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保守与肉体休克
在一个文化禁忌与肉体享乐激烈交替的时代，肉体保守主义与肉体激进主义正在相互撕咬。结果是，他们并没有两败俱伤，而是在市场中各得其所。两种针锋相对的文化立场看似分道扬镳了，最后还是殊途同归。他们都是搭文化台，唱经济戏，引得观众将这个文化戏台围得水泄不通。不同的是，肉体保守主义因其腔调的严肃和正统，使它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冠冕堂皇地演出，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肉体激进主义则因其话语方式的“粗俗”而不登大雅之堂，目前还只能像一个四处流浪的草台班子。
从文学角度看，肉体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将肉体问题暂时封存起来，先探讨精神这些超验的问题。他们占据了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一手举起“灵魂”、“拯救”等神圣的旗帜，一手挥动着“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杀手锏，向世俗生活开刀。他们喜欢使用高度抽象的，带有道德审判的词汇。但他们审判的对象不是制约文学表达自由的权力，不是自身对自由、正义表达过程中的怯懦和投机取巧，而是针对大众“荒诞”、“庸俗”的肉体。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中那股“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潮，就是这种肉体保守主义的典型回声。他们在作品中探讨着严肃的问题、形而上学的问题、灵魂得救的问题、道德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由于肉体的闭锁状态，他们身上缺少肉体特有的叛乱性，容易被某种外在于肉体的东西所慑服（比如，宗教权威、政治权威、西方大师的文本权威等），以至于他们关注的文学焦点问题，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并且常常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叠，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他们的叙事文体看似充满了追问，其实是一些假的、可有可无的追问，缺少真实细节的追问。当追问越来越无力的时候，他们惯于增加一些小说十分忌讳的成分：理性思考，盲目抒情，迎风流泪。从身体形态角度看，这些作家都很严肃，就像官员一样（实际上他们也是）。肉体并不严肃，它的本质应该是欢乐的，甚至是荒诞的。因为它不是一块光滑的鹅卵石，它有空隙和缺陷。但肉体有尊严，那就是反对阉割和忽略。严肃，只能是一种忽略肉体前提下的权力形式。这一批作家的叙事方式，都是喜欢板着面孔的，一副在世俗生活面前视死如归的模样。与这种文化保守立场相伴随的，是肉体的休克，文本中的肉体休克（注意：他们的肉体闭锁状态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而是在文本中，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肉体很活跃）。肉体保守主义的肉体“休克”姿态，得到了正统意识形态的首肯和嘉奖。
一位优秀的作家，除了技巧之外，总是会让自己处于一种肉体的激进状态，否则，他只能做一个“文化大师”。由于肉体进入了休克状态，这一批作家的保守，最终不过是一种文化身份的保守。因为，叙事异端的根源坏死了，他们在一些伪细节的支持下，将文学带进传统意识形态那个纠缠不休的是非之地。在意识形态的历史中，人的肉体性，从来就具有颠覆意义。它是意识形态矛盾的策源地。它的敌人是非物质、非肉体。它是新经验谋杀旧经验的危险地段。它是历史时间中的“紧急状态”。
2.叙事异端中的赝品
自诗人的敌人柏拉图以来，文学叙述中的肉体因素经常遭到攻击。而实际上，文化史一再证明，每一次人的解放，都是从肉体开始，都是肉体与“上帝”的战斗。从文学的角度看，那就是叙事方式充当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端，这是一种反压抑、反文化的异端叙事方式。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萨德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歌、劳伦斯、亨利·米勒、纳波科夫、达里奥·福、《金瓶梅》等等，都是文学史上异端叙事的里程碑。没有这些异端叙事，我们很难想象文学史的样子。
