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也是一个最重视人事经验的民族。中国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历史记载连绵不断，历史编纂学极为发达。早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产生出一部记载了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史记》；从《春秋左传》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我国有长达几千年的一系列的编年史；从《汉书》到《清史稿》，我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一部或多部比较完整的断代史；萌发于殷周时的史官制度和历史文献档案制度也是相当周密而完善的。中国文明的这一特点足以使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明望尘莫及。如果清查一下中国用文字记载的文化遗产，那么，史学遗产恐怕最为丰厚了。然而，在这引以为自豪的丰厚的史学遗产里面，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编纂的成就与史学批评的成就比例悬殊太大。下面不妨以清代乾隆（1736-1795）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为例，从量的方面直观地把握一下中国18世纪以前的史学遗产概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史评类著录的22部书在整个史部所著录的561部书中只约占4%，这22部书共399卷，在总卷数21946卷中只约占1.8%（存目中的比例暂时不计）。
为什么史评书在整个史部书中少得可怜呢？四库馆臣在史部史评类小序里阐明了他们的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小序文繁不备引，归纳起来有这么几层意思：（1）早在《春秋三传》、《史》、《汉》时，史论就很繁多。后来那些“品骘旧闻，抨弹往迹”的史评书，粗制滥造，“其书动至汗牛”。还有像胡寅《读史管见）这类文士所作的史评书，“凿空生义，僻谬不情”。（2）感叹“博览精思”的史评著作太少，四库馆臣肯定的只是刘知几、倪恩等个别人考辨史体的著作。（3）从分类学上贬低史评的价值。馆臣认为“史评”这一类书，“瑕类丛生”。实属“百家谰语，原无可存”，只是因循守旧，“用备体裁”，才按“笃实近理”的选择标准，“酌录数家”。这些意见带有较浓厚的“钦定”色彩，代表了中国18世纪以前对史评的一种正统看法。四库馆臣之所以贬低和轻视史学批评，是与另外一种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读史评史必须先知事实，然后才能判断是非，褒贬善恶。《四库总目提要》反复申明这一观点，卷首“凡例”云：
论吏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来，则褒贬何据而定？卷四十五史部总序云：
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卷六十五史钞类存目《全史论赞提要》云：
读吏必先知其事之始末，而后可断兵人之是非。今笃寿（《全史论赞》一书鳊者）惟存其论，使称善者不知，其所以善，称恶者不知其所以恶，仍于读吏者无益也。初看起来，上述观点似乎未可厚非，不知事实，怎么能进行批评活动呢？实际上，他们是在知事实的幌子下，企图回避和放弃史学批评。《四库提要》史评类仅著录明代两部史评著作，不仅对明代的史论一笔抹杀：“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终始”⑨，而且对所肯定的《史料》书着眼点是：“是编考订诸史书法之谬，及其事迹之抵牾。于诸史皆钩稽参贯，得其条理，实一一从勘验本书而来，较他家为有根据，其书《三国志》及八史，多论书法之误，而兼核事实。”。仍然是以“事实”二字为主。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下去，就不难发现，重视经验事实，轻视史学批评，不仅仅是18世纪的官方的正统史学观念，而且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种由来已久的带有普遍性的传统观念。
司马迁在回答上大夫壶遂所提出的“孔子为何而作《春秋》”的问题时，引孔子语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一句话历来被史家奉为治史之圭臬，它集中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史学家追求的目标：不尚空谈，让事实说话。中国史家的这种求实精神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记载历史事实为主的历史编纂学突飞猛进，丰富多彩。正是靠着这种求实精神，我们今天才能分享如此丰厚的史学遗产。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求实精神是我国史学的一大长处，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求实精神会阻碍和限制以“空言”为特征的纯粹的史学批评的发展。
传统的中国史学家大都习惯于通过变换体例结构和提高叙事技巧来表现以褒贬为主旨的史学批评倾向。如果说《春秋》所谓“一字定褒贬”，是受到当时的物质基础和书写工具的制约，不得不以尽可能少的文字来表现尽可能多的批评内容的话，那么，《史记》的“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则是有意识地发展了叙事性的批评方式。叙事与批评融为一体，然而叙事是主体，批评可以在高超的叙事技巧中去意会和领悟（《史记》中不少篇章均具备这种特征）。作者与读者都不能离开事实去发表批评意见。这样一来，批评便自然而然地融化在叙事之中。不过，司马迁还创立了“太史公日”的形式，作为一种补充，来满足批评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要谈到）。
