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是指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从理论上讲，它是当前虚置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意义上的实现（地租）。在实践上，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农业家庭经营，对农民利益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使集体组织与农户处于对立地位，农民时刻担心土地承包权被剥夺。土地集体所有制除了引起土地资源的租值耗散，徒然增加农民负担（三项提留）之外，在经济上并无实质性意义。因此，“三提留”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之上的。“五统”是指乡镇政府向农民收取的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统筹款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公共产品费用，理应由政府财政负担，由农民在税外负担是不合理的。这就是所谓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体制。实际情况还要糟糕，统筹款几乎涵盖了乡财政所有的支出项目。
3.农民义务工
农村劳动力要承受义务工和累积工的劳务负担，一般每年少则十几个，多则二十几个。
4.“三乱”
“三乱”是指对农民的乱集资、乱收费和乱罚款。“三乱”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据某省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全年负担达到100多项，其中，统筹收费20多项，如农村办学费、村干部报酬及保险金、国防教育费和优抚对象优抚费、计划生育补贴费及保险金、民兵训练费等；服务费用17项，如猪禽检疫防疫费、水利工程供水费、人身农房保险费等；管理费用29项，如市场管理费、土地及宅基管理费、水土保持费、林木砍伐费、中小学生杂费、公路建养费、各种牌证照费等；用工及其他费用11项，如植树、兴修水利、公路建设用工折款等；罚没款15项，如违反土地管理条例罚款、超生罚款、不按规定品种或技术程序种植罚款等；集资8项，如社会福利募捐、集资办电、集资建校、集资建桥、集资建农贸市场等。在“三乱”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农村中小学乱收费、乱集资。
（二）广义的农民负担
广义的农民负担包括税费负担，还包括农民的一些机会成本：1.农民所承受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损失长期以来，工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存在巨大差距，农户出售农产品，购买工业品时，必然会损失一部分收入，损失的这部分收入实际也是农民的一种负担。据测算，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的收入是同期农业税总额的8．5倍。前者是后者的8．5倍。只是由于税费负担是直接从农民手中攫取钱物，农民对税费的感受更直接、反映更强烈罢了。
2.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是农民的另一项负担，它使农民利益直接受到侵害表现形式之一是在实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公司＋农户”在地方政府手中变成了“公司＋乡政府＋农户”。由政府直接下达种植计划，稍有不从，就遭罚款。表现形式之二是频繁地收回土地承包权，造成农户对土地经营预期的短期化。
3.长期存在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农民负担仅仅由于出生地的不同，农民生来就只能种地，改变命运的机会极少。由于存在就业障碍，农民失去了争取高收入的机会；由于缺乏社会福利保障，农民的生命成本加大。这同样是农民的一种隐形负担。
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
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
（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
（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
（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取“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助性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
1．控制“三乱”
俗话说“头税（农业税）轻、二税（农业特产税）重、三税（各种收费）是个无底洞”。控制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成了农村改革开放后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指出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派款收费的决定，增加了农民负担，因此需要做到：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等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各级行政部门不得向农民摊派办公费、交通工具购置费、服装费。这一《通知》的目的是要控制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种“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这也是最早提出控制农业“三乱”的文献。
1990年2月3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农民合理负担的项目和使用范围，并明确规定农民负担的比例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这就为农民负担定了一个“高压线”，所有的摊派、收费和集资都不得触这一“高压线”。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首次概括出农业“三乱”这一名词，并使用了极为严厉的词语要求自觉防止和抵制“三乱”的滋生和发展。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将农民负担通过《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国务院用法规的形式正面确立了农民应该交的费用，也就从正面排除了非此收费就为“三乱”。这就给农民确定和抵制“三乱”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关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以内的规定继续执行外，其他涉及要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不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
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向农民伸手的事件日益增多。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强调有的地方“三乱”禁而不止，并且通过虚报农民收入超限额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因此要坚决把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全面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限额之内，严禁面向农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取消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达标升级活动。之后，又有中共中央1998年10月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一再提出制止“三乱”。
2000年中央开始在一些省份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即并费入税，税外无费。全面禁止一切税外之费。再一次从正面界定该收的，其余都是不该收的。
2．稳定正税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这三种主要的“正税”，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农业税从1958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1994年从农业税中分离出农业特产税，并开征了农田上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也要求据实征收。从各地政策执行情况来看，正税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民所反映的负担不在正税上，因为正税相对来说比较轻而稳定。
（二）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出人出工的现象比较少，90年代前后乡镇对于农民的用工需要增加，诸如水利工程的维修、公路铺石、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求农民出工，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农民以币代劳。在农民的劳务和积累工越来越成为负担的时候，1991年国务院下发《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三）精简机构和人员
精简机构和人员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中之重，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采取的政策也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决议都要提到精简机构和人员问题。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下发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开始，就要求“乡的党政干部只许减人不许增人。村干部人数过多的也应精简。”此后，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不要求精简机构和人员。这些要求和政策在一定程度对于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组织的规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精简机构和人员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仅仅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角度去精简，现在看来，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四）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中央实现减轻农民负担以来，特别是部分试点实现税费改革以来，中央政财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2001年是100亿，2002年是200亿），用这些资金来解决因税费改革，带来农村税费减少而引发的财政缺口。
（五）限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收费
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85年《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开始要求：“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办的事情很多，但只能量力而行。要办实事，讲实效，绝不能摆花架子，更不能让盲目大办之风再起。”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讲减轻农民负担不合时宜，把减轻农民负担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有的部门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认为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是为农民办好事，不是增加农民负担。针对这些错误思想，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定统一的标准、下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1998年中办和国办《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基本重复了上述规定。2000年实行的税费改革更是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限制在“一事一议”，每年的公共产品供给收费不得超过15元。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
减轻农民负担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方针，必须长期坚持。2007年全国大多数尚未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要继续执行中央“一项制度、八个禁止”的规定，一如既往地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做到思想不松懈，政策不松动，工作不松劲，采取切实措施使今年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水平比上年有所减轻。
严格执行提留统筹费的预决算制度。2007年提留统筹费一律不得超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和1997年的预算额，继续停止除农村义务教育危房改造外的其他农村教育集资。各地要根据适当调整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部署的实际情况，采取得力措施，抓紧做好今年的提留统筹费预算工作，尽快把负担监督卡分发到户，严格规范卡内项目，严禁加项加码。县、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监督管理。同时，要及时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教育和引导他们自觉按照政策规定缴纳税费，履行应尽的义务。
继续落实好“八个禁止”的规定。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禁止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禁止一切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事业住收费；禁止面向农民的集资；禁止各种摊派行为；禁止强行以资代劳；禁止在村里招待下乡干部，取消村组招待费；禁止用非法手段向农民收款收物。对违反“八个禁止”规定的，必须追究责任，严肃查处。
切实做好对灾区和贫困户的税费减免工作。对受灾严重、生活困难的农户，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减免农业税、乡统筹费和村提留。对因执行减免政策而减少的税费收入，要通过上级转移支付的办法解决，不得分摊到其他农户。同时，禁止在灾区、贫困地区向农民搞任何名义和任何形式的集资或募捐活动。
在西部大开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小城镇建设中，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自愿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绝不能搞强迫命令，增加农民的负担。取消基本建设投资中要求农民无偿出资出劳进行配套的做法。各级政府安排的公路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按照“谁建设、谁拿钱”的原则，不留投资缺口。不得违反农民意愿，干预农民自主生产经营，强制农民种这种那，强迫农民接受经营性服务。严厉打击和严肃查处坑农害农的违法违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