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我周围的许多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所能接触到的世界太狭小了，真可怜！”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因此，每次听到别人这样怜惜我的时候，我总忍不住暗自发笑。
虽然我不能读普通文字编写的报纸，但是通过别人给我读报，我同样可以获得知识和信息。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我还用这种方式阅读其他杂志。平均每月我大概要读7至8本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也多半在那上面转裁。
我经常接到那些懂盲文的人写给我的信函，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有的观点我自己会直接去感受而且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有一位好友，名叫爱特那·波达，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版，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陪伴在他的身边，同他一起环游世界，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在皓月当空的夜晚来到水城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着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我的双足又跟随他踏上了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圣土。
我随着波达莱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有趣的事物。
来到岛国日本，樱花已经开始飘落，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波达还惊奇地感叹道：“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屐，走在马路上喀哒喀哒响个不停。”
虽然我的身体行动不方便，但是有了波达这样的好朋友，同样可以弥补这些缺陷。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的，只要我需要，她会全力以赴地帮助我。
苏夫人经常参加公益事业，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友情，我们要珍惜它。”她就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爱护我。
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佛兰克·克勃特，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依然如往昔一样真诚，给我许多建议和支持。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还常常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佛兰克就在我的身边鼓励我。
1912年冬，梅多林克夫人来连杉看望我，她是《青鸟》一书的作者，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还在上面亲笔写了一句祝语：“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还有许多大人物来过连杉，其中之一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与脸上的络腮胡子连在一起，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圣经》中描述的智者和先知。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能够与这个伟大的诗人结识，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荣幸。
当我向他表示我的崇敬和仰慕之情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现出一位爱世界甚于关爱自己的爱神。”
谈到当今世界的现状，泰戈尔先生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一些强国局势：“中国人被欧洲各国逼迫着吸食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全。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刻，亚洲人还没有觉醒！他们怎么不重整军队，保卫国家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还沉醉在自己的美梦里，也许要等到国门被打开，强盗一哄而入时才会幡然醒悟……请记住，一个大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惟一能解救世人的爱也许只有神能给予。”
我忽然觉得他描述的爱神似乎与甘地有些像，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我还得到了一些艺术家的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让我用手指去感受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言行举止，我兴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这让我“听”到了美妙的旋律和欢快的歌词。
我曾经用手去欣赏戈德斯基演奏的美妙的钢琴曲，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我常常打开收音机，把手放在共鸣板上，收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乐却不敢恭维，因为我恐惧那种爆炸性的动感十足的声音，似乎遭遇了一种强劲的浪潮，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替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被激发出来了。
在实业领域，“电器发明之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好意邀请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常常在实验室通宵工作，当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最讨厌人家去打扰，就连吃饭时也不会停止工作。
爱迪生先生把我领到唱机前，把我的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不懂。为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也许这样能感受到更加集中的声音，但是仍然不能起什么作用。
坐在餐桌旁用餐的时候，爱迪生先生说：“你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有好处，至少比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扰，就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也很好吗？”
听了他的话，我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我是一位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能使聋人复聪的机器。”
我的想法似乎出乎他的意料，他诧异地说：“哦，你这么想？但是人们说的话多半很无聊，而且无足轻重，我看可听可不听。”
我来到爱迪生先生身边，把嘴巴靠近他的耳朵，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受热时发出的响声，分辨不清，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然后由她转述，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果断，都有命令的味道。
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后才见到的。
我们还在福特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他的汽车厂，他还以谦和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他成功的经历：“开始时，我的动机是要生产一种连农夫都可以买得起的汽车，几经研究试验，我对汽车的了解越来越深，渐渐成了内行……其实，有好构想的人何其多，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活用，因此那些奇思妙想便埋没了”。
这次在汽车厂参观不禁引发了我这样的感想：如果把这个世界视为像福特工厂一般来管理，是否会更有效呢？那时，是不是每个人既拿到了丰厚的报酬，又不必工作太久呢？
一个人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就能保证衣食住行，还能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岂不是很好吗？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这种想法其实不可行，福特固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适合整个世界，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而且也不能将国家当作工厂去管理。
同福特先生相识10年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了一大笔钱，他说他的工厂里雇用了73位盲人，他并不是因为怜悯才雇拥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当优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那种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当我感到鼻子异常，心绪烦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该去纽约散散心了。纽约市内有各种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喜欢热闹繁华的街市，喜欢去地铁站和人流攒动的闹市闲游。像这样到纽约去一趟回来后，我的活力又可恢复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又融入了正常人的生活。
离开热闹喧哗的大都市，回到乡村安静的田园，会感觉到自己的庭园分外可爱，虽然有人嫌它像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家永远是最舒适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