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
《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日译本始刊于1689年，《演义》嘉靖本问世167年、清太宗皇太极下令大学士达海译《演义》、《孟子》等为满文50年、《演义》满文译本问世39年之后。按日本年号计，为江户时代元禄二年，《太平记》作者发现《演义》近三个半世纪后。在这近三个半世纪的日本文学中，除在后期军记物语《义经记》中人物辨庆身上还依稀能看到一点《全相三国志平话》中张飞的影子外，全不见有《演义》的踪迹。究其原因，或与当时日本战乱连连，社会动荡有关。
如前所述，《太平记》所记为日本南北朝内乱，而以“太平”名之，是要表达民众对和平的期盼。但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分裂终于1392年结束后，日本民众却并未迎来真正的和平。战乱是少了，但仍不断：1399年应永之乱发，1416年上杉禅秀之乱起，1428年京畿贫民暴动（史称：正长暴动），翌年播磨·丹波农民暴动。1438年永享之乱起，足利持氏父子兵败自杀；1441年嘉吉之变发，六代将军足利义教被刺身亡。此后战乱更加频发，社会更加动荡，到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战乱更由京畿向地方蔓延，并将整个日本拖入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战国时代。直至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织田信长扫荡群雄，推翻了室町幕府，八十年代丰臣秀吉继承信长事业，统一了日本，1603年德川家康打败丰臣势力，就任征夷大将军，建立了江户幕府，之后日本才迎来了真正的和平。
战乱能促进人员的流动，从而促进物质文化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之间相互交流，但精神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却经常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因为在战乱年代里人们不能不更重视现实。或也因此，《演义》于此期间未能在日本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只有当和平真正到来后，日本社会才出现了有利《演义》传播的变化，其一是汉学潮的迅速兴起。
日本的室町时代与战国时代是下克上的时代，是权威被否定，秩序被破坏的时代。因而当德川家康创立了江户幕府君临了日本后，为使自己不被下所克，就必须树立起新的权威，建立起新的秩序。为此他找到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为其理论依据。1607年，他召日本近世儒学之祖藤原惺窝弟子林罗山为宾师，命他随侍身边，随时为自己讲授朱子理学。上行下效，幕府各部门、各藩国于是也争相延请林罗山及其同窗乃至门人为幕宾，为自己讲授朱子理学或提供咨询，担任政治顾问。譬如尾张藩主德川义直请了藤原惺窝门人堀杏庵、纪伊藩主德川赖宣请了惺窝门人那波活所与罗山门人永田善斋、水户藩主德川赖房请了惺窝门人辻端亭与罗山门人人见卜幽轩，德川三大家全都有聘。
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关心带动了汉学潮的兴起，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更大兴趣。据井本农一等编《日本文学的历史7·人间开眼》统计，在由宽永初年至元禄初年（1624～1688）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出版物中数量最大的是四书五经与《二程全书》、《朱子语录》、《朱子全书》等儒学方面书籍，其次就是上至《史记》、《前·后汉书》原作，下至《列女传》、《列仙传》、《蒙求》日译等史书、小说、随笔与启蒙书等（p46）。相对于多少带点“官办”味道的儒学书籍而言，史书、小说等的印刷出版完全是“民办”的，而这完全产生于民众的兴趣需求，就为《演义》日译本的问世准备好了消费市场。
