾经是一个鲁莽的，没有耐心，疲倦的，反复无常的母亲，成为母亲是一个打击，让我退却，但我知道我狂热地爱这三个小东西。
我记得一年夏天，我住在佛蒙特州的一个朋友家中。我的丈夫当时在国外工作几个星期，大多数时候我和三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另外一个五岁）待在一起。家中没有成年男性，就没有任何理由作什么安排，午睡，定点准备饭菜，或者早睡，两家的家长们可以聊天，体会到了我们感觉到的一种美好却有负罪感节奏。那一阵子天气异常炎热，天空晴朗，我们几乎都是在外面吃饭，只求吃饱；我们半裸着，熬夜看蝙蝠、星星和荧火虫，读文章和讲故事，很晚入睡。我看着他们男孩修长的身体被晒黑，我们用在太阳底下晒热的花园水管中的水洗东西，我们如同在某个只有母子的孤岛上生活一样。夜晚他们入睡时不会喃喃自语，我不睡觉，像原来做学生时那样，读书写作直到凌晨。我记得思考过：这就是同孩子们生活的样子——不用上学，没有固定的日程安排，不用午睡，没有既做母亲又做妻子而没有空间做回自己的矛盾。曾经有一次，因为看夜场的汽车电影，我半夜才开车回家。经过有鬼火显现寂静而又曲折的佛蒙特州路，三个睡着的孩子躺在车厢后座，我感到十分清醒，兴高采烈。我们一同打破了睡觉的时间规律，打破了夜晚的规律，打破了我自己认为我在城市中必须遵守的法则或者我变成一个“坏妈妈”的定律。
我们是同谋，违反了做母亲的宪法；我感到我全面地控制了自己的生活。当然宪法再次向我们关闭，带着对原型的不满，我又再次不信任自己能做一个“好妈妈”。但是在那时我就知道我不想要我的儿子们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更不想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去杀人或者战死。我想要为自己生活，爱他们每个人。
三
这种个人的价值观和对自己的热爱是不是只属于善于自我表现的灵魂呢？或者是否我还没有达到人生的成熟阶段？或者是否因为我是女人所以要恪守永恒的法律放弃这些而孤独一生？这看起来是我一生中一件无价的礼物：感谢上帝我要选择拥有一个享有母爱的大男孩。
当然父亲会对儿子有所要求；作为继承人，农业工人、士兵、机器的进料员，自我的形象和外延；他们不朽的声名。对社会上系统的杀害女婴的案例，可以理解为女人们想要男孩，而不愿面对怀胎九月生出孩子会被他人当做废物对待。但是，在组织男性守护领土和侵略的现实情况中，女人有了儿子，他们就真正是在为军队工作了。压抑这些，或者相信她自己的孩子会在战争中躲避死亡，要比杀死女婴要容易得多。在一个对女性制裁充满迷惑的社会中，母亲可能本能地赋予儿子更多的价值——或者说更多的希望，就像在“黑色骄傲”没有流行之前，一些美国黑人在评价一个拥有白皮肤和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小孩时会感到压抑和强迫。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到没有生机，没有成就，可能会无意识地表现出来，就像上面引用自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年轻时的笔记本中的一段文字所表述的一样（作者当时马上要结婚，但从不希望生小孩，最终离开了婚姻变成了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和女权主义者）。
“拥有一个享有这些的大男孩。”所以我们始终站在弗洛伊德的阴影下。在过去的40年里，弗洛伊德的著作不断被修订和解读，以至于接受和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大多是由于其著作选择的观点，把他人的观点进行了过滤（我们不应该低估电影、戏剧和笑话的力量）。在他的理论中，没有一个观点能够比其所谓的恋母情结影响更大。没有读过弗洛伊德的女人用这样一种信念来抚养孩子，她们坚信：向他们显示肉体上的爱慕是“引诱性”的，应针对男人的行为方式对她们的儿子施加影响，这种方式是作为女人的她们深恶痛绝的，去“阉割”他们，或使其变成“‘贪婪的’、‘盛气凌人的’人物，这种人物出于心理健康成长的原因，她们的儿子肯定会加以拒绝”，要不，她们坚信，如果她们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大可不必”的同性恋者，那完全是她们，仅仅她们的责任。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在某些领域是先锋。比如，他认为情感的折磨不仅仅是道德犯罪，无意识的冲动促成了普通的人类活动。他关于梦的分析我们现在看起来有些原始，但他的确重新确立了对梦的认知，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此以前几个世纪的医药“科学”都没有承认这个观点的正确。但是弗洛伊德也是一个男人，受到他的文化和性别的极大限制。卡伦·霍尼是他早期最关注的评论家之一。霍尼指出了他观点中其严密的生物学和机械论基础，他把心理学特征转化为解剖学原因，他固有的二元思维方式，即本能和“自我”，男性和女性，消极和积极，看起来都是完全对立的。她特别质问了他的人的一生都在重复或回到童年的事件中的观点；一个她感觉正确的否认人的器官发展和我们生命每个阶段的质变。
