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棋耗时费精神，从经济角度说百无一用。但棋迷是怎样炼成的？可见棋瘾冥顽，不亚于赌瘾、毒瘾、烟瘾甚至色瘾。戒烟戒毒戒赌时常都有成功的例子，但有谁见过棋迷的棋瘾被活活戒掉的？作为棋迷，我从来就坦承：游泳和下棋，绝对是人生中无法戒掉的事儿。
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上，总会有相对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当然，发展的前景最终会与自己的天资、环境以及个人努力程度有关。很久以前我就略约感到，凭棋感，我本人最好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下棋，如果能年轮倒转，环境允许，我自信会在棋类方面做出点名堂来。
所谓棋类，当然包括平常所指的象棋、国际象棋和围棋。
我学下象棋是二哥教的。二哥十二三岁时有幸跟随大哥到城市去读一年书，第二年回到小圩镇上，二哥即向他的小伙伴们显露了好几样功夫：一个是跳水，二哥居然敢爬上河边那块高高的石头上，背对河水纵身一跃，健美的身子即呈一个旋转着的物体，最后美美地插入水中；另一个是弹琴，由于大哥爱好乐器，所以二哥也在耳濡目染中略约学了拉二胡和弹秦琴；再一个就是下象棋了。那时段，二哥放学后好像办学习班似的，很耐心地给几条街的小伙伴们讲解象棋的下法和杀法。于是乎，小圩镇上的孩童象棋风旋即刮起。
比较好笑的是，二哥在棋类上的智商确实不敢恭维，他教会人家不久，自己就下输了好几个人。至于我，自从战胜二哥之后，他下棋的水平就不可能东山再起了。而且越往后彼此间的水平越差越远，后来我想指点他一下都觉得他的悟性不行，这还是在我没有读到多种象棋典籍之前呢。
我棋力大长是在南宁当煤矿工人的早期。那时候没书可看，于是买来杨官麟的三卷本《中国象棋谱》日夜啃读，朋友又送我一本同样是杨老先生所著的厚厚一本《弈林新编》，我仍然又是反复领略。读了杨老先生的棋谱后，棋感顿然活络，棋力大幅提高。比较得意的是学会了下“盲棋”—所谓“盲棋”，就是背朝对手，不看棋盘，只需听对手报出所走的步数，就根据情况予以应对。此举使我在矿里很快就拥有粉丝。最多时我居然有能力同时下两盘“盲棋”，和我一起挖煤的几位工友以我为骄傲，他们知道我不抽烟，于是便主动为我买来糖果、瓜子等零食，除了对我慰劳以外，也给围观着的人们发放。阿廖的“盲棋”表演，无形中成了枯燥矿山生活里能够愉悦众人的一件乐事。
在矿里，我原先只算几位最强棋手之一，彼此互有胜负。但自从我下出了精确无误的“盲棋”以后，原先还敢与我分庭抗礼的几位，当即宣布不再是我的对手……其实他们犯了天大的错误：能下“盲棋”与棋力之是否切实提高，那是两个不同概念。但由于几位强劲对手都虔诚拥戴我坐上矿里棋坛的总盟主，我就算当上矿里象棋的“法定”冠军了。我后来也知趣：既然几位强手都那么真心当拥趸，我何必还去参加比赛？于是再拿几个冠军后，我就宣布“退赛”—以后矿里的所有象棋赛事我就仅担任裁判长，我当然仍关注新冠军的出现，并等着用“盲棋”的方式与之对弈表演，而主办比赛的矿工会也同样把我视同冠军，一样发奖品。那时候的奖品，多为一件背心或一条毛巾，上面都印着“××年象棋比赛冠军”字样。不但象棋这样，乒乓球、游泳、跑步、篮球、排球等群众比赛的项目也都这样。由于我在矿里年年拿几回同样的奖品，每年回乡过春节参加镇上各种比赛还拿奖品，所以作为奖品的背心或毛巾就堆满箱子。
后来我拓展了运动项目，参加南宁市的冬泳比赛和畅游邕江比赛，每次参赛我基本上都获名次。最令人感到得意的是，两次参加南宁市“五四环城赛跑”，在7公里的争拼中，我居然都奇妙地拿了第11名（奖励前16名）。但名头再大的比赛，其奖品也仍然离不开背心和毛巾。
在种种小比赛中拿小奖品很快就使我产生腻味，杂七杂八的各种比赛也渐渐使我感到烦厌。于是我确定自己的进攻目标：象棋。
