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旺斯认为，拿中国的经济周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进行比较，存在一定的难度。一是由于统计上的限制：信息缺乏，数据不准，有时还模糊不清。有些统计口径不明，如“第二经济”，近年来，数据资料统计开始公开化、明朗化，这将有利于周期研究。
另一个难点是，中国经济周期的“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混杂。特殊性，主要是指中国属于不发达国家，又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具体表现为：（1）人口众多，勉强与生活资料的供给保持平衡；（2）农业落后，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农业人口占优势；（3）国家幅员广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相互封闭。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周期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20 世纪 60 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第一次“大飞跃”，农业与工业地位出现转折，工业越来越脱离农业而独立（纺织、仪器工业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农业越来越依附于工业（工业产品对农产品的制约作用加强）。尽管农业动荡对宏观经济发展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工业波动对整个经济周期的影响已经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统计表明，工业化进程中，波动幅度有所缩小。
还有一个进行比较的难处是，中国的中央过度集权与地方、部门的无统一性并存。这一情况似是中国的特色。地方、部门有强烈的投资饥渴，而中央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投资申请进行细致的调查。这一点，其他小国就好一点。而科尔内论证的“软预算约束”，在不同国度都存在，具有共性。这种软预算既可以存在于传统集权模式中，也可以出现在分权体制中。所以地方、部门的独立性也与软预算的共性同时存在，在中国改革中的分权进程中，都得到加强。中国的有集权无统一与前南斯拉夫的分权分散可以说是“异曲同工”。L·泰森将前南斯拉夫的投资周期说成是“地方主义周期”或“分裂周期”。当各加盟共和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扩张权力时，通货膨胀和财政平衡的压力，迫使联邦当局试图强制压缩加盟共和国一级的投资权力。可见，一个是大国（中国），一个是联邦制的多元体系（前南斯拉夫），地区与中央的紧张状态很相似。那么，中国是否也有“分裂周期”呢？F ·莱莫尼（1986年）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对经济涨落持宽松态度，说明缺少调整机制，总是事后调整，而不是事前调节。
再一个不易比较的是就业量和工资量，中国情况与别国不一样。J·萨皮（1985年）分析了前苏联的投资/消费/生产/就业四项相关的工业周期，但这种分析不能拿来套在中国身上。因为所谓季节性就业、不定工资制在中国作用甚微，而在前苏联有三种情况中国不存在：（1）不稳定的机动性工资；（2）突发性农村资金外流；（3）劳动力严重短缺。
最后，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社会主义“一般”性，也格外重要。J·C·阿西兰在分析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波动中，强调了“持久不变的钟摆运动”和“经济政策近乎周期性的转向”，这是改革意图不完整、不一致造成的。他还指出在中国中央当局放松管制情况下，部门和地方这些“中间机构”倾向于自治化，强化了钟摆运动。中国尽管长期以缺乏稳定的计划性著称，但是国家工业体系却是逐步发展的。第一次分权后，中国人对匈牙利的经验发生兴趣，尽管工业改革从整体上看还有前东德和波兰。然而，要想知道中国将来是否会摆脱“钟摆运动”，目前还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