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又参青年时代在北京上平民大学时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组织上曾经让他参加共产党，他没有参加。这个人思想进步，但小心谨慎。他曾经对我说，斗争这么尖锐，参加不对头，还不如不参加，在党外照样可以做些工作，能做多少是多少。在北京上学时，假期曾到包绥散发过传单，贴过标语。当了一辈子兵，从来没放过一枪。1926年春，他出任国民党靖边县县佐（驻宁条梁）。当时，石英秀骑兵连驻宁条梁，二人关系甚密。石英秀被苏雨生扩编为第九旅，曹又参就任该旅参谋长。苏雨生失败，八、九两旅相当一部分官兵逃回陕北，石英秀、王子元、陈国宾、曹又参等率两旅的部分人到甘肃靖远，被兰州雷中田收编为新编八师第三旅，石英秀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曹又参任特务营营长。1935年秋，改任一团一营营长。1941年，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被张廷芝弟兄谋杀，陈国宾任旅长，曹又参升任一团团长。1944年，陈国宾病故，曹又参任代旅长兼一团团长。
由于曹又参思想进步，对牛化东、冯世光等地下党的同志一贯信任，每到斗争紧要关头，都找牛化东等商量。1932年，高鹏飞领导的陇东西华池起义，有力地支援了陕甘红军。这次起义是杨林、苏杰儒两人周密策划的。起义前后，慕寿山在曹又参面前竭力攻击地下党员，说：“李友竹（李树林）、冯世光是危险分子，应早处理。”石英秀也知道这一情况，问曹又参，曹说：“我相信李、冯即便是共产党员，也绝不会危害新十一旅。”石英秀从而再未追究此事。1938年，新十一旅移防榆林，刘宝堂、史钫城、张鼎丞及叛徒任怀义，密告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等九人是共党分子，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曾电告邓宝珊，令将牛化东严解西安。在曹又参支持帮助下，劝说一团团长陈国宾向邓宝珊活动，担保牛等没问题，使一团地下党组织未受损失。新十一旅二团由于刘宝堂、史钫城等复兴社特务严密控制，地下党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丞出卖瓦解，最后只剩下个别党员，发挥不了作用。而一团由于曹又参的保护，牛化东任一团副团长，3个营长中李树林是地下党员，13个连长中11个是地下党员，一团基本上为我地下党组织所掌握。
原来曹又参早就和谢子长有过接触。1944年，他曾通过苏杰儒与西北局联系请示工作，西北局还拨给他30万元法币的补助费。
曹又参从榆林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柴明堂处，闭门不出。他不是反对起义，而是不了解安边发生的新情况，认为我们没等他从榆林回来就发动起义，是牛化东和我把他甩了，面子上下不来。打下宁条梁后，贺晋年旅长让我去请他，延安要求务必把曹又参请回来，领导起义。
这时，榆林也派出部队来支援宁条梁，已经到了昭皇，我们怕榆林把他劫持走了，我带了二营六连和赵级三营的三个连，连夜赶到白泥井东堂。东堂距白泥井寨子还有10里地，我派人送信求见曹旅长。曹传出话来让我一个人进去，不让带兵，我也不敢进去。白泥井寨子很坚固，旅长在里面，我们是来请他的，又不能攻打，一时处于僵持之中。
那天中午，正在吃饭，突然阴云密布，骤降大雨。我令部队紧急集合，冒雨开进了白泥井寨子。我令二营六连朱子春（地下党员）连长带队走到前边，到寨门口哨兵拦住不让进寨，朱子春骂道：“妈的×，瞎眼了，我们是六连，回防来了，进！”哨兵也认得朱连长。六连进寨后立即上了寨墙，控制了寨子。我到二营营部，柴明堂派人报告了曹旅长，曹让我去他的住处。我冒雨跑了十来里，想稍事休息，喘口气再去。曹旅长迫不及待，亲自来到营部，上了炕问我：“子庄，这事咋回事？”我说：“起义了。邓宝珊也不能顶住调防，不起义咋办？！不都完了。”然后我详细汇报了他走后安边发生的新情况及不得不立即起义的原因。曹又参听后这才说：“对对的，前途光明。”同意回安边，带头起义。
我立即派人给贺晋年旅长送信，贺旅长派军政及地方民众代表到白泥井欢迎，曹又参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安边。然后由贺晋年旅长陪同到了延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毛主席在枣园小礼堂接见了他，毛主席听了贺晋年的介绍后，笑着握住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
新十一旅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第一个信号。在解放战争中，后来陆续有国民党的成百名将军率部起义，其影响和意义不容忽视。
新十一旅起义后，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曹又参被任命为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我任参谋长。起义后，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right（王子庄口述 史继法整理）
回忆在新十一旅的峥嵘岁月
center――纪念新十一旅光荣起义60周年