霍尼接受恋母情结，但是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不同于弗洛伊德，她不认为小孩对父母的强烈情结是由生理决定，所以是普遍的。她把他们看成是一些，但不是全部小孩经历的具体情况的结果。她的批评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勇敢的，因为当时恋母情结，不论是受压抑的还是爆发的，都被认为是精神生活的中心。她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使得她在两年后被逐出了权威的纽约心理学研究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她的观点发表得太少了。
对于一个小男孩，弗洛伊德认为恋母情结的过程包括男孩第一次经历对他母亲的强烈的性感觉，然后学习将他自己和他母亲进行区分，通过他的父亲来识别男性而不是把他看做为对手，然后进入一个切入点，让他的性本能可以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而非他的母亲。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婴儿时对其母亲的性感觉会使他担心其父亲会嫉妒而用阉割来惩罚他。对于这个男孩来说，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放弃与母亲的联系，通过认定父亲，把父亲认知为权力的最高象征。保留他的阴茎的代价就是接受他的父亲，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叫“超我”——总之，了解了等级规则的最高级，本能的戒律，异族结婚以及乱伦的禁忌。
弗洛伊德建议在这个危机时期有一系列可能：男孩可能会真正因为手淫而害怕被惩罚阉割，嫉妒的父亲可能真会给青春期的儿子行割礼（象征性的阉割）。但是，这些事件也可能只是发生在想象中。
从根本上假设母子二人关系本质上是倒退的、循环的、徒然的，那个文化取决于父子关系。母亲为儿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依赖永存，它阻碍了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解决恋母情结，男孩进入了男性世界，一个充满等级和命令的世界。文明——当然意味着等级文明——要求作为母子相互关系的第三号人物——父亲来做介绍（他的出现已经在九月怀胎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用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话来说，恋母情结变成了“人类文明的入口”。但是父亲不仅代表权威也代表文化本身，超我控制了本我的盲目乱撞。文明意味着认同他的父亲而不是他的母亲。
弗洛伊德也认为小女孩缺少阴茎类似被“阉割了”一样，作为女人，她必须用怀孕和小孩来替代失去的男性器官。基于这样的假设，他应该把这个“欲望的”、无意识的品质投资到母子关系中：儿子已经不再是小孩，他拥有他母亲渴望拥有的阴茎（但是，很难理解弗洛伊德怎么会设想母子关系脱离了矛盾和“自我考虑”）。
母性冲动的观点一次又一次地被女分析家挑战着。不只是霍尼，还有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和弗里达·弗罗姆赖克曼（FriedaFromm-Reichmann）都主张如果女孩希望要阴茎，唯一的原因就是她看到了拥有这些特征的人的特权和好处。他们把阳具当做一个隐喻，认为希望要男孩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冲动。
尽管我们在挑战或驳斥弗洛伊德的理论构架，但是问题出现了：男孩怎样把自己和他的母亲区别开，这是否必然意味着他必须“参军”来形成父权价值观？在父权制下，母亲能不能代表文化？如果可以的话，她需要做什么？最重要的，与母亲的分离对于儿子意味着什么？
当然，首先意味着生理上的出生，离开了温暖的、柔软的羊膜囊，意味着婴儿渐渐地感觉到母亲的胸脯、面容，她的体温属于另一个人，不是单纯地为他存在，可以消失也可以重现，而且会根据他的哭喊、微笑、他的生理需求来进行回应，但不会增加，也不完全符合他的欲望和痛苦。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其中母亲首先没有出现在孩子面前——暂时或更长的时间，然后他体验着捉迷藏的游戏，并最终可以自己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散步。分离也意味着断奶，认识到母亲周围的人也可以照顾他，母亲不在时他也是安全的。毫无疑问，孩子在每一阶段都会感到焦虑和孤单，害怕那些安全感、温柔和依赖将永远离他而去。非常有必要出现第三个人或其他人来消除这种焦虑，拭干他感觉被抛弃的眼泪，让他重新感到所有的关怀和爱不是单单出自他的母亲一个人，让其接受她的分离，接受独立的自己。但是经常这个第三个人还是一个女性：祖母、阿姨、姐姐、护士。事实上，她可以给予比母亲能够给予的更多的关爱和快乐，她可以在情感上变成一个母亲。如果是男性角色，孩子的经历就会少些实际的关怀和快乐，比起孩子身旁的女性们，男性出现的间隔更大，更有距离感，更具判断力，更为自己着想。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孩子在早期体会到了性别与适应他人的感情有关。
