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十几年来，主管部门对新办报刊，一直采取控制的政策。申办新刊物，难于上青天。不久前，时事评论家笑蜀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刊号奇货可居折射精神生产困境》，我深有同感。
谢：按照现行的法规，中国公民个人不能办刊物，出版社要办刊物也得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其实，办刊物本是出版社的正业。纸质出版物大致可以分为书籍和杂志两种。区别在于，书籍不论作者多少，多是一个主题，而杂志通常有多个栏目，多篇文章，多个主题，作者也由多人构成。杂志一般是定期出版物，周期短的有周刊、旬刊、半月刊，一般是月刊、双月刊，还有一些是季刊、年刊。国外不少著名出版社以办刊物为主营业务。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甘肃人民出版社，盈利的大头就是《读者》。
丁：书籍和杂志都是印刷品。从读者而言，读书和看杂志是不同的文化需要。杂志承载的信息相对快捷，书籍承载的信息更为系统。从出版社来说，出书和出杂志可以配置不同资源，服务不同的读者。杂志的作者，可以成为书籍的潜在作者。
谢：回想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年年都有引人注目的新刊物诞生，中国的期刊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90年代以后，实行刊号控制政策，刊号变得奇货可居。有些杂志已经死亡，因为刊号是稀缺资源，仍然死而不僵。想办刊物的机构，只好出钱把它接过来。申办新刊物的渠道被堵塞以后，一些出版社有办刊物的愿望，又申请不到刊号，于是想出变通的办法，就是出版杂志书，每本杂志用一个书号，俗称以书代刊。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1996年创办，迄今已12年，出了5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茶座系列，社会评价也很好。其中的《经济学家茶座》，已出版6年，总数达32辑。
丁：原先，书籍和杂志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流通渠道不同。书籍在书店购买，杂志通过邮局订阅。现在，这种区别也模糊了。书店也经销杂志。而邮局看到一些杂志书既有稳定的读者群，又有稳定的出版周期，也为杂志书办理订阅。
谢：从严控制申办期刊的政策，已经到了应当调整的时候。如何调整利于中国的文化建设，是一个比较宏大的问题。我这里只想郑重地提出一条具体建议：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面，做一点调查研究，选择一批出版多年，周期稳定，发行量较大，特色鲜明，经营状况良好，在读者中建立了信誉的杂志书，主动给他们发放刊号，让它们由杂志书变成名副其实的杂志。以此为契机，给其他出版社开辟一条增办新刊的通道。如果哪个出版社有意创办新刊物，就采取先出杂志书的方式，稳定出版两年以后，达到相应条件，就正式发放刊号。这种方式，可以鼓励出版社组织编辑队伍，培育原创能力。哪个出版社杂志书办得好，就有可能多得刊号。优胜劣汰，比单纯按照行政区域撒胡椒面分配资源的办法好。
丁：你这个思路有新意，也很稳妥。鼓励出版社面向读者办刊，有助于激发出版社的活力。现在，中国有几百家出版社，主要靠两个模式盈利。一个是教材教辅，一个是合作出书。教辅危害很大，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强化了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合作出书说白了就是卖书号。许多买书号的钱，不是私款，而是公家的科研经费、宣传经费。这些书印出来以后，大多数进不了书店，因为一般读者也不想看。它们完全是为了满足作者编者的特殊利益而制作的。
谢：只会为作者服务，不会为读者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多数出版社的流行病。怎么治，要从体制和政策导向上找病根。
丁：笑蜀在那篇评论里说：“当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硬力量的竞争，而是软力量的竞争，即精神生产的竞争。一个精神生产力越是强大的民族，就越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就越是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附加值最高的顶端，就越是立于不败之地。而如果精神生产乏力，思想上、文化上、科技上、管理上没有创新能力，那么就只能对人家亦步亦趋，就无法靠大脑而只能靠苦力生存，就只能永远为人家打工。”目前中国精神生产的竞争力的确令人担心。一些自我束缚的体制不调整，中国软实力的发育将继续受到伤害。主管部门解放思想，以服务的态度主动为出版社办杂志排忧解难。我相信，这将会收到改善自身行政形象的良好效果。十七大倡导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相关部门应当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