从司马迁一直到近代，这种重视事实、轻视批评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愈来愈大，许多史学家都接受了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寓批评于事实之中的主张。明人修《元史》，不写论赞，其《凡例》云：“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清入毕沅模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作《续资治通鉴》，独独不用“臣光日”的批评体例，章学诚也以“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之类的理由加以回护。章太炎先生因此缺略而批评毕书“难乎其为续也”。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自序》里集中而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求实观念：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制之实，俾敷千百年之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丈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衰，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王鸣盛对史学批评的态度不仅是极端地轻视，而且近乎彻底放弃和完全否定。王鸣盛把一切“议论褒贬”都斥为“虚文”，并把作史与读史的终极目的限定在“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焉”。这种史学观念是偏激和狭隘的，实际上无论哪一位作史者或读史者（包括王鸣盛本人）都不可能排除议论褒贬的批评活动。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曾分析过中国史学重视事实、轻视批评这一传统观念的理论依据。《文史通义·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一著名论点：“《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经解中》又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中国古代史学自孔子以来一直认为，“事实”处于历史写作的中心或主导地位，说理或批评，只是附带的。只有事实才是可靠的、真实的，而说理或批评，是没有“定形”的东西，因而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所以，古代史家坚持不离开事实来说理。这样一来，离开事实而进行独立的说理性的史学批评就难以得到充分发展。
下面不妨再举近代一位颇有成就的史学家的类似说法，以见这种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邓之诚先生1933年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说：
在中国文学，本有史评一派，积久流为空疏，遂不为人所重。诚以见解随时而异，随地而异。今日之所见，已异于昔日，则来日之所见，未必不异于今日。况往古之人与事多矣，论人当现其一生，论事当究其终始，而得也失也未必尽当。盖书阙有间者多矣，其涉疑似之间者，未能一一论定故斯编各标题目，略分片断，诚不欲轻下断语，徒滋空论，致胎他日悔恨，亦以排比之责已尽，任读者随时随事，自能以其见解解之。邓先生视史评为“空疏”、“空论”，与王鸣盛所谓“虚文”的看法并无二致。邓先生解释史评不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的见解随时在变化，也就是章学诚所说的“理无定形”。这种看法说明不少史学家尚未充分意识到史学批评的职能和功用。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不变的，但人们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主观评价总是不断在变化的。焦循早就讲过“天下之言，未有能定者”的道理，“少时之作，壮而视之，或以为未定。壮时之作，老而视之，或以为未定。然究之，少壮之作，不必诚不定；老年之见，不必其遂定”。因此，一个史学家不必因老来悔恨少壮时的议论而放弃史学批评。
以上简要地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观念。我们无意责备前贤，因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传统观念，都与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密切相关，一般人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一体化和稳定性必然导致狭隘的经验论。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的影响下，人们往往满足于眼前的经验事实，不太可能超越经验事实之外去发展独立的理论思维和批判精神。我们考察这种现象的目的是想说明，既要看到求实精神的积极作用，也要认清它的消极作用。过分地重实，不仅限制了史学批评与历史编纂学的同步发展，而且不利于史学向更深的层次跃进。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及其成果远在西方之上，然而，当四库馆臣18世纪一味地把史学范围限定在“知事实”的水平上时，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兴起，并且诞生了第一个历史哲学家维科（1668-1744）。西方历史哲学家对抽象的史学理论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兴趣和探讨精神，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衡量，都可能被视为“空谈”、“虚文”。有入或许能在中国史学家中找到某些历史哲学的因素，但其性质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哲学完全不同，正如同“《四库全书》等巨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工作，其性质与法国18世纪启蒙大师撰写的《百科全书》迥然有别”。
总之，通过上述讨论，笔者想提出一个结论：传统的史学观念愈是轻视史学批评，也就愈是证明建设史学批评史的重要和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