最终他必须被这些男性们所接管。部落社会中都会要求举行青春期男孩进入男性群体的“第二次出生”。“成人接纳仪式中……年轻男子就被这个男性世界的守护精神吞噬，重生为这个精神的孩子不是其母亲的儿子，而是天堂之子，而非地球之子。这个精神上的重生代表着‘更高层次的男人’的出生，甚至从原始的角度来看，他与仪式，自我和意志力……有关。男人的世界，代表着‘天堂’，代表法律和传统，至少在早先的上帝都是男的。”这件事情经常伴随着动物阉割和牺牲、符号性的创伤、苦难，也伴随着一个公开拒绝母亲的仪式：就像斐济人一样袭击她，像阿帕切族和易洛魁印第安人一样用剑刺伤她。但是无论制定什么样的仪式，这个有阳具的小孩就被寄希望于他和其他有阳具人的在一起。如果这个儿子生长在强大女人掌控的所谓的女权家庭中或者母亲是家长的家庭里，这个仪式就不怎么重要了。根据这个观点他还是必须与父亲在一起，父亲是法律和传统的代表，镇压者，主流文化的创建者和承担者。
无论他的母亲的最原始的本能告诉她什么，她都被希望于能够对此有所促进。我的祖母时常带着痛苦描述我的父亲——一个身材瘦小、苗条的犹太男孩——是怎样在十岁时被送进军营。“军队的制服对于他来说太大了……我至今清晰记得那个所有孩子中最弱小的男孩，恐惧地站在站台等待着那辆火车。”但是，她还是把他送了出去，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去成为一个男人。在20世纪早期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她能有什么选择？
事实上，在所谓的恋母情结的三角关系中的第三阶段是父权力量。把恋母情结作为人类发展理论进行抢救的努力都应该出自于此。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认为，尽管弗洛伊德假定“恋母情结过程”发生在生物学层面的家庭中，但是有可能存在一个更加基本的社会化理论，其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和性别角色。“这是一个强大的……辩证的理论；人们会经过一个与征性人物的爱、欲望和权力做斗争的过程。”奥特纳建议即使一个孩子被两个或更多的异性或同性家长抚养和统制，这个框架都应该存在。同她指出的那样，尽管“由父母及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分裂了，比如在基布兹，托儿所的老师们全部或大多数都是女性”。
重读弗洛伊德和支持弗洛伊德的人的著作（特别是朱丽叶·米切尔，与其说她是马克思主义或女权主义者，不如说她是弗洛伊德学说的追随者），总是关于阳具嫉妒、阉割、孩子（尤其是儿子）是阳具的替代品等概念，给人留下的最强烈印象就是语言的含糊不清。这也许是心理学家以“科学”的角度感受记忆、梦、幻想的结果，即与诗歌对立的科学的错误认识的结果。一个阴茎、一个乳房具有的想象含义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生理存在意义（就像我们眼睛、耳朵、肺、阴户，或我们拥有体现智力和肉欲身体的其他部分）。是这些含义没有被挖掘；生理形象的强烈感觉和共鸣遗失在术语的复杂还原中。尽管是十分惹人注意的阳具，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看来只是一个可怜的东西，完全否定了其广泛用处，如同其作为生育能力符号和在前家族制祭祀中，天母的附属物赫姆那样。这些限制——根据霍尼的解释，来自于弗洛伊德严密的生物学和二元论方法——尤其是在男人的梦和幻想中有母亲（也是女人）形象出现的地方。
朱丽叶·米切尔反复谈到我们不应该责怪弗洛伊德，有些他没有探索到：就像他自己知道的那样，社会条件的分析会对女性心理学作出贡献。引用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名言，就是“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有一个盲点：弗洛伊德的？是女人”。但是事实上周围一切是清晰可见，没有什么所谓的智力“盲点”——也就只有我们和男人的头脑中掩饰女人大范围存在的时候，那个盲点才会出现。在父权制思维下，弗洛伊德不需要为了更深体会女性人物——特别是母亲的想法和需要而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关于他自己宣布的方法和目标，他也真的失去勇气并退回到了关注女性的地方。这不仅影响了他对女人的态度，也必然影响了他关于男人以及阳具对男女的重要性的观察和研究。弗洛伊德关于儿子的看法中充满了他对母亲的敌意情绪。
当然是弗洛伊德自己强调了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说双重含义的话语、健忘、只言片语都表示了我们不会有意识地对所说的含义负责。伊丽莎白·简维（Elizabeth Janeway）注意到在涉及小女孩时他经常使用的短语“阉割的事实”。“我们假定他是有意识说这句话的，那我就认为它引导我们走向弗洛伊德对女性这一性别的复杂内心。”简维认为尽管“小女孩不会‘真正’被阉割”，弗洛伊德不用去作调查也肯定清楚女人，作为社会的人，遭受的强烈反对和剥削。总之，弗洛伊德把女性阉割当做一种隐喻。但是，准确地说，因为他没有研究社会对女人的残害的精神意义（这也迫使他更深入研究男性心理），所以他的著作，不论关于男人还是关于女人，缺少了一种真实，这种真实被人叫做政治，而我叫它诗意科学。
四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母子关系。在小说、戏剧、电影和奇文逸事中儿子对美国犹太母亲的嘲讽来源于耶和华崇拜者痛恨女人的传统，以及在主张社会同化的美国犹太男人和女人所遭受的境遇。犹太女性移民在变成“美国人”的过程中地位大大下降，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她的角色：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中间人、女商人，企业家、家庭和财产的管理者，生存的策划者。变成了她“美国”丈夫的一个“美国”妻子。因为现在他的威望取决于能够养家糊口和事业有成，而不是修炼犹太教法典的学生，他的跨大西洋的男性主张，要求（或者看起来要求）她退到家庭成为一个家居母亲。
