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作家、思想家）
1929年，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不幸身患重病，请了西医来诊治，效果并不是很好。他的入室弟子谢国桢看到老师病情日渐加重，就将自己弟弟的岳父——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引荐过来为他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便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描述梁启超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再由萧先生开处方对症下药。经过萧先生的精心治疗，梁启超的病情大为好转。正当家人亲友松了一口气时，梁启超的病情却突然出现反复、再次加重，主要原因是他丝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依然日夜苦读、忧国忧民。
情急之下，谢国桢再次将老师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萧龙友，这位老中医非常重视，马上回信说，要想治好梁启超的病并不难，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光靠药力是没有用的，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更应禁止，不然，即使是扁鹊再生，怕也是无能为力了。
谢国桢将这封言辞恳切的信送给老师看，满心希望梁启超能听从医生的劝告，放下书本，积极治疗，没有想到，梁启超看完信后，不但没有采纳老中医的意见，还气宇昂扬地说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听得谢国桢目瞪口呆，连连叹气。对此，老中医也无可奈何。
此后，梁启超依然抱病读书治学，关心国家大事，劳心劳力，常常读书、著书到深夜，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弱了。不久之后，梁启超——这位信奉应该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北京与世长辞。
点石成金
读了梁启超为学术和国家“死而后已”的故事，我们才真正明白，《后汉书》中讲到的那种“马革裹尸”的悲壮绝不仅仅限于沙场。三尺讲坛之上，大师和学者的信念之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此种豪情壮志。“世界上一定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当你有一天，真正对某种事物产生了至死不渝的热情之后，你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