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乾清宫的正殿里，高悬着一块由清代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这个匾的背后藏有决定大清皇位继承人的“建储匣”。清朝自雍正开始采取秘密建储的办法，即皇帝生前不公开册立皇太子，而是秘密写出所选皇位继承人的文书，一式二份，一份放在皇帝身边，一份则封在“建储匣”内，放到“正大光明”匾的背后。
只有在皇帝死后，才能由顾命大臣共同取下匾背后的“建储匣”，和皇帝秘藏在身边的一份对照验看，经核实后正式宣布皇位的继承人。
秘密建储制度的创立，解决了皇储矛盾与储位之争的问题，可以说是对中国皇位继承制度的重大改革。后来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就都是按照这样的制度登上宝座的。正因为如此，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秘密建储制度是自雍正朝开始的，其实，秘密建储这一制度是在康熙晚年开始的。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与其他王朝皇位继承制度迥然不同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基本上采取公开建储，即预先公开册立皇太子，以备承嗣皇位。所选太子的原则是所谓立嫡立长。而清王朝的皇位制度先后有过四种形态，经历了从不立储君，到公开建储，又到暗定储君，再到不立储君的曲折变化。
清朝旧制，皇帝生前不预立太子。但是康熙在改元的第十四年(1675年)，学习汉族统治者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改变了清初不立储君的传统，册立了不满两岁的嫡长子胤初为皇太子。并举行隆重的立储大典，颁诏天下：“自古帝王继天立极，抚御寰区，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无疆之休”，“嫡子允（胤）初，日表英奇，天资粹美”，兹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
康熙果断地做出如此惊人之举，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的。
首先，他吸取了满洲的历史教训。康熙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临死之前都没有公开确定并宣布皇位继承人，努尔哈赤死后由八旗旗主公推举新汗，皇太极死后则是由实力较强的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由此引起争夺大位的事仲，几乎兵戎相见，使政权濒于分裂的危险。
其次是为了强化皇权。顺治帝二十四岁病逝前，曾想不遵祖制，以从兄弟为继承人。但最后由顺治帝与孝庄太后、诸王、大臣等商量，决定由皇三子玄烨来继承皇位，四大臣辅政。康熙从亲身的经历中则认识到册立皇太子，有利于强化皇权，削弱旗权。
第三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受到汉族传统制度和汉文化的影响。康熙学习儒家经典，接触儒学名臣，研究了中国历朝统治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到了预立储君有利于皇权的连续与稳固，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头等大事。
其四则是出于平定叛乱时的现实需要。“三藩”之乱时，有人伪托“朱三太子”蛊惑人心，以之为号召，煽动叛乱。康熙从这件事情中看到了“太子”的威力。因此，他下令杀掉吴三桂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做人质的额驸吴应熊，以丧其志，绝其望；同时，自己册立皇太子，以为身后预作准备，并以此壮大自己的声势、稳定人心，以达到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皇太子胤初的生母是皇后赫舍里氏，出身显赫，她的爷爷索尼是辅政大臣，她的父亲噶布喇是康熙的领侍卫内大臣，她的叔叔索额图则官至大学士。赫舍里氏十二岁嫁给玄烨，两人恩爱，但在生育胤初时却因难产而死，年仅二十二岁。康熙帝与这位早逝的皇后感情极深。母因子死，予以母贵。康熙帝对这位嫡长子格外关爱，于是决定改变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皇位继承的制度而实行皇位嫡长继承制，预立胤初为储君。
皇位之争永远都是皇宫矛盾斗争的主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即使是微小的举动，也会牵动若干条敏感的神经，引起意料不到的争斗，何况是更改祖制。
康熙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根据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预立太子，并依照汉族历代王朝“立嫡以长不以贵，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继承制度，立嫡长子胤初为皇太子，必然会与清朝传统皇位继承制度及其固有观念发生冲突。因为新的预立皇储制度，公开地剥夺了某些皇子继承皇位的机会与权利，而且由于康熙帝多子，在位时间又长，过早地公开册立太子，无疑就造成了康熙帝和太子间、太子和诸皇子间的矛盾和纷争。
康熙朝皇储矛盾有一个逐步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当初，因胤初幼年，一切尚属正常，皇父特别关心他的成长，较对其他众皇子的教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亲自为之讲授四书、五经。稍长便向他传授治国之道，并带他外出视察。康熙对太子的才智始终满意，认为骑射、言词、文学均有过人之处。
