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什么都会干，就是不会流眼泪，不会恋爱。也就是说它还不会表达情感。如果有那么一天，机器人也会流泪或性骚扰，那就可以说人类文明劫数已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原因是诗人有“感伤癖”和“哀怜癖”，这不但会煽起人们的情欲，还容易培养出懦弱者。在《理想国》的后面10卷中，柏拉图似乎有了恻隐之心，希望有人来为诗辩护，以证明诗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度里有合法地位。他说：“因为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它对我们的诱惑力。”亚里士多德就出来辩护。在《诗学》里，他不但认为诗是哲学、历史所不可取代的，还认为诗的起源“本于人的天性”。而悲剧则“使用美化的语言……并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感的净化”。这就是著名的“净化说”，意思是，情感（包括欲望）通过宣泄，可以使灵魂得到净化。
柏拉图的“理想国”至今也没有建成。但世俗社会中那些“缘情”、“言志”的诗人却越来越多。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表达情感，而是表达方式如何有利于“净化”。这事实上是一个修辞术的问题。柏拉图的长篇对话《斐诺德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佛教的“慧学”是极端的例子。它强调的是让人们如何从情欲中解脱出来。《圆觉经》中有一个“清净慧菩萨”就是代表。清净，超越情河欲海离恨天，才能达到慧的“清净”境界。渐修与顿悟合一的道路，就是通往“慧”的道路。所以，佛教首先强调的就是“修身”，而不是“修辞”，表现了对语言文字“落言荃”的拒绝态度。最终要达到“于欲而无欲”、“于色而无色”、“于智而无智”（《圆觉经·道行般若经·净静品》）的绝对自由境地。当然，如果修身修到了家，修辞也不会成问题。像在家居士维摩诘这样的大辩士，说的话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言语之中，气贯长虹。
当代“修辞学”不但不关注修身问题，甚至连修辞的“修”字也不大关注。它讲究的是叙事语言铺天盖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为当代人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幻觉，“逻各斯中心主义”必须瓦解。
古希腊人所说的“修辞”，与我们先秦哲人所说的“修辞”有类似之处，都不是我们今天中学教育中的狭义修辞。狭义的修辞只是教人怎么写“美文”，一边写，一边鸡鸣狗盗、男盗女娼。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以十分严密的逻辑，从客观上支持了这种做法。韦勒克排除了文学表达与社会学、心理学、个体史的关系，只关注文本的内部分析。这套方法对文本形式分析有一定的效果。但当涉及文体之雅俗、文气之清浊时则不管用。
《周易·文言》中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把“修辞”与“进德”、“居业”联系在一起。修辞不但是指文字功夫，也包括举止言谈、行为方式、待人处世的内容。这里的“诚”，从社会实践或“礼”的角度看，就是诚恳、真挚、得体、不虚伪；从文学创作即“诗”的角度看，就是合于诗学的修辞法则。
如果从修辞学角度来理解《礼记·奔丧》中对情感的表达要求，就可以发现合理的成分。比如，得到悲伤的消息之后，可以放声大哭，但要“尽哀而止”；哀尽了而不止，继续号哭，泣而无泪，就是干号，不合“礼节”。另外，恸哭的时候，还要“避于朝市”，走小路，不要在大街上放声号哭；这是“礼”的“修辞学”。孔子在哭过的那一天，就不会再吟诗唱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这是“诚”的“修辞学”。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也论述过情感形式在不同场合的意义。她把修辞形式作为情感宣泄的调节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