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直接阻碍了经济近代化，对此，孙中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对闭关政策产生的原因、表现、危害及解决办法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孙中山认为，闭关政策是统治者与人民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传统的虚骄自大心理的反映。请政府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极力反对从西方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害怕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会带来“人心因之瓦解”的恶果，只有使“内外隔绝”，永远使“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统治者历来“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是犹孤人之处于荒岛”。这种荒岛孤人的思想在制定对内、对外政策上明显地反映出来。“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塞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作茧自缚。与外国正当的商务往来被取消，“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以通商”，进出口贸易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作为清廷重要财政收入的海关关税无由收取，只得在国内设关立卡，强抽重税，用以填补国库的空虚，征税多如牛毛，“自柴米油盐以至糖酒诸杂项，皆科重税；居陆则有房捐，居水则有船捐”。”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是奚异到(遍)地风波，满天荆棘。”这样必然会“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使“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地不能尽其利”，“货不能畅其流”。孙中山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封建专制皇帝就像一个“不善治家”的“富家翁”一样，其家境本来是极富裕的，但由于不善治理，“田园则任其荒芜，财宝则封锁不用，子孙则日事游荡，而举家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孙中山详细地分析了导致一个国家贫弱的四大内因：“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而中国恰恰在这四个方面皆有致富的有利条件。“中国之土地则四百馀万方咪之广，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为而贫弱至是也？”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所致。他用中国历史上的唐代与清代进行比较，说明实行开放主义可以强国的道理。他说：“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是。彼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不反对，因中国文明最盛时代，上下皆明白开放主义有利无弊孙中山把能否实行开放主义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这是很有见地的。在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认为兴利除害的事情很多，但最主要的事是促进经济发展，“实业发达”；而“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面对当时存在的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等困难，他极力主张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实行开放主义来解决面临的窘境。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1919年，孙中山提出了宏伟的建设方案《实业计划》。该计划内容丰富，措施具体，关系国计民生之事，几乎包揽无遗。但孙中山特别强调的仍是对外开放和维护主权，他在该计划的序言中说：要发展中国实业，“会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孙中山将维护国家主权条件下实行开放主义、发展实业视为近代化的核心，他大声疾呼，“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
第三，批判文化专制主义，提倡思想自由、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是实现近代化的关键。
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加强，必然导致文化上和思想上专制的加深。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以行专制”，开创了文化和思想专制的恶例。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此后，代代相因，愈演愈烈。至清代，大兴文字狱，其株连面之大，查办之严酷，令人发指，文化专制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孙中山指出：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性膨胀，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人才，养成了国民盲目崇拜的习性和苟且偷安的心理，“士人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乎四书五经及其重复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成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目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而且，这种闭目塞听、不思进取的心理，必然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诚如孙中山所说的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流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待为禁品之一，有所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孙中山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清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性，他甚至认为，这是离散人心，造成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极大病源”。他分析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天生而然耶”？乃是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备受“专制之毒”有以致之。在清代，“集会有厉禁，言论无自由，遂至习非成是，几将吾人乐群之性，团结之力，消灭净尽，此散沙之象所由呈也”。又说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复能期其人心团结、群力发扬耶”！因此，愚昧无知是经济建设的大敌，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是实现近代化的关键。孙中山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就阐明了这个道理。“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他号召全国人民只要行动起来，解放思想，勇于冲决文化专制主义的罗网，就可以克服“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的弊病，那么，“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如前所述，孙中山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就横的方面而论，具有广泛性的特点，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在政治上，又涉及到批判君主、皇权思想、官僚政治等等，在经济上涉及统治阶级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文化上涉及的面更宽，他不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清王朝，而且追溯到清朝以前各代王朝，把文化专制与思想束缚联系起来进行批判，阐述人的思想解放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方案为武器，向整个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扫荡，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就纵的方面而论，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还具有连续性的特点。这表现在推翻清政府以后继续坚持反复辟斗争。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欲帝制自为，孙中山对袁氏“自背其誓约，欲及身而为帝”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他说：袁世凯“为子孙富贵之图，甘犯天下之不韪”，图谋复辟，“然欲去吾人良心上之主张，惟彼专制者是从，不可也”。随着袁氏复辟帝制活动的日益猖獗，孙中山对于“官僚充塞，小人秉权，破坏共和，复行专制”的现状忍无可忍，予以坚决的揭露。他写道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佥壬，比周于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销沉，监督溺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洪宪帝制覆灭后，又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各派军阀势力的代表人物拥兵自雄，在其所控制的地区称王称霸，弄得乌烟瘴气，孙中山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说，“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溷”。