但有需求还得有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将永远只能是愿望。或是巧合，1644年我国发生了朝代更迭，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明亡后，不愿事清的明朝遗臣与文化人大量避居日本，“对日本的文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仅受聘德川三大家的有名者就有尾张的陈元赟、纪伊的吴任显与水户的朱之瑜（号：舜水）等”（同上p48），这批人的移居日本，无疑为《演义》日译本的问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明朝遗民的日本移居，可以给日本带去更多的中国文化，可以促进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但中国文学作品要被译成日文，则还要有印刷出版业的支持。因为现代日语与汉语虽完全不同，但于古代却颇多相似，以至于上世纪初梁启超还能于《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如是断言道：“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而当时《日语一月通》之类的日语课本确也曾广泛流行。与此相仿，一如早稻田大学创立者大隈重信所言，“明治维新以前，汉文行乎日本”，日本古代读书人也大都读得懂汉文，无需依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多有对《史记》的借鉴，但至今未见有《史记》的古日语译本存世便是一个证明。
但据上引《日本文学的历史》对近世初期日本出版状况所作的概述可知，主要以读书人为对象的《史记》等印刷出版的是原文；而主要以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为对象的《列女传》与《蒙求》等印刷出版的却是日译本。这说明：在接受中国的文字文化时，知识分子与上层武士可以不依赖翻译，而下层武士与农·工·商等庶民阶层却需要翻译，很大程度上却必须依赖翻译。但近世以后逐渐成为了日本文化产品主要消费者的这一群体不是有闲阶级，他们的经济状况与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既无能力也无时间通过抄写来获得满足自己精神消遣需求的书籍。他们需要有人来抄写并以他们可以接受的价格为他们提供书籍。如此批量抄写只能是印刷出版，但此前日本的印刷出版业并不发达，书籍的流传主要靠手抄。与古代典籍一样，《太平记》等中世文学作品也多有众多不同的抄本传世就是一个证明。
无意中促进了日本印刷业发展的，是1592年的日本对朝侵略。在朝鲜军民的顽强抵抗与明朝援军的及时增援下，两次侵朝都惨遭失败，并最终以丰臣秀吉之死而告终。但在第一次亦即1593年8月由朝鲜撤兵时，丰臣秀吉从朝鲜带回了铜版活字与印刷机具，并将之献给了当时的后阳成天皇。天皇随即下令以之印刷了《日本书纪》神代卷、《古文孝经》与《四书》（1599年）、《五妃曲》（1603年）等一批日汉古籍。这批日汉古籍主要印成于1597～1603年间，而当时的日本年号为“庆长”，故此统称“庆长御版”。庆长御版书的印制开创了日本活字印刷的历史，促进了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到十七世纪中叶，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已使各种古典的原文及其注释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同上，p51）。因此而得广泛流传的古典文本，于日本版本学上称“流布本”，有御选《八代集抄》与《源氏物语湖月抄》、《徒然草文段抄》、《荣华物语》的古活字本与明历二年（1656年）刊本等。
印刷出版业的发展降低了书籍的价格，使之能为庶民消费者所接受。于是在对中国文化兴趣的增强、明朝遗民的亡日以及日本国内印刷业的发展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面向庶民的中国文学作品日译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689年，明亡之后40余年，《演义》的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终于开始刊行了。（本章内容较多，囿于篇幅，以下只参考杂喉润《三国志与日本人》作一简介，引文除另有注明者外，均引自是书第3、4、6章。）