把弗洛伊德的关于“完美的”、“和谐的”母子关系的田园诗与体现了对母亲的痛恨和蔑视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抱怨》或者丹·葛林宝（Dan Greenburg）的非小说《怎样成为一个犹太母亲》进行比较，你会感到非常有趣。但是，田园诗和现实被约束在了奇怪的美国犹太文化双重影像之中，母亲不是多愁善感就是鲁莽无比；不是太过吵吵嚷嚷，太好强，太精力充沛（性精力？）就是性压抑。按弗洛伊德的话说，她在遭受“家庭主妇精神病”，她用犯罪和有害食品欺负她的孩子，在哀悼或点亮安息日蜡烛的间隙她才感到尊贵。
保琳·巴特（Pauline Bart）描绘出中年女人在情绪低落时所造成人性上的伤害。情绪低落有很多种表现：高而尖的嗓音、自我贬低的紧张的笑、常年依赖安眠药和助眠器睡觉等等。但是这些被驯化的美国犹太女人们还是有一些热情和快乐的。犹太妇女从女人的角度要求得到尊重，但是这个特殊的亚文化滥用贬低了它。她是一个女幸存者，长着尖牙和爪子，有她自己神经系统的战士。像她的黑人姐姐一样，她承受一个人在她背上的重量。然而她一方面生活在儿子对她的依赖诋毁中，另一方面又生活在内疚和压抑愤怒之中。
这个黑人母亲因为“阉割”她的儿子同时被白人和黑人男性起诉，她在她所谓女权制的家庭中养家糊口，做决定，抚养孩子。不必说她作为“女权制”的“力量”彻底地被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贫困所限制。再次被误读为力量的是生存能力、勇气和提供她的孩子生活所需要的一些东西的决心，即使这意味着为了他们能够有衣服穿有食物吃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因为该黑人母亲对她儿子象征性的阉割行为，使得白人男性种族主义，这个真正阉割了成千上万黑人男性的种族主义，再次显示了其与性别歧视的不可分割的关联。
五
“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女性，那请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或者去读诗歌，或者等到科学研究能给你更有深度、更一致的信息。”因此，在尖刻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局限的情况下，弗洛伊德完成了他的作品《关于女性》。
在他写下这些文字后的四十余年中，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情。通过玛丽·珍·薛飞（MaryJane Sherfey）、马斯特（Masters）与琼生（Johnson）奈尔斯·牛顿、爱丽斯·罗西（Alice Rossi）这样的科学家的著作，我们开始积累有关女性生理、性以及它们与心理学的联系的知识；妇女运动发掘并刺激了女人新体验的出现；当然女诗人也有了话语权。
虽然是逐渐地，女性体验正在变化的一个方面是表达出来的对儿子的渴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有而且以后继续还会有喜欢男孩的女人，她们仍然对男孩子抱有更高的期望。但是，随着一些女人更多地关注自己生活，标志着对儿子作为男性的过分看重也正在发生变化。
很多女人表达着这样的感觉：在人类历史中，这个时期做女人要好得多；女人自我掌握命运的要求不断拓展和深化，并创造了大量的可能，展示自己想法的机会和激进主义。毕竟一个新的相互目标和分配观念存在于女人之中；我们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巨大变革之中。此外，很多女人感觉到她们经历的关于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愤怒，如多年积聚的洪水暴发，把她们卷进与作为男性等级制度一部分的男孩子们的痛苦矛盾之中。“你不可以让孩子疏远他自己的文化。我的儿子养成了很多我不喜欢的性格，他们蔑视女人……我爱他们（她的儿子）。我不可以把他们看做为我的敌人。”不论这个女人的困惑是什么，她在表达一个并非她独有的冲突。
人们越来越害怕让男孩疏远“他的”文化，甚至是那些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反对这个文化的女人们也在害怕。在60年代初，我回想起那些自称和平主义者的母亲们共有的一个担心：禁止玩具机关枪和手榴弹会让孩子同他的玩伴“疏远”，甚至可能使他们“变得阴柔”。（或许这些母亲也本能地感觉到枪是阳性的，它代表的远不只是杀人；或许他们只是害怕被起诉，就像母亲经常被起诉一样，因为“阉割”她们的孩子）。但是主张男女平等的母亲却越来越害怕她的儿子疏远“他的”文化。
我们害怕什么？害怕我们的儿子会起诉我们让他们流落街头？害怕他们遭受我们所遭受过的父权制报复？我们是否害怕他们可能会丧失了男性的特征和特权，甚至是在我们努力去铲除这个不平等？女人为了教育孩子不需要模仿男性的“宏观”特征，是否必须把孩子看做敌人？一个母亲怎么会真正爱一个对女人蔑视的儿子呢？或者这是不是常常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中的安抚的错误的爱呢？当一个母亲自己开始颠覆女性传统形象的同时，却看到他的儿子沉迷于电视暴力、橄榄球，这些被罗伯特·瑞德（Robert Reid）称之为“一个男性可以作为主宰出现的雄性动物表演世界”，这肯定是一个痛苦的矛盾。这一切太过容易，以至于无法无意识地接受这种内疚，所以会很快转而攻击任何一个想要扩张自己存在价值的女人，这对她的孩子必然会有某种伤害。这种内疚是女人控制社会最有力的形式之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其完全无动于衷。
