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在生产部门生产出来以后，扣除折旧之后的国内生产净值，还要经过复杂的分配过程，才能进入消费领域，我们将这一分配过程称为国民收入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不是指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分配，而是指对国民经济全部新增价值进行的分配，也就是对国内生产净值进行的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有不同的阶段，包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国民收入再次分配、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等。初次分配以后的分配我们统一叫做再分配。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国民收入分配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国民收入再分配。
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了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包括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收入，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对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征收的生产税和进口税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企业在扣除其固定资产消耗和其他运营成本及税收后的净营业盈余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和法律法规进行调节和规范，一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
1.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过程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各企业中分别进行的。
（1）国有经济初次分配
国有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三部分：
①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成为国家集中的纯收入，由国家统筹安排，在全社会范围内使用；
②以企业基金形式留归企业支配，用于企业发展生产、集体福利、职工奖励等方面；
③以工资形式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给企业职工，由职工个人支配和使用。
（2）城镇集体经济初次分配
城镇集体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
①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财政，形成国家集中的纯收入；
②以合作基金形式上缴集资单位，形成统一支配的集体收入；
③以企业基金形式留给企业；
④以工资形式分配给职工，形成职工个人收入。
（3）个体经济的初次分配
个体经济单位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两部分：
①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
②税后利润全部形成个体劳动者的个人收入。
（4）私营经济的初次分配
私营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三部分：
①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
②以工资形式分配给企业职工；
③以企业主收入形式归企业主支配。
（5）“三资企业”的初次分配
“三资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除按注册投资比例分一部分给外方投资者外，其余部分的分配与一般企业相似，分别以税金、企业基金、工资的形式，形成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
2.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指标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有三项指标：一是分配率，指的是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三是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同样，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越高，或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上述三项指标各自所占比重都很高。以美国为例，国民总收入的70%是“按劳分配”的，其他国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54%～65%之间。另外，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至少在4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达到60%以上。初次分配的这些特征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以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因素为主，以政府再分配中的公平调节为辅。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问题是，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据有关方面测算，从2002年到2007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7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再以后者为例，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有关数据测算，2005年，我国GDP实现18万亿元，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万亿元，但职工工资总额只有1.9万亿元，只占GDP的11%，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另有2.9万亿元（约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通过非工资渠道分掉了。除此之外，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是针对当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的，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大举措。
二、国民收入再分配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必须要进行再分配。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通过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劳务费用、价格变动等途径来进行。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角度来看，再分配的机制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1.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原因
（1）满足非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的需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获得了原始收入，而非物质生产部门要获得收入，必须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解决。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一部分原始收入，转给不创造国民收入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形成“派生收入”，以满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国家行政和国防安全等部门发展的需要和支付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2）加强重点建设和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它们的发展速度、生产增长规模、技术结构等互不相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比例不协调的现象和薄弱环节。同时，各物质生产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得到的收入份额，往往同它们各自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不相一致。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宏观调控的全局出发，有计划地将国家集中的纯收入，通过再分配，在不同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调节使用，以加强重点建设，克服薄弱环节，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