接下来在一个时段里，我常常抽时间到南宁市工人文化宫去打“象棋擂台赛”，很快就与广西棋界的大腕有了初步交往。我打擂总的来说是输多赢少，但最好的战绩却也拿得上桌面：战胜过南宁市象棋季军李家沛；逼和过广西象棋冠军黄国棣和第四名陈业礼，而黄国棣（我们称之为“棣哥”）在当时全国象棋界也算有点名气，大连的象棋大师朱永康和兰州的象棋大师钱洪发都曾在全国比赛中输过棣哥……必须声明的是，我虽然对广西棋界名家偶有佳绩，但必须承认我的水平和他们仍有不小差距。比如我在挂盘解说中胜了李家沛后，这位季军先生当即把我拉进对局室里又进行三盘大战，结果我的成绩是一和三负，输得我口服心服，但情绪仍然有点不爽的李季军说：“我现在就是赢你一百盘也不能挽回刚才应众挂盘解说的那盘失败。”
二
我那时候真是用功，在和高手过招—或者在擂台赛上与其他对手对局之后，我都会马上记下棋谱，以后再一一拆解、评点、检讨、领会……为了进一步提高水平，我居然不揣冒昧地给广州的杨官麟先生致信，在信中附上一些自己下过的棋谱，求他指教。
令我实在想不到的是，4次获过全国象棋冠军的杨老先生，居然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不嫌麻烦。他不但亲笔给我复信指点，解说我的简陋棋谱，而且还寄来好几本棋书，其中一些是象棋中、残局资料，另外还有一些，是他几十年来在江湖野弈或在正规比赛中的个人对局自评，的确弥足珍贵。
遗憾的是，当我接到杨官麟先生寄来的一批象棋资料，正准备大举研读的时候，历史不知不觉地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历史新一页初始翻开的时候，我显然不愿意再花心思去学下棋了。
我对象棋的痴迷当然是本能的，但诚如以上所述，当时代注定着要发生巨变，现实以一种充满诱惑的面目迫近而来的时候，我就自觉地运用起意志力去抑制属于原始状态的痴迷。具体说来，也许是由于这时候书店开始张贴预告：即将出售种种中国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
现在书店里，装帧得相当漂亮诱人的书籍，林林总总摆着也已经不大有人去光顾了。想想早在刚刚打破禁锢的1978年，你想买到名著，就必须提前一晚到新华书店门前去排长队。坐落在南宁市新华街上的新华书店和坐落在兴宁路上的古旧书店，为了购书，我和众多书迷们一起，在门口度过好几个不眠之夜。
买来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塞万提斯、马克·吐温等一大批名家之作后就开始阅读，在获得空前的兴奋感和新奇感后，冥冥中似乎又获得某种提示，它让我快做新一轮的选择，同时还萌生一股强劲的排斥情绪—原先使我产生过痴迷的象棋书显然也在排斥之列。接下来我干脆修书给一位仍然孜孜不倦研究象棋的朋辈，叫他赶快来我这里把我所有的象棋书—包括杨官麟老先生寄来的多种资料统统拿走。
我决定以后不再看象棋书，不再费心机去打象棋谱，但并不等于说我为自己先前对象棋的痴迷后悔，更不是说原先所学到的比较系统的象棋知识已经统统作废。1978年，我在读了一些名著之后，就跃跃欲试开始学写诗。发表了《煤块与泥巴》《新年第一天》等一些诗作之后，时值“实践检验真理大讨论”呈风风火火之势，于是灵感一闪，居然以象棋为题材，写了一首32行的寓言诗《马炮之争》。此诗发表在南宁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邕江》（即《红豆》前身）1979年第1期上。《邕江》当时属内刊，征得杂志社同意后，我又给广州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公开发行刊物《华南民兵》投稿，结果在1979年第8期《华南民兵·民兵俱乐部》上原貌发表。