隐藏其愤怒的女人可能会很好地培养儿子的男性攻击性，她没有比这更自信的了。她可以真的让儿子攻击自己，压制自己。他小小的男性特质中存在着双重身份：这个年轻的、炫耀的雄性动物伴随着伤害过她的整个男性领域，但同时，他又是她的一部分，可以自由地表达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原谅了他的Khamstvo（一个俄语词，它兼有“粗野、好斗、兽性和残忍”之意，苏联女人曾用这个词来形容她们的男人。）。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是19世纪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还是五个儿子的母亲。她承认母亲照顾儿子的重担以及其讽刺性的本质：
我用我的双手细心照料这些男孩……我多么渴望不去干家务和照顾小孩……但是我觉得还是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更加详细地告诉他们我所受的苦……
明天太阳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亲爱的宝贝会睁开他那漂亮的蓝眼睛，欢叫着，充满爱意的看着我，使我再次感到生活的快乐……
当想起女人得到的大量错误待遇和不公，我羞愧万分，因为我不能一直对此保持长期愤怒，不是很瘦小，不总是眼睛充满泪水，嘴里全是诅咒，我的双手没有反对每一个男人和兄弟！啊，我怎么才能忏悔我为男性洗漱，为他们缝补棒球手套和裤子，以及手脚被弄断的罪恶啊！
但是女人为了追求女权而从情感上或其他方面放弃了他们的儿子，想起来也很荒唐。当然，母子关系——如同所有的感情关系一样——在进行重新的评价，不仅是在母亲对于男性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方面，而且她对儿子的希望和担心方面都在重新被评价。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儿子——同希望女儿一样——他们就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不被性别角色伤害以及对各种形式的厌女情结敏感。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历史的当代舞台中，我们的儿子可能会在男性世界中感到非常的孤独，几乎没有与其他男性的亲密关系（这不同于为保护男性特权的男人之间的“兄弟情深”）。当儿子停止充当其母亲参与社会的触角时，因为她伸进了自己内部，他就对她没有什么帮助了，就可能变成一个独立的人。
有时出于好奇，有时出于隐藏的敌意，有人曾经问我：“你的儿子对于这个是怎么想的？”“（这个”大概是说女权主义，特别是我对女人的承诺。）当有人怀有敌意这样问时，言下之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必须仇恨男人，是非男性化的；“这个”当然是对我的孩子造成伤害的；这问题会让人有负罪感（显然我唯一的回答是“你必须去问他们本人”）。但是，我们放更少的精力让我们的儿子变成我们的工具，或成为让我们没有权利的系统的间谍，我们的儿子就更不需要在他们母亲毫无生气的生活的重担之下。
诗人苏·西尔维玛丽（Sue Silvermarie）写他的小儿子，不仅是作为对男性权利和特权赔偿，也是作为她“母亲身份”的深层次意想不到的揭示：
我对女人作为男性的母亲的深深偏爱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是这就是我的偏爱，它让我洞察到了母性的吸引力。每天的角色任务会很容易模糊了这种吸引……激情变得清晰——当我肚中怀着他时，写出了一系列的爱情诗歌……有勇气公然地反对所有称他为私生子的人……医院病房里我抱他在怀中，抬头看我自己的母亲眼中充满了泪水……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天空变得晴朗，但是当我们关系不和时，乌云密布。当我有这些憧憬时，他的性别界限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没有怨恨，自由地爱他。对于我来说，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我不需要牺牲我的完整，但是我也不能牺牲我儿子的完整。这种母性吸引的热情需要整个人的投入。
然而，在她的诗《致男孩》中，这位母亲也承认可能有困惑和分离的时候：
我颤抖地去看你的体温。
失去你对我意味着什么是那么的明显。
为你那么困惑
已经是一个小男人了
你被看做权力的东西所引诱着
至少一半是
我用你的枪做什么？
你在犯法，但我认为
是我在法律之外
而你在其中
同意，
谁能对法庭视而不见……
当然，在此“阳具”变成了母亲完成使命的对立面。把其孩子看得弱小而深切地关爱着，她从他仅有的一点男性特征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她担心阳具给他的代价——这个男孩接受并被控制在父权法律下。但是她也不希望他的孩子是女孩；她肯定了性别世界的复杂和痛苦。
