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6年10月，名叫“牢则”。10年后，小弟“虎则”降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因家境贫穷，我没有读过书。日本鬼子大扫荡到处烧杀抢掠，压迫中国人。1940年春，在抗日政府当村长的二哥被阎锡山反共顽固派抓去，受尽严刑拷打，后被判坐了监狱。我父亲得知亲生儿子住了黑房，也是又气又急，不久病故了。
母亲惦念五集的儿媳妇和孙女，想说说话安慰安慰，但一直没有个机会。后来，有一天，二嫂到东柏林村看望大姐回来路过紫水村时，觉得口渴想找水喝，恰好我在村口玩，就引到家里。这才算认了王家亲人。她回五集时我一直送到村头，从此互相走动开来，互相有了照应。
为了活下去，母亲把弟弟振虎反锁在家里，然后领着我出外讨饭。在乞讨过程中，母亲成了抗日决死队的秘密交通员。她送情报有一个绝招，就是藏在裹脚布里，因此从来没有被盘查的敌人所识破。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开始单独送信了，以给王大兴家王海忠残废证拉牲口卖煤炭为掩护，往店上镇送情报。我也和母亲一样，想法把信件藏好。我是采取把纸条藏于玉米棒芯里，送到指定的地点。送情报有时间规定，至于接信人互相不知道，也不能见面。一般是三五天就要送一次。主要是送到店上镇，那里是八路军太行军区的所在地。
1943年6月，有一次，我到西火镇取情报回来，刚从柴家沟村经五集河向紫水村走时，遇上日本飞机轰炸，我的右脚背被炸弹炸伤了。我忍痛坚持把情报送到八路军手里，对反扫荡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后，我因“右足背肌腱炸伤，瘕痕粘连，蹠拇指关节活动受限”，被评为“叁级甲等残废”。
（二）“你是小八路么！”
母亲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她知道我想参加八路军，就连续几次送我去，但部队负责同志都以年龄太小、个子矮、人太瘦，不予接收。我在给八路军传送情报中，懂得了不少事。我的亲人因为抗日而被杀害、坐监牢，我十分痛恨小日本侵略残害中国人。我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决心更大了。到1944年12月，驻店上镇的太行军区敌工部一位同志（可惜他的姓名记不得了）见我有信用，得知我想参军后，就问我多大岁数？怕不怕苦？想当什么兵？回答道：“我18岁了，我人长得瘦，可我不怕苦，不怕死，也不要钱，就是想当八路打鬼子。”半个月后，我去店上镇找到他，他让我跟他走。我拉着牲口，说是去陵川县的大姨家，这样我就参了军。文化部长彭加仑，听了我送情报及受伤的情况后，赞叹地说：“你是小八路么！”从此我给他当了勤务员。
彭加仑部长是个老红军，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二军第五纵队政委。长征开始时，他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是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的通讯员之一。1937年8月，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他是长征文学的著名作家，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是他最早撰写的。他还写有《三甲嶂上的英雄》、《战斗鼓动歌》、《渡金沙江胜利歌》等。
彭加仑部长十分关心爱护我们小战士的成长，既讲革命道理和长征故事，又教我们识字学文化。我在彭加仑部长身边时间不长，但我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觉悟得到很大提高。
1945年上半年，各大军区抽调干部到东北接受日本投降。我们一行20多人，身穿便衣，从左权县马田出发，经河北省武乡、玉田县、古北口过长城，绕道承德到达东北。经由黄克诚部队与中央派的部队联系上，又经辽宁省喀喇沁左旗岳白乎镇到辽阳。然后经西丰、梅河口，在吉林省海龙与东北局接上头。后来我跟着彭加仑部长来到抚顺，见过四野的首长林彪、罗荣桓、彭真等，随后北上。一路上尽管有国民党军队的路卡，由于我们坐的是苏军大卡车，他们不敢查，顺利到达长春。这时，苏军已占领东北，在长春成立有联络部，接收俘虏，后因国民党军进攻，撤到佳木斯。
（三）“武工队好，是真八路！”
