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满清政治窳败、外侮纷乘之时，于右任寄希望于国民，极力提倡振奋民族精神。指出国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认为国民无责任心是中国陷入危亡境地的重要原因。为唤起国民的负责精神，他在自己主办的报纸上，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内抗强暴、外御寇侮的民族精神。如《民立报》发刊词公开宣布，将“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列为一项重要任务。他痛陈国民无责任心的危害，指出：国民对内无责任心，则专制永存，对外无责任心，则国家必亡。为振奋民族精神，他尖锐指出：“国家者，自适也，非人造也。奴颜婢膝之国民断不能享有平等、自由之幸福。”在强权政治之下，尤其如此，因为“强国之对弱国，无所谓人道，无所谓天理，更无所谓面皮”，所以“倘国不自立，而欲倚人恃人，求人哀，求人怜，更欲求人容过，一次复一次，则自速其亡而巳，断断无幸者也”。他希望人人知爱国，人人知御侮，然后才能“一举而复主权”，“驱胡儿万里之外”。于右任又指出，救国民于水火，登斯民于衽席，仅仅有责任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效命疆场的决心和报效祖国的行动。既然革新政治是国民自己的事业，每个人都有责任，“政府愈恣横，而吾民之责任心愈奋厉；政府愈堕落，而吾民之责任心愈坚韧。”而如果“人人知政府不足恃，人人知非以自力改革，不足以图存，及至大任当前，仍人人退立于旁观之地位，而惟是高谈雄辩曰，英雄能造时势也，曰健儿能卫社稷也，白人民能以自力战胜政府也”，结果将是“其言甫势，而其身已复萎靡不振，彼所谓英雄健儿者，固不过子虚乌有之例。”0面对清朝政府一败、再败、三败，人民自信心不足的情形，他用“得道者兴，失道者亡”的道理鼓励同胞振作奋起，所谓“败不都足惧、斯足羞耳”的箴言是任何时代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不应该忘记的。他断言，“历史上所称，如燕赵健儿，江淮劲卒，与夫关西六郡良家之子弟，其歌谣慷慨之风，今尚未哀，整齐而利用之，区区小儿曹何足惧哉”。既令强俄也必使其“只轮不返”，关键是“鼓吹国民知爱国”，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放弃立宪等不切实际的幻想，脚踏实地地为救亡做准备工作，如普及军国民教育，养成尚武精神，建立民众武装，如学生军、义勇队、商团军等，终使国民“人人作兵”。于右任还认为，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在他的“百年事业吾谁与，师友乾坤卖菜佣”等着名诗句中，表现了他对农民群众的重视。他还称赞农民具有勇敢顽强的优秀品质，说农民“大半来自田间，沐雨栉风，曝日经霜，其肌肤坚固，其筋骨锻炼。其身体强壮，其精神充足”；“其性朴实、其心磊落，可任以劳，可尝以苦，可责以大义，可激以忠义，可役其死力。大敌当前，一将军立马奋呼，人人争看，冲锋陷阵，赴汤蹈火而不辞。”《3他将民众与革命领导者的关系比作水与龙的关系，认为没有民众支持，革命领导者难以有所作为。1915年他写的“几见神龙愁失水”之句严便是对革命派脱离民众招致革命失败的尖锐批评。当时有少数革命党人如孙中山、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等提出过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力”的思想，但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于右任所指的民众，外延要广泛一些，除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外，还包括一部分农民群众。这与于右任的家庭出身很有关系：清贫的家世，农家的生活，使他从孩提时代就接触到许多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农民，懂得了他们的一些辛酸辣苦与喜怒哀乐，也看到了蕴藏在农民群众中的巨大力量。
(四)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是于右任民族主义思想不容忽视的内容。
1905年，《新民丛报》第十六号到十九号，连载钱基博所写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其中提出广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政治主张，说什么“将来新中国成立，而行参政代议士之制，惟长江流域民族，得享有参与政治之权利，大河流域民族，则不得有参预政治之权利。”于右任读后，始而惊，继而怒。义愤之下，投书《新民丛报》，从政治、历史、文化各方面，全面剖析了钱氏奇文的荒谬之处。他说：“夫同处一国度中，则无人非主人翁。长江流域者，即大河流域人之长江流域也；大河流域者，即长江流域之大河流域也。凡属中国之实业，人人开办之，挽回之，俱有责任，北人之营业于南也何妨！南人之营业于北也何害！均之楚弓楚得，犹逾于落外人之手。”于唯恐钱以南方人“处置”北方人的妄说，可能在“种族之争之外，又添以省份之争；省份之争之外，又生以南北之争”。因而理直气壮，予以驳斥，目的则在于“使吾同种无兴南北之战！”《新民丛报》发表于君此文时曾加按语，充分肯定了于氏观点的正确性，其按语云：“本社顷奉此书，于本报十八号论文中失检处有所匡正。本社不敢辞责，敬谨登录，并以本社之意，为钱君谢于君。我国今日御侮之不暇，诚不能于本国中再分畛界。于君所言，字字敬佩，且其论吾国人现在相濡以沫之实情，尤足令全体同胞惕然猛醒。”从革命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于右任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的良苦用心。如孙中山自美经欧返国时，致电《民立报》关于国是之主张，于右任为了不增加当时政局之纷扰，决定发表时特加按语于电文之后，云孙君不以总统自居，自系谦让美德。惟现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必以国民公意选举。他日议会成立，当必有极正当之选举法及极合宜之选举心理也”。同时在《民立报》极力鼓吹孙中山创建民国二十余年的英雄业绩和领导才干，以便唤起舆论，一致推举。他还把各方欢迎孙的电文逐日发表，并评论说这是“兆众一志，全体欢迎”的事情。在民国建立过程中，于右任不仅参与领导和做舆论发动工作，且在各派及同盟会内部出现分歧时，“奔走调和”。还参与了统筹斟酌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力求在革命派掌有大权的前提下，各派各得其所。民国建立后，为避免同盟会解体，他受孙中山之命，又不辞奔波之苦，居中斡旋调和。