胤初自幼被立为皇太子，由于地位特殊，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并无重任在肩的压力。加之人们不适当的奉迎和谄媚，天长日久，便忘乎所以，目空一切，奇骄至奢。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的归途中生病，十分想念皇太子胤初，特地召他至行宫。胤初在行宫侍疾时毫无忧色，使康熙帝看出皇太子无忠君爱父之念，实属不孝，于是怒遣胤初先归。太子有权有势，随着年龄的增大，身边集结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这种情势又使康熙感到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对此，康熙采取了断然措施，首先清除在太子身边从事不正常活动的人物，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九月，命将膳房人额楚交与伊父“圈禁家中”，膳房人花喇、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头等三人“处死”。此后，皇储矛盾日益尖锐。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康熙分别册封成年诸皇子：皇长子胤提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力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稹、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祜、皇八子胤禊，俱为多罗贝勒。受封诸子参与国家政务，分拨佐领，各有属下之人。他们有权有势之后，开始纠结私党，争夺储位，使矛盾进一步发展。在皇帝与储君矛盾之外，又加上皇子与太子的矛盾、诸皇子之间的矛盾。诸皇子对太子，有的造谣诽谤，有的用巫术镇魇，有的预谋杀害。康熙不知真相，听信谗言，对太子更加反感和失信，乃于三十九年九月，给太子所居毓庆宫，派去总首领太监、首领太监、普通太监共五名，以加强对太子手下人的监督和管辖。
此后，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使皇权受到了威胁，政局也因此动荡不宁，康熙帝不得已决定要废除皇太子胤初。
四十七年八月，康熙帝出塞行围，忽闻皇十八子胤祈病重，君臣均面有忧色，康熙帝亲自回銮看视。九月，康熙的十八皇子死，时年仅八岁。胤初对十八皇弟之死，毫无弟兄友爱之情，这就更加深了康熙帝对他的嫌恶。但胤初受到康熙帝的斥责之后，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嫉恨在心；在行军途中，每夜逼近父皇所居的布城（帏幄），扒裂缝隙，鬼头鬼脑地向里窥视，不知意欲何为。这些举动使康熙帝日夜戒备，不得安宁。胤初平时对臣民百姓，稍有不从便任意殴打，其侍从肆意敲诈勒索，仗势欺人，也激起公愤。康熙帝对胤初的行径无比气愤，特令随行文武官员齐集塞外行宫，勒令皇太子胤初跪下，历数其罪状，包括：
（一）“不法祖德，不遵朕训”，“专擅威权”，“肆恶虐众”，将诸王、贝勒、大臣、官员“恣行捶挞”；
（二）“穷奢极欲”吃穿所用，远过皇帝，犹以为不足，“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
（三）对亲兄弟无情无义，有将诸皇子“不遗噍类之势”；
（四）“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
（五）“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胤）初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h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于是决定将胤初即行锁禁，并下令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太子亲信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人，立行正法。其他同谋的满洲大臣杜默臣等数人充发盛京，其余从宽不究。
九月十六日返京后，于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黜皇太子，并将其幽禁于紫禁城内的咸安宫。二十四日颁诏天下。
这次预立太子的失败，使康熙的建储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鉴于太子的特殊地位，极易侵犯皇权，并引起诸子相争，因而开始倾向于不立皇太子。康熙帝总结了历史的规律，“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辄，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在列举胤初罪状之后又说：“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始终。”接着又下令；“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贼，法所不宥。”十月初一，康熙又向诸子及大臣宣布：“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知诸大臣，亦不令众人知。到彼时，尔等只遵朕旨而行。”“顷者告天之文，极为明晰，无俟复言。即使朕躬如有不讳，朕宁敢不慎重祖宗弘业，置诸砻石之安乎？迨至彼时，众自知有所依赖也。”皇帝对储君心中有数，密而不宣，直到临终时再公开宣布的做法，已具备秘密建储制的基本特点。说明康熙秘密建储思想已初步形成。
但随后发生的皇子争夺储位活动，又动摇了康熙的秘密建储思想。先是皇长子胤褪，他错误佶计形势，以为立嫡不成，势必立长。
