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壶关县抗日民主政府从大井村迁到东掌村、长林村一带。此时县长为王前，他是四家池村人。当时，县上要开办新华书店分店，资金缺少。于是让每个教员拿出一个月的薪金即二斗半米集资办店。这时，我还订阅了一份《新华日报》，看到全国有19个抗日根据地等情况。记得1945年4月的一份报上有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等报道，还有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朱德论敌后战场的文章。
流泽区庞区长之后的区长姓白，再后的区长是苏理同志，区委书记是张洪仁。当时，区上需要工作人员，我曾推荐水台底的高王魁到区上工作，因为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张洪仁不同意。
这年“六·六教师节”时，县政府民教科通知各学区的教员集中学习两星期，主要是为进城工作做准备。会后，苏理区长调我到韩庄、地南头、西柏林等村庄，主要是为上党战役作战前的参战教育和物资准备工作。
这时，日本军队和皇协军占据着长治及荫城、西火等大城镇，其控制区的村庄成立有维持会。五集村处在敌、我、友军的边缘区，一直没有维持会组织，当时，各村青壮年中都有被抓去当皇协军的，当然也有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效力的汉奸。他们一是威胁引诱村上人搞暗维持，二是领着日本人到村上抓民伕、抢牲口和粮食。
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正是青黄不接时节，老百姓没啥吃的。许多人向富户借粮，可有的人不讲方式。炭场平村的李某仗着自己会武术，到地主老财家硬性要粮，说是借给老百姓的，但却将“借”到的粮食背回自己家了。这引起村民的不满，群情激奋，一下把他打死了。
富裕人家不会轻易借粮，但也不是完全不通情理。五集村许多乡亲要到张春水家借粮时，让我出面说话。张春水是我本家兄弟，于是我上门向他说明大家度灾荒要活命，是求你做好事的，等收了庄稼后会如数偿还，我愿当担保人等等。他也同情乡亲们的难处，于是挖开地窖把粮食分给大家。一人借到了二斗米。这米成为乡亲们渡过困难时节的救命粮。
1945年7月，我和在东柏林的王奎则校长等十几个教员来到韩庄村，住在下街李和兴家。我们一面帮助村民抢收庄稼，一面作参战教育。广泛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动员青壮年支前参战，做好物资准备工作。
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朱德总司令发布对敌大举进攻的命令。八路军和当地部队攻入潞安府城，日本军队2000多人从北城门撤走，向太原方向逃跑。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要抢夺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胜利果实。8月15日，蒋介石授意，阎锡山电令赵承绶部6万人，进犯上党地区。22、23日，阎军占领长治、屯留县城，25日，占领壶关、潞城、襄垣等县城。
按照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我们教职员奉命将物资送到前方，带领民兵担架队参加解放上党的战斗。
上党战役全歼了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农历中秋节时，长治县城解放（1945年10月长治县全境解放。1946年1月划县城，带四关、领六村，始置长治市）。9月19日，壶关县城解放了，党政军民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
“上党战役”的胜利，粉碎了阎锡山扬言要摧毁太行、太岳根据地的企图，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从而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同时，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鼓舞了军民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
回顾八年抗战，自己从一个农民兼小贩成为革命战士，道路是十分曲折的。在共产党人的指引下，我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凭着一腔热血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后来身陷南政府牢笼的经历给我罩上深深的阴影。