《通俗三国志》的译者是京都天龙寺僧人义彻、月堂兄弟；所用底本，据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考，为李卓吾本。两人从1689年开始费时三年共同译成，并署名“湖南文山”于1689年同时开始制版刊行。译本初时主要在僧侣等知识人中流行，后渐流传。到1836年由池田东篱亭校订、葛饰戴斗绘图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开始问世后迅速普及，几为家喻户晓（p80）。
《通俗三国志》是《演义》继满文之后的第二种其他语言译本，由此也可见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但清太宗下令译《演义》是在“未入关之先”，目的是要以之“为兵略”（王嵩儒《掌故零拾》卷一“译书”），而湖南文山译《演义》是在太平盛世的元禄年代，目的只在于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与文化消遣，且主要是后者，因而不是忠实于原文的逐字翻译，而是对原作中意犹未尽处作了补充的编译。譬如《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有曹操征张绣时的“望梅止渴”故事，但《演义》在第十八回的曹操征张绣中未曾提及，只在第二十一回的“曹操煮酒论英雄”中以曹操向刘备说明请客缘由的方式将之带出。或是出于对细节真实的追求，或是出于对故事趣味性的追求，湖南文山于曹操征张绣中详细插入了《世说新语》中的“望梅止渴”故事，而在卷四第八章“煮酒论英雄”中又由曹操简单重复了一遍。
湖南文山对《演义》的“编译”，还表现在他对原作形式的改变上：他以罗贯中《演义》为基础，参考陈寿《三国志》进行取舍后，按自己对内容的理解与把握将120回改编成了50卷。同时，他又删去了几乎每回末尾必有的“且听下回分解”套语，抹去了原作中的说唱痕迹，将作品由以听为接受方式的说唱故事完全改变成了以读为接受方式的阅读小说，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由说唱故事到读本的转换。
譬如于《演义》第33回“郭嘉遗计定辽东”末尾，曹操与荀攸仰观天文，忽见一道金光从地而起。荀攸曰：“此必有宝于地下。”曹操因遣人随光掘之。于此作者唱罢一声“正是：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宝旋从北地生”，即以套语“不知所得何物，且听下回分解”结束了本回，只留下一个悬念，引听（读）者继续往下听（读）。此种方法于1960年代后期之前的日本连环画剧中也经常可见，但湖南文山删去了套语，于“一道金光从地而起”处不打住，接着讲曹操命人于金光起处掘出铜雀，以为吉祥，大喜，遂命人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又祭过亡于北征的郭嘉后，于准备南征处结束一章。于是《演义》中的第33回于湖南文山译本中就成了第13卷，而120回也就成了50卷。
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对其后日本的影响巨大，以至“江户时代为数众多的战争题材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接受有《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今日所见加藤清正像也颇似关羽。收于《国史肖像大成》中的京都劝持院加藤清正像留的是一小撮山羊胡子，但画本中的加藤清正却都是‘美髯公’，而且都如关羽提青龙刀般提着钩镰枪”（桑原武夫“为了《三国志》”）。但正如日本同益出版社于该译本问世220年后的1912年还曾出版了一套全文带假名标注的50卷本《通俗三国志》一事所说明，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对日本的影响虽然广泛而且久远，但受众更主要还是中小学生等受教育程度较低者。
（二）借鉴：泷泽马琴的《椿说弓张月》与《南总里见八犬传》
（1）《椿说弓张月》
