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我们带着一口棺材登机，飞回纽约去。又过了三天，Keith C Ultan在绿荫公墓落葬。殡仪馆的化妆术和簇新的礼服让他重又成为自信、魅力、品位的象征，只是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了。葬礼上，我又一次见到Laure。Lyle告诉我，在医生宣布死亡之后，她在病床旁拿着呼吸球囊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很多人来参加葬礼，Cheryl-Ann和Lyle的母亲也来了，不像临死的时候，只有Lyle和他的Laure陪在边上。
葬礼按照圣公会的规制举行，但最后牧师却念起慈光歌里的一段祷文。我知道那是天主教的祷文，小时候我的一个曾外祖母去世，她的教友们曾经为她唱过这首圣诗。是Lyle选的，用在这场葬礼上似乎很合适：
恳求慈光，引领脱离黑荫，导我前行
黑夜漫漫，重又远离家庭，导我前行
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途，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
从前我爱沉迷繁华梦里，娇痴无忌，旧事岂莫重提
夜尽天明，晨曦里重逢，多年契阔，我心所爱依稀
Laure看起来已经不伤心了，Lyle也是，甚至包括他致辞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不太吉利的预兆，我第一次跟他并肩站在他的亲友面前竟然是在一场葬礼上面。仪式之后，Lyle把我介绍给他的母亲——年届六十的Nicole，对我不冷也不热，客气地说：“Lyle经常说起你。”并且定下约会，让我去参加星期二下午在凡艾克画廊的茶会。
上车离开墓地的时候，Lyle对我说：“葬礼上关于生死，关于时光的飞逝的祷文总是会让人改变一些决定。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然后又换了一种比较普通方式问我，“嫁给我好吗？e。”
可能是因为在那天的晨光里面，他着一身黑色，显得清高、优雅、狡黠、可望而不可即，也可能葬礼上关于生死、关于时光的飞逝的祷文真的对我起了作用，我答应了他的求婚。至少在那个时刻，我可以确定自己的感受，我愿意和他结婚，愿意住在一起，生一个孩子，也可能不止一个，活到一百岁，然后在他的怀抱里安静地死去。那天晚餐的时候，他为我戴上那枚哈利·温斯顿的戒指，同时有音乐，烛光和一束白玫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再受我的控制，也不在Lyle的控制之中。许多不相干的人加入到我们中间：婚礼策划师、婚纱设计师、摄影师、报社编辑、酒店的宴会销售经理、蛋糕师、花店老板、他的母亲、妹妹，当然还有我的父母亲。
在这所有人中间，Cheryl-Ann最起劲儿，俨然一个婚礼专家。Lyle说：“她是从小被教育成这样的，她对婚姻的兴趣仅到婚宴结束的那个时刻为止。”从知道我们要结婚那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要看到她。她带我去选这个，买那个，同时又在背后告诉别人：“经典故事，她怀孕了，所以他们才会结婚。”
我看中一件A字形裙摆的白色婚纱，上面镶着一掌款银河似的碎水晶，头纱很朴素，只有同色的缎子滚边。尽管那条裙子我很喜欢，也很像我的礼服，但是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觉得不好，因为它和礼堂不相配。我不想一开始就闹得不愉快，折中了一下，换了一条有刺绣、有拖尾的裙子，头纱来自法国，长度是两米七五。
我关于白色貂皮的玩笑也没有被忘记。婚纱店的店员在我面前打开一个浅金色的盒子，展开盒子里面一块雪白的水貂皮，介绍说：“丹麦母貂皮，细密轻盈，针毛幼长有光泽，少见的颜色，刚好和你裙子的颜色相配。少见的大皮张，整条披肩完全看不到接缝。”
Cheryl-Ann在旁边接口：“北欧货并没有美国貂皮好。”
店员笑着回应：“Walsh太太，这是世家皇家级貂皮25，底绒和针毛的密度、针毛的长度、毛皮的光泽度和弹性都可以和最好的美国貂皮媲美。皮草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特别是婚礼上用的。”
我完全不懂这些东西，而为了这光泽、颜色和细密的针毛，Lyle要付出三倍于寻常貂皮的价钱。我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眼睛里和嘴角上带着一点不太认真的笑意。我知道，他也明白这一切多多少少能叫年轻女人感动，但是根本不能代表什么，完全没有意义。
只有在某些珍贵的时刻，我可以重新确信他是爱我的。