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用特殊的方式向她儿子表达：
小心肝，小心肝
你在我腹中歌唱，如同盘旋的赤杨芽
你，给了这个母亲生命
需要多久才能领会得到？神秘的你……
你像狼蛛一样黏着我
的后背；狼蛛母亲，
无论在哪里跌倒，我都等待
等待着你爬起继续前行。
然而你已经快五岁了
我现在却什么都不知道
可以完全从你出生的地方把你劫持
我就写到这里。
我想说：
你是母亲的孩子
不管多老，你的容貌对于我来说都不会改变……
也许很客观地说，这些母亲也想要利用她们的儿子，培养他们的反男权主义价值观。但是向我们儿子大量灌输反对的观念和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们现在一样解脱自己二者有着很大的区别。我在摩根的诗中感到了一种希望和期待，对这两者的表达——或许乐观地——使人信服；而在西尔维玛丽的著作中不仅结局有很大的不同，对儿子不得不从“男性群体”和他自己的人性之间做选择的认识上也有很大分歧。
我们再回到单个的问题上。对于儿子来说，保持摩根所说的“母亲的孩子”并不是保持自己的孩子气和依赖性，教育的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一个永远的男孩。这看似很矛盾，使这个“父亲的儿子”坚持到处寻找女人，与女人在一起他感到自己还是小孩子，是需求的化身，原始的小孩，斯坦利·柯瓦尔斯基（Stanley Kowalski）极度需要女人。父亲们的世界，这个男性群体，太沉迷于侵略和防御，以至于不能认可害怕、自我怀疑、致命弱点和泪水，不能在这些出现时给予安慰。父亲的儿子在痛苦的状态下学会蔑视自己，只向女人袒露心扉，而他肯定当时也对她们报有蔑视，或怨恨她们知道他的弱点。“母亲的儿子”（首先爱自己的母亲）更有机会认识到坚强和脆弱、铁面无情和感情丰富、培育和统治并不是相对立的，并不是某单独一种性别的继承使然。但是这暗示了一个对母子之间爱的新的理解。
普通的心理分析学家有这样一个观点：“母亲的儿子”之所以变成同性恋者，不是因为母亲权力的推波助澜，就是因为反对和抗议传统的男性角色。事实上，我们很少知道是什么东西和事件导致他们对自己性别产生情爱。而对于异性恋，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生物功能，巨大的社会压力使他们必须维持这个功能，这个程式化的冲动完全远离了该生物种类的现有生理需求。为什么男人选择男人作为性满足的对象或生活伴侣而不选择女人，对于5世纪的雅典人，这是一个不能过分简单化回答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母亲想要“留住”他们而弱化他们男子气质的儿子们，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回答（歌德和弗洛伊德两人都不是因同性恋而变得赫赫有名，但是他们都是被关爱被钟爱的母亲的儿子）。一个男人可能要寻找另一个男人的爱来回应其父亲的Khamstvo，以及他把女人作为性对象的恶心的虐待，或者他可能想要替代一个经常不出现的父亲。男性同性恋的范围——从真正喜欢和关爱女人的同性恋者到轻蔑替代女性压迫的易装女王，这只是我们知道的最浅层的方面。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害怕强壮的女人，但是我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同性恋人群中这种恐惧程度就要大于其在那些自称为“正常”的男人中的程度，男人们创造出的系统是同质化的系统，它排斥和贬低女性或者否认女性的存在。而我们排斥这些系统的最常用的理智的手段就是成为或应该成为母亲。异性恋和同性恋男人都受到这些系统的保护。但是因为我们的气力、我们的言谈举止会“把我们的儿子变成同性恋者”的担心仍然不断出现，甚至那些并不指责同性恋的女人们也有这样的担心，因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存在，一个男孩变成“真男人”看起来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命运。
六
我们想从儿子那里得到什么？这个问题困扰那些开始挑战父权制价值观的女人们。在心灵的最深处，我们想要他们是母亲的儿子，但是他们还是成长为自己，发现新途径，去做一个男人如同我们发现新途径去做一个女人一样。我们可以希望有更多的父亲——不是一个，是很多——也可以是儿子，有感情有承诺的父亲来帮助他们进入男人世界，在那里他们不用把女人看做营养和慰藉之源。这种父亲几乎不存在，但只要有一个优秀的人出现，那就有希望，不过这只解决某个人的问题。如简·拉扎瑞（Jane Lazarre）指出的那样，象征性“介入”的父亲不是一个个人的解决办法。直到男人们准备好承担他们的责任，把全面地专职照顾孩子当做社会第一要务时，他们和我们的儿子将不会有一致的关于非父权制男人世界的憧憬。男孩子所经历的痛苦、挣扎和犹豫并不是摆放在非传统的强壮母亲的门前，那些传统父亲们，甚至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无时无刻不在抛弃着他的孩子。几百年后，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最强烈的意识中，大多数的儿子实际上没有父亲。
即使避孕法已经相当成熟，以至于没有一个女人需要迫不得已怀上自己不想要的孩子。即使法律和风俗改变——只要女人并且只有女人是养育者，我们的儿子就会成长，他们从女人那里寻找同情，怨恨女人的“控制”力，在我们进入新的关系时黏住女人。只要社会本身是父权制的——它是反母性的——母亲就永远不能足够地照顾儿子，他们就不能不在父亲的统治下成长，在一个公开的“男性”世界，远离私人的“女性”情感世界下成长。
