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喜欢泰戈尔、歌德这些诗人，郭沫若在哲学上和泛神论思想更加接近了。泰戈尔和歌德，都是信奉泛神论思想的诗人。郭沫若由泰戈尔，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并接受古印度婆罗门经典——奥义书的影响；由歌德，认识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几乎读遍了斯宾诺莎的全部哲学著作。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对郭沫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然，郭沫若泛神论思想产生的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于他到日本以后所受到的外国文学和外国著作的影响。郭沫若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受到庄子的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他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学时期，乃至更早一些时候的私塾阶段，就“喜欢读庄子”。“不仅喜欢他的文辞，并且还迷恋过他的思想。”
他如此推崇庄子，那么，他是怎样理解庄子的思想的呢？郭沫若对庄子的思想有过深入的探讨。对庄子的思想，他作过这样的概括：“他是认为宇宙万汇，一切芸芸种种的形象都是出于一个超感官的真宰，即是道的演变。‘道’是万汇的本体，它固然不是能听、食、息的所谓神，也不是纯粹抽象的理念，而只是在万象背后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却可以直觉到的实有。因为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故在便宜上有时称之为‘无’，但并不是真无，时间也不能范围它，空间也不能范围它，它是无始无终，无穷无际，周流八极，变化不居，这是他的本体论的梗概。由这本体演化而为万物，即生种种之差别。这种种的差别相对而言，是有始有终，有伦有序，有分有辨；在人则是有彼有此，有是有非，有争有竞；但都是一时的，相对的，如自绝对的本体而言，万象出于一源。则一切的差别都可消泯……这是他的认识论的梗概。”（《庄子与鲁迅》，《沫若文集》第十二卷）这就说明，在庄子的思想中，是存在一个“泛神”的。
在接触了泰戈尔、歌德等人的诗以后，他从旧学中接受的中国古代泛神论思想，便与外来的泛神论思想融为一体了。
泛神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我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则是在16世纪、17世纪形成的。乔尔丹诺、布鲁诺（1546-1600）和涅狄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就是集大成者。泛神论的内核，是主张事物的存在不是由于外物之神创造的，一切自然界的实体和存在都是神，我是存在，我本身就是神，自己主宰着自己，而不受“天帝”和“人帝”的支配。
郭沫若对泛神论也作过精当的阐述：“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万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亦不能自阻。”可见，泛神论主张存在就是本体，强调物我合一，因此恩格斯称赞泛神论是“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派系（《自然辩证法》8页）。泛神论这种抹煞和无视上帝和人君的思想，是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战斗意义的。它对从小就饱尝封建主义的苦痛而后来又痛恨帝国主义压迫的郭沫若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呀！
我们在分析郭沫若这个时期思想状况的时候，既要充分看到外来的泛神论思想对他的影响，又不能忽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泛神思想对他的影响。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本来已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这就是说，古代庄子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使郭沫若接受了外来的泛神论，外来的泛神论又使他进一步领悟了庄子等人的泛神思想。中外泛神思想在郭沫若思想中互相参证、融合、贯通，这就是他接受泛神思想的过程，也是他的泛神思想的特征。
泛神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本民族的思想遗产，与当时的时代条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完全是正常的。郭沫若对泰戈尔，也是这样看的。他说：
他（泰戈尔）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全部，也便是印度人从古以来，在婆罗门的经典《伏婆泥塞图》与吠檀陀派的哲学中流贯着的全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沫若文集》第十卷）
就是说，泰戈尔的泛神论是从印度古代哲学体系中产生的，郭沫若所接触的泰戈尔的泛神论实际上在印度古典哲学中早已存在，泰戈尔不过是给它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而已。这与郭沫若接受泛神论思想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
郭沫若接受泛神论思想，在当时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冲决一切网罗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共同愿望，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泛神论才能在郭沫若心中引起共鸣。
显然，郭沫若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本身又是学医的，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神”。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倡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正适合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