当《通俗三国志》于1689年开始刊行时，日本江户前期净留璃·歌舞伎狂言作者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已36岁，显然不太可能与之有缘。或即因此，他成了江户时代著名作家中受《演义》影响最少者。受影响最多者是泷泽马琴，他生于1767年，《通俗三国志》刊行约80年后；卒于1848年，《绘本通俗三国志》刊行并迅速流传12年后，亦即他在世期间正是《演义》于日本逐渐流传并最终家喻户晓时期，更何况他“读书破万卷”，“尝阅罗氏三国志及十二朝、武王、楚汉、隋史遗文、玄宗、五代史、岳飞、元明、国姓爷等诸演义，深叹其内容变化之奇，文字流畅之妙，虚实相间之功”（后藤丹治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0·椿说弓张月》上p411.其中，罗氏三国志当指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十二朝或指《开辟演义》，武王或指《东周列国志》，楚汉或指《两汉演义》，《隋史遗文》为明代袁韫玉撰，凡十二卷、六十回，玄宗所指不详，五代史或指罗贯中（？）《残唐五代史演义》，岳飞所指不详，或为《说岳全传》，元明或指明徐渭撰《云合奇踪》，国姓爷所指不详），因而于创作中对《演义》多有借鉴。
泷泽马琴又名曲亭马琴，江户时代读本作者。据谷山茂等编《日本文学史辞典》介绍，他“一生有著350余部，主要为宣扬儒教伦理与劝善惩恶的读本作品。其中又以讲史类读本作品最为擅长，结构之宏大，构思之巧妙，文章之华美，无不堪称一流。日本演义体小说即因马琴而确立，并于明治初年广为流行”（p146）。他对《演义》的借鉴集中体现于两部作品，其一为《椿说弓张月》，另一为《南总里见八犬传》。《椿说弓张月》为马琴讲史类读本代表作，又名“镇西八郎为朝外传”。作品以史实为依据，又广泛吸收各种笔记杂录乃至街谈巷议，虚虚实实地讲述了历史人物源为朝的一生。以《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0～61·椿说弓张月》中的头注为线索“按图索骥”，可知作品对《演义》的借鉴主要有以下11处：
①作品第4回：忠国听了，先看其人（源为朝）：年约十六七，筋骨强壮，面白鼻高，眉绿有如青山，唇红仿若春花，双耳肥厚，双目灼人，身长七尺，相貌非常。
《演义》第1回：玄德看其人（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②作品第5回：为朝妻白缝姬如男儿般好舞枪弄棒，演兵布阵。新婚之夜，为朝刚进洞房，就有两女子手持樱花棒劈头盖脸打将下来，继而又有十余名女子围上来大战为朝，其间描写颇似《演义》第54～55回中孙夫人侍婢，不同唯一动一静而已。
③作品第6回：琉球王代代相传双珠“有如中华传国玉玺”说法源于《演义》第3回、第6回提到的汉传国玉玺。或也因此，吉川《三国志》卷二第8章与卷七第29章同名“珠”，但前者指“传国玉玺”，后者指“阿斗”（详见第3章第1节第2小节）。
④作品第7回：昔时汉土三分，吴国诸葛恪一日方欲出门，却被家犬衔住衣服不放，示有大祸将临。
《演义》第108回：（诸葛恪）方欲出府，有黄犬衔住衣服，嘤嘤作声，如哭之状。
⑤作品第14回：此（伊豆）岛代官三郎大夫忠重生性奸回，常冤百姓，我等恨不能生啖其肉久矣。
《演义》第2回：耽曰：“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
⑥作品第47回：为朝心想此河非过不可，于是飞奔至桥上断开处，“呀——”地大叫一声，纵身一跳飞过南岸。
《演义》第67回：孙权收回马来有三丈余远，然后纵辔加鞭，那马一跳飞过桥南。
（本回还有部分表现与诸葛亮《出师表》相近。）
⑦作品第49回：利勇问松寿：“军师可有计策？”松寿笑曰：“就敌设谋，此事易也，但恐大臣不用。”
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卷八：吕布问计于陈宫，陈宫答曰“但恐将军不用某计。”
⑧作品第51回：虞舜不辞娥皇女英，而曹孟德一世英雄，也恨不能置二乔于铜雀台上。
《演义》第48回：（曹操）顾谓诸将曰：“……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晚年，吾愿足矣！”
⑨作品第54回：细察和汉古例，则我朝有藤原镰足诛入鹿，汉土有司徒王允杀董卓。
见《演义》第8～9回。
⑩作品第55回：为朝军为朦云国师妖术所苦，后以兽血人粪一泼，便破了其妖术情节借鉴自《演义》第2回的朱隽·刘备大破张宝故事。
[11]作品第56回：为朝于岛袋遭朦云国师火攻，侥幸逃脱情节借鉴自《演义》第103回“上方谷司马受困”。