他质问那些热衷于搞分裂的武人，“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为什么要搞“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呢？他认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像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等等，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封建专制余孽没有扫除、余毒没有肃清。清朝皇位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清帝国留下来的老官僚、武人，还没有肃清。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来”。他针对当时革命党人内部一部分人“急于建设”的心理指出：“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此真吾辈破坏之道未工之过也。吾人所已破坏者一专制政治，而今有三专制政治起而代之，又加恶焉。”要打倒这些小皇帝，“惟有重新革命，以尽去此篡窃之人，同时荡涤一切旧官僚腐败之系统0“此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他把这些“专制余孽、军阀官僚”比作封建“旧屋”的“陈土”，只有扫除并搬开这些“陈土”，才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还认为，肃清封建专制余毒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他说：“满清虽然推翻，但他留下来的余毒，还没有肃清，革命党本来不能辞这个责任。”那么，怎样才能肃清封建专制余毒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求革命党人从自身做起，防止旧的官僚习气腐蚀和侵袭，要立志做大事，不要时刻想着要做大官。他说广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这就要求每一个革命党人“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党员真精神！”
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具有实践性的特点。他在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又身体力行，对清政府及其后继者进行武器的批判。从1894年冬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他发动和领导了十多次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清王朝。袁世凯背叛民国后，他又力主武力讨袁，领导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他又以中华革命党本部名义发布《告同胞书》，指出表世凯是“专制魔王”，“誓死戮此民贼”，并团结其他各派政治势力共同发动了护国讨袁之役。洪宪帝制垮台，接着又有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上演。尔后，“曹锟拿钱买总统做，利用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事事要服从专制”。不仅旧军阀官僚袁世凯、张勋、吴佩孚、曹锟等人搞复辟，想做皇帝，就是曾经一度为孙中山所倚重的陈炯明也想做皇帝，在广州炮轰总统府，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以极大的义愤进行了武力讨伐。还有一些人，例如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等利用他们曾一度控制的北京政权，建立起专制统治，拒不执行《临时约法》，孙中山指出：这些人和袁世凯、张勋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属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从1917年7月至1923年底，孙中山领导了三次护法运动。”奋然以一身荷护法之大任而不少挠”，前后“做了五六年的护法功夫”。直到晚年，他仍然坚持反复辟斗争，念念不忘扫除封建余孽、肃清封建余毒的工作，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孙中山虽然一生始终坚持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而且亲自领导过反清、倒袁、护国、护法战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局限性。
翻阅孙中山的论着，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又有所不同，思想往往充满着矛盾。这一方面表明，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时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更多的应当从阶级局限性方面去寻找。例如，他在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作用、陈述中国人民所受专制之苦时，却仍然有所保留。他说：中国人民比欧洲人民所受的专制痛苦要小得多，“中国的专制和欧洲的比较，实在没有什么厉害，而且中国古时的政治，虽然是专制，二千多年以来，虽然没有迸步，但是比以前改良了很多，专制淫威也减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觉得十分痛苦”。他在批判封建君主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的同时，又说：“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他在解释所谓“间接的痛苦”时说：“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便受贫穷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间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当时人民对于皇帝的怨恨还是少的”。在揭露清兵入关烧杀掳掠、残害汉人的同时又说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说是做到了民族革命，但以后各代专制太过，所以满清人关，政治宽大，中国人民还是欢迎他。”他虽然主张革命胜利后应当把政权交给人民；但是却又把人分成“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基于此，孙中山认为，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还政于民，需要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即训政时期才行。他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将革命进行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他认为，只有依此“循序以进”，才能养成国民“由平等之资格”，后来，他在1919年舂夏间出版的《建国方略》中，又将前此分期修订为：第一期为军政时期，即破坏时期；第二期为训政时期，即过渡时期；第三期为宪政时期，即建设完成时期。他说：“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萁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在他看来，中国人民“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人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这种轻视人民群众的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不宁唯是，在组党和党建问题上，孙中山有时也不够民主，甚至是违背政党民主常识的。例如1910年6月，孙中山因张继、陶成章、章太炎等人两次掀起倒孙风潮而怒不可遏，向前来议事、面商改良党务的谭人凤、宋教仁大发脾气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等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也无怪乎谭人凤对此极为恼怒，反驳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
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尤人附和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谭人凤的这席话是很有说服力的。这种违背政党常识的做法在他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也有明显的反映。他规定人党者要宣誓绝对服从党魁，并要求在誓约上打指印，对总理个人表示效忠。由他亲自制订的《中华革命党党章》第十一条规定：“凡于革命军未起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之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第十二条规定：“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这种把党员分成等级、论功行赏的作法，类似封建的行帮组织，这显然是违背他一贯倡导的民主精神的。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长达两千余年之久，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长期成为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消灭封建专制制度、扫除专制余孽、肃清专制余毒和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即使像长期受过西方教育、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烧斗争精神和伟大人格力量的孙中山也是不能胜任的。诚然，这也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