所谓的叙事异端，实际上就是一种“破戒”。肉体的满足战胜了精神的誓言，肉体的荒诞和欢乐战胜了“精神信仰”的假严肃和盛气凌人，人的自然本性战胜了抽象的价值，这就是破戒。在小说叙事上就是，破除传统价值观念和小说叙事规范的戒律。十几年前的“先锋小说”看起来也好像是一种叙事异端。实际上他们从登上文坛开始，就一直领到了意识形态通行证。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文学创作的自由，不是对正义和良知的表达自由，而仅仅是一种叙事方式的、技巧上的自由。“先锋小说”的代表马原，曾经因“破戒”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讲起故事来，简直就像鲁智深在寺庙里喝酒吃肉一样让人吃惊。他的故事邪乎得很，犯语言之禁，犯美学之禁。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鲁智深的成就是彻底离开了寺庙之后完成的，而马原一离开“文学庙堂”就完了？
回头看看就能发现，马原的病根子在于，骨子里没有真正“破戒”，他不过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破戒”，是假“破戒”，是叙事异端中的赝品。他的心思还在“文学庙堂”里，一边假装吃肉撒野，一边惦念着托尔斯泰、霍桑那些文学大罗汉。马原的假破戒很有代表性，其中包含了整整一代先锋小说家的致命病症。他们以“说话精英”自居，对小说叙事的花招情有独钟。实际上，他们一直在那些西方现代派大师“说话方式”的阴影中兜圈子。他们对那一套西方精英的话语权力，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批判意识。
这种叙事圈套之所以是叙事异端中的赝品，关键问题也在于他们的叙事经验脱离当代真正的肉体感受，只不过是几张嘴皮子在聒噪，像鹦鹉一样，不断地模仿着西方现代派文学。正是他们，把中国当代文学带进了一个咒语般的叙事圈套中，以致十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回避当代社会现实问题，大家都在玩一些文学叙事的“空手道”，既漂亮、前卫，又像戴着安全套一样保险。在一段时间内，先锋小说和先锋批评，让文学变成了对一小撮人的个人才能的颁奖典礼。当代作家中有一个真正“破戒”的人，那就是莫言，他就像小说家里面的“花和尚”。他的叙事很真实、朴素，却是真正的叙事异端。
3.肉体激进的革命性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肉体激进主义，就是以叙事的异端面目出现的。他们恶狠狠地朝着“精神”、“文化”、“肉体保守主义”和时代的肚皮上排污、发泄，并因此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快感。
莫言、王小波、朱文等小说家，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异端系谱中的代表人物。王小波的去世，还有朱文的改行，使得这一叙事阵营似乎有点势单力薄的感觉。但一批年轻的作家正在成熟起来。在这些代表作家中，肉体叙事热情持续而长久的，就是莫言。我在《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南方文坛》，2001年第六期）一文中，对莫言的叙事方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的主要观点是：莫言的叙事，是一种对中国民间（农村）肉体本质的深刻表达，对“严肃”和权威的嘲弄，对放纵和自由的渴望；是将各种抽象物进行肉体还原的残酷经验主义。在这里，肉体不得不经常付出被贬低和丑化的代价。这或许是肉体的宿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完美肉体（模特、歌星、体育明星、美女作家）的美学功能被交换功能迅速取代的商业背景下，莫言笔下民间的“残缺”或者“过剩”的肉体，不但是对造成肉体“过剩”或者“残缺”的社会的批评，也是对当代交换价值的警惕。在莫言的叙事中，肉体经验，带着一种残酷的“欢乐”姿态涌现出来。这是肉体的暴乱，是禁忌的决堤，是对肉体长期受到社会、自然压迫的一种美学补偿。
