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打虎反惹身骚
到了抗日战争的末期，上海的经济在孔祥熙、杜月笙等人的操纵下，已经到了濒临崩盘的地步。物价一天几涨，钞票被用来擦屁股，恶性通货膨胀把国统区的经济逼到了悬崖上，可是也给一些有背景的人以极好的机会来投机。孔祥熙的扬子公司和杜月笙的中和公司大做投机生意，在上海滩名震一时，赚得脑满肠肥。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到上海区整顿金融秩序，树立威望。而当时接替去世的戴笠掌管军统的毛人凤则陪他一起前往上海。
几天之内，上海的警察局和保密局查封了几家公司，这虽然是一些小公司，但影响很大。上海的投机家都在相互打听是谁来了，这样厉害。由于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十分秘密，连夫人也没有告诉，蒋经国又几次警告毛人凤不得走漏风声，所以上海人还蒙在鼓中。
好景不长，一些有特殊背景的大公司，眼看一些小投机家退出江湖，反而加快了投机的步骤，他们想无论谁来查，对他们都没有关系，因为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次了。眼看上海的市面越来越萧条，蒋经国有点坐不住了，他不明白在苏联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中国就没有了威力。同时风声传了出去，都知道这次是“大太子”坐镇，蒋经国感觉再神秘下去，没有用了，于是宣布在上海开记者招待会。
记者们争先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追问蒋经国这次“上海打虎”是不是只打算惩罚那些小商人，而要放过孔祥熙、杜月笙这样的“大虎”。蒋经国当着所有人面下了承诺：“大虎在哪里，你给我一个情报，我一定去抓，而且要给奖励。”
虽然没人敢当面说出大虎的名字，不过私下里，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情报递送到蒋经国那儿。蒋经国把毛人凤叫来，说：“杜月笙指使他的三儿子杜维屏，买空卖空，大搞投机，实在是上海的一大祸害。我准备从他这里下手，将其拘捕，你看怎么样？”
毛人凤心里一沉，忙说：“我觉得要慎重，杜月笙虽然不是党国重臣，可在上海却是一霸，有人说他是未经任命的上海市长，抓了他的儿子，恐怕会影响以后工作。”
“就是考虑他是有影响的人物，才抓他，我们不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况且他杜月笙不过是一个流氓罢了，不能害怕他。全国的形势这样紧，不采取强硬手段，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蒋经国像是下了决心。
毛人凤不敢表态，只是一声不吭，他知道现在如果赞成的话，以后就是他的责任。杜月笙再厉害对“太子”还是无能为力，吃亏的还是手下人。
看着毛人凤沉默不语，蒋经国只当他同意了，下令连夜抓杜维屏归案。杜月笙听到消息，把蒋经国和毛人凤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发誓要给蒋经国颜色看看。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召开公开大会，邀请蒋经国参加。会议上杜月笙首先发言说：“我杜月笙是个坏事做尽的人，我丝毫不隐瞒。可是我儿子都是遵纪守法的人。现在两位认为杜维屏犯了法，犯法当然应该受国家法律制裁，如果能证实杜维屏犯法，就是枪毙他我也没有意见。可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现在有的人犯了法，蒋先生为什么不处置？”
蒋经国急忙站起来说：“杜先生，欢迎给我们收集证据，如果证据确凿，当然要一视同仁。”
杜月笙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现在闸北扬子公司的仓库堆满了物资，大家都知道扬子公司是孔祥熙开的，你查不查？”
在杜月笙的“将军”下，蒋经国立刻去查。果然市场急缺的紧俏物资，这里应有尽有，蒋经国马上下令查封仓库，等待下一步行动。
蒋经国要在孔祥熙头上动土，宋霭龄和宋美龄先不高兴了，立刻去找蒋介石做工作，南京就来了加急电报，要求蒋经国快快回去。蒋经国怀疑是宋美龄从中作梗，犹豫不决，不想离开“主战场”。他找来毛人凤，要他替自己去南京见蒋介石。
毛人凤知道此去定然没有好事，但“太子”的命令无法拒绝，只能硬起头皮去见蒋介石。宋家姐妹把怒火都迁怒在毛人凤身上，把他灰头土脑地骂回上海。
