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吴禄贞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痛感依赖清廷官吏的危险性和会党的散漫不足恃，认为：今后想要革命成功，“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不与文武官吏为缘”，而应当“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以新军为依靠力量，设法启发士兵爱国之情，摆脱忠君思想的影响，把他们引上反对清政府的道路。1903年吴禄贞主持花园山聚谈时，经常与同学磋商，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方针：“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人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正式提出“运动新军”的战略方针，得到众多革命者的一致认同，他们深知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0”于是，多次利用湖北新军募兵的机会，介绍同乡、同学，尤其是有思想有文化的同志投军。吴禄贞更身体力行，1902年一回到湖北，就利用自己任军事要职的便利条件，大力做争取士兵的工作。一方面他积极动员身边的青年志士，如朱和中等，分头物色，深人宣传，使他们认识到“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一方面更利用他当时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为知识分子入营当兵，广开门路和创造优惠条件。由吴禄贞下一纸条介绍入伍者，没有谁不应允的。于是“同志之由吴入营者，各长官皆优礼相待，俱称为先生，不以兵卒视之，下操上讲堂均任各先生志愿为之，不相强也”。朱和中在《欧洲同盟会纪实》中亦谈到“至我辈何以能令同志入营者，则全仗吴禄贞一人”。当时，由吴禄贞介绍入伍的有二三十人，且大半为秀才。由是“秀才当兵，蔚为风气”，“竟有不考学堂而投营者，或虽考取竟舍学堂而人营者。至于未经考取者，如水之就下。”几个月时间，仅人护军恺字营的就有三四十人。一些初具革命思想的，人营后，多数成了新军中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和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如后来发起组织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刘静庵，便是由吴禄贞“荐他到黎元洪马队当司书的”。此外，由李书城、朱和中、张荣楣、李步青推荐，再由吴禄贞介绍人新军的还有朱元成、熊十力、张难先、胡瑛等人，他们都成为党人运动新军的先驱。在吴禄贞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下，“秀才当兵”成为湖北新军的一大特色。如1905年，在黄陂一次招兵96名，其中禀生、秀才就占了36人，超过三分之一；再据32标统计，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兵弁，占全标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湖北新军之所以能发动“首义”和取得成功即得益于此，而号召和发动秀才当兵，改变和提高新军素质，使之能成为革命先锋和主力，则是吴禄贞当时由日归国后，才首见及此和首开风气的。
可见，吴禄贞不仅创造性地制订了“运动新军”的战略方针，并且把它付诸实践，造成了新军队伍的知识化、革命化，为湖北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同时，其对后继者及革命团体制订策略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湖北革命党人闯出了一条新路。
1904年春，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人在时像晋家，谈及革命方略，都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军队则将官多薰心利禄，偶得一二同志，掣肘多则事不易举。”经与会者反复研究磋商，皆同意遵循花园山聚谈时确定的方针，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1904年夏，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更把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作为重点工作内容，持续进行帮助学生从军的工作。其后的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和文学社均无一例外地遵循“运动军队”的方针，长期在新军中扎扎实实地做士兵工作。“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到1911年秋天，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其他有些省的党人也致力于发动新军，但像湖北党人这种强有力地掌握了新军各级组织，使之能及时转变为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则是绝无仅有的。这不可不谓是吴禄贞“运动新军”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成效。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吴禄贞“运动新军”的战略方针对孙中山的思想亦产生过重大影响。