郭沫若接受了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又和安娜产生了恋情，他做诗的欲望才真正地爆发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安娜而作的。1916年圣诞节，郭沫若用英文写了一篇散文诗——《（辛夷集）小引》，献给安娜：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如明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沙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的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石洼穴中，睡着一条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回，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下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的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这是郭沫若献给安娜的散文诗，写得优美动人。在郭沫若身上，爱情和诗情相结合，便构成了这篇佳作。在这里，爱情被描写得纯真、圣洁、高尚。
事实上，郭沫若这时已经成为一名诗人了。但是，由于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诗才、价值和意义，没有找到自己的特点、声音、形式，在创作上还缺乏“充分的自信”，所以这时候他写的作品还不多。
然而精神上的欢愉代替不了物质上的需求。和安娜同居之后，郭沫若曾送安娜去东京医学校读书，可不久安娜因怀孕辍学回家。眼看孩子快要出世，靠他一人的官费如何养活一家三口？为生活所迫，郭沫若从泰戈尔诗集当中选译了若干首，采用汉英对照，并加注释，结集成一部《泰戈尔诗选》，先后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希望获取一些稿酬，不料均遭拒绝，这件事对郭沫若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
在冈山高等学校读书期间，虽然郭沫若的兴趣已经不在医学方面了，但他还是完成了学校规定的功课。同时重点学习德文，此外还须学英文、拉丁文。科学方面的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等，也都得在三年内学完。日本人的教育是不重启发重灌注，作为中国学生，要学两种语言去接受西方的学问，实在是一件苦事。在高等学校毕业之后，郭沫若又于1918年8月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
1917年，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郭沫若带来了极大的兴奋，随着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创，他对新社会的憧憬也更加强烈，更加明朗了，因而也就增添了对旧社会的不满。他思念家国，忧心忡忡，深夜常在梦中哭醒，口中还念念有词：
今我天之涯，泪落无分晓。
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
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
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
郭沫若深爱着自己的祖国，遥望俄罗斯人的家乡已经起了变化，自己的故里仍然没有新面貌，他内心十分痛苦。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他曾经对扑灭张勋复辟的段祺瑞寄予希望，可是这个段祺瑞仍然继承袁世凯的衣钵。日本为防止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及列强在远东的扩张，向段祺瑞政府提议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段祺瑞政府拱手让日本军队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如此丧权辱国之行径，使中国留日学生忍无可忍，立即全体罢课。郭沫若当然也参加了罢课，然而由于妻子是日本人，竟引起一些留学生的误解，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凡是有日本籍妻子的人都是汉奸，理当受到警告甚至勒令离婚。一时间有不少夫妇因此被拆散了，而郭沫若却不以为然，他既伤心又气愤，觉得自己“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决不愿违心地将自己的爱情作为那些人口舌的牺牲品，他坚信自己的爱国资格是谁也剥夺不了的。
九州帝国大学在福冈县，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地处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1918年8月初，郭沫若抱着大儿子和夫与安娜一同来到这里，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在大学对面的一片当铺里，租到了储藏室楼上一间狭窄的屋子，泥墙土壁，人立起来就可以碰到屋顶，而且离厕所太近，时有粪臭扑鼻。郭沫若就在这里安了家，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安娜包揽了全部家务，并且节衣缩食，支持丈夫安心学习。他们住在当铺上面，有一件事很方便，就是每当缴不起杂费或揭不开锅时，郭沫若可以咬着牙马上把自己的参考书送到楼下的当铺去。不久，已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的成仿吾，陪着同乡陈氏父子来福冈医治眼疾，特邀郭沫若全家搬至箱崎神社附近与他们同住，请安娜管理家政，可免去全部房租。经济拮据的郭沫若夫妇当然非常乐意，安娜竟被感动得泪花闪闪。
大学医科的课程设置十分严谨，头两年是基础课，诸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心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等；后两年便是临床学问，所有一切的部门都要通盘学习。开始，郭沫若对医学有兴趣，尤其是解剖人的身体，其兴奋和快乐是难以形容的。郭沫若解剖过8个尸体，他认为人体的秘密从此在眼前和手底得以揭示，是很好玩的事。
解剖室是培养医学人才的实验室，谁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郭沫若驰骋艺术创造力的有效场所。面对尸体，郭沫若竟然构思写成了他的小说处女作《骷髅》。与别的同学不一样，郭沫若在解剖室内不特别为人的骨骼、筋肉、神经系统和五脏六腑的种种秘密感到惊奇，而主要是被由此而引起的各式各样的联想所激动。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想象力远远胜过他的观察力。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借助浪漫主义的激情，孕育了发人深思的艺术形象。他哪里是在解剖日本犯人的尸体，只觉得在手术刀下呻吟的是自己母国的身躯。为了拯救、医治大中华，郭沫若从心底里发出了紧急的呼吁，期待着精于医术的新时代的黄帝和岐伯出世：