莫言叙事中的“民间辱骂”也是一个代表性的叙事方式。它是通过将“陌生化”的东西（权力、暴力等）贬低为身体器官而“熟悉化”；将抽象的东西（善恶、高下）通过肉体经验的还原而具体化；将“崇高”的东西（理想、革命等）通过拉向最基本的生理层面（包括它的排泄物）而“粗俗化”。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帮助自己战胜那些外部世界（天堂、地狱、社会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恐惧，使自己（和辱骂的对象一起）紧紧地附着在熟悉的、能够把握的自然和生活层面上，而不是被推向恐惧的地狱或者高不可攀的天堂。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既是“民间性”要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也是肉体激进主义的基本表达方式。
王小波笔下的陈清扬，也是一位肉体激进主义者。她与今天貌似解放的女性不一样。今天女性的“解放”，不过是时装天桥商业交换的街道回声，是一具具“交换的肉体”的嘶叫。陈清扬是在维护个人肉体、欲望的最基本的尊严。陈清杨是“欲望的肉体”而不是“交换的肉体”。王小波将这欲望的身体遭受的压抑展示出来，产生了最深刻的批判性，其力度超过了所有的“伤痕”文学。王小波的“异端叙事”的真实性和力量，将人们从“伤痕”文学的仇恨叙事中领了出来，并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于他的那些长篇（《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万寿寺》之类），则是表现个人才能的叙事花招，掩盖了文学本身的力量。
肉体因素在朱文的小说里，成了一种批判的武器。《我爱美元》，讲了一个父子共同游戏的故事。这在“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文化中是属于犯禁的，老子怎么能跟儿子一起玩呢？冲破这种禁锢的办法就是要把“父子冲突”的主题变成“共同游戏”的主题。朱文靠什么把“游戏”和“父子冲突”的主题捏合在一起呢？吃喝玩乐，嫖赌逍遥，也就是与肉体相关的东西。朱文选择的这种游戏方式，父亲默许了。这篇三万字的小说，写了父子俩一天的吃喝玩乐的经历：喝酒、洗头、请陪看女郎看电影、在街上吵架、甚至准备嫖娼。
吃喝玩乐不仅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还是民间节日（而不是国家化的节日）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贬低”。它将那些脱离人的、貌似崇高的、抽象的精神性和理想的东西统统往下拉，“贬低”到肉体的层面上来。在肉体的层面上，是不存在二元性的东西的，在这里，死亡与新生、卑俗与高雅、枯萎与生长是同时发生的。但是，肉体的意义、吃喝玩乐的意义一旦被“现代化”，即赋予它某种时代理想、某种抽象的历史意义（如有人称此为文艺复兴对中世纪神学的胜利），它就完蛋了。所谓的“现代化”就是“日常化”、“资产阶级化”，一切都变得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一切都变得可以通过数字和钞票（朱文喜欢称它为“美元”）来计算。所以，儿子所选择的游戏方式，一开始就落入了道学家和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双重圈套。他和父亲之间唯一可以玩的游戏就在这两种道貌岸然的东西面前夭折了。《弟弟的演奏》比《我爱美元》的叙事风格显得更加老练。它有一种客观的、冷静的、残酷的真实，一种青春游戏的天真和恶作剧，还有对主人公在假游戏中充当耻辱角色的无情披露。
“性”并不淫秽，但对性的态度却有淫秽与否的分别。生命中纯粹的物质或肉体因素（吃喝、排泄、性交）并不淫秽，它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但常常被指责为“自然主义”或“生物主义”；可是它一旦与别的东西挂上钩，比如价值、理想、升华、道德等，就总是难免变得丑陋起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性”本身，而在于性行为中有两个变态的人。在有的作家那里，性行为的双方不是独立的、平等的个体，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的符号。比如，一个人来占便宜捞油水，另一个则觉得吃了亏（传统农民式的）；或者一个人上了另一个人的当，后来觉醒了，对方受到了道德的谴责（近代道德启蒙型的）；还有一种就是论斤论两地讨价还价（现代化、商品化型的）等等；特别是再加上那种鬼鬼祟祟的叙事视角、遮遮掩掩的叙事语言，就像窥视癖和自虐狂一样令人恶心。最令人恶心的性“关系”，就是一方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强迫另一方。