《马炮之争》是一首文配图的寓言诗，棋盘上设定一个残棋的特定情势：敌方一个过河卒同时捉住我方的马和炮。根据敌方仅有一双士护着将的形势，我方是“该留马，还是该留炮”更科学？不用说，此诗是针对“残棋马胜炮”这一象棋教条进行思辨，虽然是迎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大主题进行阐发，但由于有具体的棋战作图解，而且我写诗一贯押韵，所以读来除了有一种朗朗上口之感，还让人依稀体会到若干棋理与棋趣。
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首寓言诗涉及我设定的残棋是否符合棋理，《华南民兵》杂志表现了严谨的编辑作风：他们特地请最具权威的杨官麟先生看了我设定的棋图。杨官麟先生看后不但认可，而且亲自在我设定的棋图上演绎了“单炮单士巧杀对方双士”的入局棋谱。证实了在特定情景下，“残棋”未必“马胜炮”的特定真理。
这首诗使我第一次获得了超过10元钱的稿酬（《邕江》杂志只有7元稿费），我自然为此兴奋了一阵。但最让我感到激动的是：杨官麟先生居然在我的寓言诗后面给读者演绎了一种非常实用的残棋棋谱。于是我又修书一封，再谢杨官麟先生。
我学会围棋以后，象棋就渐渐少下了。但也不到要戒掉象棋的程度，比如每年回乡过春节仍然乐于参加镇上的象棋比赛。但当我离开南宁定居海口，有了更浓郁的围棋氛围以后，在那几年里象棋就基本不摸了。
有一次柳大华和台湾棋王吴贵临来海南，由于那时候海南还没有象棋协会，接待他们的任务就落在省围棋协会身上。柳大华有一个类乎计算机的头脑，可以用“盲棋”的方式同时与25位棋手进行“车轮大战”。无论在对弈人数，还是胜率纪录，都超越了原先的纪录创造者胡荣华。柳大华在海南照样有这个项目表演，于是海南围棋协会就郑重其事召集理事开会，研究如何为特级大师柳大华“盲棋表演”服务得更好。鉴于海南围棋圈里的人没有几个太懂象棋，以我的象棋功底，为柳大华唱读棋谱并且操子应对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候正值三伏天，我不停地游走在对弈大厅里团团围着的25个棋盘之间，一边给柳棋王唱报，一边代替他操子应对，虽然满身大汗，却一直兴致勃勃，直到最后。我的良好表现最后获得了柳大华的称赞。
在棋社里，棋手的说话态度一般都与自己的棋力相应，低手对高手恭恭如礼，高手对低手居高临下那是对应着的反差。那几年，我经常带领棋手参加全国晚报杯围棋赛，和代表海南出战全国的几位高段位业余棋手成为哥们儿，也很喜欢互相调侃。比如他们经常调侃说：“阿廖，现在我还能让你几个子儿？”我学围棋较晚，虽然入段和升段并不慢，虽然以后我还获得了全省新闻界的围棋冠军—但真实棋力和他们仍然差距较大。所以长时间来，和他们一谈棋就一准呈“屈尊”姿态。
棋社里一般很少人下象棋，偶有几个人下，但下棋者既不知道象棋中的“进、平、退”为何物，也不掌握像“侧面虎”一类必杀的形势。我那时已经从心底看不起象棋，加上更看不起这类棋艺一般的弈者，所以根本就不去沾边。但根据我那天唱报棋谱的准确度与熟练度，围棋高手们便据此认定我的象棋棋力不差。
这真算他们有眼光了，从此以后，当他们再对我说“要让几个子”时，我就立即严肃应对：“围棋你让我几个子，象棋我就让你几先。”有两位六段不服，那时候他们都在围棋上让我五六子。于是我立即摆上象棋盘，也让他们6先。结果围棋他们让我5先不一定胜，而象棋我让他们6先他们都绝对赢不了。
因有象棋棋力做底气，所以我在棋社里说话往往更硬气了，因为我认定，在业余棋界里，象棋和围棋这两项都能赢我的人估计不多。
我下象棋早就只限于在网上的快棋了，但即便这样，象棋功底仍然不差。那年去游俄罗斯，同行的王厅长担心旅程枯燥，所以在哈尔滨就准备了一副象棋。出境以后，但凡有间隙，都邀我走棋。王厅长在省府大院可是铁定象棋冠军，布局多以当头炮加盘头马，杀伐相当凶悍。但我分别以屏风马、单提马、反宫马等不同布阵从容应对，在试阵中把王厅长的真正棋力摸得一清二楚，于是在严阵以待中既拆解了中局的变化，又演绎了残局杀法，严肃的对局最后几乎都变成了友好的指导棋。
三