蒋经国已经认定毛人凤是孔家人的说客，避而不见他。而杜月笙则认为毛人凤和蒋经国是一伙儿的，暗地里也把他骂了千遍万遍。杜月笙操纵的几家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扬子公司的消息，要求逮捕孔令侃，这给蒋经国以极大的压力。上海的经济形势刚刚平静下去，瞬间又被更大的动荡压倒。蒋经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碰巧这时孔令侃给蒋介石下了最后通牒。孔令侃给他的小姨打了一个措辞严厉的电话，声称如果蒋经国不放过他一把，他就要公布蒋介石夫妻在美国的财产。蒋介石害怕舆论对自己不利，只好就坡下驴，让蒋经国回南京。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是自回国以来第一次处于政治风潮的中心，结果失败而逃。
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在上海“打虎”期间，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趁蒋经国不在家的时候，动不动就往蒋经国的家里挂电话，恐吓蒋方良，令蒋方良一直为丈夫担忧。
一天清晨，蒋方良又接到一个电话，挂电话的是个女人，她在电话中对蒋方良说：“有人要加害你丈夫。已经在你丈夫所乘的小轿车里装上了定时炸弹，上午8时下手。要赶快通知你丈夫。你丈夫现在在汇丰银行七楼。”说完对方就将电话挂断。
接完电话，蒋方良急得六神无主。她此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保住丈夫的命。所以蒋方良顾不得自己怀有身孕，坐进家里的一辆美国别克牌小轿车，叫司机立刻向汇丰银行方向驶去。
蒋方良乘坐的小轿车驶进市区以后，被一辆黑色小轿车跟踪。因为她此时的全部心思都在丈夫蒋经国身上，没有过多疑心。就在蒋方良的汽车刚刚接近汇丰银行大厦时，突然，从楼下的一丛铁杉树后驶来一辆红色汽车。那车速度迅猛，像箭一般地直向蒋方良的方向冲过来。蒋方良大吃一惊，猛回头看见后面的黑轿车也冲上来咬住她的汽车不放，这时她才发现上了当，便大叫一声：“快停车！”可为时已晚，前面那辆红色轿车已笔直地朝她的汽车撞来，只听“哐”的一声，汽车玻璃怦然碎落，蒋方良一声惨叫，便不省人事了……
好在给蒋方良开车的司机还算机敏，当时的红车因为出现的太突然，距离又太近，要煞车已躲不及，就急中生智，猛地向左打方向盘，致使那辆迎面撞过来的红汽车扑了个空，只是将蒋方良乘坐的汽车车窗玻璃撞碎，却没撞到车的要害部位。蒋方良因受惊吓加之被车狠狠地颠了一下，便当场昏了过去。那位司机不敢久留，急忙将被撞坏了车窗的汽车原路开回蒋方良的住宅。
当晚，在极度惊吓中的蒋方良早产。家里的保姆和女佣们赶忙把她送到附近一家英国人办的医院。午夜时分，生下了三儿孝勇。
蒋经国得知消息，慌忙赶到医院探望妻儿，此时的蒋方良因惊吓、挂念丈夫，再加上生产婴儿失血过多，再度陷入了昏迷状态。这件事让蒋经国和蒋介石等人都受惊不已，“打虎”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2.小蒋败退台湾后的艳遇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方良和四个子女也随着蒋经国来到了台湾。刚踏上这方海岛，小蒋一家最先住在中山北路四条，是个坐落在巷子里的老房子。地方小，周围环境复杂，加上政治局势混乱，那几年住得很不舒服。蒋方良在苏联呆惯了，很不习惯台湾的炎热气候，尤其是到了7月的炎夏，更是热得要命。在西伯利亚，一年约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温度在5℃以下。冬天气温平均都在-4℃甚至-5℃。初到中国的时候，江苏、浙江都属温带，她已觉得有些不习惯，但总比较暖和一点，夏天也不至于太热，到了亚热带的台湾，四季不分，夏天竟然超过30℃。当时台湾轻工业还在初级阶段，只有老式电风扇，吹起来吱吱作响，不用说有冷气机了。炎热的天气简直像个烤箱一样，每天煎熬着她。
但是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几个子女都逐渐成长，蒋经国的事业也一帆风顺，她就像个平凡的家庭主妇那样，只管相夫教子，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她是概不介入的，这不单是环境的特殊，也由于她的个性使然，她学的是工程，属理工科，对社会人文科学方面兴趣不大。加之她的形象特殊，不常在公众场合露面。
而蒋经国的政途也稳步上升。有了蒋介石的保驾护航，谁敢跟“太子”抢位子？那段时间闲暇无事，蒋经国便常去永乐戏院听大陆跑过来的名角表演的京戏。一来二去听上了瘾，他迷上了一个叫做顾正秋的名角。
顾正秋原名丁兰葆，虽然个子小小，嗓子却出奇的好，扮相也很俊美，是个唱戏的好苗子。从上海戏校毕业后，为了把京剧发扬光大，顾正秋自组剧团，外出公演。她演《白蛇传》、《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几乎每出戏都赢来喝彩与好评。
1948年11月，应邀请，顾正秋剧团在台北的永乐戏院演出，一亮相就大红大紫。本来顾正秋打算在台北一试身手便打道回上海，哪知传闻局势动荡，一时间，剧团上下，人心混乱，不知该怎么办。反而是年少的顾正秋先冷静下来，安稳住大家，在永乐戏院继续演出。
为了场场不落地看顾正秋的演出，蒋经国在永乐戏院还长期包了个位子。每出戏毕，蒋经国就打着盛宴款待剧团的名义接近顾正秋。渐渐的，他就从喜欢戏台上那个虚拟的美人，变成喜欢顾正秋本人了。