4.“污秽叙事”是一种武器
更年轻一代写作者的肉体激进主义，也在追求一种异端叙事。像李师江、李红旗、崔恕、巫昂、尹丽川等，他们都是北京民间诗歌团体“下半身”的成员。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师江。最近的《花城》、《上海文学》、《芙蓉》等数家著名的业内期刊，都频频推出他的小说，尽管经常遭到文字警察的删节。作为诗歌“下半身”团体成员之一，他将叙事视角转向了肉体的局部——下半身。如果说，莫言那种整体的肉体激进主义有一种美学批判力度的话，李师江则是将局部肉体要素作为“燃烧弹”向外投放。他的叙事风格，是一种最典型的“污秽叙事”。
村里最富的人就是拥有最多粪便的人，他叫陈大福，他有一个在农民中罕见的大腹，他的腹部就要垂到鸡巴上了……说他拥有最多的粪便，并不是指装在他腹部的粪便，而是指他拥有增坂村最大的粪池。他的粪池叫大福池，占据村中最显要的位置，既是南来北往的人的必经之地，也是村中闲人的聚散地，夏天人们在这里消暑，冬天人们在这儿晒太阳，他们并不认为粪臭是一种不好的气味。路过的行人们一见到大福池，就有排泄的欲望；在这儿闲聊的懒汉们本来应该把自己的大便送到自己的粪池去拉，但是他们太懒了，他们把自己身上唯一有用的东西送给了陈大福。大福池是村中的王府井，也是村中的西湖或九寨沟，它更是村里的中南海。这个最有人气的地方从陈大福的祖上流传下来，被陈大福牢牢占据。陈大福每天的活儿就是叼着烟斗守在粪池边，挽留路过的客人到大福池坐坐。远远看见有人挑着粪桶，就知道又有人买他的粪便了。
在一个围绕着粪便而努力的年代，狗蛋每天无不为如何收集粪便而绞尽脑汁。如果大学里有开一门粪便课，狗蛋完全可以当博士生导师。比如，通常在哪些地方可以拾到狗粪，哪些地方可以拾到猪粪，猪粪、狗粪和牛粪催肥的能量比，粪便以多少的比例掺上草木灰构成庄稼最可口的食物，粪便在什么环境下可以保持最高的肥力，等等等等，狗蛋的脑子里装满了粪便的知识。知识如此渊博的狗蛋，却无缘得到更多的粪便，就如空有一身本领而没有经费搞研究的大学教授一样。茫茫神州，为何粪便如此之少？这是农民狗蛋的慨叹。（李师江《粪便》）
儿童总是对污秽和排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常常还会因此激动万分，一见到污秽，就爆笑不止。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人类“肛门期”的典型表现。污秽越是受到压抑和禁止，他们就越会在污秽面前产生隐秘的冲动。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笔下那些像儿童一样的耶胡人，对污秽就有着特殊的嗜好（也就是成瘾了）。他们在迷恋污秽的同时，还将其作为对洁癖进行攻击的武器。也就是说，污秽具有攻击性。据说，黄金就是粪便的另一种极端形式。对金钱的崇拜，实际上就是人类儿童期对污秽嗜好的变种。不同的是，儿童的污秽瘾，是以无功利的游戏形式出现的（只有在遭到禁止时，他们才会使之发挥攻击性、反叛性效果）。而成人的黄金瘾，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常常伴随着社会性排污。李师江的小说《粪便》，将成人社会对黄金（粪便的升华物）的迷恋、因迷恋产生的各种社会污浊，揭露得淋漓尽致。
对污秽的“成瘾”，实际上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因此，对污秽的迷恋，最终会从心理学层面转向社会学层面。于是，“污秽”叙事成了对伪道德和文化保守主义发起攻击的犀利武器。像亨利·米勒的小说叙事方式，就是一种以污秽为武器，攻击那种代表“精神洁癖”的社会价值的典型例子。当然，攻击性“排污”，与向“污秽瘾”们兜售伪劣产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十分重要的。在交换价值无孔不入的时代，以局部肉体或污秽作为叙事的元素，既有因攻击产生的革命性，也有吻合人们“污秽瘾”的生产——消费——流通作用。这可以说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年轻一代小说家的异端叙事，正在这样一个交换价值陷阱的边缘徘徊。他们目前唯一的优势在于，活跃的肉体状态中还积蓄着一股暴乱、改变、舍弃的力量。这种状态，常常会成为商业规则的克星。
