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要努力实现“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就是说，人要在“道德”“功业”“思想”三个方面有突出建树。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原文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大意是，人要在天地之间建立起崇高的道德，使自己的行为能够体现出最好的德行，能够为后世的人们永远效法；其次，要在世间建立起伟大的功业，能够使后世永远传颂；再次，要能够建立起一种学说，创建一种独特的思想，使后世之人能够永远传习。简单地说，“立德”“立功”“立言”要求人成为“三不朽”之人。
古往今来，世事悠悠，虽英雄豪杰代代都有，不乏其人，但有道德的人未必有功业，有功业的人未必能立言，能立言的人未必有道德。要集“三不朽”于一身，实在是非常困难。但在明朝中叶却出现了一位名叫王阳明的人，他既是道德的典范，又建立了伟大的功业，更能够立言垂教。在他57年的生命历程中，真正实现了“三不朽”的人格理想。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他出生在大明王朝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在那个封建时代，王阳明是以一种特别的风貌出现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就像一座孤高的山峰挺然独立。12岁时，他就口出豪言，不读书登第做状元，而要“读书做圣人”。为此，15岁时，他突然离家出走，独自到明朝的北部边境，尤其是到了“居庸三关”，进行了考察，了解了当时蒙古各部侵扰明朝边境的情况。他并没像当年的陈子昂那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发思古之幽情，感慨一番而已，而是慨然立下了要经略四方之志。从居庸关回家后，王阳明把自己关在房间中，洋洋洒洒写了个给皇帝的奏折，其中结合他对居庸关考察的实际知识发表了他的军事思想和如何克敌制胜的策略。随后，他又潜心攻读朱熹的著作。因为宋代朱熹的学说在当时十分流行，朱熹本人也被看作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伟大的圣贤人物，在朱熹的思想中最为著名的观点“格物致知”也在当时甚为流行。王阳明为了弄懂“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的道理，曾连续三天面对竹子进行格物深思，并因此受了风寒，大病一场。虽然他为了“做圣人”而按朱熹的教导进行了实践，而且也在实践中遭到失败。但失败并没有消除他要做圣人的心志，反而使他开始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感觉到了朱熹的“格物”之说不是通往圣人境界的平坦大道，必须另辟蹊径，从而为他日后提出系统的心学观点埋下了伏笔。王阳明28岁才中了进士，此时的大明王朝是由一位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玩主”朱厚照当皇帝，加之身边有刘谨等八位太监为非作歹，使政治昏暗、民不聊生，王阳明决心秉持“为国而死，正是义所当为，死而无憾”的信念，做一个敢于主持正义，敢于维持正道，敢于担当天下大义而使人间正道彰明于天下的人。虽然对自己上书伸张正义的结果有所预料，但他仍然坚持冒死上书，反对当朝大太监刘谨及“八虎”擅权和残害忠良。由此使他被逮捕下狱并被施以“廷杖”。所谓的“廷杖”说白了就是打屁股，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特别发明的一种刑罚，也和司马迁遭受的腐刑一样都是一种极为污辱人格又极为残酷的刑罚。王阳明为仗义执言，不仅遭到廷杖，而且还是最早享受光着屁股挨棍子这一非常“待遇”的人。王阳明遭受廷杖险些被打死，只留下了半条命，随即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从北京到贵州，可谓山高路远，而且当时的交通又极不方便，只能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前行，同时还要躲避锦衣卫的追杀，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王阳明以非常人所能想象的方式，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他被贬谪之地——贵州龙场。这个地方在当时是一个“蛊毒瘴厉”的地方，处在“万山丛棘”之中，生存环境十分糟糕，既没有住房，也没有粮食，他只好先住在一个茅草房，后又住进一个天然的山洞。这个山洞我曾去拜谒过，洞内潮湿、阴暗，根本不适宜人居住，王阳明却在这极其糟糕的生存条件下坚持活了下来，并乐观地称他所居住的山洞是阳明小洞天。为了活下来，他还用“刀耕火种”之法，自己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播种粮食，充分体现了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独立性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情怀，尤其可贵的是，他虽处蛮荒偏僻之地，天天都面对死亡的威胁，但他从未放弃体悟圣人之道。由此，使他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在他的眼里，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青山绿水，悠悠白云，天上的飞鸟，水里的游鱼，一切的一切，都无不呈现生命的欢欣，他的胸怀也随之变得与自然世界一样的广阔与无垠。他还领悟到，一切事物的道理原本就在自己心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端正自己的心灵状态，就可以恰当地领悟到事物的道理。所以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就是王阳明以“心”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创立的起。随后，他又悟出了另外一番道理，王阳明把它叫作“知行合一”。他认为，要改变只讲“知”而不讲“行”的毛病，就必须要提倡“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内涵就是知识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有它的意义，还一定要还原到生活的实践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他强调真正的知识必须转换为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而我们生活实践的全部过程、全部行为就不仅仅是知识的运用，同时也是知识的可靠来源。所以“知”和“行”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相互分离的，而一定是相互合一的。“知行合一”不仅真实体现了一个完整的知识过程，而且也正是“知行合一”才使我们的生活呈现出生活的理性。除此，王阳明先生还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他特别强调人的内心精神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有思想意识的精神存在。人身上的污垢可以用清水洗去，人心灵的污垢则需要用真理来洗涤。这一学说，实际上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良知”的，“良知”就是我们生命的本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本来状态，是我们的“本心”“本性”，是我们真正的内在精神，是我们之所以和其他动物相互区别的本质原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得像一个人，要活出人的样子，那就一定需要“致良知”，也就是要将我们自己的行为表达出来，用“良知”来主导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用“良知”来制约我们各种各样的对物质的欲望。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任随着身体对于物质欲望的扩张，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成为各种各样的私心、私利、私欲的俘虏，我们生活的实际状态就会离人道的价值越来越远。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还说，“善良是幸福之本，只有善良才能使家庭安乐，才能保住财产，才能生活幸福”。“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学说的提出，标志着王阳明本人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完成，“阳明学”也因此而真正成立。“阳明学”的产生，影响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直接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为后人倍加推崇。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生笃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他原名叫陶文睿，因此而改名陶行知。“阳明学”还被一些国家推崇传扬。在日本就被称为日本之阳明学，对日本思想史的发展以及明治维新运动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阳明先生不仅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还是一位富有军事才能的文人将领，他曾在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成功策划了“漳南战役”“横水、桶冈战役”和“利头战役”，充分体现了他运用“诡道”的卓越军事智慧。他还在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运用“反间之谋”迷惑瓦解宁王朱宸濠的叛军，最后取得了生擒宁王朱宸濠的平叛战争，既为民除了害，也实际上挽救了明王朝的政治命运。从而也使王阳明先生的一生实践做到了“三立”，被称之为“三不朽”之人。现在，我们要实现“三立”，做一个“三不朽”之人虽然很难，但完全可以做到“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只要诚心诚意从善事、好事做起，尽管事小善小，日积月累也会成为“立德”之人、“大德”之人。同时，也完全可以在工作和学习中尤其在改革进取中做到勇于创新，并在不断创新中创新思维、创新理论。成为“立言”之人，与此也完全可以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有贡献的人，同样也可实现具有现代意义的“三立”，成为具有新时代色彩的“三不朽”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