胤裎在康熙帝的诸子中排行第五，因为他前面的四个皇兄均早殇，按封建礼法，在成年皇子中他的年龄最大，所以被列为皇长子。但是，他的生母惠妃那拉氏只是一位庶妃，远不及皇二子胤扔的生母皇后的身份高贵，胤初因是嫡出而被立为皇太子。胤裎表面上遵从父命，内心里对太子的地位是十分觊觎。
当然，胤提在诸皇子中是比较聪明能干的，三次随康熙帝出征巡视，都有所作为。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九年，年仅十八岁的胤提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指挥军队；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五年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他与内大臣索额图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这年三月被封为直郡王；第三次是康熙三十九年随同父皇巡视永定河河堤，任总管。三次随父出巡都取得了康熙帝的信任。
心想夺嫡继大统，他开始密切注视着康熙帝对皇太子胤初的态度。从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直至康熙四十七年，这近二十年来皇帝和太子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随之引起的关系变化，胤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认为对他谋取皇储之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时机。
因此，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在塞外行围时胤卒乃被废，胤裎十分得意。康熙帝器重胤裎，让他负责监视胤初，从塞外至京城一路上都是由他看守。
不久，康熙觉察到胤裎的图谋后，于九月四日宣布拘执胤初时，即明确表示：“朕前命直郡王胤裎，善护朕躬，并无欲立胤提为皇太子之意。”胤裎见自己立储无望，便向皇父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子胤禊，并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禊，后必大贵。并为根除障碍，竟利令智昏，奏请杀掉胤初，说如欲诛乏，“不必出自皇父之手”。
康熙听后大为震惊，并从中得知胤提、胤禊结党谋储位，竟欲杀害胤初。
胤禊虽为康熙帝之子，但因其母出身卑微，故少时在众兄弟子侄间并不得贵重，颇受冷遇。其母卫氏，系满州正黄旗包衣人、宫内管领阿布鼐之女。宫内管领虽为五品文官，但因她是辛者库出身，所以较后宫其余人等为贱。胤禊出生后，康熙嫌卫氏出身低微，将他交由大阿哥胤裎之母、惠妃那拉氏教养，因此他与惠妃感情甚亲。雍正帝继位伊始，允许部分母妃“随子归邸”而居，惠妃因亲子胤提已被圈禁，于是欣然移居到胤禊府邸。
胤禊早年很受皇父喜爱，康熙于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第一次分封皇子时，他便与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一同受封为贝勒，为当时皇子中年龄最幼者。此后又多次受康熙指派，适其出塞时与皇三子胤祉一同办理政务。
胤禊为人非常亲切，全无阿哥的骄纵之气，因此广有善缘。不仅在众兄弟中与皇九子胤禧、皇十子胤袱、皇十四子胤褪交情非比寻常，与众多王公朝臣亦相交甚欢。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卒于康熙四十二年）
生前也曾在康熙面前赞扬胤禊不务矜夸，聪明能干，品行端正，宜为储君。
胤禊不仅亲近同宗贵胄，在江南文人中也有极好的口碑。他的侍读何焯系当时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书法家，尝学于钱谦益、方苞等人，以擅长八股出名，康熙二十四年即充拔贡生，但因为人“生性率直”、“经常当面责人”而得罪了考官，此后屡试不第，四十一年李光地荐其博雅，康熙召试，命值南书房。次年赐举人，复赐进土，选庶吉士。后寻命侍读胤禊于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在贝勒府期间，与胤禊甚笃。康熙四十五年何焯父死，他将身边的幼女交由胤禊的福晋照看，便奔丧回里了。胤禊还曾托由何焯为其在江南购书，颇得当地人的好评，称他“实为贤王”。
胤禊的福晋为安亲王岳乐之外孙女，父姓郭络罗氏。岳乐为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因在战事上屡有建树，于顺治十四年晋为安亲王。安亲王一家可算得上是朝中显贵，J鸯l禊与郭络罗氏的姻亲，在无形中就拔高了他的身价，削弱了因母家地位卑微而产生的影响，为其在宗室中奠定了广泛的人缘基础。
九月初七日，康熙令留京的胤禊署内务府总管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尤其在当时讳暗不明、满朝震动的情况下，更是体现出康熙对他非同一般的信任与器重。
但是，胤裎现在突然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胤禊，如其说是为了帮胤禊还不如说是害了胤禊，此番言论惹得康熙是勃然大怒，遂命将张明德拿交刑部审问。此时的康熙认为胤禊有希冀大宝之心，也开始对其予以防范。后经仔细观察，发现胤裉自九月初七日署内务府总管以来，到处妄博虚名，将皇帝宽宥及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哗众取宠，侵欺皇权。
九月二十八日，胤禊奉旨查原内务府总管、废太子胤初之奶公凌普家产后回奏，康熙帝说：“凌普贪婪巨富，众皆知之，所查未尽，如此欺罔，朕必斩尔等之首。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人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汝好，朕即斩之。此权岂肯假诸人乎？”。
