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6年10月至1900年8月，爱因斯坦（以下让我们用姓来称呼我们的主人公）在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业大学教育系度过了他几乎整整4年的大学时代。
按父亲海尔曼的意见，爱因斯坦要报考电器工程专业。
而爱因斯坦本人则希望将来从事教师职业，最好是大学教师，以便从事自己所感兴趣的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说服父亲，爱因斯坦多次写信，颇费了一番口舌，最后还是在母亲波林的支持下，海尔曼才勉强同意儿子报考教育系。
我们找到了爱因斯坦为进入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而写的申请书：
我于1879年3月13日出生于乌尔姆，1岁时迁居慕尼黑，一直住到1895年冬天。
我在慕尼黑上小学，又在卢伊波尔德中学就读，但未能读完七年级课程。从那时起直到去年秋天，我住在米兰，依靠自学继续学习。
去年秋天以来，我在阿劳的州立学校学习。我现在冒昧申请参加毕业考试。将来我去联邦工业大学第六系学习数学和物理。
这个“第六系”，就是专门培养数学和物理教师的教育系。
终于上大学了。爱因斯坦刚刚松了一口气，厄运又缠身了！
1896年是意大利经济不景气的一年。
海尔曼的电器工厂也被迫宣布破产，清理变卖。海尔曼兄弟投入工厂的大部分资金都赔光了。海尔曼决定到米兰去，独自开设一家电器工厂。
雅各布不得不到一家电器公司去上班。
爱因斯坦得知父亲的决定后吓坏了。他多次写信劝阻父亲，不要独立去冒险。可是，海尔曼根本不听儿子的意见。
果然不出爱因斯坦所料，不到两年的时间，海尔曼再度破产，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家庭经济拮据，爱因斯坦只能靠舅父的帮助，靠每月100法郎维持学习和生活，同时，每月还要从中节约出20法郎，以便交付加入瑞士国籍所需要的证件费1000法郎。
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爱因斯坦给妹妹玛雅的信中，看出他对家里情况的忧虑：
“可怜的父母亲多年来没有一刻幸福之时，他们的不幸使我心情十分沉重。作为一个成年人而只能消极旁观……对此无能为力，这也使我深为苦恼。对亲人来说，我只是一个负担……我不活着，肯定还好受些。年复一年，我不让自己有半点欢乐。靠着这种方法，我才得以捱了过来。”
正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在联邦工业大学的学习，他是非常刻苦的。与别的勤奋的学生不同的是，他的学习更具独立性、方向性。
大学生涯的第一年，爱因斯坦就为自己开列了一张书目，并且制定了每个年度、每个学期、每个月的阅读进度表。
可以明显看出，爱因斯坦的阅读书目以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为主要部分。
在哲学家名单中，按时代顺序排列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休谟、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等。在物理学家的名单里有牛顿、拉普拉斯、麦克斯韦、基尔霍夫、赫兹等。
阅读如此众多的书目，能够完全掌握吗？爱因斯坦本人对此做了回答。他在自述里面写道：
在所阅读的书本中找到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他一切统统抛掉，就是抛掉使头脑负担过重和会把自己诱离要点的一切。
这就是说，爱因斯坦在大量阅读各种书目的时候，不但有汲取营养的能力，还有识别和舍弃不必要的、无用的成分的能力！
一句话，爱因斯坦是用脑子在看书，而绝不是为看书而看书！
读书之外的时间，爱因斯坦大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他贪婪地注视着那令人惊奇的一切，从分光镜的视野里注视着真空放电管中和化学实验室里的仪器里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切和学校里的正规课程有的有关系，有些甚至毫无关系。不用说，这对学业成绩的好坏，一点也没有影响。
爱因斯坦本人曾经回忆道：
我不久就发现，应该满足于充当一个中等成绩的学生的角色。要做一个优等生必须具有集中一切力量做完学校作业的能力，并且还要有书写整齐的习惯，这对仔细地做好听课笔记并在课后进行整理是不可缺的。这些品质，我沉痛地发现，在我的本性内是没有的！结果就造成了我渐渐安于良心的责备，顺着我的兴趣安排我的学习了……
至于学校里的必修课程和考试，“有一个每堂课都出席听讲，并且把讲课的内容认真地记下来的朋友……”
这个朋友就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亲密的挚友，著名的数学家马尔赛尔·格罗斯曼。
爱因斯坦在回顾他学习的那些年代时，不能不遗憾地承认，他在数学领域的直觉能力不足以使他在带有根本性的重要事物和可有可无的大量知识之间作出区分。
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恐怕就是爱因斯坦在联邦工业大学期间，竟然没有去听著名的数学家盖尔曼·闵可夫斯基教授的课。
多年以后，闵可夫斯基的书被爱因斯坦如获至宝一样地发现了。此时，他才对当年没有去听这位教授的数学课而追悔莫及！
他认为，如果能够早一些读到闵可夫斯基教授的著作，或者亲耳聆听他的讲课，或许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会省去许多烦琐而又令人厌烦的过程。
爱因斯坦对正常课程的忽视，更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他的物理学导师韦伯教授的课程上。
韦伯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电工学家，但在物理学方面，他的讲授仅限于爱因斯坦所熟悉的知识。因此，爱因斯坦以各种理由经常不上韦伯教授的课。