看我没在“象棋”前面加上“中国”二字，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的粗疏。倒有可能是你这方面的见识太有限。没错，我这里说的当然是“中国象棋”。但“中国象棋”那是早前的称谓，前些年已经改名，不再叫“中国象棋”，而仅称“象棋”。每年举行的“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简称“象甲”）和两年一届的“世界象棋锦标赛”指的都是中国象棋。而最权威的明证是：原先张挂在北京体育馆西路附近的“中国中国象棋协会”的牌匾，已俨然改为“中国象棋协会”……
明明是中国人下的象棋？为何偏偏摈弃“中国”标牌？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许多象棋志士都推行“象棋走向世界”，他们感到“象棋”前面的“中国”二字严重地成为障碍物。所以郑重决定：必须忍痛割爱，把“中国”二字省掉。
应该说，这种为了弘扬国粹而煞费苦心的行举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我同时也心存怀疑：难道把“中国”二字去掉后，推广行动就必定大见其效？那些金发碧眼们，见到你那种象棋不再带有“中国”的标签，于是就像追光的虫子一样立即趋之若鹜？
说起最有志于推广中国象棋的人—或称为了诱惑更多的外国人来下中国象棋的人，无疑应该首推已故的霍英东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霍先生就向世界郑重承诺：但凡非华人血统棋手在正式比赛中战胜胡荣华且又能夺冠的，他将提供50万元的奖金。
必须说明，现在看50万元并不算太多，但此承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出的，那时候的50万人民币至少是现在的20倍以上。而直至今天，在全部顶级象棋赛事中，冠军的最高奖金仍然没有突破2万美元（约15万元人民币）。这和围棋比赛冠军最高奖金达40万美金比，实在叫人感慨万端！
霍先生的承诺距今已经20多年，但从来没有所谓的“非华人血统棋手”在正式赛事中闪光一现，领走奖金。霍英东先生已经谢世多年，但显露这种潜质的老外象棋手还是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或者关注过……
太平绅士霍震霆先生前些年率香港作家代表团来过海南，座谈就餐之余，我曾私下向霍先生表达对其父霍英东先生的尊敬，那时候霍英东先生还健在，我有意问及霍英东先生上述承诺之事是否仍然有效？霍震霆先生说当然继续履行承诺，也希望非华族的后裔能用自己真正的棋力和战绩来把这个郑重承诺兑现掉。我想，如今仙界中的霍英东先生也仍然期盼这一幕的早日实现。
但话说回来，其实这个谈何容易？表面看来，棋类对弈仅仅是一种竞技游戏，但它蕴含着的文化该有多厚？中国象棋既触及深层的民族文化，又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你即便拉来多几个黑肤白肤或棕色人种对阵，他（她）又如何能一下子就理解中国象棋棋道的博大精深？又怎能在短期内认识到张扬与柔和二者的相成相补，融会贯通？
至于说到象棋的名称，我以为去掉“中国”二字更为不妥。要知道，在亚洲，很多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象棋，比如除了中国有象棋外，日本、印度、泰国、缅甸等国都有着自己的国家象棋。他们或借鉴中国古代的象棋走法，或效仿国际象棋的种种因素……自然都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现在我们的象棋“去掉”了中国，而一旦上述几国如果都心血来潮，都主张去掉自己国家之名而走向国际，那世界上又会多出几种“象棋”来？而哪一国都称自己的“象棋”才是“象棋”的时候，估计你又退回来还原它的原有名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