五、遭受诬陷
“有人说你是‘国民党’，不承认就打死你！”抗战胜利后，我们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作好反对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充分准备。各解放区普遍掀起以备战为中心的练兵、减租和土地改革运动。
1945年底，王奎则校长通知我不要回家，在春节前后做好欢庆解放活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按上级指示，各村进行清理旧债，减租，反汉奸、反恶霸等工作。
1946年春，全县开展“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五集村是37个重点村之一。村上利用原先的“民校”搞活动，因为是在冬闲时开展，又叫“冬学”。在冬学里斗争地主，将他们的土地和和房屋分给穷人家，这是对的。但是个别人搞“极左”，在“除奸反霸”斗争会上动不动就打人，搞逼供信，人们说它是“武装冬学”。
张贵喜讲：说起冬学，斗争老财时动不动就打人。有人说地主张玉成家有23块元宝，让玉成老婆交出来，用火柱、烙铁烫逼着要。她哭着说真的没有啊！结果被活活打死了。张小五是个好人，也被活活打死了。张拴槐没有吃打的原因是他家主动把条炉和仓库交出来了。
靳会成（69岁）讲：赵景和一进庙门，就被人用脚跺倒，往脸上跺，一下把人打蒙了。
张松堂讲：张小五大名叫张书林，当过管理小学校的董事，斗争会上硬说他是恶霸，被打得昏死过去。当过牺盟会秘书的赵景和也被打得当场晕死，与张书林一起被撂到庵庙后崖下。半夜，他们返醒过来，忍着寒冷和剧痛先到陵川躲了一阵。后来跑到沁水县端氏乡下了户，解放后才回到村上。
正月初七这天，我正在地南头村参加土改工作。下午，五集村来人叫我马上回村说有紧要事。我想我又不是地主，也不是恶霸，会有什么事。
太阳落山前，我回到村上，晚上冬学开大会，让我把在南政府当兵的事检查一下。我认为自己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而且在抗战初期为党为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至于在南政府当兵的事，逃出来后已及时向区政府作过交代，也承认犯了错误。
我就讲了自己被捕受刑始终坚强不屈，到公安队当兵虽说是被强制的，也承认这是丧失了阶级立场，至于没有及早逃跑是怕连累作担保的乡亲们遭殃等。我如实说了这些经过和想法后，却被指责不是检讨认错，而是摆好和诉苦。
接着质问：“被捕的人有的杀了，有的活埋了，为什么没有活埋你？”我回答说：“我没有口供，不承认是‘暗八路’。”又问：“你给共产党干事哩，咋在南政府也吃得开，在公安局当文书？当副班长？”回答：“我在公安队是兵，没有当过副班长，更没有当文书，是让我跟文书王铭跑腿当帮写。”这时就有人指责在南政府当兵就是“反革命”等等。
接下来，又说我是“国民党员”，还拉出个证人。但他却说不出我和谁在国民党哪个支部、哪个组和组长是谁。理屈词穷了，恼怒之下有人上来把我推倒在地，先是棍打脚踢，然后吊到房梁上再打，恐吓道：“现在有人证，张安书你就得承认，不承认就打死你！”但我就是不承认这无中生有的诬陷。
当晚，区上领导得知我被村上叫去并上斗争会的情况后，写信通知我立即到区政府。
安好兄弟看我遭受冤屈，说：“哥，国民党说你是暗八路，现在有人硬说你是国民党，干脆跑出去躲一躲吧。”但我赌了一口气，没有的事，硬要栽在我头上，我非顶到底不可。
初八日一早，我忍着伤痛赶到流泽区政府。区长苏理同志（1921—1998，长治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下前，先后为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决死队员，壶关五区区长、壶关县委宣传干事、县委秘书、宣传部长。1949年南下后，历任中共顺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50年起先后任福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福建省计生委党组书记，福建省人大六届常委会常务委员）询问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最后说自己实在想不通，觉得这是有人故意整自己。苏区长对我讲：“不要随便猜想了。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有点过火行为，你要谅解。至于说你有问题也要正确对待，没有的事谁也给你硬安不上。”最后嘱咐我正确对待，勉励我好好工作。当天，区上研究决定让我到西柏林村去工作。