1945年5月，我随敌工部到达哈尔滨后，组织上让我给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敌工部）部长王央公当警卫员。从这时起，算我正式参加革命工作，首长给我改名叫“王海忠”。后来，我被抽出到地方参加武工队，实际上是宣传队，我担任队长，副队长姓张。他有文化，识字多，工作上对我帮助很大。他在1947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们到义县、阜新等地与国民党九十三军打游击，进行宣传，瓦解敌人。同时动员群众，了解敌情，与当地土匪、地头蛇打仗。1947年这一年中，先后20多次和他们较量。有一次，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因为是晚上，看不清敌人有多少。这伙土匪扬言要抓活的。于是我就把队员编为一个排，让一、二班守住阵地，三、四、五班喊着口号冲上去。土匪招架不住，仓皇逃跑。我们抓住几个俘虏，他们交代说，想缴我们的枪，好向城里国民党军邀功请赏。
我们与国民党军、土匪打仗，得到了当地蒙古族穷苦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他们讲信用，只要有吩咐，都会尽力去办。每当打过仗后，他们就会给我们送来米面肉菜。我们住在穷人家，有什么情况，能及时了解。他们向我们要一些子弹，我们也适当满足，给上十几发。他们非常高兴，后来又还给我们，跷起大拇指说：“武工队好，是真八路！”和蒙古族兄弟在一起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骑马。当地土匪肃清了，但老百姓不想让我们走。
（四）“要不是王队长，我们就全完了。”
攻打四平的战斗，我们武工队也奉命参加了。当时我部在外围，我带六七个战士到新里屯时，凌晨四五点钟，迷失了方向，结果走进了敌人的包围圈。只听有人喝问：“站住！干什么的？”，我就用四川话回答：“我们是总部的。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喽！”哨兵不说话了，我说：“赶快走！”我们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所以径直出了村。这场遭遇的确太危险了，事后同志们说：“要不是王队长，我们就全完了。”后来当成了故事讲，首长知道后赞赏地说：“你就鬼得很！”
我们完成了任务，回去后即参加对长春的包围战。阵地对面的国民党兵饿得没办法，我们就把馍扔过去，意在争取他们阵前起义。开始只有士兵敢吃，后来班长、排长也吃了我们的馍。往后他们不打我们了，而且有了沟通。辽沈战役开始时，郑洞国率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我们部队驻城外的九台，欢迎接待起义的部队，安排他们吃饭。
当时王央公部长奉命去与对方开会，双方说好都不带武器，但为了首长的安全，我暗藏了一支左轮手枪，以防万一。事后，王部长知道了，表扬我保持警惕性，笑着说：“你这个小鬼！别人鬼，也鬼不过你。”
（五）“我去找内蒙骑兵团！”
辽沈战役开始后，攻打锦州时，我们部队在北镇县。这时蒙古骑兵独立团与第五军分区失去了联络，通讯班出去但没有找到。可我不相信找不到，就向首长请求任务，信心十足地说：“我去找！”于是带了一个骑兵班出发。这时，敌九十三军的一个营在山上。我们查看地图后，不走大路而走小道，从山沟插过去。快到一个村庄东面时，村里地方政权的人见我们到来，老远就喊：“你们是什么人？”说罢就放了一枪。有同志们说：“咱们打吧！”我命令大家下马，但对面还打枪。我抬头见到山上的国民党军旗，就大声喊：“看不出是我们是谁吗？”但对方仍然打枪。听到对方有说蒙古话的，恰好我们有人会说蒙语，于是就说：“我们是山上的，你们怎么能打自己人？”“你们敢打国军，想找死啊！”还反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民主联军？”“有，为什么不报告？”我们又问：“共军骑兵团还在这里吗？”对方回答：“已经走北面了。”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带领骑兵班从容不迫地往东走，再向南走一段后立即向西，绕过这个村子后，快马加鞭向北面驰去。看到我们战马荡起的烟尘，村里的武装才醒悟过来，喊叫“共产党跑了！”，但想再追已来不及了。
我们过了北山后，就找到了内蒙骑兵团，见到其副团长，传达了有关指示。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回到部队后，才知道联络部也在找，最后也找到了。但我们比他们早了两三天，使内蒙骑兵团及时参加了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大部队进关。由于我无文化，不会写，上级让我到车队当了队长。我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荣获解放东北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
（六）“你的耳朵真好使！”
全国解放后，1950年的一二月，四野的一批部队回东北搞农业垦荒。首长王央公代表民政局到沈阳车站欢迎，抽我去搞接待工作。我们先后接待了两批农垦战士。当时，他们中不少人很有怨气，骂骂咧咧，什么“老子从北打到南，回来无人管。”“老子打江山，你们享受”等等。我遇到这一情况，就上前好言劝说：“同志哥，不要骂了，人民是忘不了咱们的！”同时组织好接待，让他们吃好住好。接待的第三批部队是送他们到丹东，参加抗美援朝。这一工作搞了一个多月。我的工作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因为我还算是残废军人，被推选参加了1950年东北荣誉军人劳模代表大会，会上给我颁发了纪念章。