利用不去上课的时间，爱因斯坦大量阅读了当代物理学家基尔霍夫、赫兹和亥姆霍兹的著作，从1894年出版的《麦克斯韦电学理论导论》中学习麦克斯韦理论以及达尔文的理论。
除去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外，“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物理实验室操作，被直接观察迷住了”。这是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回忆的情况。
无论是看书，还是做实验，爱因斯坦头脑中想的，仍然是他思考多年的以太问题。
有一次，他设计了一个测验以太是否存在的仪器，他兴冲冲地把设计图纸拿给韦伯教授看，嘴里还叫着：“韦伯先生！”
韦伯教授接过图纸，一面看着，一面想着：“这个爱因斯坦，真是有点特殊。人人都叫我韦伯教授，可他非叫我韦伯先生不可。”
过了一会儿，教授抬起头，打量着爱因斯坦不修边幅的外表以及面粉口袋式的衣着，脸上不免露出嘲笑的神色，说道：
“爱因斯坦先生，你这个小伙子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是绝顶聪明。你也很能干，非常能干。不过你有一个大毛病：别人叫你干的事，你一件也不肯干。”
说完，韦伯教授把图纸还给爱因斯坦，点了一下头，转身拂袖而去。
不久之后的一次物理实验课，韦伯教授照例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详细的操作步骤。
这个实验，爱因斯坦自己在实验室里早就做过多次了。他照例又把教授发的纸条捏成一团，丢在一边的纸篓里。
然后，他按照自己已经做过的步骤操作起来。
做着做着，爱因斯坦的脑子里又想到了关于宇宙之谜的以太问题：如果按自己的设计做一下实验，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轰”的一声巨响，把爱因斯坦从遥远的抽象思维的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来。
爱因斯坦的右手被炸破的玻璃割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
同学们惊叫着围了上来，七手八脚地帮助把实验台上的碎玻璃清理掉，忙着找来药品为爱因斯坦包扎。
韦伯教授在弄清了事情的原因后，从废纸篓里捡起他亲手发给爱因斯坦的那张纸条，愤愤地离开了实验室。
前不久，韦伯教授已经向系里反映爱因斯坦经常不上课，要求给予处分。这次韦伯教授写了正式报告，连同那张纸条，一块儿交给了系主任。
直到今天，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教学物理系的议事录上，仍然保留着这样的记载：爱因斯坦由于实验工作中的疏忽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事故发生后的一天，爱因斯坦在图书馆的走廊里和韦伯教授相遇，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教授走到爱因斯坦身边，仔细地看着他受伤的手，真诚地说：
“你这样做，是可能出大事故，甚至丧命的！”
停了一会儿，韦伯教授又接着说道：
“为什么不考虑学习别的专业呢？比如说医学，或者法律，或者语言学，都可以嘛！为什么偏要学物理呢？”
诚实的爱因斯坦回答说，他对物理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理论物理学。
韦伯教授听后，用难以置信的目光仔细地打量了爱因斯坦一会儿，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那好吧！听不听由你，我是为了你好，否则的话，也许下一次你会把你自己连同学校一块儿崩到天上去！”
可是，爱因斯坦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学习的结果，使他更加坚定了对物理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的兴趣和信心。他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
幸亏爱因斯坦没有听从这位物理学导师的话，放弃物理学。否则，物理学界和人类文明将会蒙受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读书期间，爱因斯坦的生活是艰苦而又勤奋的。
生活的艰苦，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更重要的往往是由于爱因斯坦忙于读书、忙于实验、忙于写作，没日没夜地忙，吃饭、穿衣、睡觉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他没有钱、没有时间和精力，更没有兴趣去讲究世俗的幸福和享受。
他在瑞士读大学期间，为了节省几个法郎而租了一间斗室。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就是全部的家具。
而所有家具最经常的使用者，不是爱因斯坦，却是他最亲密的、时刻也离不开的“伙伴”——书籍。
房东太太不得不经常为他打扫、清理房间。一边清理，一边摇头：书，书，到处都是书！好像是一座小型图书馆，或者是书店。而爱因斯坦本人，则好像是书海之中的一座雕像，纹丝不动！
对爱因斯坦来说，吃饭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如果不是饿得头晕眼花、饥肠辘辘，他是想不起来吃饭是必须做的事情的！
爱因斯坦的吃饭，也不外乎是就近在小饭馆或小咖啡馆胡乱吃点东西，而脑子里却还在继续思考着，他常常是食不知味。
当然，在读大学期间，爱因斯坦并不缺乏欢乐。这些快乐不但给他的生活增添了情趣，更重要的是，这些欢乐改变了爱因斯坦的性格：他从一个腼腆、不爱说话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性格开朗、举止文雅、才华横溢的青年。
除去偶尔去音乐厅或剧院欣赏音乐和戏剧之外，爱因斯坦最大的欢乐，是和朋友及家人的交往。
这种与朋友亲切而坦诚的交往，是爱因斯坦一生中始终保持的习惯之一，也是他得到快乐和享受的途径之一。