right强亮功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间，新十一旅光荣起义已经60周年了。回忆往事，心情激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记得1942年，我刚从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毕业，就被分配到新编十一旅。当时，正逢新十一旅新兵总队在陕西三原县驻扎，我即暂留总队部。同年冬季，通过延安到达新十一旅部驻地安边。安边除了旅部，尚有所属的一团；二团驻守宁条梁。而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已有定边和靖边属解放区。故新十一旅驻扎的安边，就成为统战工作的重点地区。
1944年4月，新十一旅旅长陈国宾病逝，在谁继任旅长职务问题上，所属一团和二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一团副团长牛化东就是地下共产党员，还有李树林营长也是地下共产党；在13名连长中，有11人是地下党员。因而，一团基本上被我地下党组织所掌握。而二团团长史钫城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复兴社分子，副团长张鼎丞也是复兴社分子，均受胡宗南控制，这些人上蹿下跳，大造舆论，妄图夺取旅长职务，但斗争的结果，以失败告终，一团团长曹又参，终于当上了代理旅长。
为了准备起义，新十一旅旅部办了两期排以上军官训练班，王子庄任班主任，冯世光任队长，我出任教官，名义上是搞军训，实际上是对下级军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革命教育。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这是具有统战性质的群众性进步组织。我于1945年7月参加了这一组织，当时，我在名义上是储备参谋，实际上是搞“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民主、广泛团结进步人士。记得当时为了编印一些传播民主新思想的宣传材料，我们利用晚上印刷，白天装订、分发，新十一旅旅部及一团排以上官佐都被吸收进来，实际上成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为后来新十一旅的起义，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5年10月，新十一旅副旅长吴？、二团团长史钫城派人到一团来游说：“一团若不接受改编，我们二团便以长途野营为名进驻安边，并要以武力解决一团。”听到此话的三连连长赵武臣（地下党员），立即向地下党组织汇报，地下党组织一面向三边地委汇报，一面深入各连队，揭穿改编阴谋。经三边地委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决定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三边地委派葛申同志到安边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并派警三旅参谋长率八、九两个团和七团一个营，按时向安边进发，支援起义。
1945年10月24日晚，一团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委的批示精神，制定了起义方案，研究了步骤、方法，成立了以牛化东为总指挥的起义指挥部。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扣押了新十一旅副旅长吴？及国民党定边县党部书记等人，击毙了拒捕的二团副团长张鼎丞，占据了全城的制高点和要害部门，起义取得了圆满成功。当时，组织起义的负责人葛申由我带领，和几位报务员接收了旅部电台；接着又停止了县邮电局的通讯联络，没收了特务分子谢永鹏的电台。我回到旅部，接管了旅部的官防大印，解散了通讯队。
新十一旅起义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沿用新十一旅番号，任命曹又参为旅长、牛化东为副旅长。新十一旅的起义的成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部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全旅参加起义的约2000多人）。新十一旅起义不久，曹又参旅长由警三旅旅长贺晋年陪同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欢迎，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还组织了欢迎晚会。
1946年2月，三边警备区改为三边军分区，曹又参任司令员，兼新十一旅旅长。我当时被任命为司令部通讯科科长，并于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宁夏马鸿逵部积极配合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以5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1个炮兵营，约16000人马，向三边发动了大规模进犯。3月23日进犯盐池，盐池守军新十一旅一团给敌人以火力杀伤后，主动撤出县城。4月3日，当时驻守安边的新十一旅二团，也因敌我力量悬殊，战斗中给了敌人一定打击后，掩护三边分区党政机关，于当晚顺利突围。突围后，我随参谋长王子庄去了东线一带。这时，正是毛主席撤出延安之时。1948年，成立了三边军分区教导队，我被任命为教导队队长，一共办了四期，为新十一旅培养了大批基层骨干。直到1949年9月解放宁夏。
