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按照研究目的或研究重心来划分，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六个小段。
第一个大阶段为失衡理论与波浪学说研究时期，主要是从建国初期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这一时期是中国刚刚走进社会主义新阶段，一切都按照前苏联老大哥的模式进行建设。不仅是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建设，而且经济理论也完全照搬前苏联的枟政治经济学枠的原理，完全批判市场经济体制，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以直线式增长的学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大跃进。这期间又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规律的大讨论；
二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关于大跃进中的比例平衡发展的讨论；
三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波浪式发展的研究。
第二个大阶段为周期理论研究阶段，主要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到现在，有关中国经济周期的探讨由禁区突破到纵深开发，20多年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个期间，按照研究目的或研究重心来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从1985年到1992年为第一段。这一阶段可以表述为“说明性”研究阶段，主要以描述中国经济周期轨迹和说明周期原因为重点。这一阶段各报刊发表的文章具有明显的“说明性”特点，即主要集中在证明中国存在经济周期、描述周期轨迹、探讨周期的成因和改革与周期相配合的问题。这个阶段以乌家培和刘树成发表于枟经济研究枠1985年第6期上的“经济数量关系三十年”的文章，首次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命题为标志。对这一阶段的研究，著者曾经于1987年和1990年两次发表过综述和评论。
从1992年到2002年前后为第二段，这个阶段可以表述为“应对性”研究阶段，研究重点主要是为了应对这个时期经济波动的前热后冷。1992年，中央肯定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1992年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得到了明确，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取向更为突出。从1991年开始到2002年这10年，中国经济周期运动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1996年起中国的市场格局第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由此产生了明显的“需求约束型”市场类型的经济萎缩；二是10年间经历了一个先通胀后通缩的“长尾”过程。为此，如何应对市场类型的经济波动，如何应对通胀和通缩，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周期研究的主题。“应对性”研究阶段的标志是刘树成和樊明太发表于枟经济研究枠1992年第5期题为“积极驾驭经济波动”的文章，此篇文章可谓点睛之笔。文章中，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在经济周期紧缩和扩张交替之际所出现的三种态度：或是盲目推进；或是坐失良机；或是积极驾驭，即自觉把握时机，利用经济扩张之势，积极推动经济上一个新台阶。广东省委党校的张长生也提出了“改革要有利于减缓周期性经济波动，要参照经济周期部署改革”的指导原则。
从2002年下半年新的经济周期进入上升段以来，为第三段，即“能动性”研究阶段，主要表现为以积极推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延长为研究重点。能动性研究阶段以2002年以来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为标志。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作为能动性研究，就不能只是被动地寻求应对周期波动的对策，而应积极地因势利导，寻求相对压缩经济周期下滑期，引导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相对延长，以实现中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目标。刘树成2003年12月18日在枟人民日报枠发表一篇题为“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的论文。刘树成指出：中央会议提出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是，对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必须倍加珍惜，通过完善宏观调控，使上升阶段得以延长，良好势头得以巩固和持久。
在周期研究的不同阶段，有三次全国性的经济周期研讨会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周期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周期研究的初期，1988年4月和1988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联合发起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经济周期研讨会，对于推动经济周期研究和整合全国的经济周期研究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枟经济研究枠上发表相关论文的作者刘树成等人参加和实际推动了这两次全国性研讨会的举办。
2005年5月21和22日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批准文号04
ZD009）”课题组和枟经济研究枠编辑部发起，组织了全国性的“经济周期研讨会”，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来自全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家和地方经济主管部门的代表6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提交了40多篇论文，会议论文和研讨内容从中国经济周期的特点、中外比较到理论方法和学说史，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讨。此次会议，可以看成是20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的一个大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