比如，在某个派对上面，我们在一个角落里，他把我拉近他，热情地吻我，手指插进我松松绾起的发髻里面，让头发散落下来，全然不在意是不是会有人正看着我们。
比如他突然叫我。
“干什么？”我问。
而他回答：“没什么，我就是想叫你的名字。”
再比如，一个寒冷的下雪的夜晚，他把我抱到衣帽间的落地镜前面，我们没有穿衣服，却完全不觉得冷。我记得每一个细节，因为那是我生孩子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做爱。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住在哪里？一个星期里面，三个不同房地产公司的经纪人带我们看了从第五十九街到第九十六街之间每一间在售且合乎标准的公寓。
所谓的“标准”，既不是我订的，也不是Lyle说的，而是Cheryl-Ann嘴里人人皆知的，结婚后住的房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位置在中央公园和东河岸之间，主要的房间看得到公园，或者东河水景也可以，附近要有好餐厅，步行可达第五大道或者麦迪逊大街之类的血拼胜地，最远也不能超过一刻钟出租车的车程。而重中之重的一点就是要靠近本市最好的私立学校。
学校？未免太早了吧，我在心里说。在我看来，史密特和谢林顿事务所附近那些棕色的战前建筑就很好了。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对我跟Lyle两个人来说足以，即使不久的将来，还要多一个Caresse。在还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喜欢那里的房子，原因很简单，走走就能到办公室，不用坐地铁。我讨厌地铁，虽然在曼哈顿高级公寓市场上，位置靠近地铁站仍然是个增值的卖点。
“在我还有工作的时候”——其实不过是两个星期之前的事情，我却觉得像是过了好几年了。我被带到这儿，拉去哪儿，各种各样的人向我灌输这样那样的观感和理念。各种各样本不属于我的东西在我身边、身上堆砌起来, 叫我目不暇接。偶尔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也会有些惶惑，不知道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会是怎么个样子。我有点害怕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像从前那样简单独立的生活。在那样简单独立的生活里，我总是可以信心满满的在面试当中谈起自己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甚至，下一个十年。而Lyle，他全无所谓，甚至并不总是在我身边。
当我知道婚礼上用的白色普罗旺斯多头玫瑰要十八美元一支，蛋糕上数不清的樱桃味红色心形巧克力每个五块九，摄影师每小时收上千美元，看中的公寓价钱有好多个零零零……我私下问他：“预算是多少？”
“我们有预算吗？”他反问，接着又提醒我，“不要在我妈和Cheryl-Ann面前提预算，我妈讨厌这个词，Cheryl-Ann会嘲笑你，她很会嘲笑人。然后你会不高兴，你不高兴，Caresse就不高兴，那我也不会开心。”
预算有这么可笑吗？我不想显得矫情，但是内心里，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根本不是我要的方式，不是我的婚礼。
越洋电话上，我告诉爸妈我要结婚了，他们很“惊喜”。当然，新郎的背景是必定要问的，我笼统地说了一下，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最真实的，她很严肃地说：“要么是在骗你吧？”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就确信自己的女儿会嫁个好人家，但Nick Tse可能比Lyle更接近他们对于“好”的定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吧，谁知道呢，自己来看吧。更没敢说自己怀孕了，要是说了，他们一定更加确信我是被骗了。
二零零六年一月，婚礼前两个礼拜，我爸妈终于搞定了签证的事情，从上海来到纽约。他们被安置在公园大道和第三十八街交界处的一间精品酒店里，我也退租了布鲁克林的公寓，暂时搬去和他们同住，直到婚礼那天。
孕吐，以及婚前协议
在准备婚礼的同时，另外两件恶心的事情也在进行，孕吐和婚前协议。
自打误了那个星期三的手术预约之后，豌豆大的、小恐龙似的Caresse在黑暗里逐渐长大。在那之前，我对怀孕一向没什么兴趣，也一无所知，还要谢谢探索频道的“家庭与健康”节目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第八周，我知道它大概有一颗蚕豆那么大了，长着一个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头，眼睛是个黑点，鼻孔和耳朵是四个洞，身体上长出的幼芽将会变成腿和胳膊。而且它开始心跳了，每分钟有一百五十下之多！甚至可能已经做了第一个动作！只是我还感觉不到。