但是顾正秋却根本不把蒋经国放在心上。那时追求顾正秋的达官贵人不知多少，有的甚至送她一套豪宅做见面礼，顾正秋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她心中只有一个喜欢的男人，那就是台湾的财政厅长任显群。每次散戏，从后台出来，她就坐上任显群的车子离去，把一群追求者都抛在身后。这让蒋经国心里很是不痛快。
蒋经国心想自己跟任显群都已经有了家室，虽然比相貌自己比不上对方，但是要比仕途前程，自己将来肯定要比任显群辉煌。就算顾正秋现在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让顾正秋认识到自己的优秀。
但是女人的芳心并不是权贵就可以轻易收买的。任显群不仅英俊，而且很懂得怎么讨好女人。他把顾正秋捧在手心，让她感觉到做公主一般的尊贵。可惜蒋经国是最后才明白这一点的那个人。
为了追求顾正秋，蒋经国和任显群都打算离婚。但是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坚决不同意蒋经国抛弃蒋方良。而任显群则顺利地与原配夫人离了婚，娶了顾正秋。
蒋经国怎会想到他一心苦追的女子竟然成了任显群的女人。这种爱恋失败的耻辱更让他愤怒。一气之下，他就派人将任显群抓了起来，理由是任显群有通匪嫌疑。任显群坚决不肯承认，最后在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下，也只得屈打成招，一判就是5年。
蒋经国认为顾正秋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守得住五年的孤独？此时自己刚好可以乘虚而入。但他没有预料到顾正秋一个女流之辈，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她不顾事业的大好年华，脱掉戏衣，告别了舞台，也告别了花团锦簇、前呼后拥的生活。
不再唱戏的她一直固守在台北，等任显群被释放的那天。那些日子，顾正秋几乎足不出户，只在每个探监的日子去监狱看望任显群，为他送饭。就算蒋经国派人把她“绑架”到饭桌上，她也是一直沉默着不说一句话，也不收任何一件礼物。她把漂亮的衣服和精美的首饰都变卖了，也不再注重保养自己的容貌。就这样，时光熬过了5年，让她从一个风华正茂的丽人变成了一个容貌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没有让她对任显群的痴情减弱。
任显群终于被释放了。出来后的任显群，再也不想踏进官场上的政治斗争了。于是，他便与顾正秋来到远离台北的金山农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着看似简单实则幸福的普通百姓生活。这里没有电灯，也没有戏曲，但却有数不尽的农家趣味供彼此流连。后来，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种草莓上，再把收获的果实做成草莓酱，出口国外。除了一起种草莓，他们还为复兴剧校的学生义务教戏。日子平平淡淡，却有滋有味。
蒋经国再见到顾正秋的时候，几乎认不出她是几年前永乐戏院那个一笑倾城的美人。她头发蓬松，穿着粗布旗袍，粗布长裤，习惯在地里做农活。蒋经国对她的兴趣消失了，他们的感情终于得到了清净。
现在的蒋方良遇到这样的状况已经不会再有难过和痛苦了。她似乎心如止水，不但原谅了丈夫，还辞去了一切社会工作，不再拋头露面，不再招待宾客，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心照料家务和孩子。传统的中国家庭，就是她的全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
中间一度，她还喜欢上了麻将，用桌上游戏打发无聊的时间。但是在蒋经国提倡廉政、禁毒、禁赌之后，蒋方良便放弃了这样她生活中的最后一项娱乐活动，从此再也不靠近牌桌。有人传说，1968年蒋方良曾秘密回苏联老家访问，但是可信度极低。因为半个世纪以来，大她十七岁的大姐安娜早已离开人世，在苏联已没有她的亲人。她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和蒋经国继续做夫妻。
3.拒绝“第一夫人”的帽子
19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美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右翼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施压，要求蒋介石将台湾省长一职交由台湾人做，以缓和矛盾。由于一心想培养儿子接班，蒋介石一直找种种借口推脱。到了1971年年底，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觉得儿子接班的阻力已基本清除，加上自己年事已高，儿子蒋经国也已60岁了，于是决定将接班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1972年2月底，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带着蒋经国到台湾南部的日月潭休息。他们一家在日月潭涵碧楼住了两天后，蒋介石便叫侍从通知台湾省议会议长、台籍政客谢东闵和南投县长林洋港到日月潭，他要召见他们。