因为要到距家20里的西柏林村，于是回村做了些准备。13日，我到区政府辞别，就在出发时，区委书记张洪仁把我挡住了。他先是质问我：“张德善，活埋人时，咋没活埋你？”我想，村上开会时群众怀疑我有什么问题，那是不明真相。我的问题是早给区上作过汇报并具结的，在整风时也主动交代过的。听了这样的问话，我心里有些过不去，回答道：“我没有口供，没有证据咋能埋我！我是抗日的明八路，我抗日还抗坏了？”他无话再讲，突然转了话题说：“你村上来人非要你回去不可，那你跟村干部回去交代问题吧！”
张是区委领导，他更改了原来的决定，立刻让我的思想紧张起来了。我意识到这一回去肯定要受更大的冲击。回到家里，我的心情冷静下来后，再三思量，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开始我没有敢怀疑是他有意整人，后来想起他曾在南政府保安队干过事，难道他没有向抗日政府登记具结？是不是怕我揭发他才借机整我？要真是这样的话，在不明真相的群众面前我再硬顶下去，肯定会被乱棍打死的。如果我一死那就没有申冤的机会了，就会永远背上“反革命”的黑锅。反过来，只要我人不死，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会弄清事实的，不如先应付过关再说。
14日晚上，村上专门开斗争我的大会。当被指责：“张安书，你在顽固政府当兵就是反革命！”“你是国民党员，就是反革命！”我也就随口说“是，是。”这一答应，立马不挨打了，但接着就被追问：“你的党证呢？”这时候只能编瞎话了，说：“藏在陈塘河庙的香炉里。”、“那你得去取回来！”
第二天，张铜锁被指派跟我去梁家庄。半路上我说：“昨天晚上硬要我承认，但我确实没有参加国民党，哪有什么党证！去也是白搭。”张铜锁相信我的话，我们就返回村子了。晚上又开斗争会，我诚恳地向群众交代了确实没有参加国民党，更没有党证等实情，对自己当兵一事承认是犯了错误，但也表明自己没有干过坏事。如果组织上查出我说了瞎话，可以枪毙我。
由于拿不到证据，最后，张满仓、李买栓等多数村干部意见：“那就先放下，报告区上后再说。”
二月下旬，区上来人了解情况，我都一一如实说明实际经过。但是，到3月25日五集村庙会时，又让我站在戏台上交待在南政府当兵，就是做反革命的事，反人民的事。会后，将我捆绑起来并戴上高帽子游街，还让学生们跟着喊：“张安书是国民党！”、“张安书是反革命！”、“打倒张安书”等口号。
斗争大会后，又把我关了半个多月。我被放出来后，就找村干部说明问题道：“在冬学我供认的那些事，实在是不想被白白打死才承认的。我希望能把事情调查弄清，今后我还要干革命哩。”农会主席张满仓（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五集村农会主席、村长、村党支部书记。1964年从村领导岗位退下后，主动担当饲养员，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尽心尽力。1965年去世，享年63岁）安慰道：“没有的事总会弄清楚的，你先在家种地吧。”并答应再向上级反映。听说上面又做过调查，仍然没有找到我是国民党员的证据。
“有人害二爸，是为掩盖自己的问题”后来终于弄明白了，要置我于死地的果然是那个张洪仁。他隐瞒了在南政府保安队参加国民党的经历，混入共产党当了区委领导后，仍暗地里向南政府传送八路军的有关情报。在整党时，组织上察觉到张洪仁的真面目，他对隐瞒历史问题交代不下去，就跳井自杀了。
张贵喜讲：那年村上在大庙办冬学，东厢殿里边打人，家人在外面哭。打安书时，硬说他是国民党员，逼着要党证。他被打得不行了才承认有，让去找，结果没有找上来。
靳会成讲：当时，打安书、全喜，逼要党证。打得不行了，安书说藏在陈塘河庙，但没有找着。全喜穿的是单布衣，里面是毡片，就这也给扒下来烧了。
陈元富讲：安书在赵村受过刑，土改时，在冬学受了罪，多亏农会主席张满仓说话才被救下了。他是受罪了，但只要有命，哪有贵人不多受罪呢。
靳春英（女，79岁）讲：那年搞冬学，斗争时乱打人，打人很狠，还用烙铁烫。后来上面讲不能乱斗争。当时也斗争过安书，过后说人家没有的事，不能再斗争人家。
李梅则讲：八路军来到咱们这一带后，二舅在地南头学校教书。那年土改搞斗争，村上有人到流泽区，硬把二舅叫回来，让他站在台子上戴高帽，挨斗争。那天，我从娘家东柏林回断炉村路过五集时，不忍心看这场面，就赶紧走了。过后，二舅被关了起来，三舅安好去看望但不让见，他气得不行。后来你妈去探望，才见了人，她伤心得直哭。可二舅还安慰说：“我都不哭，你也不要哭！”斗争后，让他到坊炉上去打铁了。
张李堂讲：我爸讲过，大爹搞抗日工作，被敌人抓去受尽酷刑，死去活来。后来逃出来，重新参加了工作。谁知土改时又遭诬陷挨斗争，不知死了几回，好在他命大。
