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又有《周书）者，写《尚书》相类……至著（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叙事）：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原注：近史纪传欲言人居哀毁损，则先云至性纯孝；欲言人尽夜观书，则先云笃志好学；欲言人赴敌不顾，则先云武艺绝伦；欲言人下笔成篇，则先云文章敏速。此则既述才行，又章事迹也。又《礼记》云，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人而哭之哀。晋入之觇宋者反报于晋侯日：“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此则既书事迹，又载言语也。）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原注：《公》、《梁》、《礼》、《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叙事》：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原注：鲁人，谓钝人也。《礼记》中已有注解。）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叙事》：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辖，子长所书；鲁始为壁，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征于《内则》。即其事也。
《史官建置》：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皆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其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日：“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一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成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古今正史》：《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日：“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国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爱及后古，其书不传。
《申左）：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记其事也……鲁侯御宋，得侗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国……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哭于阳门。（原注：出《礼记》。）
《时》：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
案：《隋书·经籍志》著录四家礼书数目是：《周官》十五种，《仪礼》五十四种，《大戴礼记》二种，《礼记》二十九种《仪礼》数目虽然最多，但有五十种集中于《丧服》篇，而《礼记》单篇著录之书仅《月令》一种，《中庸》三种。比较而言，《礼记》实居首位。由此可见，隋唐之际诸家礼书盛衰之一斑。《史通》引用四家礼书数目是：《周官》四条，《仪礼》无，《大戴礼记）条，《礼记》七条。所反映之状况与《隋志》有一致之处。《史通》引《礼记》有一点颇可注意，则知几重视《礼记》叙事成分。《叙事》篇三引《礼记），《申左》篇二驳《礼记》，皆是明证。读《礼记》重其叙事，既可说明史家之立场，又可说明《礼记》本身之叙事性。此点与以典章制度为主之《周礼》、《仪礼》似有所区别。
《史官建置》篇引《周官》、《礼记》二书列举史职之名。其中大史、小史、内史、外史之名出《周官·春官》，左史、右史之名出《礼记·玉藻》。此处何不分别二书引用？盖涉古书特有之例，即如王利器先生总结《风俗通义》引书条例所云：“凡一时同引数书，往往并列所举之书名于文前，后即不分别冠以某书之名，如……俱为古书特有之例。”。考证古书引用文献时不可忽略此一特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