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妗子申俊则讲，舅舅早先在荫城“同懋德”商铺做生意，他是暗八路。《壶关县志》上记载他是长治县抗日政府科员。1940年，村南的两个汉奸特务引上顽固军去荫城镇抓捕了他，后来被杀害在横河村。舅舅是1906年生，妗子生于1911年。他们的女儿叫菊则，养子叫天苍。亲生儿子叫苗荣，出生三个月后父亲就牺牲了。苗荣是革命烈士后代，上学的学费全免。后来参加了工作，退休前在晋城市煤炭运输公司。
八路军来到我们这一带后，住宿不扰民，一般住在庙宇和农家窑洞或栅栏里，如果得到主家同意方在祠堂庙殿院落住宿。他们多在山区活动，有时派三五个人到城镇买些蔬菜很快就走了。他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给人们留下很好的印象。
白队长领导的这支抗日宣传队有七八个人，平时都是穿便衣。白队长是南方人，为人和气，因为说话有点蛮，我感觉说得快，开始有点儿听不太懂。我给他带路跑了一些村庄。
有一晚，白队长与我谈了好久。他了解到我的身世、家庭和求出路的情况后，于是鼓励我为抗日做工作。他想了解当地有关情况，问道：“你是壶关人，熟悉这一带，可了解西火镇的情况？”我回答：“西火镇属长治县管。西火镇虽然没有荫城镇热闹，但也有‘二衙’，有盐务局，有财主的商号，集市很红火。”
不久，他们要到西火镇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白队长吩咐我说：“你在西火镇外边去放哨，一旦发现有官府人来，就抢先来告诉我们。”
抗日宣传队利用西火镇集市人多的时机，公开接触这里的劳动群众，宣讲：当前国难当头，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劳动人民得解放而奋斗；青壮年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等等。
红军抗日宣传队搞宣传，除了在集镇外，就是利用当地庙会。离我村五里路的长长治县都城隍庙治县北大掌村南的城隍岭有一座大庙。传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未取天下前曾避难于庙中，他坐天下后敕封之为“天下都城隍”。城隍岭庙会是长、壶、陵三县群众集会的著名大场所，为了扩大宣传，吸引老百姓参加，白队长就动员附近村上的富户财主捐出一批粮米，给前来赶庙会的群众管了一顿中午饭。
这是一次人数多、影响大的宣传大会。此前人们对红军是不了解的，只是听说过红军东征和挺进晋西北的信息，以及阎锡山说红军是“共产共妻”的匪徒等污蔑的话。现在见到红军抗日宣传队，穿着朴素，待人和气可亲，道理通俗易懂，才知道红军是抗日救国的队伍，也了解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从而看到了抗战的前途，抗日热情逐渐高涨起来了。
荫城镇有阎锡山基层政公所，红军抗日宣传队不便公开活动。他们起初在荫城附近的村庄活动，后来到西火镇和陵川县的礼义镇、平城镇一带开展工作。又到壶关县的赵屋、牢村等地定点驻扎，在长、壶、陵三县交界的山区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山区的路径崎岖，村庄间路途复杂，宣传队多走小路，我尽心尽力为他们带路和传递信息。
后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白队长的抗日宣传队后来又叫八路军抗日宣传队，坚决惩治汉奸卖国贼和当地压制老百姓的土豪劣绅。当了解掌握到哪个城镇或山区恶霸绅士有汉奸行为，就要没收其财产，充实抗日队伍军费。在没收县城汉奸靳瑞薪的商铺后，于1937年冬，我跟随白队长到西火镇没收了潞安府大豪绅裴宝棠开的盐务分局。
食盐是老百姓生活必需品。我们这一带由于被盐商裴宝棠控制专卖，价钱也高。抗日宣传队将没收的食盐减价一半卖给老百姓。白队长叮嘱我说：“回去告诉乡亲们到西火镇来买便宜盐，谁想买多少都能买到。”
开始，村上人怕去后被抓兵，因此去的大多是老年人。我一再告诉乡亲们说，没有抓人当兵的事。八路军不骂人不打人，而且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一块钱能买20斤盐哩。乡亲们听说后纷纷前去买盐，人多了乱拥挤，白队长叫我协助维持秩序，让人们排队付钱提盐，那天从上午10点一直干到下午两点。
这时的我，为了家庭生活还得做生意。有时奔跑一天也卖不上钱，吃饭就成了问题。但是抗日宣传队的活动吸引着我，只要有召唤我不分昼夜马上寻找白队长。当然这些事是不能告诉家人的。
与抗日宣传队接触多了，我也反映当地财主为富不仁的行为，并提出一些疑问。如有的富家大户贩鸦片，自己也吸鸦片；但也有的自己不吸反而鼓动穷人吸鸦片烟等情况。许多庄稼人吸上鸦片后，是卖房子卖地。我的生母曾因生父吸大烟而生气闹仗。白队长讲：“你可知道这些穷人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的原因么？因为鸦片烟是能上瘾的毒品，一旦吸上就很难摆脱。他会不顾一切地卖地卖房买烟吸，地主老财也就会乘机算计你的家产。”“这些吸鸦片的穷人是上了地主豪绅的当了。一旦懂得倾家荡产是吃了这伙坏蛋的亏，觉悟后就会向他们算账呢。”