综上所述，马琴于《椿说弓张月》中或直接、或间接经由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地大量借鉴了《演义》，其中既有词句的引用，也有情节的化用，如此巧妙利用《演义》的构思与表现塑造了他的不世英雄源为朝。
（2）《南总里见八犬传》
读本《南总里见八犬传》为马琴演义体小说代表作，凡98卷，刊于1814～1842年，延续长达28年。作品以里见家史记载中相对较略的1439～1500年，亦即室町末期战国初期为时代背景，以日本关东地方为主要舞台，讲述了八犬士复兴里见家的传奇故事：八犬士为安房领主里见义实女伏姬感妖犬八房精所生八颗玉珠（每珠各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中一字）各自投胎出生的八个义士；八犬士分别长大成人后相聚一处，大破以关东管领为首联军，复兴了里见家后入富士山成仙。八犬士的成功与皆得善终表现了作者基于儒教伦理的劝善惩恶思想，但一如坪内逍遥于《小说神髓》中所指出，八犬士既分别代表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德，成了一种道德的代表，其人物造型就是“非人类的”，因而作品是“反近代文学的”。
“作品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对中国最著名传奇小说《水浒传》的广泛借鉴与模仿”（伊藤整等编《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p336），但对《演义》也多有借鉴。整体构思上，八勇士相聚一处，共同中兴里见家的构思与《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共扶汉室的设计相仿佛；局部描写上，最明显的借鉴是作品末尾关东大决战对《演义》赤壁大战的模仿。只要将中国地图向右旋转九十度，将长江看作江户湾，则关东大决战形势便可一目了然：与江北曹军对应的是江右公方、管领联军，与江南孙刘联军对应的是江左里见军；江右势众但不习水战，江左势弱但惯于水战；时值隆冬，而结果是江左里见军大获全胜。
不仅如此，军师犬坂毛野胤智英俊潇洒，恍若周瑜再世；犬村大角礼仪假扮卜卦者赤岩百中混入武藏国，为两管领定计火攻里见军，又仿佛庞士元巧授连环计。当然，他已预知火攻当日风向将要逆转，江右水军将因此全军覆没（第154回）。火烧赤壁还得有黄盖行苦肉计，过江放火，于是作品就有了让被俘者千代丸丰俊诈为江右内应，“用他重蹈吴国黄盖故辙”之计的实施（第155～156回）。
江右联军分兵两路来打行德与国府台。在行德，犬田小文吾悌顺与犬川庄助义任奋力抵抗，大败江右军，斩敌上水和四郎束三与赤熊如牛太猛势二上将，其“战斗之英勇激烈，有如唐土三国初分时冀州刺史袁绍帐下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颜良、文丑大战关云长般，其实无法细表”（第161～164回）。
犬田小文吾悌顺与犬川庄助义任有如颜良、文丑，于国府台迎敌的犬饲现八信道则完全就是日本张飞。请看作品：江右马车队势不可挡，里见守军束手无策，犬塚信乃戍孝与犬饲现八信道率军绕到敌后，大破马车队，活捉了马车队长斋藤盛实。
但不久江右马车队即重整队形，追了上来，当时犬饲现八正返回到距茂林道十七八町（一町约合109米）远处。“当地有一宽约二丈小河，因近长坂村而名长坂川。原是引猴股河水灌溉用的，因而不长。河上架有一桥，即长坂桥”（第165回）。犬饲现八命部队将斋藤盛实解回大本营，只留下二三十人如此这般埋伏好后，单枪匹马立于桥上迎敌。
所谓长坂川、长坂桥纯属虚构，派大部队解送一名俘虏，拒大敌却只留下二三十人，这也多少有悖常理，但如此却更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演义》中的张翼德大闹长坂桥。情节的发展果然如《演义》第42回所写：追兵疑有埋伏，不敢近前；犬饲现八见敌军疑惑不定，突然一声令下，二三十名伏兵举枪齐射；敌军原本心虚，怎闻霹雳之声，于是丢盔弃甲，抱头鼠窜；现八又乘势掩杀了一阵后，回兵拆断长坂桥，引兵去会犬塚信乃戍孝；信乃赞他“实吾邦张飞”，同时怪他不该拆断长坂桥。
果然，敌军毕竟有四万之众，缓过神来后重又追来。还是犬塚信乃使火猪阵，将野猪獠牙扎上火把赶入敌阵，火烧敌马车，这才转败为胜。又得犬江亲兵卫仁率军来援，终于生擒敌大将足利成氏，大获全胜。与此同时，江右水军也在安房冲用火攻遭逆风，全军覆灭，关东大决战于是以江左大捷而告结束，一如《演义》中的赤壁大战。