（3）建立社会保证基金的需要。劳动者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证基金，以及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基金，除企业、个人负担外，有一部分也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保证基金来解决。这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4）建立社会后备基金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应付各种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等，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后备基金，来满足这些临时性的应急需要。
（5）缓和社会分配不公的需要。社会上总会有富人和穷人，总会有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这两者的比例一般会保持在20：80左右（这就是著名的“二八定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必须在宏观上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尽可能体现公平分配。一般认为，在国民收入的两个分配层次中，初次分配倾向于效率，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有悖社会公平，会损害市场效率。因此，政府应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的调节。
2.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途径
（1）国家预算。国家预算是国家制定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它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径，首先把各个部门上缴的税金集中起来，形成国家预算收入，然后通过预算支出形式，用于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国防建设、福利设施、行政管理等各方面。当然，国家财政集中的纯收入，要根据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有计划地按一定比例用于各项财政支出，特别是要在经济建设支出和科学文教费用之间、基本建设支出和更新改造资金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经济建设支出使用于各部门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于节约资金和提高经济效益，对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协调各种社会矛盾，都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温家宝总理曾表示，要充分发挥财政调节的杠杆作用，加强公共服务，实现公平正义。最近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目标倾向于广大农民，在近阶段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门表示，这几年新增政府投资的大部分要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增加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直补力度等。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则表示，2008年中央政府建设投资用于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用于支持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用于西部大开发的投入均要高于往年。国土资源局2008年将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数量超过1000亿元。再比如，为应对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国务院于2008年11月9日宣布，将把经济增长重点从出口转向内需，并计划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等方面。之后全国各省、区、市纷纷宣布自己的扩大内需方案，据估计总金额近20万亿元。从各地方政府已公布的投资蓝图中可以看出，其重点仍是铁路、公路、机场、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以上这些都是最近几年国家通过国家预算来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措施。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预算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2）银行信贷。银行信贷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另一个经济杠杆。银行信贷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的条件下，把社会闲置的资金和货币集中起来，然后向单位、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这就改变了资金使用的主体、使用的方向和使用的时间，从而对国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同时，通过差别利率，信贷机构获得了利润，可用于充实信贷资金、提留信贷企业基金、支付职工工资。存款者和贷款者的收入也由于差别利率得到调整，使一部分国民收入在工商企业、职工、居民之间进行了再分配。由此可见，银行通过吸收存款把原本属于消费资金的收入（包括个人的和各单位的）的一部分集中起来，以贷款的形式重新分配给急需资金的单位和个人，用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或者补充流动资金。这样，就把一部分消费资金推迟实现，使它重新转化为积累资金，以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
（3）劳务费用。劳务费用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它把物质生产领域所创造的国民收入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在社会主义分工体系中，服务性行业的企业，能独立进行经营，为居民提供劳务，收取一定的劳务费用。那些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用自己提供的劳务，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享受各种劳务的劳动者，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各种劳务费用。提供劳务活动的单位，在得到劳务费用后，用于支付职工工资、支付管理费用、提留基金和上缴国家税金。因而，通过劳务费用的支付，一部分国民收入实现了再分配。
在中国的计划管理工作中，把广大居民向社会服务事业支付劳务报酬称作非商品支出。目前，由于我国社会服务事业不够发达，居民用于文化生活服务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还比较低。随着城乡居民货币收入的提高，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增加，用在这方面的非商品支出将会有更快的增长。这意味着物质生产领域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通过再分配向非物质生产领域转移的部分将会越来越多。这对发展社会服务事业，减轻人民的家务劳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都有重要的意义。
（4）价格变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制定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以价值为基础。但是为了发挥价格杠杆在实现宏观调节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些商品，国家可以有计划地调整价格，使价格适当高于或低于价值。价格变动不能增加或减少国民收入总量，但会改变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阶层居民之间的分配。价格的调整和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着交换双方的实际收入，引起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例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就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消费品销售价格，就会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变动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就会引起国民收入在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转移等。由此，国民收入在国家、部门、企业、职工、农民之间实现了再分配。
3.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的调整
最近一段时期，征收个税、价格变动、财政转移等多项措施纷纷出台，国民收入再分配战略的具体措施在中国得到了启动，以抑制贫富差距过大所带来的种种矛盾。