白队长没收西火镇盐务局的举动，让老百姓进一步亲近了宣传队，但也引起官府的恐慌，于是加强了镇上的戒备。白队长让我带路把把剩余的食盐运到陵川县平城镇出售给老百姓，然后就转移到神山岭一带了。这时，抗日宣传队已很信任我，白队长也了解到山西太行山一句谚语“鸡蛋换盐，两不见钱”，说：“张老乡做生意不容易，给你些盐卖好吧？”回答：“我没本钱买盐啊。”“你先拿去卖，完了再还账么。”过后他给我100多斤食盐，临别时嘱咐：“你平时做你的生意，有事时给我们当向导。你在游乡赶集时多向老百姓讲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是为抗日救亡而来这里的。用你的话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政策是没收汉奸财产，打击土豪恶霸。”还叮咛：“五集、百尺一带有啥情况，无论早晚或深夜，一定要提早来说一声。”
这样，我就更有干劲了，白天仍旧赶集镇、走村串户做买卖，晚上与熟人朋友扯闲话，不少年轻人很愿听我的所见所闻。说到热烈处，有的说：“我们不当亡国奴，只要人家要，我们去当八路军打小日本。”
1937年10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一面开展游击战争，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成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我第一次接触到八路军部队是这样的：那一天，我去西火镇赶集，半路上听说有军队。我们这里很久没有见过军队了。上一次过队伍是七八年前，阎锡山的军队路经五集村石棺材沟下河南和老蒋争战。那天我正在山坡地里干活，看到阎锡山的军队兵打兵，推着走，抓去的民夫拉着大炮，还被打骂脚踢。见到此景，我虽然隔一条河沟，但心里仍感到害怕。
这次听说有队伍，同去赶集的乡亲怕被抢劫或抓伕当差就不去了。我心想自己本钱不大，就是有土匪要抢，也是抢大资本家商铺，豁出去也要到西火镇看看。到镇上后，看到的士兵身披棉袄，脚穿布鞋，多背大刀和红缨枪，洋枪很少。三人一堆，五人一伙，说话和气，待人热情。他们看到老百姓疑惑的眼光，就主动说自己是八路军，是来发动群众抗击日本鬼子的。到中午时分，他们在人多的地方讲话，胆小的人走了，胆大的人站着听。我走到跟前去听，讲话的人表情亲热，称老百姓为“父老乡亲兄弟们”，讲的内容和白队长讲的一样，喊的口号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没收汉奸财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标语上写的是“八路军是工农的队伍”、“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等等。人们渐渐地靠近了，也不害怕了。
八路军化整为零在长治、壶关和陵川三县交界一带出没。有一天傍晚，我从西火镇赶集返家走到樱桃沟山时，碰见有穿破旧军衣的二三十人队伍在山路走。他们把我喊住，说：“老乡，我们是八路军，不要怕！天快黑了，麻烦你给带个路吧！”我满口答应着，说“不怕！我给抗日宣传队带过路。”那个领头人说：“这就更好了。我们要到陵川平城去，走小路爬山都可以，最好是走深沟河谷。”我熟悉这一带的路径，讲了要经过的路标，并告诉到天黑只能再走10多里路，可以住到壶关县边境的赵屋或牢村。要是到五集村只有五六里路了。他问：“五集是个大庄吧？”回答：“是，有村公所，还有防共自卫团。”这位领头人说：“我们不去五集！不能住那里，也不能叫村公所的人知道。你就带我们往赵屋去。天晚了，你也住那里，吃饭、睡觉由我们管。”听了他给我说的悄悄话，我才知道他们行踪要保密。
我背着货包在前面走，有的战士硬要替我背货包，也就依了他。我们走的是小路，先到西牢村，翻越赵屋山后，经司家河村，再绕道到达赵屋村时，天已经很黑了。村边有座庙宇，里边住有一个尼姑。我进去把情况说明后，她也通情达理，队伍就在大殿里住了下来。他们借用庙上的锅灶做好饭后，叫我一块吃，还让我住下。因我明天还得送货，就想连夜回家，于是把去陵川平城镇要经过的桥蒋、原庄岭等路标说清并写下来。临别时，那位领头人硬塞给我两块银元表示感谢。这是我第一次给八路军部队当向导。
到七八月时，长、壶、陵交界的城镇和庙会上，不断出现八路军召集老百姓宣传抗日政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没收汉奸卖国分子的资本商业和财产；组织群众抗日团体；武装民众；巩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国共合作”县政府，一致对外；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等等。
我在串乡贩货时，多次遇上问路的八路军小分队，近的村庄路好走就把路线告诉清楚，远的如到陵川县平城镇附近山村等，干脆答应带路。到达后有时夜深了也只好随他们住下……