此后，组织上安排我去东北工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学习三年后毕业。
王海忠（左）与战友合影（1951.5.1.）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1951年春，我曾随老首长王央公到朝鲜七个月。这是首长夫人白惜青同志坚持调我跟随去的，意在加强安全保卫，但我已不再是警卫员身份。
1951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组成志愿军战俘管理处，由东北军区敌工部部长王央公为主任。战俘营的营址设在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对内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训练管理处；对外则称：碧潼战俘营。我们过鸭绿江来到碧潼后，首长带了七个人上山观察地形。我突然听到“吱吱”声，后听“扑扑”响，感觉不对头，就对警卫员喊道：“你们听不出来打枪吗？”我迅速上前把首长拽下来，自己的身上被树枝划破了，但保护了首长的安全。首长赞扬说：“你的耳朵真好使！”我觉得只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能做好首长的警卫工作。当时，警卫员们惭愧得抬不起头来。事后，保卫科干事受到了批评。
想到首长的安全，我要求继续跟着首长，但他坚决让我回国上学，嘱咐我努力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勉励我给人民多作贡献。1954年2月，我荣获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颁发的纪念章。
1955年，我完成学业。这时，国家正搞“一化三改”，抽调部队干部到地方工作。我这时已是副连级干部，也在抽调之列，说是搞几个月工作就可回部队。我先后到丹东、锦州工作，后又分到绥中县手工业管理科。到了县上后，组织上让我先到县公安局搞肃清匪特工作。在西北沟派出所工作时，我们连破两个大案，抓获了国民党暗藏特务。此后，我到县手工业管理科负责管理修表、白铁、造纸、鞋服、被服厂等小企业。当时钟表社的生产搞不上去，组教科马科长让我去管理，经过一段努力，生产有了很大改观。后来到沈阳参加学习班学习管理知识，回到县上后，又抽调到武装部搞动员新兵工作。县上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多次讲：“你干得不错，转业到地方上来吧。”“绥中是个不错的地方”等。我舍不得部队，但想到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在部队干，以后还得转业，不如早点转。县武装部请示沈阳军区联络部，得到批准，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转业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到盘锦修水渠。我带领300多民工，70天的工程任务，我们50天就完成了，上级奖励绥中县政府的锦旗给扛回来了。这年我又一次参加荣军劳模代表大会，荣获“东北荣军《保持荣誉》”胸章。
1958年，大力兴修水库。我于这年结婚成家，妻子张桂霞是鞋厂的工人，贤惠、精干，里里外外都是她一手操持，使我能全心全意搞工作。
1959年，连降大雨，大风口水库开了口子，其他水库也出现险情。县上抽调干部组织抢险。我奉命于晚11时赶到当地村庄，立即组织民兵动员老人孩子上山，然后放枪鸣号，带人上水库护坝。经过我们300多人的奋战，保住了大坝。当时县境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村民受到威胁，但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伤一个人。由于当时抢险护坝形势紧急，我也照顾不上家。也就在这时候，我的大女儿出生了。直到水坝、群众等平安后，我才回家见到了女儿利伟。后来，我又到烟厂当工作队员，协助恢复生产。
1960年，我的工作被安排到县交通管理站当工区主任，负责养护段、道班等工作。县交通管理站改为县公路管理段后，组织上曾提议让我担任领导工作，但我知道自己干具体工作是能干好的，而当领导没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是不行的，因此坚决不答应。后来组织上让我具体管路政工作。在公路上，我一干就是26年，直到离休。期间多次受到表彰奖励，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
