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的哲学》，虽说没有像老舍后来发表的那些代表作品那样成功、轰动，还显得幼稚、不成熟，然而它却是老舍长篇小说的处女作。由此奠定了老舍写作的基础，为他走向作家之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老张的哲学》中老舍以调侃戏谑的俏皮笔调与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描绘了黑暗旧中国生下来的这个怪胎的一系列行动：他的形同儿戏的小学堂的上课情景，北郊自治区的选举场面，以及如何企图纳女学生李静为妾等等。老舍把这个人物的吝啬与巧取豪夺这两个方面的性质描绘得淋漓尽致，从而解剖了这个人物的卑劣的灵魂。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人物得势，步步高升，居然由《京师德胜讯公私立官商小学堂》的教员兼小杂货铺老板，一跃成为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由此辛辣地嘲讽了旧中国政治的腐败。它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老张的哲学》的发表，使老舍对自己的创作有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从此他一发不可收，要当真正的作家了。
1927年，28岁的老舍又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
1928年至1929年，由于他读了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狄茨和法国的福尔贝尔（即福楼拜）与莫泊桑等大量的外国名家作品，给予他文学上的感染、帮助，他同时开始写第三部小说《二马》。
由于教书与写书挣下点钱，此时的老舍有了点积蓄。他想既然出了国，就应在回国之前游览一下欧洲大陆，他萌生了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念头。1929年3月，老舍飘过了英吉利海峡溯塞纳河而上，来到了巴黎。在这里，他还在继续写着《二马》。在巴黎他了解了这个使世界文化宝库引为骄傲的国家及著名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莫泊桑、左拉、雨果、罗曼·罗兰。这些作家名人深深地震动了他，他循着伟人的足迹开始了游历，看展览、钻图书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国家，马不停蹄地走，最后又回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他本想打点行装回国，可一算计手中的钱，只能买到新加坡的船票，不够回国的路费了。但他并不想找朋友帮忙，便自己想点办法解决。他想既然出国很不容易，趁此机会多见识见识世界也好。1929年秋，老舍离开欧洲大陆，到达了新加坡。由于路费不足，为了筹集回国路费，他在新加坡滞留半年，并经人介绍在一所中学教书。新加坡这个地方，是在马来半岛的尾巴上。这里有马来人、印度人、白人，但最多的却是华人。然而，这众多人口的种族也是最受欺辱的，这些炎黄子孙不甘心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味地埋头苦干，硬是想凭把力气，挣出个金山、银山。然而他们的血汗虽使当地经济日趋繁荣了，但他们的报酬却微乎其微。他们创造的劳动果实都被那些殖民主义者侵吞了。
华人也渐渐看出了眉目，新的一代——在新加坡成长起来的一代华人，不再情愿任人宰割了。他们一方面被滚烫的东方民族的热血鼓舞着，一方面被西方激进思想撩拨着。他们要人权、要自由。
这些激进的思想给了老舍很大触动。他被周围这些热血青年感染，一边在教书，一边又在构思着他的又一作品。原来准备写的爱情小说《大概如此》改为写一本表彰华侨开辟南洋事迹的小说，后又改成写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他说：“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革命……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老舍急于回到祖国。
在春天，也就是在旅游途中，老舍完成了《二马》这部长篇小说，并寄给《小说月报》。《二马》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父子两代人（马刚仁和他的儿子马威）在伦敦经商和求学的故事，讲述了他俩与房东、英国的母女二人（溢都太太和她的女儿玛丽）之间的恋爱与失败的经过。揭示了民族隔阂这样一个主题，说明由于中国国势的衰败，致使中国人也随之蒙受外人歧视这样一个严峻事实，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与奋进精神。
1930年2月春，老舍离开新加坡回到上海，不久回到北京。这一年夏天，他去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31年他又完成了《小坡的生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小说是以南洋为背景，写孩子们打破种族界限，团结互助，友爱和睦的真挚友情，描写了他们共同的爱憎和奋斗，寄托了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竞争的美好理想。这部小说问世后得到广泛好评。老舍说它“是我得意之笔”。
同时，在这一年，33岁的老舍在寒假回北平期间，经老同学罗常培介绍，认识了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胡洁青。胡洁青身材修长，人长得端庄、秀丽，还写得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人称“才女”。在师范大学的学生里有个小小的文学团体——“真社”，老舍曾被邀请去真社作过讲演。胡洁青曾听过老舍妙语连珠的“创作谈”，对他的幽默、诙谐有深刻印象和好感。加上老同事们的撮合，他俩书信往来，建立了恋爱关系。到1931年夏天，胡洁青从师范大学毕业，他们在北平灯市口寰瀛饭店结了婚。婚后半年，他们回到了济南。