我们把儿子移交给父权制，以“为军队作贡献”的形式，象征性或真正地容许他们迫害我们以显示他们男性特质；我们帮助他们脱离我们从而变成他们自己，我们需要了解这两者是不同的。以斯帖·哈丁引用被人不断提起的神话“儿子的牺牲”：阿提斯、阿多尼、霍鲁斯、俄塞里斯。在这些神话中接近男性世界的儿子被“她母亲的勒令和赞同”所牺牲。她观察到这些神话都是站在儿子的角度，把神话当做“牺牲他自己的孩子气和依赖……的需要”。她从母亲的角度审视这件事情：“她爱他，但是在神话中她必须牺牲他。”在以前所有说“可以”的事情上（放纵，保护，顺从，完全的慈爱）她必须说出一个肯定的“不”。
对于母亲，也同样对于儿子，一生时间都在做母亲会否定了她自己的完整。哈丁认为对于她自己，也同样对于她的儿子来说，源源不断地来自母亲的保护是不愿意面对生活的艰辛。她更进一步地把“牺牲儿子”看做发生在一般女人和男人之间的需求：
这种牺牲……不会代表阉割，因为男人要求女人的最基本的满足就是他自己的性满足。他感觉到的是在这个领域里……除了要求女人服侍他外，最无助的就是解决自己的需求。就他而言这个孩子气般的要求和给她们的平等的不成熟的母亲祝愿，可能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建立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联盟。但是当他们在需要一个更成熟的东西的情况下……这个男人可能会被迫认识到这个女人不只是他所需要的东西……当她拒绝不再抚养他，不再强迫把她自己的需求变成她的决定来满足他的需求，他会发现自己必须面对现实……女人好像是他的母亲一样，满足男人性和情感上的需求。一旦失去阳物就意味着这个男人必须放弃他的这个需求。
哈丁是在说母性情感可以像禁锢儿子一样禁锢母亲。但是母亲的奉献精神是一个被普遍赞扬和支持的品质。儿子可能顺利进入男性世界，或者他后期的困难可能会怪罪于他的母亲过多的疼爱和保护，但是由于在与儿子的分离过程中她做出的努力，她还是得到了一些支持。
像其他的荣格学派的学者一样，哈丁没有强烈地迫使女人（不只是母亲）与男人保持“给予”、赞同、母亲似的关系。如果拒绝这样做，即使是在轻松的关系或谈话中，都经常会被斥责为“不友善”、“烦人”、“让人不能生育的贱货”。从女人嘴里说出的简单事实经常会被认为是直指男性生殖器的刀片。
同时女人们也增强了对男人的“母性”态度。一个女人在与男性的关系问题上给别人建议的时候，通常会提及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一位敏感而又博学的母亲给我写信说：“（我们的）态度可以影响男人对他们自己的理解，所以他们遵守它。换句话说——在对待孩子时——如果你对一个孩子说‘你很卑鄙！’他或她会同意，然后内化你的评价，从而变得卑鄙！”事实上，两性之间最阴险的形态之一就是女人平等地对待男人和小孩。这对男人来说是把自己当小孩对待，而且还意味着一种不可估量的女性引诱的能量。
玛丽·戴利注意到男人看不见女性彼此的交流。这是他们害怕的真正的分离——女人不应该在那里等待他们从男性群体这个等级森严的阳性世界中回来。男人对女人彼此交流的恐惧，如果不受到奚落或蔑视时，他们常常会说：“不要离开我”——对女人的恳求。但这个女人在寻找她和其他女人的精神和政治团体。“任何新方法、新社会的真正有创新性的憧憬都应该而且必须包含男人”。一个陷入麻烦的朋友写信跟我说道，用的是美国最性感的学院之一的信纸。当女人之间交流并听从她们的时候，他害怕失去“人性”。我猜想他真正害怕的是男人之间人性的缺乏，男性群体的头脑分裂，男人与男人之间不成熟的感情，对目标的无情追逐，肤浅的自卫性的男性友好。在此之下，我所听到的是一个大男孩的呼喊：“母亲！别离开我！”
而且，男人害怕失去特权。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到大多数“关心”、“支持”女权主义的男人们偷偷地希望这个“解放”会给他们流泪的权力，但同时仍然享有原来的特权。弗朗兹·法农（FrantzFanon）描述那个虐待阿尔及利亚革命分子的欧洲警察局局长，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和痛苦以至于他的家庭生活严重被打乱，因此他来这里做精神治疗。
这个男人清楚地知道他的病是由一种在审问进行的房间中的活动直接引起的……因为他不能停止虐待人（这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的话他不得不辞职），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要求我帮助他消除心灵的刺痛和行为阻碍，完全心情平静地继续虐待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
男人不断意识到他们的疾病可能与父权制有关，但是他们很少有人愿意从中退出。女人的行为也与母子关系有关：不是由于过去男人的不良举止而对他们的惩罚和遗弃，就是女人可能治愈男人的痛苦，一个母爱的新形式，一点一滴通过轻柔的劝诫，带着一个新憧憬的女人安抚男人进入一个更加人性和感性的生活。总之，女人会继续为男人做他们为彼此或自己做不了或者不愿做的事情。