解剖呀！解剖呀！快快解剖呀！
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
快把那没中用的筋骨离解！
快把那污秽了的血液驱除！
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坏！
快把那没感觉的神经宰离！
快把那腐败了的脑筋粉碎！
分开！离解！驱除！打坏！宰离！粉碎！
快！快！快！
快唱新生命的欢迎歌！
医国医人的新黄岐快要诞生了！
学后两年的临床功课的时候，郭沫若便感到十分痛苦了，原因是他听觉不灵，不能辨别听诊等微妙的技术医术。他在嘉定中学读书的时候，患了一次重伤寒，病了一个多月，耳朵和脊椎也受了损害，导致郭沫若两耳重听，脊椎弯曲不灵，一生都没能恢复。因为他有耳疾，在课堂上听讲受到影响，不能听远察微。好在他的阅读能力很强，听课不足自己可以看参考书。更为庆幸的是，郭沫若在这里也碰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医专遇到过的藤野严九郎那样的老师。主讲内科学的老师是小野寺直助（1883-1968）教授，在讲课的过程中，他很快就发现郭沫若因耳背不能完全听懂课程内容，便在课后进行个别辅导，并为之检查、修改笔记，实习诊察时对他格外关切。小野教授还屡次邀请郭沫若上他家做客，温暖了郭沫若的心。
九州帝国大学为了提高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不断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郭沫若在校期间，就曾听过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用德语讲的课，前后长达半年之久，内容是关于消化腺生理问题，并且还看他亲自做了狗的“假饲”和胃瘘手术；另外还听了当时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关于“相对论”的讲演。这些科学家的伟大创造精神，给了郭沫若极大的鼓舞。人生如登山，巴甫洛夫、爱因斯坦能够登上高峰，郭沫若自信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登上高峰！
医学的课程任务繁重，需要努力才能学好。而郭沫若常常沉浸在艺术想象的天国里，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医学和文学，这是他同时认识的“两个姑娘”，她们两位东拉西扯地牵着他，往往把他陷到了“左右做人难的苦境”。
两耳重听的现实，使他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苦闷，终于迫使郭沫若走上了文学道路。
耳疾对郭沫若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对他最终由医转文起了促进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时代的觉醒”。正如郭沫若自己说的那样：然而时代是在进展着的，特别是自俄国革命成功以后，使在暗中摸索的人类达到了开眼期，至少是不愿意落在时代后面的人们，开始明确地认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中国的将来，各种文化部门的本质和它的机能。政治、经济、文艺、艺术，重新发散出它们的光辉。这是新时代的觉醒，中国不是简单地需要一些舶来品的化装，而是需要从整个的封建传统蜕化出来，清扫外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开始创造。“这个时代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救了。从前我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以上是时代觉醒的因素，使我从医学转到了文艺”。
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学习内容和志趣、爱好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郭沫若曾描写过他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个生活片断：“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书店渔猎’是学生间顶有趣的一种风习。下课没事便走到新旧书店去徘徊，不一定要买什么书，只是像女人们游公园，上海人游戏场一样，完全是出于一种消遣。在书店里巡览书籍，或者翻翻目录，遇着有好书的时候，有钱时便买它一本，没钱时便立着读完半本或一本小本的全书。无拘无束的精神，就像入了活动画景的画室一样。才看见阿拉伯的队商在沙漠中旅行，忽然又看见探险家在北冰洋上探险；才看见罗马军队入了埃及的首都开罗，逼死了绝世的美女王，又看见太空中无数的星云在构成新星系统；人体的细胞在和细菌作战的时候，火星的人类又在策划侵略地球；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才在草告德意志国民的书，爱因斯坦已经在向日本人讲述相对论了；庞贝（被火山灰埋掉的意大利古都）的居民在火山未爆发以前正在戏场中看戏的时候，赤色军已经占领了莫斯科宣告全世界大革命……一切实际的或非实际的，有形的或无形的，旷古的或未来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展开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时而兴奋，时而达观，时而悲，时而喜，时而憎怒，时而爱慕，时而冷笑，时而自惭，时而成为科学家，时而成为哲学家，时而成为诗人，时而成为志士。——超绝时空的灵魂的冒险，情绪的交响曲。”（《百合与蕃茄》、《沫若文集》第七卷）
显然，这段生活片断，是郭沫若在决心“委身于文艺活动”以后的事情了。要不然，他哪能这样自由阅读他所喜爱的书籍，又哪能这样兴致勃勃？他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畅游，广泛地涉猎各种作品，他写小说如《骷髅》、《牧羊哀话》等，也写诗（其中有白话诗，也有旧体诗）特别是他在新诗创作中，已经显示出他的才能。请看《死的诱惑》：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边向我笑。
他向我笑道：
沫若，你不要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窗外的青青海水，
也不住声地向我叫号。
他向我叫道：
沫若，你不要心焦，
你快来入我的怀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这时的郭沫若，正在积累，正在酝酿，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时代的风暴，诗人创作激情的闸门就要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