有了安定的家，从此，老舍除用心、认真地去教书外，主要继续勤奋埋头于写作。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赶集》中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如《大悲寺外》、《马儿》、《微神》、《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铁牛和病鸭》、《也是三角》等以及发表在《论语》等刊物上的幽默诗文，大都在这里写成。
其中1932年写的《猫城记》是老舍小说中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部作品，也是最激烈最当机立断的一部作品。尽管他痛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但对变革这样的现实的革命运动，却又有些茫然。他在作品中曾经多次流露过对于革命斗争和革命者的模糊认识。小说发表后不久，老舍就公开表示，《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于是他要修正自己的思想观点。在1934年，又写出了《离婚》。《离婚》是他献给现代文学的又一新典型。它通过某财政所一群下层小职员穷极无聊的生活和家庭纠纷的描写，表现了他们灰色的人生和敷衍、折中、怯懦、猥琐的精神状态，批判了小市民的庸俗性和庸人哲学，间接暴露了反动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特务制度的罪恶。
这部长篇小说，是老舍在夏日里闭门谢客，手不离笔，足不出户，用了70天时间完成的。
这个时期的老舍在齐鲁大学仍是一面教书一面写作，他的名气在文坛上与日俱增。除此而外，他在校园内的“说名”更是独占鳌头，以致许多校外团体纷纷上门邀他去“讲演”。
当时隐居在泰山上的下野将军冯玉祥，因久闻老舍其名，非常敬仰，曾派人送来请柬特邀他上山一叙。老舍早已听过冯将军的许多传闻，自然很想拜望将军，于是，便欣然前往，上山与冯将军晤面。这是老舍第一次上泰山。1934年3月，老舍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牛天赐传》，因忙，进度很慢，每天编讲义上课，平时要编辑《齐鲁月刊》，还要翻译一些文章，有时还要被请去演讲，只有晚上才写作，他觉得有些力不从心。经过一段思考，他终于下决心辞掉工作，专心于写作。
3月29日，老舍勇敢地迈出了辞掉心爱的教学工作的一步。这一举动，使朋友们很震惊。
到了8月，历经几个月的艰辛，老舍写完了《牛天赐传》。
1934年秋，听了朋友劝告，他打消做专业作家的想法，并接受了山东大学文学院聘请，离开济南到青岛，就任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5年初春，老舍举家迁往青岛，想到可以在海边安安静静地生活、工作，老舍打心眼里高兴。
此时，老舍无论是写家之名，还是说家之名，已经算得上是有名气的人物了。他一到山东大学就成了人们注目的新闻人物。可以说，从1934年夏天至1936年夏，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老舍始终没有间断文学创作。这段时间他主要写了十几个短篇小说：《五九》、《热包子》、《微神》、《大悲寺外》、《爱的小鬼》、《同盟》、《马裤先生》、《开市大吉》、《歪毛儿》、《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铁牛与病鸭》、《也是三角》等，编成了三个集子：1934年的《赶集》、1935年的《樱海集》、1936年《蛤藻集》。
写了十几个短篇小说后，他发现写短篇很难，写时需要有功力，便决心再练练笔。有一天，老舍又想起被火毁了的《大明湖》手稿，他很伤心，不想再重写，可那里面母女两代为娼的悲惨情景却使他难以忘怀，他拿起笔来又写了《月牙儿》。
这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国闻周报》，初收《樱海集》里。在《月牙儿》里主要写了母女两代人为生活所迫，先后沦为暗娼的人生悲剧。这部小说的发表，无论是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较大的成就。
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北京是他的故乡，对于北京那些洋车夫的事，他最了解，最熟悉。因此他想构思一部反映洋车夫生活的小说。
1936年9月13日，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开始在上海《宇宙风》上连载。《骆驼祥子》可以说是老舍最著名的作品，是现代小说创作的杰作，无论是思想内容、故事情节，还是艺术技巧和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是很成功的，是一篇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
《骆驼祥子》从1982年搬上银幕，在全国各地上映后引起一股遍布全国的“虎妞和祥子热”。
《骆驼祥子》发表至今已有60年，它早已成为海内外皆知的传世之作，从而也进一步奠定了老舍现代著名文学家的地位。
可以说，1930年至1937年。是老舍发表作品的鼎盛时期，由《大明湖》、《猫城记》开始到《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为止，砸碎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枷锁，始终是他作品的主题。在他诙谐俏皮的语言里，反射着一种苦涩和辛辣。正当他以高昂的热情专心于创作时，1937年8月7日，北京城沦陷了。日本兵占领了北京，国难当头，老舍满腔热血。为了保卫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他的父亲曾为国捐躯，想起他的母亲和千千万万百姓成为难民，老舍心里一阵酸楚，恨不能自己是一个兵，上战场和日本人拼命。他多么希望手中握的不是笔，而是一杆枪。然而他是个文人，他只能用那只战斗的笔，去呐喊，去鼓励，摧醒人们去战斗。
这时，齐鲁大学又来重新聘请老舍回校任教，老舍由青岛回到济南。可是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枪声不断蔓延，眼看整个中国被战火笼罩着，山东危在旦夕。先生无心教课，学生无心学习，此时的老舍苦闷、徬徨，不知把这一腔热血洒向何方。
不久，他听说许多文化界的同仁已到武汉，他毅然决定南下武汉，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以笔作刀枪，宣传抗日。