1904年冬，花园山机关成员中的朱和中、贺之才、胡秉柯等得以在比利时会晤孙中山，相与商讨革命，论及革命方略，朱和中等提出亟须“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孙先生却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终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朱和中等人详细地向孙先生转告了吴禄贞在湖北运动军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以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为鉴，认为“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果成功，反为所制”，“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孙中山乃列述史坚如、陆皓东诸人之学问以证之。朱和中说：“人数甚少，无济于事，必大多数知识分子均能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孙中山深以为然，到第三日，决定会党与新军“双方并进”，“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做领导人”。朱和中等人经过三日三夜与孙中山的反复争论，终于说服了孙先生按照吴禄贞的经验把革命力量从会党转移到留学生和新军方面，从而做出了会党与新军同时并进及在留学界发展革命势力的决定。这一决定扭转了以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只注意会党力量而忽视做新军工作的局面，扩大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加速了革命进程。武昌首义由新军士兵“一发即举大事，而清祚以终。”
4.架起两湖革命的桥梁
吴禄贞的活动不仅立足于本省，他还时刻注意密切与邻省的联系。早在武昌花园山聚谈时，即确定下了与各地革命同志加强联络的行动方略。因为以吴禄贞为首的“花园山机关”成员十分清楚，革命非一日可以成功，“在全国重要地方，准备完善”，“同时暴动，使清兵首尾不相顾”，革命才可成功。因此，他们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积极联络“各省志士取一致行动。”
1903年3月，黄兴由日本归国，先到湖北，鼓吹革命，并将其所携带之《革命军》、《猛回头》等书数千部密发军、学各界阅览，被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驱逐出境。回湘后，黄兴协助教育家胡元{炎举办明德学堂，培养革命青年，黄兴认为吴禄贞是湖北地区有影响的人物，为协同两湖地区的合作，遂写信邀请吴禄贞来湘共商大计。1903年冬，吴禄贞应邀前往长沙，同李书城、耿伯钊同“晤黄克强、胡子靖于长沙明德学堂”产两湖志士欢聚一堂，“商议在湖南筹划革命准备事项。”大家一致认为建立革命组织为当务之急，于是由黄兴、吴禄贞、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发起组织华兴会。在湘期间，吴禄贞积极协助黄兴制订起义计划，研究作战方案。同时，还与黄兴一道在长沙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讲习所，借教授日文为名，宣扬革命。并与李书城和耿觐文三人，通过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关系，前往抚署会见赵尔巽，“侈谈满洲亲贵之误国，非革命必遭列强瓜分，中国必亡。建议赵尔巽“在湘抚任内，把湖南作为一个救亡图存的基地。”赵尔巽视吴所言为闻所未闻，叹为救时之言，临别执手言曰“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并竭力挽留吴禄贞明年来湘，开办随营学堂。“两湖革命之互通声气，即始于此。”
湖南方面有华兴会与同仇会的组织，所以武昌方面，也与之相呼应，而有科学补习所的组织。1904年7月，黄兴自上海过武昌，科学补习所集会欢迎。黄兴向科学补习所革命同志通报了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及进行情况。约定华兴会一旦在长沙发难，科学补习所则在武昌起义响应。为加强联络，特推举曹亚伯为湘鄂两省的联络员。为协调两湖的行动，科学补习所开会讨论，制订了具体响应计划，“派吕大森、髙建唐往施南，何季达往荆宜，联络会党，宋教仁往长沙接洽。”胡瑛、吕大森亦曾赴长沙与黄兴联络，吕大森在洞庭舟中得诗云此行好借长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此后，1906年萍浏醴起义，有湖北日知会的响应；长沙抢米风潮，有共进会的响应；武昌首义，有湖南的最先响应，这都与吴禄贞、黄兴奠定，的互通革命声气的基础有关。
以吴禄贞、黄兴为首的两湖志士的相互联系和协同合作，架起了两湖革命的桥梁，在我国中部地区汇成了一股足以撼动清廷的强大力量，使得辛亥革命终于在湖北首先发生。
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的革命活动
1，辛亥革命爆发后吴禄贞的革命活动试析吴禄贞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革命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0月29日山西军政府成立为第一阶段；从吴禄贞得知山西革命的消息到11月7日吴禄贞被刺为第二个阶段。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导致主观认识的不同，吴禄贞在两个阶段的革命策略各有不同。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剖析吴禄贞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