2005年8月，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荣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回想自己的经历，我这个人，不爱当官，只愿干实事，而且能干好。转业地方后，我安心绥中工作。老首长王央公于1957年到空军工作时，他夫人在国家某机关人事处当处长。老首长连写15封信催我去北京工作，但我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不行，担不起重担子，就再三再四地婉谢了首长的好意，最后在绥中扎下根来。
王央公同志是位可敬可亲的老革命，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首长待我如亲人。他是辽宁省阜新县人，生于1913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9月参军，11月入党。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政治教员、抗大一分校干部教育股长等。1940年始，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内蒙通辽县县长。1946年，任中共吉江省郭前旗旗委书记，兼任旗武装大队队长。他爱人白惜青任旗政府民政科长。1947年，王央公任西满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950年，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敌工部部长。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主任。1957年以前，曾任国家计委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国家建委燃料局局长。1957年后，历任空军修建部第二副部长、空军后勤部副部长、空军航空顾问等职。1982年，按正军职待遇离职休养。
戴苏理同志与我胞兄是老战友，他在壶关县当八路军工作团团长也就是县委书记时就认识我。他当辽宁省委领导后，曾两次到绥中县视察工作，每当问到有什么困难或想法时，我都说，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啦！我的情况挺好，请你不用操心了。
我到地方工作后，自己的工资比一般同志要高，后来调资，我先后让了五次。我觉得干革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家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
与戴苏理同志畅叙战友情我知道戴苏理同志的消息，第一次是从1976年9月8日《人民日报》得到的。第四版左下角刊登9月6日“菲律宾足球代表队同河南省足球队进行首场友谊比赛”消息，出席的领导名单中有“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戴苏理同志”。
第二次是1978年12月25日《陕西日报》“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会在首都隆重举行”的报道中，参加追悼会的中央委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他已在辽宁省委工作了。所以在自己申诉材料中写有关抗战初期证明人时提供了他的工作单位。
1986年8月28日，市粮食局领导组织离休干部到北戴河疗养，9月1日，我赶到“商业部北戴河休养所”。在北戴河期间，胞弟王海忠前来相聚。此后，海忠与时任辽宁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戴苏理联系上，他欢迎我们到沈阳一会。
12月7日，我坐火车于8日到达北京火车站，恰巧碰见吉林省镇来县医院放射科张伯良同志，他热情地与我同车直达绥中并送我到胞弟家，然后才乘车回镇来县。
两天后，我和兄弟海忠乘车，经过锦州，下午1时到达沈阳。2时15分到和平街的辽宁省委传达室，电话联系要见戴苏理主任。一会儿，办公厅副秘书长李玉华同志前来，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我告诉道：“我叫张德善，山西省壶关县人，现在陕西省宝鸡市，已离休。1938年秋，我与戴苏理同志就认识。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他指导我们在北行头村神山岭召开军民纪念大会。”