这期间，他们把我叫“小向导”，并随时询问当地情况，凡是我知道的都尽量告诉。由于当向导次数多了，我对一心抗日救国、为人民打天下的红军、八路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更充满了敬意，心甘情愿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八路军来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使“生长在暗无天日的封建旧社会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从此觉醒了。”
1937年冬，壶关县城有了八路军工作团。他们在搞宣传的同时大力开展募捐和扩军工作。白队长在壶关县二区即流泽区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军队，说他所在红军部队就是现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
多半年来，在与八路军抗日宣传队、工作队的接触和交往中，他们讲的和做的已经把我鼓动起来了，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已成为我的愿望。白队长听了我的想法后，高兴地说：“张老乡想当八路军，这很好啊！可是不能光你一个人参加哦。你做生意认识的人多，多跑一跑，动员青年人参加抗日决死队吧。”
于是，我东奔西走，向与我同龄而且有交往的青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正像那首《我们在太行山上》歌中所唱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热血青年誓死不当亡国奴，甘愿为国家和民族而捐躯洒血。再说许多青年人家里穷困生活无着，反正在家没有出路，也想外出闯一闯。有的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也有的是自己做主。五集村的张春牢和张补牢兄弟俩，在母亲支持下愿意一起参军打鬼子。就这样，除了他俩外，我又动员了南山村的张根仓、岭西村的小劳则、西牢村的秦天和、录池村的李聚宝、地南头村的和国富、水台底村的高老胖，五集村的陈胜和、小土则、怀保，紫水村的王月等17人。
张补牢像张补牢复员证我们在五集盐店院集合后，白队长让我带队到县上报到。县政府领导对我的工作很赞赏，当天开了欢迎晚会，县长张恒业表扬我为抗日出了力。县上开过欢送会后，我们18人中，张补牢等6人编入八路军，我与其他11人到驻扎在县城东的董家坡村参加了决死三纵队第三中队五营，我被任命为副排长。
1938年2月，日寇集中了三万余人，向晋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仍然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至3月上旬，日寇便又侵占了临汾、长治、风陵渡等数十座城镇，并继续向晋西南黄河各渡口进犯。
此期间，我们五营在壶关县东长井村与长治县西长井村一带的老爷山岭上放哨，和民兵一起为八路军大部队带路。后来，当日本鬼子进攻壶关县城时，我们部队依据老爷山的有利地形展开了一次阻击战，掩护壶关县党政军民安全转移到山区，战后受到上级的表彰。
这年4月，晋东南地区遭到日寇三万余人的九路围攻。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和抗日决死队展开反围攻战斗。4月中旬，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武乡长乐村与日军主力部队一〇八师团激战，歼敌2000多。长乐村战斗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他各路敌军闻风丧胆，纷纷撤退，我军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榆社、武乡、辽县、壶关等18座县城，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
我在抗日决死队不到四个月，期间我趁夜晚看过一本描写苏联革命的小说《铁流》，书中描写士兵由乌合之众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铁流”的过程，主人公郭如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常听连长讲军事课，内容很多，其中介绍古今中外十多位军事家的成长经历，记忆较深的是法兰西统帅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惨败的事例。
粉碎日寇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后，八路军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5月中旬，壶关县党政机关和各抗日团体陆续返回县城。此后县政府开展发动群众和建立区、村抗日政权，组织上决定让我回地方工作。
