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黔之地你无法像行走其他地方，这片主要由山地、丘陵、岭坡组成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仅需要你有刚健的腿功，不仅需要你有一个跳动匀速的心脏和一个活力舒张的肺叶，而且你还得用心智来品味，品味这片神奇无比却长期与贫瘠相伴的土地；品味这山水草木构架出来的奇景；品味民风民俗在这青山绿水中繁衍的印痕；品味这里文化形态的多元以及文化底蕴中某方面的欠缺或畸形。于是你首先无法绕过“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
在中国现有的成语中，内容典故引涉到贵州的并不很多。但上述这两个流传之广，使用率之高，贬义之不容商量，无法不使贵州的子民们感到不平，感到窝囊，尤其感到冤屈。于是你会体味到：这里的所谓“天无三日晴”似乎并不仅仅是指雨云与雾茫，依稀中还应该有那两个成语所带出来的阴影……
这本来是公元前一个很有趣味的典故。汉武帝派使臣游历西南各邦，先到滇国后到夜郎国。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记录：“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就这样。这位使臣回朝之日，在向皇帝汇报一通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主要是朝贡关系）等主要方面的内容后，也附带性地戏说一些见闻。于是上述滇王及夜郎侯这一句“汉孰与我大”便成了一个小小的笑柄。
这位使臣也许万万没想到，这个只供谈资用的笑柄后来居然被辑进《汉书·西南夷传》中。
说起《汉书》，何等分量也！作为中国第一部断代体史书。它与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齐名而并称“史汉”。班氏一门（包括父子、兄妹），潜心修史，慧眼识货，他们在这部略嫌枯燥的巨著中“幽他一默”，增加若干谐趣性与可读性，倒可能是原始初衷。可以推断，“博览群经、宽和容众”的班固其时绝对没有向“自大”方向去作引申。至于经一知半解的群臣和那些从骨子里就爱借题发挥、搅动是非的文化人或准文化人的演绎后，这一“笑柄”渐渐发生“质变”，班固就始料莫及了。
到了清代，多次落第的秀才而却被后辈誉为“著名作家”的蒲松龄，他在《聊斋志异·绛妃》一章中又有这么一个骈句：“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
从此以后，“夜郎”更自然地与“自大”为伍了。
认真抬起杠来，这夜郎侯也真是冤。在地图尚不普及，土地面积仍难量化，“平方公里”的概念还未发明的年代里，问一声“汉孰与我大”何错之有？有什么值得千秋万代地去加以嘲弄和讽讥？退一步说，即使入典，那也应有个排列秩序，即应该首先为“滇王自大”，因为夜郎只不过是“亦然”而已。据此评估，汉代使臣其实也并不太认识夜郎，或许他骑的白马从长安一路跋涉过来，走到贵州地面时，“地无三里平”的情状已使他的坐骑气喘吁吁；而“天无三日晴”的景况又使得本来已十分艰难的旅途再添几分辛苦。至于这一带刀耕火种的生存劳作方式，以及生活在这一带的夷人们竟然在85度陡坡和巴掌大的石头缝中种包谷，种地瓜，种木薯……这些，都无一不给人造成了一幅逼仄、窄小的整体印象图。而滇国就不同了，当年的滇池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八百里”，可谓水天一色，名声远播。即使当时还没有大观楼以及那副冠绝天下的长联，但倚窗望之烟波浩渺，荡舟其中心旷神怡，比这夜郎人在石头缝中种包谷的境况强出百倍。
其实夜郎还真不小，不管是班固的先辈司马迁，还是班固的后辈范晔，都有表述。《史记·西南夷列传》明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汉书·南蛮传》则说“永初初年，九真徼外夜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司马迁还记载了夜郎的经济状况、贸易状况、消费水平和兵员数量，从而使人知道，夜郎国不但地广，而且经济水平不错，居然把生意做到印度和缅甸去，同时还养着10多万精兵……
那时候的夜郎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由若干部落联盟组成，其规模当然比不上汉朝，但是从当时各自所辖土地面积看，夜郎远远大于滇国不应该有问题。
历史有时就是不讲道理，文化史与文学史有时也表现得很草率，很不负责任，甚至很强词夺理，“夜郎自大”的成因可略见一斑。
至于“黔驴技穷”比前者更冤。柳宗元一章《三戒·黔之驴》开篇本来就说得明明白白：“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继而此驴以“庞然大物”的造型一度震慑老虎，又以“仰天一鸣”使虎闻声“大骇”，但最终在驴只会一个劲“蹄之”的本事裸露无遗后，便充当老虎的丰盛午餐了。