1937年11月18日，老舍到了武汉，开始了他为期8年的写作流亡生活。
那时文艺界的朋友们好像都云集在武汉。在武汉他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见到了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风、汤乃超、姚蓬子、楼适夷、孔罗荪、鲁彦、郁达夫、阳翰笙、宋之的、王年陵、东区滢、陈纪、张恨水、丰子恺、盛成、田汉等，以及好多演员、画家、音乐家、艺人，还有日后对他有很大影响的周恩来和对他十分敬慕的冯玉祥。
当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根据形势的需要，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作家、文艺家组织，把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统一战线，联合抗战，经人推荐，老舍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
从此，老舍扛起了“文协”这面旗帜。
在文协里，他积极工作，发展通俗文艺，繁荣话剧，宣传抗日，同时参加了《抗战文艺》的编辑工作，并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创造抗战文艺作品。在抗战8年间，他写了7部话剧，出版了一部长诗集，一部曲艺作品集，两部短篇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四世同堂》是老舍以文艺形式对抗战工作的最大奉献与纪念。
老舍在“文协”中利用文艺宣传进行着抗日。当时日本侵略军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深深地刺痛着老舍，激励着他去反映现实。1950年，近百万言的鸿篇巨作《四世同堂》问世了。
《四世同堂》是以日寇侵占北平为背景，描写了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以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整整8年间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四世同堂》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无情地鞭挞了那些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那些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所走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不同的归宿。（其中小说的第三部《饥荒》是在美国完成的。）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受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美国讲学。他的《骆驼祥子》在1945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而且在短时间内连续再版，成为发行量多达百万册的畅销书，轰动一时，这给中国文学界和老舍本人以极大的鼓舞。
老舍在美国除了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之外，还写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主要是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一群从北方流落到重庆的鼓书艺人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艺人的生活和命运。
千百年来，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卖艺被视为下九流，是卑微的行当之一。艺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没有做人的尊严，更谈不上做人的权利，世俗偏见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生活困苦和精神磨难。人们只觉得他们是供消遣逗乐的玩物。
老舍从小生活在贫民堆里，懂得艺人的不幸和痛苦，所以他笔下的艺人描写得有血有肉，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艺人的生活和命运，这是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贡献。
在美国，为了让世人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老舍将《鼓书艺人》翻译成英文。
老舍虽然身在美国，然而，他想起那腥风血雨的内战战场，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妻子一人要负担4个孩子，临走时最小的孩子还不到1岁，就特别思念祖国，思念亲人，思念朋友，盼望着祖国解放。
1947年7月，北平解放了，文人们云集于此。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说：“现在就差老舍先生一个人了！”接着又说：“他一定会回来的！”
不久老舍接到了周恩来的亲笔信，盛情邀请他回国，共商建国大计。他激动了，热爱祖国、想念亲人的心不能平静。
1949年12月9日，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会上，老舍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1951年他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享有“语言大师”和“文艺界劳动模范”的盛誉。