我回到村上后，白队长曾嘱咐我主动协助村公道团团长王聚金做些事，得到村上头面人物的认可，以便日后做抗日工作。至于村长欺压村民、乱摊派的问题，县、区抗日工作员来五集村工作时，可以向他们反映，由县政府处理他。他还说：“你的情况，我们会向区牺盟会工作员介绍的。”
二、勇于斗争
“壶关县有个年轻县长”壶关县在1937年下半年以前，是阎锡山统治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县长毛崇义、“主张公道团”团长杨笃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山西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壶关县抗日救亡的活动蓬勃兴起，到处传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亡的人想家乡”等歌曲。
8月，阎锡山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后，壶关县成立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简称“动委会”。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动委会”主任是何绍先，工作人员有杜继周等。
此时，毛崇义这个曾经积极推行阎锡山防共紧急令，杀害过进步人士的县太爷和县公道团团长杨笃宽态度极为沉闷，对待抗日救亡工作十分消极。
10月，阎锡山将全省划为七个行政区，省牺盟会遂提名一批特派员担任各县县长。壶关县牺盟会特派员张恒业（1908—？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院长）接替了毛崇义，人们都说：“壶关有个30岁的年轻县长”。国共合作的县政府形成后，牺盟会派到壶关县的工作人员很多，洛洪章担任县牺盟会特派员，与县公道团合署办公。利用阎锡山提出的“守土抗战”等口号，宣传抗日救亡，实行合理负担，扩大了共产党的主张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全县抗日救亡的团体：农民、青年、妇女等救国会相继成立。后来，张星图（1908—1947，长子县人，中共党员。1937年8月参与成立“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长子县分会”。1937年12月调任壶关县牺盟会公道团联委团长。1941年到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调太岳区党委调研室工作，1945年担任中共长子县委副书记、书记。1947年7月病逝。）接替杨笃宽的县公道团团长后，壶关县公道团成为又一个领导全县人民救亡的团体。
壶关县城自民国以来，有钱有势的封建绅士以贾荣科、秦辅虞为首，各自为政，形成“南北两党”。贾荣科家住县城南关，人称之“南党”。我当五集村公道团团长时也是村神社社首，按当时规矩，我与张家族长一起去拜访过贾荣科，带的礼物是二两烟土和两封点心。秦辅虞居住城北，人称“北党”，在抗日态度上较为积极。
抗战爆发后，秦辅虞的家产一度被没收，因属执行“左”的政策，后将没收家产予以归还。张恒业任县长后，曾专程拜访主动掩护决死队的秦辅虞先生。为团结北党，争取南党，张恒业县长还请两党的头面人物到县府大院开座谈会，要求他们以抗日大局为重，响应政府合理负担的口号，带头为抗日作贡献。
与五集编村顽固势力的一场斗争1938年5月，县政府机关和各团体返回县城后，在建立抗日新秩序中，提出“改造县政府行政机构”，县政府原下设“各局改为三个科”，并创办县干部训练班。全县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区，开展了撤换坏村长，改造编村政权的斗争。
8月，县牺盟会和公道团合并，简称“牺公联委会”或“牺公会”，按照省牺盟会、主张公道团及新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布的《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政策，动员富裕户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并强制性摊派，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虽然县上是这样号召，但推行时阻力很大。这原因一是县政府中仍有阎锡山残余势力维护旧制度，二是各编村的封建势力也坚持顽固立场。
1938年的春天到秋季，我们五集编村抗日民主力量与阎锡山统治势力代表以及封建迷信道首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反复的斗争。
这时，西牢村编入五集编村。五集编村共辖14个自然村。五集编村村长姓牛，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到任的，村“主张公道团”团长是王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