蒋介石的召见，表面是听取地方工作汇报，实际上是考察两人对蒋家是否忠诚。最后，蒋介石特别问到，蒋经国随他来台工作了一二十年，社会上对蒋经国的看法怎么样。
谢东闵在地方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对蒋介石所提问题，特别是蒋经国的问题，谢东闵回答得比较得体，还借机对蒋介石和蒋经国大大歌颂了一番，使在场的蒋氏父子十分高兴。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召见了与蒋经国关系极好的总政战部副主任王升上将，告诉他说，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还有千余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实际上是蒋介石在背后策划的），台湾省议会议长谢东闵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在多个高层会议上推荐蒋经国，说他可担大任。
他还对王升说：“既然社会上对经国如此推崇，你到雾峰去找一下谢东闵，让他正式写一封举荐信给党中央，使大家都感到经国做‘院长’是人心所向。为了使信写得有力，你可先找人草拟好带去，但不要说是我指示的。”
王升系特务出身，跟蒋氏父子打了二三十年的交道，老蒋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于是马上说：“‘总统’放心，我马上就去找谢东闵，只要他在举荐信上签字盖章，我就急速带回来。”
王升立即找来一个笔杆子，以谢东闵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称蒋经国“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确为多难兴邦的辅弼俊秀”，还说“经国先生既然众望所归，为全‘国’上下所共举，即是民意之所趋，是故顺应民意，以安民心，就是大智大爱，实为万民称颂之丰功伟业”。
王升将信带到雾峰，先向谢东闵说明来意，然后将举荐信给谢东闵过目。谢东闵看后，知道是蒋介石授意的，当即表示愿为“国家”举荐人才，并同意在信上签名盖章。
王升接着说：“你如同意，还得在你们当地找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将这封信重抄一遍。”谢东闵马上拿出省议会的公用信笺，让他的秘书抄了一遍，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
临别，王升嘱咐谢东闵：此事重大，要高度保密。他还说：“谢议长今天与我配合得很好，我回去一定向‘总统’和经国如实报告。我想，此事如达成，‘总统’和经国将来不会亏待你的。”
1972年5月26日，国民党举行中常委会议。会前，中央党部未向各位常委告知会议内容。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蒋介石示意张宝树将谢东闵的举荐信递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看。
严家淦看了信，知道这是蒋介石要儿子接班。虽然心里有点不高兴，但他想，这种事自己想挡也挡不住，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主动让出职位，以满足蒋氏父子的欲望，反正自己年事已高，再无他求。
想到这里，他走到蒋介石身边低声说：“‘总统’，那我今天就在会上辞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并力荐经国先生接替我的职务。”
蒋介石见严把话说明了，就说：“副‘总统’就职才6天，不能辞，你只辞‘行政院长’。”
于是，中常会在会前搞了一个临时议程，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按规定，“行政院长”本应由“总统”提名，蒋介石怕外面议论，改让严家淦提议。
张宝树宣读举荐信后，会上鸦雀无声。因事情来得太突然，与会者不知如何应对。严家淦讲完后，会上仍然没有人表态。蒋介石见冷了场，便提议说：“赞同严副‘总统’提议的，请站起来！”
与会的中常委慑于蒋介石的权势，都站了起来。