这时，另从审讯相面人张明德一案证实，胤禊知道张欲谋刺太予，但并未奏闻，反而向其他皇子散布，确有希冀储位，争当太子的野心。
九月二十九日，康熙再召众皇子至乾清官，云“废皇太子后，胤裎曾奏称胤禊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大宝岂人可妄行窥伺者耶？胤禊柔奸成性，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胤初，今其事旨已败露。著将胤禊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向来与胤禊交之甚深的皇九子胤糖邀皇十四子胤褪一同带了毒药前去阻谏，胤褪奏言：“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康熙斥责说：
“你们两个要指望他做了皇太子，日后登极，封你们两个亲王么？你们的意思说你们有义气，我看都是梁山泊义气。”胤褪于言语间冲撞了康熙，康熙大怒，拔出小刀对他说：“你要死如今就死”，欲诛胤褪。亏得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众皇子叩首恳求，康熙方才收下小刀，命诸皇予将胤褪责打二十板，逐之出去，才算是化解了一场父子间的流血冲突。
但是对胤禊却以“柔奸性成、妄蓄大志、要结党羽、谋害胤初”等罪名被锁拿，并交与议政处审理，两天后革去其贝勒封爵，为闲散宗室。
十月十五日，胤祉又向康熙告发胤提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魔废皇太子之事。康熙帝闻听此事，当即派人前往胤初的住处搜查，果然搜出“魇胜”，确信胤初为魔术致狂。康熙帝气愤万分，对胤程“不诸君臣大义，不念父子之情”而宣示为“乱臣贼子”。其母惠妃也向康熙奏称胤提不孝，请予正法，康熙不忍杀亲生儿子。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将胤提夺爵，令革其王爵，终身幽禁，所属旗分佐领及包衣佐领、管领等一律收回，另赐别人。在府第高墙之内幽禁起来，严加看守；直至雍正十二年幽死，共幽禁了二十六年。
在此前后，胤祉及皇四子胤祯、皇五子胤祺、十三子胤祥等都曾受到过审查，甚至拘禁。皇九子胤禧、皇十四子胤褪则由于为胤禊辩护而遭到皇父严斥。
康熙在处理胤裎、胤禊的过程中，发现庞太子胤初罪名不全属实，经核实并无企图谋杀皇父之事。反之，倒是胤提等人妄图陷害以至谋杀胤扔。鉴于储位空缺，诸子争立愈演愈烈，朝内人心惶惶，便逐渐萌发了复立胤视，稳定形势，以观后效的想法。并在多次向朝臣暗示后，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四日，召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令从诸皇子（皇长子除外）中举奏一堪任太子之人，并称“众议谁属，朕即从之”。不料，在国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及其他一些重臣的倡议下，竟有人“私相计议，与诸大臣暗通消息”，一致保举胤禊为皇太子。这一出乎意料的保举，令康熙震怒，质问道：
胤禊是罪人，庸劣无知，保奏其为太子，“不知何意？”“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于朕也。”诸臣串连保奏胤禊一事，反而坚定了康熙复立胤初为皇太子的决心。因保举胤禊的呼声太大，唯有用嫡长子一途可以抵制。后来，他说过：“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初放出。”十一月十五日，康熙立即当众宣读御笔朱书为胤初平反的谕旨。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九，以复立皇太子胤初，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次日，分别将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稹、皇五子胤祺晋封亲王，七子胤祜、十一子胤磁，晋封郡王，九子胤糖、十二子胤构、十四子胤褪，俱封为贝子，胤禊在此前已被复封为贝勒。康熙试图以此促进太子与诸皇予以及诸子之间的团结。然而此举却适得其反。
复立太子仅仅才三年半，康熙就第二次废除了太子胤初。这次皇、储之间的斗争，从抓以步军统领托和齐为首的太子党开始。步军统领贸责北京内城、外城卫戍治安，兼及司法民政，为军政实权人物，历来均由亲信担任，一般之事难于告倒。但康熙接到安亲王弟景熙揭发托和齐结党会饮、策划“保奏”胤初即位的奏章，立即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日，以有病为由将托和齐解职，拘禁。同时任命表兄弟兼姻兄弟隆科多为步军统领。数日后，康熙在畅春园向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宣称：“今国家大臣，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者”，并当场逐个审问镶白旗汉军都统鄂缮、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和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宗室悟礼等。众人都矢口否认结党，惟齐世武、悟礼供认与鄂缮彼此筵请过，于是定名为“结党会饮案”。
但拖延半年之后，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案情仍无进展，202并未取得实据，不得不将齐世武、托和齐、耿额三名主要人物，放在户部书办沈天生贪污案中审结。三人分别供认受贿三千至一万两不等，经康熙批准：齐世武与耿额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托和齐因在主子安亲王服丧期内宴饮罪，改判凌迟处死，因于监所“病故”，将其判尸扬灰。其子原户部主事舒起，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他凡一应发审取供之人，一律革退。关于“结党会饮一案”本身，康熙看过宗人府等衙门审讯口供后，将责任都归结到胤初身上，说他“行事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言语、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信息”。但如何“买嘱”、“潜通”，并无具体阐述。