首先，政府正在建立完善的反洗钱体制，征收消费税、财产税等建议已经提上议程。而广受瞩目的是2006年出台的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居民申报个税的政策。但该政策也引起了一些不满，其中代表性的社会情绪是：个税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高级打工者”，而行政系统存在一些官员的腐败和灰色收入，因此还需要有效地防治腐败，以政府为表率建立信用系统。所以在征收个税的同时，政府必须考虑建立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予以公开，配合银行业实名制等措施，接受公众监督。
其次，政府在财政转移的过程中，应该公开资金流向，避免“雁过拔毛”。过去的经验表明，不管是扶贫、救灾款项，还是支农款、重大项目、科技基金以及社保基金等，都曾遭遇截留、挪用等问题，“小金库”屡禁不止。比如，对农民种粮的直补，到农民手里不再是“直补”，而是种子公司、农资公司垄断性地将“直补”换成自己经营的种子、化肥送给农民。只有将财政转移的政策、款项、额度等公开化，才能避免资金不再遭受截留挪用。再分配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公正，只有公开、透明，才能确保再分配过程受到控制，追求公正的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
再次，价格变动也是改变国民收入在各部门和各阶层居民之间再分配的方式。例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就会增加农民收入。但是，目前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以及公共服务价格都在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政府对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资源领域实行不对称的市场化，即市场化只限于需求方面，而供给方面仍是垄断经营，加上缺乏相应的市场监管机制，大大增加了城镇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成本。如果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垄断，“价格变动”将使再分配成为“逆调节”，强化了垄断部门的利益。
因此，“公开”不仅仅是官员个人财产的公开、转移支付过程的公开，还应该是政府垄断领域的“公开”，即向社会资本开放，如果不改变公共服务和自然资源的国有垄断局面，再分配中的财富最终还将是会流向个别利益部门。
三、国民收入分配的资金形态
通过以上对国民收入两种分配方式，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说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在分配过程中表现为两类资金形态，一类是消费资金，另一类是积累资金。它们的内涵。
国民收入消费资金社会消费资金国防和国家管理资金
社会保证资金
文教卫生资金
个人消费资金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资金
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资金
积累资金扩大生产资金
非生产性建设资金
社会后备和保险资金
1.消费资金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个人可支配收入，通过市场运作被分解为消费、储蓄和个人投资，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部分形成消费资金的居民消费部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政府收入，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运作被分解为政府消费、社会保障、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生产补贴和社会后备资金，用于政府消费和社会保障的部分，形成消费资金的社会消费部分。
例如，2008年个人收入为12万亿元，其中购买支出为9万亿元；政府收入为6万亿元，其中政府购买支出为4万亿元，社会保障支出为0.5万亿元，问当年消费资金为多少？
消费资金个人购买支出+政府购买支出+社会保障支出
9+4+0.513.5（万亿元）
2.积累资金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中通过市场运作分解出来的个人储蓄，经过银行运作和金融市场，转化为社会和企业的投资，形成积累资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企业盈利则直接用于投资，形成积累资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政府收入，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运作分解出来的政府投资、生产补贴和社会后备资金，转化为社会和企业的投资，也形成积累资金。
例如，2008年个人收入为12万亿元，其中储蓄余额为3万亿元；政府收入为6万亿元，其中政府投资为4万亿元，企业盈利为10万亿元，生产补贴为0.8万亿元，社会后备资金为2万亿元，统计误差为-3万亿元，问当年积累资金为多少？
积累资金个人储蓄和投资+政府投资+企业盈利+生产补贴+社会后备资金+统计误差
3+4+10+0.8+2+（-3）16.8（万亿元）
3.消费与积累（投资）的关系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消费资金和积累资金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两个部分，它们的总和构成国民收入再分配总额。因此，它们之间一方的增加势必造成另一方的减少，也就是说积累和消费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国民收入一定，积累多了，消费就少；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但它们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否合理，将会对一国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国民收入分配的消费与积累（投资）的比率关系究竟应该是多少，才能适应经济稳固、快速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一五”时期的积累率呈现出比较合理的状态外，其余绝大部分年度基本上推行的是持续的高积累（投资）、低消费（主要是个人消费过低），乃至超分配的分配政策。这种分配方式极大地延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观点（投资决定消费：在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中，投资是国家计划调控的核心变量，投资对消费是单一的决定关系。消费则是被动的、从属的，是受投资决定的；它对投资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只是潜在的、次要的）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适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最终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投资和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活动中互为条件、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其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是由特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投资决定消费，消费也决定投资。
从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来看，消费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然要求，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决定的投资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投资不过是消费的派生物，是消费的派生需求，最终是受消费决定的。
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消费对经济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来说不是决定性的最终的力量。消费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起着枢纽作用，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动力作用，是保持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关键。这决定了投资必须服从于消费的这种作用，不然的话，投资的扩大就是盲目的。特别是在投资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消费的选择性越来越强的时候，消费对投资的决定性作用就更加明显。这时，靠投资是带动不了消费的。如果投资能带动消费，目前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投资都很丰富，消费也就随之升温了。投资需求受制于消费需求，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带动消费需求只是一种幻想。市场经济供给能力再强，继续强化投资，不仅带动不了消费，在消费较弱的前提下，甚至会积压、损害消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不会健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