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接茬，又是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叫自己相信Caresse不会因为我们离了婚，而错过任何一点点可贵的童年乐趣。
一个礼拜之后，我重新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爸妈在旁边看着，妈妈抱着Caresse感叹：“刚刚熟悉了又要走了。”
而我拿起那个旧水晶球，问他们能不能带走，纽约可能有地方可以修。他们当然是没有意见的。
飞机在肯尼迪机场落地已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多。照之前说好的，Lyle来接Caresse，Nick来接我。如果是Aki那样的环保主义者，一定会算算我们浪费了多少汽油，多排放了几吨温室气体，只为了人类和人类之间那一点点感情问题。
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Nick已经在那里等了，靠在一面半人高的玻璃扶手旁边，手里拿了文件在看。我很远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我和Caresse，就朝我们挥手。Caresse坐在行李车上也使劲儿朝他挥手，等到了他旁边，又非要抢他手里那叠纸。
我拉住她说：“Caresse，不可以！”根本没用，她就是觉得那些纸是再好玩不过的玩具。
Nick倒不在意，蹲下来对她说：“嘿，我们做纸飞机好不好？”说完就从那二十几页钉在一起的A4纸里撕下一页，把剩下的全部给她了。Caresse马上不吵了，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做。
“撕掉要不要紧啊？”我问他。
“可以再印嘛。”他一面低头折纸一面回答，“我很会做飞机的，会十几种不同的叠法，飞很远的。”
飞机很快做好了，他凑在嘴边哈一口气，掷出去，飞得平稳轻盈，滑翔了很远才落到地上。Caresse看呆了，急死了也想试一试。Nick跑过去把飞机捡回来给她，她居然也记住了那个哈气的动作，只是差点把半个飞机都塞进了嘴里。
“机头沾上口水就不平衡了。”Nick一本正经地跟她解释，把着她的手教她飞，“飞到妈咪那里去，来，一、二、三，起飞……”
Caresse还是小宝宝，掌握不好松手的时机，试了几次才有一次成功地飞出去两三米的距离。我光顾着看他们两个，直到Lyle走到我旁边，才注意到他也到了。
Lyle跟我打了招呼。看到Nick，两个人相互点了点头，没有握手的意思。他走过去抱Caresse，小姑娘正玩得起劲，少不了又小闹了一场，直到哄她说带她去吃蛋糕，才又安静下来。我们告别分手，其实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却故意选了不同的路走。走出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Lyle已经走远，Caresse趴在他肩膀上，看着我们这里。尽管隔了几十米的距离，我还是相信自己看到了她眼睛下面挂着的那朵泪珠。
上了车，Nick问我：“在上海玩得开心吗？”
“累死了。”我回答，“Caresse满十八周岁之前，再也不带她出去了。”我发下这样的狠话是有缘故的：飞机上，除了睡着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没有一刻是安生的。如果碰上气流不能离开座位，我就得给她唱歌，讲故事，陪她看动画片，把情节解释给她听；而飞行平稳的时候，她就非要不停地从机头走到机尾，再走回来，跟看到的每一个人灿烂地笑。我总得陪着她吧，结果，从上海到纽约有一半路是走着来的。
回到家里，我洗了澡，上床就睡着了。做梦做到Caresse一下子变得很大了，我到幼儿园去接她，然后两个人又到了游泳池里，我穿着夏天的衣服，Caresse穿了一套可爱极了的小比基尼游泳衣，唯一遗憾的是梦里面的光线不像夏天，总是暗暗的，有点冷。不知道几点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心惊肉跳地爬起来接电话。为了不吵到Caresse睡觉，我只在客厅放了一部电话，铃声在卧室里听起来很轻，可能响了很久了，一直没听见。
“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开手机？”是Lyle，接起来就是这么一句，吵架的语气。
我被他问得有点蒙了，外面天已经黑了，墙上的钟走到两点二十分。“我在睡觉。”我回答，“半夜里还能干吗？”
他顿了一下，换了种比较礼貌的口气：“Caresse发烧了。我们在医院。”
我立刻清醒了，问他：“哪个医院？现在怎么样？体温几度？”
“东七十七街上那间，一个小时之前量是一百零三度……”
“我马上就到。”我没听他说完，挂掉电话，用最快的速度拿了钱包手机，随便披了件运动衫，就冲出去了。已是凌晨，路上没有什么车子，我一路朝北面跑去，直到拦下一辆过路的出租车。上车坐定，就在手机上换算那个听起来很吓人的华氏度数，换成摄氏度也要接近三十九点五。快到豪斯顿大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穿了件很薄的白汗衫却没带胸罩，只能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了。
二十分钟之后，车子在医院急诊入口前面停下。我付了车费下车，一边朝里面跑一边打Lyle的手机。照他告诉我的号码，在八楼的一间儿科病房里找到他们。房间里面总算不像楼下急诊大厅那样灯火通明，Caresse坐在小床上面，眼睛哭得通红，身上全是吐出来的东西，精神倒还不错。Sandy正在给她换衣服。Lyle蹲在床边，嘴里唱着几句关于小蜘蛛或是小绵羊的儿歌。看到我来了，Caresse兴奋起来，眼泪还没干又在笑了，伸出双手要我抱她。我过去握住她的手，手心又干又热。
我问Lyle：“什么时候开始的？医生说是什么病？”