这样，在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老子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的特殊的政治架构。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蒋经国的任命后，蒋介石接着又采取了两个举措：一是指示国民党中宣部在《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和《联合报》上刊登文章，称颂蒋经国的才德；二是策动国民党“立法委员”吴春晴在“立法院”搞了一个书面宣传稿，对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称赞了一番，以平息部分“立法委员”的不满。结果在“立法院”通过蒋经国的任命时，在408票中，蒋得了381票，顺利通过了任命。
1975年4月，蒋介石病死，严家淦继任“总统”。但因蒋经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实际大权都握在他手上。严家淦也知道自己是个过渡人物，所以尽量少管事。
这时，蒋方良按理说应该成为“第一夫人”，而宋美龄的“第一夫人”时代已成为历史。在称谓上，叫蒋方良为“蒋夫人”并不为过。当时的国民党“文工会”曾专门研究过对蒋方良的称谓，议定为“蒋总统经国夫人”，简称为“蒋夫人”。接着“文工会”下令通知各大新闻传播媒体，吩咐以后就按照此称呼报道。后来，让蒋方良知道了，立即通知有关方面：“不要称我蒋夫人。”蒋方良的考虑是：宋美龄是自己的婆母，知名度很高，“蒋夫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她的专用名词，如果取而代之是大为不敬的。加之宋美龄还健在，在台湾政坛仍在发挥作用，贸然使用“蒋夫人”，在中国传统礼教上是较为失礼的。
此外，蒋方良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也不参与政事。反正使用“蒋夫人”的机会本就不多，何必为此引人议论呢？
另外，蒋经国本人也不赞成称蒋方良为“蒋夫人”。蒋经国上任之后，提出了“三不政策”：即今后不可以提“蒋经国时代”，不可以称“领袖”，不可以称“万岁”。因此蒋方良也效法丈夫，誓做平凡家庭妇女，回避政治。她希望别人直接叫自己蒋方良，或者叫她的苏联名字“芳娜”。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儿女身上，甚至不关心丈夫职务的晋升、事业的成败，一心一意做个贤妻良母，确实做到了“方正贤良”。
为国民党党首的夫人，像蒋方良这样不介入政治的，恐怕过于少见。数十年来，蒋方良不曾过问蒋经国的公事，也没有替他惹出一件是非。任何人找她帮忙，她总是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管先生的事，你不要来找我……”当蒋经国回到家时，蒋方良只关心他“累不累，舒服不舒服”。
蒋方良也曾对蒋经国的部下解释称：“也许公事已使先生烦得要命，回家还提，不是让他烦上加烦？再说，人家把我们看成很有权势，一定以为我能影响先生。因此我更不能过问，好让先生自己做判断。”
正由于蒋方良不参与政事、不在外交际应酬，纵使蒋经国的地位不断攀升，蒋方良的态度和角色始终如一。
4.远离故土溘然长逝
进入晚年之后，蒋经国和蒋方良又恢复了过去和睦恩爱的关系。他们时不时地在家里组织聚会，准备些甜点和水果，和孩子们一起愉快地唱歌。说到高兴的时候，蒋经国还会一把抱住蒋方良，拉她起来跳舞，孩子们就在一旁拍手助兴，然后用相机拍下他们甜蜜的亲吻的画面。
因为有了蒋方良的苏联血统，蒋经国的四个儿女都生得格外俊俏，高个儿，高鼻梁，大眼睛，看起来都像画报上的模特。蒋方良把他们看做是自己最好的成果，尽情享受这一份家庭的乐趣。
但是幸福的日子总有个尽头。1988年1月，蒋经国进了“荣民总医院”，而蒋方良心脏病复发，也进了医院。1月13日，蒋经国大口吐血，终于离世。医生不敢把这状况告诉给蒋方良，以致使她没能同患难与共几十年的丈夫做最后的诀别。当知道蒋经国猝然离去的消息时，她戴着医生为稳定她的心脏而必须戴的氧气罩，伏在床榻上为丈夫病重的身体不得痊愈而悲怆地哭泣。
当宋美龄在护士和妇佣的搀扶下进到隔壁房间探望蒋方良时，蒋方良再也不顾医生和护士的劝阻，猛地爬起来，一头扑进宋美龄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方良呀！我们蒋家的女人怎样都这么命苦哟！”宋美龄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苦，紧紧地搂抱住蒋方良，婆媳哭到一起。
如果说此时宋美龄的悲哀既非故作姿态也不是对死者有太深的感情，而是从蒋经国的逝去隐隐感到她和丈夫蒋介石惨淡经营数十年的蒋家王朝已经渐渐消亡不复存在的话，而蒋方良的悲恸，却实实在在是对一往情深的结发丈夫的猝然而去悲怆万端。
似乎蒋家的女人都踏上了这条路：因为互相需要而结合的婚姻，然后妻子忍受着丈夫多次的出轨，到了晚年，才真正找到恋爱的感觉，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后丈夫离去，剩下孤独的妻子长久地活在这个人世间。
蒋经国的逝世，对蒋方良的打击确实过于沉重。她同蒋经国在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始终不曾长时间分离。“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斗过嘴，真正相敬如宾。母亲此生最大的满足是一直陪伴父亲，跟他相守在一起。”这是她的子女们多次证明过的。而如今蒋经国别她而去，可以想象出她心灵的创伤有多么严重。为了寄托不尽的哀思，她还经常到丈夫蒋经国的房间去看看，并要求随从每周带她去慈湖看一次蒋经国的遗容。