辛亥革命时期于右任主编的《神州》、《竖三民》等四报所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神州日报》发行未及一月，销路激增，竟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同列于上海大报之林。《民呼日报》的发行量使行销万份以上的《申报》、《新闻报》望尘莫及，一时雄踞上海各报之首。《民吁日报》出世后，崇论宏议，又赢得了读者一片喝彩，及被封禁，有人立即贴出揭帖表示抗议，还有人贴出“吊词”，拈香痛哭，以示哀悼；日本和香港地区的读者纷纷打电话给清朝地方政府，以“炸弹、手枪”相威胁，要求立即启封气《民立报》创刊后，亦很受读者青睐，供不应求，它“昼夜印机不停”严日销量高达两万余份，外地之人“得其一纸辄费小洋数角不惜也”，是“当时国内发行数字最高的一家日报，也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一家革命派报纸”。可以说，于右任在上海的宣传活动，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国内的舆论中心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特色，教育和鼓舞了一代青年，于右任由神州而民呼、民吁、民立，屡仆屡起，以不倒翁的姿态，一方面和恶势力挣扎奋斗；一方面对民族民主革命，作有力的宣传，字字是泪，字字是铁，倾诉出全国同胞饱受专制暴政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辛酸，鼓舞着万千志士赴义成仁的决心。可以说，于右任的一枝笔唤醒了民族的灵魂，振奋了民族的精神，时人有“于右任的一枝笔，其对革命之贡献，胜于十万支毛瑟枪”之称誉，并非言过其实。
勿需回避，和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党人一样，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存在着某些缺陷。例如他虽然揭露了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且比一般人认识要深刻些，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还是认识不清的，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阶段。他在考察当时外贸“输入日多”之原因时，不是归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清政府的外交失败，而一味责备“商人无学无能，只知随人，不知自振。”又如他虽然提出用“商战”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却没有进二步提出“商战”的具体措施和实施办法，使“商战”徒有虚名而已。
同样在对封建专制主义认识上也还有不足之处。他虽然对满清政府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而触及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是，他的认识并没有继续向前迈进，因而他在反封建问题上还具有不彻底性，他没有把清政府的罪恶统治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专制制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黄花岗之役发生，于右任责问清朝政府：“倘开诚布公实施宪政，罢虐民贼，杀卖国奴，革除亲贵执政之弊，使汉人与满人立于平等之地位，悉复先朝之旧，试问革命党有何借口？”这里所谓“先朝之旧”，不过是恢复君君臣臣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他在反封建斗争中，较多地把斗争锋芒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较少批判汉族统治者的祸国殃民，甚至对汉族官僚、地主绅士寄托幻想。如在《宪法问题》一文中，对清朝政府选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字极多”之伦、泽二亲贵为宪法大臣非常不满，便不无嘲讽意味地说道：“汉大臣中无一人有此资望，无一人有此学识，而且识字无多，恐他日宪法上白字出现，故不许参其列。大家知道，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不需要分作两次完成，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也就结束了异族统治，从而也就同时结束了专制统治。正如孙中山所说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是统一的革命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反封建斗争中，于右任没有提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不悖的思想，却以为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有质的不同，以为满族政府的倒台就意味着民族民主革命大功告成。这在客观上掩盖了阶级矛盾，模糊了人民的视线，放纵了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
其次，于右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但对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很少论及，更谈不上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这固然与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报纸需要评论的政治事件很多，而集中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的注意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于右任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彻底发动农民去完成“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他们所办报纸的宣传对像也因此主要是城市市民，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中、小工商业者、工人、贫民以及新军士兵。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经济、政治上均不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认识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因而就不可能真正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斗争。
第四，于右任仅仅出于一时义愤才提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在此后几乎没有再论及过。而且于右任主张民族平等，不是从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这一观点出发，而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慈悲为怀的人道主义。如辛亥首义告成，各省风起云涌之时，他发表文章，认为：“吾族受满人之虐政数百年，遭满人之残杀数百年，复仇乃《春秋》之义，今日之举非过也。惟吾族素重人道，非彼族之毫无文化者可比，故对于满族个人宜主宽大”，“保护其个人，更所以显吾族之文明。”
当然上述这些缺陷，我们不能单纯从于右任个人的学识和修养中去寻找原因，而只能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去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