这一时期，老舍身兼重职，可他满怀一腔爱国热忱，仍然继续用他的笔坚持创作，不负重望。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老舍创作了24部戏剧。其中《龙须沟》的问世，奠定了老舍话剧创作的基础，对他来说，是个里程碑，从此，一发不可收，一系列话剧剧本如《春华秋实》、《生日》、《一家代表》、《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西望长安》、《茶馆》、《宝船》、《荷珠配》、《神拳》、《火车上的威风》等等，一一问世。
《龙须沟》剧本塑造了一系列普通北京市民的形象：以焊镜框为业的王大妈和她的女儿王二春；三轮车夫老四和他的妻子丁四嫂，一双儿女二嘎子、小妞子；落魄艺人程疯子和摆烟摊的程娘子；泥瓦匠赵老头等，表现了一个典型的小杂院中4户贫苦市民新中国成立前后生活、命运的变化。
《龙须沟》上演之后，引起强烈反响，周总理曾先后看了几次，并向毛主席推荐了这个剧，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龙须沟》的成功，给老舍以极大的鼓励，使他更勤奋于创作，1963年《茶馆》问世。《茶馆》的上映，受到了极大欢迎，陆续在日本、新加坡等地上演，并被译成许多不同文种的译文，走向了世界。这是老舍继《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之后又一重要的传世之作。
老舍从1949年回国到他去世一直生活在北京，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全是写北京的。北京是他生命的摇篮，是他写作的源泉。
他虽然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大学，然而，他用他那支笔，塑造出官绅士商、三教九流、医卜星相、三姑六婆各个阶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纵观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鼓书艺人》、《茶馆》、《龙须沟》、《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月牙儿》等等，可以看出他是以善于描写中下层市民社会生活著称。尤其是关于城市贫民的刻画和城市底层生活的描绘，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个作家超过他。
他一生共写了15部长篇小说，除《大明湖》手稿被毁，余下14部，其中两部《蜕》和《正红旗下》没有写完，总约达250万字。短篇小说数篇，还有14部大型话剧、散文，很遗憾的是老舍生前没有一个完整的传记。1961年写的《正红旗下》，由于某种情况只写到他一岁半就搁下了。
老舍40岁时曾自拟小传如下：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40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3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27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34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40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赶集》、《牛天赐传》、《樱海集》、《蛤藻集》、《骆驼祥子》、《火车集》，皆小说也。当继续再写8本，凑成20本，可以搁笔矣。散碎文学，随写随扔，偶搜记成集，如《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老牛破车》，亦不重视之。
1966年8月24日，67岁的老舍把妻子劝上班后，怀着一颗伤痛的心，把他最心爱的小孙女唤到眼前（当时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老保姆和小孙女），俯下身来，拉着她的小手，用沙哑、缓慢而微颤的声音说：“和爷爷说再见！”小孙女惊奇地看着爷爷，不明白爷爷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要来和她握手，为什么要和她说“再见”。因为她太小了，她怎能知道爷爷是在向亲人再见，向朋友、向一切爱过他的人告别，向他爱了一辈子和写了一辈子的老百姓告别。“再见”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句话，他缓慢地走了。
他躲开了那些在高温下热情不断膨胀的红色“小将”们，躲开了那突如其来而又使人晕头转向的运动的浪潮，躲开了顶着烈日跪着还要被拳头、皮带、木棍狠狠抽打的难以忍受的剧痛。他不再头破血流、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不再满身是血、不再受那肉体折磨，他不愿再听到那“打倒现行反革命”铺天盖地的呼喊声，不愿再被人幼稚而荒唐地指问。
他来到了孩提时代经常玩耍的小湖边——太平湖。他在湖畔坐了整整一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67年了，他头一次感到那么茫然，那么难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会首当其冲呢？为什么人民的作家，一夜之间竟变成反动权威？为什么到了花甲之年还要受到人格的污辱？为什么昔日受人尊敬的领导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为什么共产党里竟然有成千上万国民党、叛徒、特务、走资派？此时，他似乎感到天地颠倒了，一切观念都颠倒了，人妖不分，有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他觉得这个世界再也不需要他。然而，他又舍不得离开生养他的这块土地，舍不得他的亲人、朋友。他矛盾、徬徨、困惑，骤然间感受到凌辱的那种愤然，脑子乱极了。他无需再想，一切一切都空白了，只剩下了一潭湖水在静静地等着他到那极乐的世界，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他走了，太平湖里融进了那颗饱受冤屈的赤子之心。
然而，他并没有走，他的作品留传于世，他——人民的文学艺术家，始终还活在人民心中。
青年！你们背上的担子是一天重似一天，你们的生命之火应向改造社会那条路上燃烧，决不可向虚幻的享乐道上燃烧。
——茅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