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读书时，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首推马尔赛尔·格罗斯曼。
格罗斯曼与他的双亲住在苏黎世湖边的塔尔雅尔村。爱因斯坦上课时，就和他坐在一块儿，而更多的时候，是他等着看格罗斯曼的课堂笔记。
每当周末，爱因斯坦便来到格罗斯曼的家里，两个人在苏黎世湖边漫步，谈论科学，谈论文学，谈论世界……
这两个年轻人的衣着、外表和举止，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衣着整洁，一个是不修边幅；一个是兢兢业业的模范学生，一个是经常陷入“非常之想”的幻想家；一个是说话有分寸、办事有条理、举止礼貌的瑞士公民，一个是目无权威、离经叛道、不拘小节的无国籍“流浪汉”。
可是，科学的无比威力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大学时代，还是后来攀登物理科学高峰的奋斗路上，两个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格罗斯曼的双亲非常喜欢这个随和开朗又富于热情的小伙子。
多年以后，格罗斯曼年迈的母亲仍然能够十分准确和详细地叙述出爱因斯坦第一次去她家里时的情况。
有些感冒的爱因斯坦围了一条非常古怪的围巾，使他的样子看上去令人发笑。
原来，这条所谓的围巾，是他从那位善良的女房东的柜子上借来的一块长条桌布。
这位房东太太非常喜欢听爱因斯坦拉小提琴，为此，甚至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这块长条桌布，就是房东太太主动借给他使用的。
在大学时代，爱因斯坦经常拜访的另一个家庭，是古斯塔夫·迈耶尔一家。
迈耶尔曾经在德国的乌尔姆小城住过，与爱因斯坦的父亲海尔曼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他们之间友谊的纽带，是海涅、但丁、席勒的著作。
多年以后，在迈耶尔夫妇金婚纪念日时，远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名人的爱因斯坦，仍然记挂着他们，他写信祝贺：
早在鹳鸟刚想把我从它无穷无尽的宝库中送出来的那段时间里，在乌尔姆，你们就是我双亲敬爱的朋友。当1895年秋天，我只身来到苏黎世并考试落榜的时候，是你们给了我衷心的支持。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里，甚至于当我穿着肮脏的鞋子从乌特里堡去拜访你们的时候，你们家好客的大门始终为我敞开着。
如果说，爱因斯坦与上述两个家庭的关系是友谊和感情的话，那么，他和米列娃·玛利奇的交往，则是思想和科学。
米列娃·玛利奇是一个塞尔维亚姑娘，也是在1896年进入瑞士联邦工业大学的，与爱因斯坦是同期同班的同学。
米列娃是一个外表严肃、沉默寡言的大学生，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外貌上，她在工业大学的校园里都不出众。
一开始，爱因斯坦和她接触，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读一些物理学大师的著作，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可是很快地，两人的交谈变成爱因斯坦的独自演讲，而米列娃仅成了一个专心致志的听众。
重要的是，两个人都觉得这样不但没有什么不便，反倒是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一个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出来，增强了思想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检验和修正了不当之处；而另一个，则把听爱因斯坦的科学独白作为增长知识、开阔视野的绝好机会！
当然，爱因斯坦也有洗耳恭听的时候。
几乎每一次，米列娃在爱因斯坦从科学独白中清醒过来以后，都要耐心地告诉他，他的鞋子没系带，或是他该理发刮胡子了，如此等等。
久而久之，米列娃成为爱因斯坦处理生活琐事的“良师益友”，两人几乎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1900年秋，爱因斯坦通过了毕业考试。
成绩如下（满分为6分）：理论物理5分，实验物理5分，天文学5分，函数学5.5分，热传导论文4.5分。
爱因斯坦的考试成绩是优秀的，他和同班的其他3位同学，其中有格罗斯曼，取得了当教师的资格。
格罗斯曼和其他两位同学，在正式取得教师资格后不久，就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获得了助教的职务。
所有的人都对在助教的名单中没有爱因斯坦的一席之地深感惊讶！
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原来是韦伯教授认为爱因斯坦尽管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可是，基础知识不够扎实，4年中，他几乎没上物理课，并且毛手毛脚，谁都记得两年前的实验室“爆炸事件”。
于是，韦伯教授的意见成为无法辩驳的决定性意见。
爱因斯坦留校工作的申请被否决。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是巨大而又实际的。
他希望能够留在大学里工作，以便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和一份稳定的收入，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的压力，还可以为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客观条件。
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学时代的厄运，竟然又在他的大学时代重现。
1912年，韦伯教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