回顾60年前新十一旅起义的全过程，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壮举。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刚刚起义的新十一旅旅长时所指出的：“你们是火车头”，延安《解放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通电，阐明了新十一旅起义的重大意义。这次起义，对随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起义，起了促进作用。至于后来对湖南的陈明仁将军、北京的傅作义将军的起义，确实起了火车头的作用。
新十一旅光荣起义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投入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浴血战斗，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新十一旅光荣起义6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能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是因为有一批保持了先进性的共产党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参加起义的人今天活着的不多了，但活着的人应当用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来纪念它，才有着现实意义。
怀念父亲曹又参
纪念新十一旅安边起义60周年
曹国权
父亲曹又参的一生，是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的一生，60年前他率部起义走向延安，是他一生在曲折中追求真理的必然结果。
1921年至1925年，父亲在北平上北平平民大学期间，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社会上有不少进步刊物。父亲对这些很有兴趣，他看了许多进步刊物和书籍。那时，他又与陕北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关系密切，经常一起交谈国事，接受过初步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这期间，父亲开始思考和认识一些社会问题，如劳动人民被剥削而贫困、军阀残杀镇压人民等问题，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思想和革命情绪，决心大学毕业后要联络一些热血青年打倒陕北军阀井岳秀。大学毕业后，他当了半年榆林中学教员，因对井岳秀派兵驱逐榆中学潮的带头学生的行径极度愤慨，即愤然离校开始“倒井”的实际活动。经他们一些热血青年一年半之久的活动和准备，联络了一些反对井岳秀的陕北地方军队，于1927年九月十五日（农历）举行“倒井”兵暴，没有成功。之后，父亲两次流亡平津等地两年之久，他总结了“倒井”失败教训之一是革命青年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1930年初，他和一些“倒井”人士趁苏雨生在宁夏平罗等地扩军之际加入了苏部，谢子长、刘志丹带一批共产党员高岗、贺晋年、张东皎、牛化东、李树林等也来到苏部搞兵运工作。谢子长、刘志丹在陕北就与我父亲认识，这时，他们要介绍我父亲加入共产党，我父亲表示愿意在党外为党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故刘志丹曾对牛化东称曹又参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在谢子长、刘志丹离开苏部回陕北时，曾就我父亲的情况向留下的地下党组织作了介绍和交待，对我父亲也作了嘱托。从此，我父亲就和该部队（1931年底番号变成新十一旅）的地下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先后有高岗、胡立亭等地下党员与我父亲联系。从1936年开始，一直由该旅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牛化东联系和做我父亲的工作。我父亲与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关系密切，互相信任，凡有重大问题，都要互相沟通和商量，在一些重大斗争问题上，我父亲一直和党的观点一致，站在党的一边。一些地下党组织不便出面去做的事情，也总是让我父亲去做。牛化东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中曾写到：“又参在旧十一旅的16年，是同共产党特别是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分不开的16年。没有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像又参那样不随世俗、不会钻营的人，在十一旅是当不了团长、旅长的；如果没有曹又参，我们这些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党员在十一旅也难站住脚，也难保存下来。这是又参对党作出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