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曾经认真研究过当时惟一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专文探讨了前南斯拉夫的“市场型”周期机制和周期类型。
前南斯拉夫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50—60年代较快，20世纪70—80年代呈下降趋势，体现出“二战”后世界经济长波运动的一种谐振。伴随经济长波运动，前南斯拉夫经济也出现几年一次的短期增长涨落。40年中，这种短期波动发生了5次，平均7~8年一次，每次高增长维持4~5年，衰退或萧条2~3年。这5个周期从波峰到波谷的年份分别为：1947—1952 年，1953—1962 年，1963—1967年，1968—1976年，1977—1983年。
著者发现，前南斯拉夫波动机制不仅具有前苏联式的“速度冲动—结构失衡”机制，更具有“厂商冲动—收缩”的市场机制。按照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的说法，前南斯拉夫的经济是建立在市场规律基础上的，整个前南斯拉夫经济应该叫做“市场—计划经济”，和“商品—计划经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计划部门的行为机制逐步有所减弱，厂商自发效应逐步加强。
正由于前南斯拉夫的这种市场经济趋向，导致特殊的周期模型。20世纪60年代中期分权之后，宏观调控失灵，通货膨胀率逐步加强，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率年年超过两位数，使前南斯拉夫一度成为世界上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前南斯拉夫的周期突出表现为“滞胀-短缺”模型。此模型源于四个基本原因：
第一，“工资—利润”推进式通货膨胀与积累欲望偏低并存。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奇认为关键在于工人自治企业的工人行为。由于工人管理的企业可以在主要工种决定定价，并在年度用所赚利润追加工人的工资和个人收入，促使企业多分少留，并且提价创收，于是导致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迟滞生产。
第二，“需求拉起”式通货膨胀与短缺约束并存。前南斯拉夫多数学者认为，“投资饥渴”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信贷政策的“软”，二是企业预算“软”。超积累的银行贷款和外债就成为毫无物质基础的票面积累，加剧了投资品的缺口，以至于投资和物价上去了，生产却下来了。
第三，高投资、高成本、低效果。投资增长过快，导致战线过长，浪费严重，很多基建项目不能按期完工。
第四，自治企业目标函数的双重后果。美国经济学家米兰科维奇和本杰明·沃德指出，由于前南斯拉夫企业超工资分配，企业的目标函数为一定时间内人均收入最大化。相同需求弹性情况下，人均收入分配大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自治企业比市场经济的企业更倾向于限制产量和劳动投入，于是产生没有充分就业情况下，企业抑制投入，不能促进就业和投资，而市场在工资-价格刚性作用下，推进通货膨胀的二律背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