但是厄运没有就此停止。丈夫死后一年，蒋方良与丈夫在西伯利亚的爱情结晶，颇受他们夫妇喜爱的长子蒋孝文，也被喉癌夺去了生命。长子蒋孝文死前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昏睡过程，蒋方良常护理其于病榻前，但钴六十的放射治疗还是没能够挽留住爱子的性命。去世时他只有54岁。
两年后，次子蒋孝武又突然身亡，不但是蒋方良，就是蒋孝武的妻子及所有熟悉蒋孝武的人，都不曾有任何思想准备。他过去的身体看起来一直很好，但是因为长期患有糖尿病、慢性胰腺炎和高血脂症，因急性心脏衰竭而猝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年仅52岁。感情的摧残，已使蒋方良成了朽木枯枝，已失去了抵抗飓风的能力，任何一个不幸的消息，都让她难以应付。
从昏厥中被抢救过来的蒋方良，在众亲人的搀扶下，搭乘一辆汽车驶进了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在那个专供军政要人停灵的“怀远堂”里，蒋方良见到了前一天还精神勃勃，前来大直官邸向她报告将由日本回台北接任“中华电视公司”董事长的儿子蒋孝武。只是现在已听不到他的谈吐，看不到他的笑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具没有了灵魂和活力的僵尸。此时的蒋方良，真想抱住儿子的头大哭一场，以宣泄内心的惆怅与悲愤，可是她的眼里已经没有泪了。当年那双蓝幽幽美丽漂亮的大眼睛，已变成了两眼干枯的深井。短短几年，她不知流过了多少悲哀的泪。如今再想哭，可眼泪已经干了。
1997年年初，蒋方良又再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送走了被食道癌夺去生命的小儿子蒋孝勇。死时，蒋孝勇只有48岁，她的亲生骨肉，只剩下蒋孝章一人了。蒋方良的心简直都要碎了。
儿子们的英年早逝是蒋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悲哀。她恐怕是台北最孤独的女人了——没有朋友，晚辈大多定居异域，惟有她守着与蒋经国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不肯离开，在对离去的亲人的思念中过着孤寂的晚年。
不到十年的时间，丈夫和三个儿子相继亡故，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蒋方良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她几乎失去了一切。蒋经国在世时，回到家中还常与蒋方良说几句俄语，逢年过节也要按俄罗斯的方式陪她共饮一杯，以慰思念祖国故人之情。自从丈夫和儿子去世之后，蒋方良连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当年乌拉尔的小姑娘如今已是九旬老妪了。她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人生的漫漫长路，伴随她的只有对往日的思念。或许在她的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还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和蒋经国一同吃苦，一起挨冻受饿的生活。
2004年12月15日，90岁的蒋方良因肺肿瘤导致呼吸衰竭，在台北“荣总”医院病逝。
因为蒋经国在去世之前有留下遗言，不允许后代参与政事。所以蒋家的三代之后几乎已经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在其他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其中尤以三子蒋孝勇和方智怡所生的孩子蒋友柏最为出色。他创办了“橙果”设计公司，并被票选为“台湾女人最想嫁的男人”之一。只是蒋家第四代的故事，不再会被放到政治史中，而是要放在娱乐史中继续说下去了。
§§张学良与赵四——囚禁之恋
如果民国也有微博，那么赵四小姐在离家出走前也许会发布一条：“各位亲友，各位同学，我要放弃一切，和张学良私奔……感谢大家多年的关怀和帮助，祝大家幸福！没法面对大家的期盼和信任，也没法和大家解释，也不好意思，故不告而别……”
而张学良将在下面评论说：“我是觉得跟我太太于凤至继续生活也可以，停下来跟赵四在一起也可以，跟任何人一起都可以。你要愿意，你就跟我。不愿意，我送你回去。”
而于凤至则会登出一张全家福，幽怨而心机地说：“和原来一样在等你。”
但是民国没有微博。所以这些人只有在沉默的历史里，高调地进行着私奔的爱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