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
——契诃夫（俄国小说家、戏剧家）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的序幕。日寇的铁蹄践踏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由此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之中。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不到2个月，南京又陷落。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南迁至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前往昆明的一路上，西南人民的贫困生活，给步行团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们有的沿途考察风俗民情，收集民歌，有的向老乡讲述日寇暴行，介绍抗战形势。
这次“长征”路途艰难，条件极差，但师生们始终精神旺盛、斗志高昂，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平安到达了昆明。这次徒步长征磨炼出来的坚强意志，是构成西南联大精神的重要因素。
联大落地昆明后，条件极为艰苦，除图书馆是瓦顶外，教室是铁皮屋顶，宿舍则是草顶。教室里热天犹如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雨天铁皮屋顶叮当作响，教师讲课要大声喊叫，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没有课桌，一把把“火腿椅”
便代作课桌；宿舍一间住40人，一遇大雨，双层木床上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了用场。
由于学校经费紧张，仪器设备少而简陋，许多实验无法进行，开展科研很艰难。
物理系吴大猷教授，不得不把三棱镜放在简易木架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尝试着做“拉曼效应”的一些研究工作；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则别出心裁地把附近残破不全的碉堡改装成气象台，供学生实习观察用；航空系的风动机实验室则是用一间旧土平房改装的，实验时发动机常把墙上的土震落。
至于生活条件，就更差了。学生大多数来自战区，断绝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很少的资金度日。吃的是沙石俱全的“八宝饭”，菜里有时连盐都没有，穿的是一袭蓝布大褂遮住补了又补的破裤子，有些同学则是几个人合用一件长衫，谁进城就谁穿。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联大无论是老教授、学者，还是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都不失民族气节，对抗战抱必胜的信心，甘于艰苦，甘于淡泊，丝毫没有放松教学与科研，严谨治学，潜心钻研，著书立说，诲人不倦，执著地为民族培养人才作贡献。
学生们更是安贫乐道，以天下为己任，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意识到肩负的历史重任，形成了刚毅坚忍、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优良风气。图书馆的阅览室每天开放14个小时，仍难以满足同学的需求。无论暑热和严冬，室内都座无虚席，鸦雀无声，人人争分夺秒地学习。由于经费困难，图书添置不多，每次阅览室开放前，门外便聚集了很多同学，黑压压的一大片，门一打开，便蜂拥而入，或是抢着去借书处前排队借各种指定参考书，或是去阅览室占座位。阅览室座位拥挤，宿舍光线太暗无法看书，学校附近的茶馆便成了同学们学习的好地方，不少人的论文和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对于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师生们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忧国忧民，不甘沦亡，相濡以沫，艰苦奋斗。无怪乎幽默大师林语堂在40年代初出国路过昆明作演讲时惊叹地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点石成金
西南联大是在战乱时代里出现的一个奇迹，它在枪林弹雨中传授知识、追求真理，培养出了一大批现当代著名学者，并谱写出了一种“刚毅坚忍”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那样一个艰苦的、战火纷飞的年代深入每一位老师和学生的骨子里，也为后人立下了一座不朽的、刚毅的丰碑。只要这座丰碑在，中国就永远都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