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的这位同学，是初中同窗，自老三届离校插队起，我们就没有见过面。我在内蒙古，她在山西。后来，我返京上学，听说过她的不幸故事，心里很惦念她。
一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是繁华的个体经营市场区。那市场有个好听的名字：百花。
一天，我去百花市场转悠。只见一家店铺门前的竹竿上挑着五颜六色的拉毛围巾，就挤过去。
“了一了哇！优惠啦！罢（不）买就莫有咧！”操着山西口音的小贩对我直劲嚷。
摊位里侧，胖胖的中年妇女伸手拧了小贩一把，低声喝道：“边儿去！”一口京腔。
她弯下腰，搂出一大抱围巾，墩在案子上翻弄，看看我，笑容可掬：“大姐呀，正宗纯毛拉毛！昨儿个从广州进的货，头晌午卖了30条！”
“为啥优惠呢？”我困惑地捻着围巾。
“哎，看你大姐像识货人咋个说外行话！瞅这毛色这质地，可北京城数独一份……”
我决定不买了，那围巾根本不是纯毛拉毛，是腈纶的，她说谎。
胖女人劈手夺过我手里的围巾，朝案子底下一抛，笑脸登时变得霜般冰冷。
我自知不是对手，悻悻地才要走，就听到胖女人甩过两句如同冷脸般的冷语：“瞅货不好？上燕莎上赛特呀，有钱逛哪门子摊儿啊……”
我扭过头，想还她两句。可我这教汉语的，却一时语塞。我无数遍挨过这帮公营私营售货小姐的训斥，哪一次也没能平等地讲清过道理。我扫了那女人一眼，她也正斜着眼睛看我。
细细长长的眼睛，黑黑弯弯的眉毛……
我赶紧朝外挤。一直走出集市，我才站定。
她？—她！我敢肯定，那女人是我初中同学马莲！
二
30年前，还戴着红领巾。
学校搞“一帮一，一对红”。老师派我给试读生马莲补习功课。
老实说，我很不情愿。这不仅因为她成绩差，也因为她又憨又笨，整天闷头来去，跟谁也没句话。我还是去了她家。—她不肯找我，因为我住得远，她没钱买汽车票。
那是怎样的家啊！一进门，我就撞在了她家木柱上。她拉开灯，我正好看见一只耗子没命地窜到了墙跟儿！我战战兢兢，被她指定坐在一个油漆剥落的木箱上。
小屋被一道油乎乎的布帘分成了两半。另一半送出痛苦的呻吟声。
“是我奶，偏瘫。”瘦骨嶙峋的马莲小跑着捧过去水和药。
屋子里又臊又臭。
我们开始温习功课。一册数学书，老师讲了大半，马莲竟像是从没学过！
你会吗，会吗，会吗？我反反复复地问。她就反反复复地回答不会，不会，不会。我就一页页讲，直讲了三个钟头。
于是又问她，你懂了吗？她一扬黑黑弯弯的眉毛。我发现她笑起来眼睛特细特长，很好看。她说会了。我就出最简单的题考她。
她撒谎。她根本就没听懂。
我生气了，把书往桌上一拍，那桌子就塌了。吓得我不敢动。我听见布帘那边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莲子，把桌子支上，回头你妈又抽你。
我抓起书包就跑！
三
老师批评了我，说我缺乏耐心。可还是让我和别人组“一对红”去了。
我就感到对不起马莲。
我听说马莲是后妈，后妈常打她。后妈带过两个孩子来，又和马莲她爸生了仨，家里日子特艰难。马莲常常趁天不亮捡破烂，好给奶奶挣药钱。
学校组织我们去郊区农村插秧，吃过两次红烧肉。我把肉拨到她碗里，她感动得直哭。说活这么大，从没有吃过红烧肉。
我一时感动，将自己打小积起的一个存折（大约有20多元钱，马莲一家子整月的饭钱就是这个数）送给了她；还不知深浅地动员妹妹也捐出了她的存折。那时，我没料到，我家也会有落难用钱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来了。
工人出身的马莲当了“红卫兵”。她忙着抄家、造反。我俩就再也没见过面。
四
再听人谈起马莲，已是我在内蒙古插队年头。人说她去了山西。她在知青户里重又变得寡言少语。1969年冬天，知青返京。她不愿看见后妈的冷眼，就留在村里。她图老乡的热炕热饭，搬进了老乡家。
后来，那家后生也睡在一条炕上。马莲与后生在炕上折腾了两天，想趁村民不知溜回知青点。可后生他老子不干了，一把锁关住了她和后生，每天有人送饭送菜，接屎接尿，只是不许他俩迈出屋门一步。
她哭过闹过，撞过墙，可耐不住后生的体贴与憨厚，她成了那一方最早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北京女知青。
第二年春天，当探亲的北京知青驮着挂面腊肉重返插队村庄时，马莲已经成为上级表彰的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好典型。
后来她生了三个孩子。
五
我站在百花市场外。心想，我干吗躲她呢？到底同学一场，见面怎能不说话？
我又挤回她的摊位。厚道的山西汉子见我过来，下意识地要招呼，马莲却用眼睛制止了他。
而后，我们马莲一欠身，把个胖胖的屁股对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