1911年，全国革命风暴接踵而起，革命势力如日中天。清廷为挽救垂死的命运，决定在当年秋天，调动大军，举行永平秋操，借以向革命示威。当秋操尚未进行，武昌起义巳经爆发，清政府急忙下谕停止举行秋操，将第二镇、第四镇及第六镇的一协编为第一军，第二十镇和第三镇、第五镇各一协及第二混成协编为第二军，开赴前线作战。但屯兵溧州的张绍曾拒绝南下，向清政府提出立宪政纲十二条。溧州处于近畿，一旦有变，势必触动清朝统治中枢。因此，清廷十分惶恐，多次派员至溁州疏解，为张绍曾严词拒绝。而吴禄贞为张绍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故11月3日清廷特派遣吴前往溧州张绍曾部宣抚。吴禄贞前往滦州的前夕，曾分析了革命的形势，认为“此去有两种计划：第一个计划，溧州二十镇往南开，保定所驻军队往北开，一同直趋北京，打出旗号是推翻清室，创造民国；第二个计划，溧州和保定军同时会师北京，打出旗号是维护清室，革新政治”，虽然武昌起义爆发时，吴“早为民党所拥戴。在此时期，人人都倾向吴，希图其响应武昌，吴亦以此自任。”但考虑到“第一个计划，我们的力量太薄弱，本钱有限，虽然革命总带危险，但看出危险，是不能不顾虑的。其次一策，袁世凯为北京亲贵所敌视，我们会师北京，拥护清室，划除袁世凯，此种计划，肃(善耆）、泽(载泽）、涛（载涛）、良（良弼）等都已谅解，他们认为我们为友军，不会冲突。到京后我们拿到中央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先解决了袁，对于汉口前线军队酌量分拨，分化这一部分旧势力，再进一步完成我们最后目的。”抵达滦州后，吴禄贞并未照清廷意旨行事，相反，给第二十镇留守溁州的官兵说以革命大义，谓“荫昌倾北京兵南征武昌，诸君倘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备，可无血刃而定，然后绥靖士民，易置帝政，而传檄东南，释甲寝兵，天下事大定矣，奚以立宪为！”吴禄贞一面电奏清廷安堵，一面与张、蓝秘密部署，以滦州张绍曾所部第二十镇为第一军；奉天蓝天蔚所部为第二军；新屯卢永祥所部为第三军，会师丰台以逼北京。
结合吴禄贞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不难看出，吴禄贞这一军事计划并不想公开打出革命旗帜，而是在等待时机，一举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但令人遗憾的是，“计划已定，拟由汽车南北运驶，不意会议中人，将谋泄而车不至，两军竟不能行。”0恰在此时，革命形式发生转机，10月29日山西太原起义，使北方形势为之陡变，吴禄贞的革命计划和革命行动，也就随之出现了新的转变和突破。
3禄贞回到石家庄的当日，即派何遂到娘子关，与山西守将姚以价商议合作。十四日，清政府命吴禄贞署山西巡抚，同日，吴禄贞亲赴娘子关与山西革命首领阎锡山会晤。吴禄贞首先声明决不就任山西巡抚的革命立场，“清室授我山西巡抚，是破坏我革命联盟”，“决不就任山西巡抚，表示同站革命立场，亟愿与山西携手，”“共同推翻清室”。为向阎锡山证明自己是老革命党，吴说：“我是同唐才常起义的失败者，我曾加入兴中会组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起事失败，你可放胆同我合作，我不会骗你。”会上，吴禄贞分析了山西对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山西很重要，可能山西光复，中国就光复，还有山西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堡垒，将来中国万一对外有事的话，海疆是不可靠的，将来山西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山西的后面，也要好好布置。”并指出起义的契机在于把握时机，这样的话，第六镇，加上张、蓝军与山西军，会师北京，是易如反掌的事。会上，双方商定组织燕晋联军，吴禄贞被公举为燕晋联军大都督，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参谋长。山西调三营兵力往石家庄支援吴禄贞。吴因此“气势一壮，于是改变政策。”即公开打出推翻清室的旗帜。
由上可知，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并没有公开进行革命活动，只是在山西革命爆发后，革命有了中坚力量，吴禄贞才公开打出推翻清室的旗帜。任何历史现像的产生都决不会是毫无政治、经济背景的偶然事件，决不会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阶级斗争的水平是受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吴禄贞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迟迟不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等错综复杂的原因。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南方获得了初步发展，而北方的近代工业企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占据着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社会政治、思想、风气的差异，从而使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较之于南方为强。郭孝成在《直隶革命记》中即道明了这种状况，“直隶为满清建都之地，专制威力所集，当事者防范之严，侦察之密，过于他省。”正由于封建意识在北方根深蒂固，造成北方在近代思想文化宣传上，亦十分落后。从1902年到1909年几年间，《苏报》、《国民日报》、《白话报》、《俄事新闻》、《警钟日报》、《神州日报》等遍及南方大中小城市。而北方却只有《国光新闻》、《国风报》等少量报刊。这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幵发民智”的报刊，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新思想的启蒙，起着直接的作用。南方群众在新思想的启迪下迅速觉醒，而北方群众的思想由于缺乏新鲜血液的输入，异常闭塞，封建意识较南方浓厚得多。对此，吴禄贞也十分清楚。他说广北方民气，不如南方，此方号召，后方未必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