你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想说明什么道理都不打紧，也并不太重要，但你的文章标题可是大差错啊—既然“黔无驴”，这只“技穷”的驴便可能是“桂之驴”，也可能是“川之驴”“滇之驴”乃至“印度之驴”“缅甸之驴”和“老挝之驴”，但因那“好事者”的举动，更因你柳宗元的“好事”而记之，故才成了“黔之驴”。从而使世代贵州人旧冤未洗，新辱又添。
这两条成语的多重讽讥，多向张扬，多维蕴含，一如两叶多刃剑，不但使黔地子民的自尊备受重创，还往往叫贵州的后辈们感到气憋。因为你纵有不平，也无处发泄。成语本身不会为了照顾你的情绪而去“通情达理”，不会因你的“蒙冤”而推倒消失，更不会因为某一名士的抗议、呼吁而停用。它仍一如既往地以超稳定的结构和超稳定的意旨去向子孙后辈作既定的阐述。所以贵州倘有学人、教授、作家想就那两条成语去做“平反”的尝试，必定徒劳无功。纵使黄果树再加几道飞瀑，也无法冲掉这两条成语带出来的无奈阴影。
不知是否这两条成语的“阴影效应”，反正总觉得贵州人在行事处世上是没那么张扬。即使是王家烈，作为地方军阀，其气焰、威势，比滇之龙云和桂之李、白，总见逊色。娄山关一役，落败后的王家烈向蒋介石的检讨，其用语是那么的谦卑。
上溯清末年间，贵阳近郊青岩镇出过一个状元，名叫赵以炯。在科举考试成为唯一选才方式的年代里，状元几乎都出自江浙一带，而本届状元居然是云贵高原之子，朝野震惊便理所当然。不仅如此，状元的顶戴帽珠原为白色水晶所制，但赵以炯于光绪大婚之日，被指定为礼傧相，慈禧太后甚至恩准他换成朝中一品大臣才能戴的红色水晶顶珠。皇帝大婚之日，峨冠博带，头插红翎的赵以炯伴在君之侧，一跃而成清代近三百年间绝无仅有的红顶状元。
这当然是贵阳乃至整个云贵地区的一种荣耀。然而细细检索，这个赵状元似乎并没留下多少能称得上“成就”或者业绩的东西。至于在这个简陋的院子里有两个小小的水坑，一个据传是赵以炯所挖，另一个为他弟所挖，于是解说员便指着这两个小水坑叫参观者看，并问：“哪个水坑的水面更高一点？”当然不用解释，肯定是赵以炯挖的坑水平面更高—人家状元的“水平”就是高呀！
诸如此类的“造神”意识和“造神”行举十分蹩脚，只能叫人一笑了之。倒是赵以炯在辞官回乡之日，路经成都时，想做盐巴生意—当然，赵以炯此举也被解说成“为了缓解黔地的食盐短缺之苦”。但不管出于大义也好，想为赚钱也罢，反正赵状元最终是被一介大字不识几个的市井商贩给坑个一干二净，以致忧郁百结，未及知天命之年，便病逝乡里。这有点像前些年一个京城女硕士被一名貌似清纯稚嫩的山野村姑拐卖而变村妇那样，令人啼笑皆非。黔地的傻状元，实在是无形中为“技穷”作了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佐证。
有形无形的成语阴影还可以列举一些，比如排名，西南三省川滇黔的排列从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排到新中国成立后，黔永远是倒数第一。要问为什么，好像并没有太多道理。要从地理位置排，北向南应为川黔滇；而从南向北排，应为滇黔川；如从东而西的话，则应为黔滇川。若以经济发展水平排列，云南如果除却明显暴利的制烟业，再除却已经十分红火的旅游业，那么云南与贵州应该相差无几。但任何一种解释这里都不需要了，反正包括贵州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这么排：川滇黔。
成语的“阴影效应”遮掩着黔地，但透过这遮掩的迷蒙，你却清晰地窥见贵州人的做人姿态与做人的风度。贵州人的坦诚可交会成为你交往档案中的信条，贵州人的包罗宽容也已融化进后辈的血脉中而成文化的承传基因。
还说贵阳的青岩镇，这个作为贵阳门户的古驿道站。除了在非常时期每每以阔大的胸襟接纳川、桂、滇、湘等达官贵人与庶民百姓到这里躲避战乱外，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道教一起，四教合一，在这个小镇上一代接一代各自念经，互不相扰。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往往容易生出“排他”的现象，但在贵阳青岩，信教的与非信教的，信此教与信彼教的，讲经的与打坐的，唱诗的与作揖的都能和睦相处，清静肃穆的西方教堂与香火缭绕的佛道经屋，都各有风景，各得其所。
如果简单地说贵阳人如何如何热情好客，那肯定乏味至极，但说起多年前贵阳举办的“围棋文化节”，那就有点嚼头。说起来贵阳办“围棋节”并没有太多的文化依托，这里既不是精致的围棋云子原产地，也尚未出现闻名棋坛的天才，甚至算不上是国内围棋的强省—连参加围甲联赛也得请聂卫平和他道场的徒弟们。但贵阳人并不管这些，就在山城里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车轮大战”，安排了一个千人对弈的黑白战场，召来了国内一流高手与日韩高手对弈，并使马晓春在这里重新找到了“冠军”的感觉……
贵阳当然并非仅仅靠这一招引人注目，以我的同行为例，被誉为“中国记者走遍西部第一人”的王成德，曾经单身一人骑摩托车横穿死亡之海罗布泊；穿越了西藏阿里、可可西里等四大无人区和塔克拉玛干、巴丹吉林等12个大沙漠，并在只身探险采访中打破了四项摩托车探险吉尼斯纪录……王成德以及其他贵州子民追求不止，绝非仅仅为了摆脱所谓的“成语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