我仍旧觉得乳房很胀，有的时候还是会肚子痛，医生说那是因为子宫在扩张。平躺着的时候，小腹会变得温热而紧张。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英文里面把孕吐称为“晨吐”，因为从早到晚，我都像个得了绝症的人那样头昏乏力，恶心呕吐，胃里几乎留不住东西。我心情不好，脾气也变得很坏，很少有食物对我的胃口，总是嫌这个冷了，那个又太腻，或者就含着眼泪什么都不吃。
Lyle并没有像通常的准爸爸一样鞍前马后地殷勤伺候，我也知道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心情不好，他会哄我一下，再多就没有了。像从前一样，如果见了面不开心，他宁愿不要见，反正有的是可去的地方。不过那段时间，我也无所谓了，太难受了，我更喜欢自己一个安安静静地难受。而且，他的出现总会带来意外的情绪波动，和更多的呕吐。
这种翻江倒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第十一周。那个时候，Caresse长到一英寸半长，七克重，完全成形了，皮肤是透明的，手指和脚趾已经可以分开，微小的动作舒展而又优美，按照书里说法，有的时候，它甚至还会吞咽和打嗝。终于，有一天早晨，我醒过来，觉得稍微舒服一点了，兴冲冲地告诉Lyle，这倒霉的孕吐总算是挨过去了。
他看起来好像也很开心。过了一会儿，他把早餐送到床上来，托盘上放着一个紫红色的大信封，对我说：“婚前协议已经准备好了，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权衡考虑，所以，我想最好尽快给你。”
我一时语塞，打开信封来看，里面是十二页厚实的A4纸打印的文件，约定了离婚或者配偶（也就是Lyle）死亡的情况下我能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抚养费。林林总总分为十几个章节，包括对配偶财产的权利，继承祖传住宅、享有信托基金滋息、和继承家族津贴的权利，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权利，作为配偶财产执行人及管理人的权利，等等。
我粗粗翻了一遍，抬头看着他说：“我会找人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要？”
“婚礼之前随时都可以。”他回答，又补充道，“你不用太当真，就是个惯例。”
“怎么能不当真？”我反问，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上面的条款差不多有一份劳动合同那么多。”
下午，我约了一个打过几场离婚官司的同学帮我看那份东西。她告诉我，这是一份堪称范本的婚前协议，滴水不漏，条件开的也很公平。之后我们一起去剪头发，从洗头的皮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我扶了一下腰，动作有些不自然。她看在眼里，很快就恭喜我，已经有相当于她一年半薪水的“奖金”入账了。
在我父母到达纽约之前，我在史密特和谢林顿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签了那份协议。三十二楼，一个多月之前，在同一楼层，我被解雇了。有两名律师在场，都是代表Lyle的，我代表我自己。旁边甚至有人在操作一架手提式数码摄像机，录下整个签署过程，好在将来某种情形下面证明我不是受胁迫的。
尽管我知道所有这些条款、见证人，包括这些形式，都是一次又一次恼人诉讼之后的亡羊补牢之举，尽管我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轻易改变，就好像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Lyle，反过来，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改变我。不过，在内心里，我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尽全力迎合他，改变自己，如果那样东西还在，我会一直迎合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那东西不在了，没有什么可以给我补偿，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我，无论是钱，地产，还是滋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