严惩太子党人，标志着皇、储矛盾又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再废太子势所必然。同年九月三十日，康熙在巡视塞外回京的当天，即将胤初拘执看守。十月初一，向诸王、大臣宣布再次废黜太子理由，要求诸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宣布此后若有奏请释放者，“朕即诛之”。此后，禁固在咸安宫内的胤初并不甘心，借医生为其妻石氏诊病之机，用矾水写信与外界联系，此举又被康熙发觉。自此，康熙帝十分戒备，凡大臣上疏立储者，或处死，或入狱。康熙六十年三月在康熙帝庆寿之日，有的大臣上疏立皇大子之事，康熙帝对此置之不理；事过数日，又有十二人联名上疏立储，康熙帝怀疑这些人为胤初同党，均给予处罚。
康熙第二次废黜皇太子，是比较冷静的，也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痛苦和愤懑。因为他总结历史经验发现，立太子就难免有矛盾；不立太子可能更好。二次废太子之后数月，因汉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册立皇太子，康熙对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说：“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予，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太子之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
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特召集尔众大臣，明示朕意。”实际上康熙已看到皇帝与太子的矛盾之所以特别尖锐，是由于存在以封建领主制为其特点的八旗制度。诸皇子成人之后，照下五旗诸王一样，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各自的所属人员又“各庇护其主”。这本身就容易与皇权产生某种矛盾。如果设立皇太子，其地位、待遇又必然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因而必然侵犯皇权，使矛盾更趋复杂。所以，当诸王权势尚待削减之时，确实不宜再树一个权势更高于诸王的皇太子。
虽然不立皇太子，但又绝对不能将立储大权转让于别人，或被别人窃取。他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长篇谕旨”中指出：“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高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但朝臣屡奏，请立储分理。康熙认为“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再次重申绝不预立皇储以分皇权的坚定决心。
翌年正月二十一日，大学士、九卿等缮折具奏请立皇太子，是鉴于皇帝生病，请立太子“赞襄办理”政务。皇帝召见他们，告知“朕自幼颇能耐病，是以起屠照常，仍办理几务。今至汤泉，颜色稍复，精神亦增，特谕尔等知之。”亲自召见臣下，当然也有显示身体已经康复，令其不必多虑之意。接着指出：立胤初为皇太子时，“一切礼仪，皆索额图所定。”致二阿哥心性改移，行事悖乱，皆索额图导之也。既然臣下奏请立太子，康熙便令预先议定立皇太子的礼仪：“尔等会同将明代会典，及汉唐宋以来典礼，查核详议具奏。”与此同时，又以“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名不正则言不顺”之言，重申不预立太子的意向。大学士、九卿等体会此意，不再提立太子之事。
坚决不立太子，实际是坚持首次废太子后所形成的秘密建储思想。
首先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国无二君，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皇权不可分割，不允许皇储分享皇权、侵夺皇权。太子的存在，就难免出现皇帝与太子之间的权力之争。即使太子本人无意夺权，周围的人中也会有浅薄庸俗的势利小人，投靠“新主”，向太子献媚，而制造皇、储之间的矛盾。因此皇帝在世，不预立太子。
当然，皇位继承人也必须由皇帝一人决断；不必由其他机构、人员决定、推荐。皇帝生前对储君心有成算，考察、培养，择贤而立，但秘而不宣。至皇帝临终前，宣布皇位继承人，皇帝驾崩后接替工作。
秘密建储的优点是：皇权专一，不受太子侵欺；促使诸皇子尽心于政事，增长才干，不分心于争权夺利；避免或减少诸皇子储位之争，及由此而产生的朝臣结党营私。
但康熙时秘密建储制度尚不完善，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临终之前，才口述遗命，面谕诸皇子及隆科多，钦定皇四子胤稹继承帝位，并未留下亲笔朱书诏谕为证，引起后人怀疑和猜测：储君到底是皇四子胤稹，还是皇十四子胤褪？至今仍莫衷一是。不过，改革继嗣制度，防止诸子相争，这也是促使清朝政治渐趋稳定的一件大事。康熙经过反复、痛苦的摸索，奠定了秘密建储的理论基础，井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历史上，无疑是一大可贵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