张满堂（70岁）兄讲：村上搞冬学那年我九岁，开斗争会时，也让我们小学生参加。我听说要斗争二爸，就溜走了，但又被找回来非让参加不可。那天，二爸被压制站在南殿西台上挨斗，会上喊口号：“张安书是反革命、是国民党员！”、“打倒张安书！”等。
第二天，二爸又被捆在南殿的石柱上挨批斗。数九寒天，二爸被连打带冻，鼻涕流得老长。人们都看不下去，可谁也不敢说啥，是二妈不顾一切前去用衣襟擦拭干净。我看到这场面，当时是一阵阵难受，现在想起来还心酸流泪。
斗争完后，二爸被关到东厢殿，到中午了也不让吃饭。我妈看人家不让大人看望，就让五岁的松堂弟送去灰灰菜玉茭面团子。
张满堂（中）与张松堂（左）、张李堂讲述后来听说是有人蓄意害二爸，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问题。
1954年，二爸回到五集，来看望我爸妈时。当说到“冬学”的一个干部现在有病时，我妈说：“不管当初怎样，你去看看他吧，就算是积个德吧。”第二天，二爸带上礼物前去探望病情，他没想到二爸会这样做，感动地说：“安书兄弟，对不起你呀！唉，当时是受上面指挥，让你受罪了。”二爸说：“事情都过去了，就不用再提了，我也不埋怨你，你好好养病吧。”一个歉疚、一句实情和一声安慰，多年的误会和恩怨立刻化解了。
“他没乱拉过好人，也没害过革命干部”我被逼供承认的事虽然是别人捏造，但却让自己背上了“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
受整后的几个月里，我是思前想后，逐渐对自己的行为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思想上开始从盲目走向自觉，意志从软弱悲观变得坚强乐观起来。
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我即向连队指导员交代了自己过去的经历和被人诬陷的情况，以及委曲求生的想法。在部队开展的阶级教育、诉苦中，经过学习，认识到自己是苦出身，有革命的勇气，面对敌人严刑拷打而宁死不屈；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局势下革命自觉性不高，在群众运动中不善于革自己的命。
后来，我曾多次对那段曲折的经历进行反省，自己的错误是：一是阶级斗争意识不强，警惕性不高而遭受阎匪逮捕，二是在南政府公安队当兵这件事情上，我承认思想上顾虑多，阶级立场不稳。不过，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处在八路军与中央军划界分治共同抗日时期，此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民族的事。
1953年，组织上调查时，五集村村长张满仓代表村上于正月十七日出具证明：
兹因张德善在抗日政府当村长在1939年十二月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山西阎匪暗杀团）捉抗日干部，大年初三日，被阎匪将张德善捉到东赵村，审问，坐监狱六个月。后国民党二十七军打垮了阎匪，又押到反动政府。后又叫出来当兵。后来反动公安局投降日本，张德善逃跑回家，这是确实的情况。后来仍然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再将张德善告五集编村牛某某历史列叙一下：因牛某某态度恶，严重向资本人打算，压迫基本群众，因此他扑身把牛某某告倒，解放了。后来顽固政府又将张德善捉去当兵，最后跑出来在家务农为业。后来经响应政府扩军，张德善自动参军，为此证明他的历史。
于3月19日再次出具证明道：
只缘吾村张德善在四零年阴历正月初三日被顽固政府捉去，受了严重的刑法，几乎丧命。在顽固公安局当兵两年半，也没有乱拉过好人，并未有害过革命干部。在四三年因顽固投敌，张德善无有依靠跑回家来务农为业，这是实际的情况。另外，他被顽固公安局捉去住看守所，和杜书则、杜俊则在一块儿住，也是实际的事情。为此特具证明。
在押的南政府公安局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申青云证明说：张德善不是国民党员，他是暗八路嫌疑分子。
可能是问题确实复杂，当时并没有及时作结论。后来的运动中，在极“左”思维下，有人一再以“叛徒”、“反革命”论罪，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尽管如此，我张德善心怀坦白，从来没有隐瞒过这段历史，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反映内心的痛苦，并提供证明人，企盼及早澄清历史真相。
可是，一等就是20多年。
历史是公正的，在清除“极左”思潮后，对我抗战时期的问题终于有了客观的正确的看待和处理。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