回答我的却是Sandy：“九点钟我送她上床的，十一点多发觉有热度，一百零一度多，在急诊室吃过退烧药，降到九十九度，一点钟又烧到一百零三，刚刚吃过药，差不多全吐了……”
“医生说是什么病了没有？”我带着点火气继续问Lyle。
他总算答我了：“验过血，可能是流感。”
护士进来量了耳温，还是一百零一度多。Caresse吵着不肯睡，生病的小孩子脾气总会变坏，那个晚上她无论如何都只要我抱她，可能是想要妈妈，也可能只是因为另外两个人都骗她吃过退烧的糖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就那样一直抱着她，在房间里一边走一边轻轻地跟她讲话，让她安静下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她从来没有这样哭闹过，我知道她肯定很难受很难受。如果是从前的我，看到这样妈妈宝宝的煽情场面一定会觉得虚伪老套，笑都要笑死了，但那个时候，我抱着这个十四个月大、十一公斤重的孩子，从凌晨三点一直到四点半，没有觉得累，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不断地落下来。
差不多三点半的时候，我打发Sandy回去睡觉，叫她早晨再带一点小孩子吃的玩的东西过来。Lyle没走，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笨手笨脚的根本帮不上手。等Caresse睡熟了，我把她放到床上，摸摸她的脸还是很烫。我的两条胳膊几乎没知觉了，手抖得抓不住东西，但还是拿了手机跑到走廊上去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一听到妈妈的声音就趴在窗台上面哭得稀里哗啦的。搞得她还以为出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情。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为了安慰我，她嘲笑我大惊小怪，然后告诉我：“肯定是玫瑰疹，发三四天烧，烧退了，疹子一出就好了，你小时候也得过，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孩都要经过这个病的。”我将信将疑，不过总算放心了一点。挂掉电话，回头看见Lyle正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我，看到我回头，就转身走进去了。我跟进去，没看他也没讲话，两个人在沙发上坐到天亮。
第二天，病情还在反复，高烧，退烧，再高烧。稍微有点咳嗽，没有痰，很少有鼻涕。快到中午的时候，护士又来取了一次血样。医生过来解释是因为反复高烧，要考虑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Lyle莫名其妙地加了这么一句：“她刚刚从中国上海回来。”
“你什么意思？”我问他，他只看了我一眼，没回答我的问话。我也忽略他，直接问医生，“会不会是玫瑰疹？”
医生回答：“有这个可能。”但刚从亚洲旅行回来这个线索好像更有爆炸性。他告诉我，就是在前不久，越南报告过几例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新采的血样会被拿去做血清检测，是H5N1型病毒，还是引起玫瑰疹的疱疹病毒，检测结果出来就清楚了。
医生走出去，我控制住声音对Lyle说：“这跟去中国有什么关系？”
“你可不可以把你愚蠢的骄傲先放一放？”他回答，“上帝，我真的不应该同意你带她去中国。”
我压低声音喊起来：“医生都还没确诊，我妈妈说很可能就只是玫瑰疹而已！”
“你妈可以隔了七千多英里诊断Caresse得的是什么病？！真是奇迹！”
我气急了，心里却又害怕真的给他猜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浑身仿佛没了一点力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埋在臂弯里流眼泪。
好像过了好久，他在我旁边坐下来，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如果她有什么事……如果她有什么事……”我哭得口齿不清了，我想说的是：如果她有什么事，一定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她不会有事的。”他搂住我的肩膀告诉我，“都会好的。说不定到晚上就全好了。”
我点点头，嘴里重复：“嗯，一定会好的。”
检验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就有了，在我听起来，“玫瑰疹”这个词从医生嘴里吐出来就和“玫瑰”一样优美。“最常见的婴儿斑疹，不会有并发症，跟地区或者卫生条件也没有关系。”医生解释道，似乎是在为中国正名，“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治疗，发三四天烧，红疹会在一两天里退清。”
因为高烧，再加上不肯吃药，那天剩下的时间Caresse还是在医院里输液。快到半夜的时候，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不知道几点钟又被电话震动的声音吵醒。Lyle从我身边坐起来，很轻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走到病房外面接电话。有那么一会儿，我搞不明白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挤在一张宽不到九十公分的沙发上睡觉的，迷迷糊糊的似乎还记得他的手臂环抱住我身体的动作。到那时为止，我两天没有好好睡觉了，没洗过澡，头发都打结了，衣服上沾着Caresse吐出来的东西，而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却可以离得如此之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