于“八犬传谈余”中，小说家·评论家内田鲁庵（1868～1929）曾如是评论这关东大决战道：“一如最糟的战斗描写般仅只罗列了十八般兵器而不见有人在动。譬如葛西金町一带战斗描写，只见敌我双方五六员大将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却不见上杉·长尾·千叶·古和等部数千大军有何动静，甚至连呐喊助威也听不见一声”；“水战的运筹帷幄部分完全照搬了《演义》”，铺垫是很充分，但到关键时刻，那火烧数千战船本该十分宏大的场面却被写得“只让人感觉如同儿戏般”。这一评论显然是立于日本战争叙事传统上的发言（参见第一章第4节第3小节），对关东大决战描写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也指出了作品对《演义》的借鉴，而且说是“完全照搬”，可见马琴对《演义》的热情之高。
作品中还有不少情节明显借鉴自《演义》。譬如第153回，关东大决战开始前江左方面君臣商议如何退敌，君臣乃各自写计策纸上，然后出而观之，道节、现八、小文吾俱只写一火字，而里见义成与信乃、大角、庄助四人却是风火二字。
这无疑是《演义》第46回周瑜与孔明各写计策于手心，而后“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的翻版。但紧接其后，里见义成不是“大笑”，而是如下补充道：
“想那赤壁大战时周瑜得火烧敌船，大败曹军，全因曹操疏于防范，以为冬月少有东南风缘故。然罗贯中《演义》中有孔明祭风一说，而陈寿《三国志》中并无此说，也许那东南风确非孔明祭得，而乃偶然刮起的。”
马琴似乎颇好考证，譬如第161回，作者先借犬川·犬田心腹登桐山八良于之口提出质疑说，他以为遍立草人船上，行船近敌诱其射箭，以此得箭数万故事出于《演义》，但犬川大人却说是唐代张巡所为，究竟孰是孰非。接着就让犬川庄助义任顺水推舟来一番考证：
“我查晋陈寿《三国志》及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均不见有孔明草船借箭记载，因又索于《唐书》，方知原系唐代张巡故事，后被罗贯中用于《演义》中。张巡为唐朝忠臣，安史之乱时独守孤城不肯投降，箭射尽后扎草人近千个，罩以黑衣，乘夜坠下城墙；敌兵隐约见了争相射之，让张巡轻松得了十万箭。此事见于《新唐书》卷192‘忠义列传’。日本（镰仓末年）有楠木正成于守卫千早城时效仿张巡用过此计（楠木正成以草人诱敌故事载《太平记》卷七）。”
如此这般，犹觉不够过瘾，便又顺带考证了空城计的主人：
“另《演义》有孔明临敌大开城门，用空城计吓退魏军，化险为夷说，然设此计者并非孔明，而乃赵云，是赵云用于汉中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中确无空城计相关记述，而《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所附“云别传”中确有相关记载曰：“（曹）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坠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看来泷泽马琴并非信口雌黄，而是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的。据考，在日本于泷泽马琴之前未曾有人指出过“草船借箭”故事典出《唐书》张巡事，由此也可见泷泽马琴对《演义》考证所下的功夫之深，同时也说明了他对《演义》的借鉴并非盲目照搬，还是有所批判的。但综观泷泽马琴对《演义》的考证与批判不难发现，他的考证与批判多只停留于对细节或事实真伪的探究上，并不牵涉到事件叙述、人物塑造、主题表现等于小说创作中相对更为深层更为本质方面的内容。因而可以说，这些考证与批判只是日本文学追求细节真实传统在泷泽马琴《八犬传》对《演义》借鉴中的一个并非自觉的表现，具体请参见第3章第2节。
于作品第一回，里见义实一行于三浦半岛遭遇雷雨时，义实向从者详细讲述了龙的种种变化。如果里见义实的讲述是以《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中、曹操对“龙之变化”的叙述敷衍而成的，那么，作品开头对“龙之变化”的借鉴与作品结尾关东大决战对赤壁大战的借鉴就十分形象地表明了泷泽马琴对《演义》近乎崇拜的努力模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