随后，他送我们到和平街三经街第三段大公路北61号院。戴苏理同志来到小轿车前，握着我的手说：“你比我年轻得多啊！快进屋。”老战友见面，虽然内心很激动，但毕竟都是饱经风雨的老人，谈说起相别40多年，都是感慨不已。说到过去的战友，他深情地说：“我们工作团的马千里同志牺牲了。你认识张绍良同志吧，他是东韩村人，当时任六区救联会主席，可惜他也牺牲了。”我说：“绍良同志是因汉奸告密，被荫城日军抓捕的，第二天杀害在五集村河滩。绍良同志牺牲后，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决定把东韩村改为绍良村。”说到这里，戴苏理同志说：“十二月事变中，日寇侵占着壶关县城，县南地区被阎锡山反共军独八旅占据，成立了县政府。县长叫崔秀生，公安局长叫王修臣。他们大肆抓捕抗日干部，我们有许多好同志遭难。二区区长冯广居、区牺盟会秘书老罗同志就是那年腊月下旬被敌人围攻被捕后杀害的。当时你也遭难了。”
说到这里，我也就顺便说起自己参加革命时间上的问题：“我在1944年9月后的工作是公开的，赵军、康沛烈、王爱群等同志能证明，而抗战初期秘密工作经历，何绍先、车敏同志都清楚。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组织上外调时也没找到他们。为说清我在抗战初期的活动的实际情况，我提供的证明人中除了有当时的秦工作员，就是您啦。可是外调人回去后说您记不清了。他们去阳泉见到秦同志，也是说记不清。我得知他的工作单位后，就给老秦同志去了封信。不久他给我回信说，时间长了记不起来了。”（秦同志的信：德善同志：你的来信收了，接信后，我回忆了一下，想不起我给你在一起工作情况，因为时间太长，30年过去了。那时我在五集、百尺、东柏林那一带工作时，你大概还很小吧？你的一切都好吧！在有机会回家和北京出差时，可路过阳泉休息玩玩。我现在一切一般还好。你家都好吧！同志们都好吧！专此去信联系问候为荷！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1972年10月24日）
听了我的述说，戴苏理同志叹息一声，说：“同志啊！一个人经历的事、接触的人很多，时间久了，记不起来也是有的，你应该理解呀！”他接着说：“可我从没有见有人找过我，来问你的事呀！”我随即将以前写给组织部门的申诉材料拿出，他浏览一遍后，说：“你写得很实在，那一段工作情况我可以给你写证明！”我说：“不用啦！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见到老领导和老战友，我已经非常高兴了。”“现在按1944年9月算我参加革命时间，组织上已费了好大的劲，以前革命经历算不算参加工作时间，我也不想再说啥了。回想当年许多同志和战友都牺牲了，想想他们，我还计较个甚呀！”戴苏理同志说：“是啊！那时候，情况太复杂，都是秘密干革命，多是单线联系。如果联系人一旦牺牲或者找不到，是不好说了。再说‘文革’动乱中情况又很复杂，你能体谅组织上的难处，思想上也能想得开，这比啥都强啊。”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话越说越多。他说：“我后来离开壶关，到太岳地委、晋豫地委工作。解放战争时到南阳地区，解放后一直在河南工作。”当我询问车敏同志时，他说：“车敏同志1942年到43年担任太行四分区敌工站壶关分站站长。解放后在新疆工作，前不久病故了。”我得知这一情况顿时感到一阵心酸。记得当年我在县民运科工作时，他曾给我看好多革命书籍，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洛甫的《论待人接物》、陈伯达的《防共就是灭亡中国》等。外出下乡时，我们是同吃同住，工作上他要求严格，批评人时不客气。他是个老红军，常用“长征精神”激励我。在他帮助下，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说到家庭子女时，他说三个子女有两个在河南工作。我也告诉道，儿子润棠曾下乡插队，工作后于1978年考上西北大学，现在宝鸡市委宣传部工作等。兄弟海忠也简要谈了自己的经历和目前离休于绥中的情况。
戴苏理同志讲到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老同志学习和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出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时说：“农业稳定，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他还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同志，有的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尽管想工作又觉得无从做起，找不到大显身手的天地。”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东北的天黑得早，戴苏理同志让我们住到他家，我坚辞不能打扰。他吩咐警卫员送我们到人民旅社休息。临别时，他拿出一张出席党代会时的照片签名后送我作留念。
戴苏理同志（左）北京留影这次会面，使我了结了多年想见戴苏理同志的心愿，也让我弄清了以前区上外调人员取不到证明材料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