5.“叙事异端”的终结
但当代中国文学的尴尬处境是，“异端叙事”的开始，成了它的终结。在交换价值的作用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古希腊以来一直被视为美学典范的人的肉体，如今已经成了商品，美学功能被交换功能所取代，欲望的身体变成了交换的身体。比如，服装模特的身体，就是一种欲望符号和商业时尚符号的混合体。即使肉体的苦难，如今也能变成一种时尚，2001年国际时装界就流行一种叫做SM（“受虐——施虐”狂的英文缩写）服装。在传统民间歌谣中，色情成分本来属于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性欲要素，这是对抽象的一种反叛。现在，它也变成了商业交换符号系统中的一环，许多网站都以“色情经济”为龙头，带动网络经济。也就是说，“色情”由具体的肉体要素，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交换符号，与生命欲望本身无关，这是色情的堕落。肉体不在欲望之中，而是在交换之中；意义不在表达中，而在传播中；快感不在生命之中，而是在利润之中。肉体和新奇，成了文化消费商品博览会上必不可少的要素。
文学艺术中以肉体的革命性、反叛性为基础的叙事异端，就这样面临着一场新的衰变。由于商业想象力越来越发达，眼球经济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大，以至于这种叙事衰变周期变得越来越短暂。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文学叙事异端的衰变周期是10年，那么现在，它的衰变周期就只有半年，并且有越来越短的趋势（具体情况要看全国性图书订货会的周期）。它就像电脑病毒一样迅速传染。近几年来，“美女作家”的不断更替，就是叙事“异端”衰变周期越来越快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正处在一个叙事衰变周期的危急状态中，最后逼得12岁的少女也披挂上阵了，就像穆桂英之后，连杨排风也要披挂上阵一样。卫慧、棉棉、周洁茹等青年女作家，开始也是以叙事异端的身份出现在文学领域的，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一夜之间，她们就被商业交换价值所吞噬。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她们具体的叙事细节，而是一种现象、事件。于是，身体叙事成了市场策略。国外一些文化媒体，孤立地看到了她们叙事中的异端成分，视她们为文化英雄。而对她们的批评，主要是着眼于她们产品的交换功能，她们将叙事异端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商业文化的主流。九丹的叙事也是如此。她以一种肉体描写的大胆取胜。个人的遭遇，恰恰成了商业卖点。
越是以“异端”面目出现越有市场，也就越容易被商业所利用。大众传媒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它的基本招数是：将文学非文学化，将文化商业化，将独特的事物普遍化，将个人隐私公开化，将政治欲望化，将身体抽象化，一切都变成了一种消费信息系统。小说叙事文体的象征结构、语义的含混性和多解性，为这种商业分割、改编、作假提供了方便。这正是文学（长篇小说）这种传统的“宏大叙事”文体的基本处境。市场、商业文化、时尚符号体系，就这样联手将“叙事异端”剿灭了。传统文艺中的象征符号系统已经崩溃，对它们的美学解读已经完全丧失了意义。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和人物性格、叙事语言、象征结构等，已经全部失效。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新的象征系统：媒体信息符号组成的商业文化系统。支配这个符号系统的是政治经济学规则。这种规则的垄断状态，实际上就是在向我们宣布“异端叙事”的终结。“叙事异端”在哪里呢？个人在哪里呢？主体在哪里呢？特别是，叙事主体（作者）在哪里呢？“作者”就像一张纸片，被一股市场之火烧成了灰烬，飘散在商业符号体系的缝隙、角落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四处寻找“作者”的碎片，为消亡了的“作者”收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