“为了儿子我们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最终变成了我们为男人做什么以及男人会要求我们什么？（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女人的生活直接被父权制大大地影响。人数众多的家庭，缺乏照料或根本没人照顾的孩子，营养不良，被迫孤立，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对性别歧视毫不反抗——去要求什么或去问这个问题，但事实并没有使这个问题显得反动或无足轻重。）当然，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想为自己做些什么？然而，另一个问题始终围绕着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有孩子，是否结婚，是否离婚，是否是女同性恋，是否独身，是否是著名的女人，是否是女权主义者，是否是独立派。
如果我能为我的儿子许个愿，那就是他们应该拥有女人的勇气。我是说这些坚强和正确的东西：我在女人中看到的勇气，在她们私人和公开的生活中，在她们梦想、思考和创造的内心世界和父权制的外部世界中。她们新眼界的发展，使她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经历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有时这包括巨大勇气的小小行动，有时一个公开的举动可以失去她的工作或生命；通常它还包括有时或者长时间地考虑那些不可想象的问题，被指责，或者疯狂的感受；总是失去普通的安全感。每一个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女人都会这样，她们知道她必须要经历内外巨大的痛苦。我希望我的儿子面对这些苦难不会退缩，不会满足于包括宿命论的自我悔恨在内的那些已有的男性自卫能力。我希望他们这样做不是为我，或者为其他的女人，而是为他们自己，为在这个星球上生活。
在1890年奥莉芙·施赖纳讲了一个寓言，说的是一个母亲想要渡过一条不能徒涉的深河进入到自由之地的故事。她想要带上她正在吃奶的男婴，但是有人告诉他，不行，你这样保护他会失去你的生命；他必须长大成为一个男人，保护自己，然后你们会在另一端相见。当我们想让这些改变简单，不惊吓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把男人当幼儿看待并欺骗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放下抱在怀里喂养的成年男孩，相信我们自己和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些。是的，我们必须预想他们的愤怒，他们“别离开我”的哭喊，还有他们的报复。
尽管我认为让任何男性群体作他们自己是最具革命性质的首要任务，但是我还没有资格去计划把大量男人共同特质变为一个能够照料孩子的全面的系统。这不但会改变孩子们——因此男人们——对女人和男人的期望；它也会淡化性别角色和两性工作形式的多样性，同时也会改变整个社会与儿童的关系。学习照顾孩子，男人就不会变得孩子气，而且父亲的特权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因为没有亲身抚养孩子的经历而随便乱用。我可以看见把男人并入照顾孩子的全过程有很多困难和危险。隐现出的第一个就是原来的照顾孩子的观念，因为这一直是女人的工作，所以它是消极的、低水平的，根本就不算工作；或者它仅仅是一种“乐趣”。紧接着的就是男人没有同情认同的能力。我还认为许多女人会喜欢在全天照顾的系统中，女人做大部分的工作——这有很多原因，但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么目光短浅或者传统。不论在什么事情中，女人必须而且一定会是需求、计划以及实施这巨大结构和人性的变化的领导者。为了这么做，我们必须更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无意识领域，母亲的隐含意义，生物学上和非生物学上的。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他们的男性教育把他们变成文盲的情况下，男人会需要一种补偿教育。
与此同时，在个人关系领域，如果男人开始承担“爱的工作”，我们就不得不改变爱他们的方式。这也就是说，在他们承担了一部分照顾和培养工作以后，在其他事情中，我们就不再赞美和感谢我们孩子的父亲（没有一个女人因为承担了作为家长的责任而被认为“特别”，而不做这些事会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犯罪）。这也是说我们不再对待男人好像他们的自我是蛋壳包住的，或者好像一个用平等关系换来的男性自我的保存是值得的。这意味着我们开始期望于他们，就像我们期望于女人一样，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行动，没有因此而受到赞扬或变得“特立独行”；也意味着我们拒绝他们的把“爱”与“工作”分开的传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会把这个看做为一种爱的新形式。我们会被告知我们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不是出于怨恨；我们变得“喜欢他们”；没有我们的不断呵护和关注，他们的情感会枯萎。但是经过了几个世纪，那些大男孩们依偎在我们的乳房周围寻求情感的慰藉，我们仍然被称为污浊的、贪婪的、极权的、受虐狂、悍妇、贱货、女同性恋者和妓女。
我们正慢慢地学会怀疑那些话语，包括在开头的那句：母亲比其他任何女人都要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