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死，把李公馆里仇恨的倾轧和斗争都暴露在尧棠面前。他眼看着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死亡。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渴望发展的年轻灵魂上，有那么沉重的压力，那么难逃的羁绊。逐渐地他开始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尧棠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自己说：“我是五四的产儿。”如火如荼的斗争，唤醒了李公馆里的青年们，甚至大哥的青春也被唤醒了。他们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以及转载的《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文章。他们觉得他们想说又不会说的话，现在有人替他们说出了。
在成都惟一代售新书报的那家书铺，大哥买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杂志中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尧棠和两个哥哥，后来又征服了香表哥和六姐。以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以及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刊物都被设法买来了。大哥后来有了个好办法，他预先在华阳书报流通处存一二百块钱，每天去取回新书报。每天晚上，大家都要抽出一些时间来读这些新书报，连通讯栏也不放过，读完之后便在一起讨论书报论及的新问题。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研究会，但只在花园里开了一次会，六姐便被三婶叫走了，从此再没有开过。
1920年暑假，爷爷去世后半年，尧棠和三哥尧林都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尧棠由于没有中学文凭，所以只能做旁听生，但他学得很好，是个讨人喜欢的旁听生。
不久，尧棠得到一本小册子，是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的节译本。克鲁泡特金是俄罗斯六七十年代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出身于亲王家庭，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放弃了贵族身份，放弃了宫廷中的锦绣前程，到犯人流放地西伯利亚服兵役，五年艰苦的西伯利亚生活，让他认识到改造社会的途径只有革命。由于宣传革命受到通缉，曾逃亡到瑞士。《告少年》就是他在瑞士写的，书后附印的警句中有这样一句：“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
这本书立刻吸引了少年的尧棠，书中那种带有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那颗少年的心烧成灰了，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书中号召青年到民间去，联合“一切受苦受罪受侮辱的人”“像大海大洋一般”去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旧制度，要叫“一切暴君都跪倒在我们脚下”。在书中，克鲁泡特金这样描绘：“社会革命，会把一切奴隶制度完全打破，会把一切镣铐砸断，会把一切旧传统完全毁灭，给人类全体开辟新天地，到后来就会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爱在全人类社会里实现。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人都能尽量发展他们的能力；大家终于能够过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这本小册子就放在尧棠的床头，每夜体会“闭门读禁书”之乐。尧棠从母亲那里学到“爱”，但在现实中看到的却多是悲惨的、不公平的事，他从内心里渴望一个合理的、充满爱的社会，受到禁锢的心渴望着为这样一个社会而奋斗，甚至牺牲。克鲁泡特金的作为，特别是他描绘的那个美好的社会，都是尧棠想说而说不清楚、想做却不知怎样做的，而克鲁泡特金的描写却是那么明显，那么合理，那么雄辩。巴金后来这样说：“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他坚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灭”。
尧棠要开始行动了，他需要活动来散发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理想。但他不知道从哪儿做起，于是想到《告少年》的作者或译者。书的译者是真名，但没有出版社的地址。后来他打听到可以写信给上海《新青年》去问。晚上，尧棠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白话文写了他平生的第一封信。收信人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尧棠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尧棠也读过《新青年》上他的文章，在信中尧棠描写了他读《新青年》、读《告少年》的激动心情。他以一个孩子的谦卑口气，呈献一颗火热的心灵，恳求为自己指引一条路，恳求吩咐怎样献出自己的一切。
信寄出后，尧棠焦急地等待着，等待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自己的活力。但回信始终没有来，尧棠没有抱怨，但急切的心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他的热情没有消退。在上海报纸上，他看到一则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他按地址寄去邮费。书很快寄回来，这是波兰作家寥托夫的一个剧本，描写俄国虚无主义党人反对沙皇罪恶统治而进行的一次英勇斗争。剧中那个女青年亲手点燃信号，通知自己的爱人携带炸弹冲上前去，敌人的总督炸死了，她的爱人也牺牲了。尧棠被书中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动了，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自己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自己终身的事业。
当时，尧棠正和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一些同学在排练《金银岛》，得到《夜未央》，大家立刻改排这部戏。他们一句句背诵台词，一遍遍排练英雄的事迹，仿佛自己置身于与沙皇进行的斗争中。
与此同时，李家公馆读新书报的活动仍在进行。秋天，花园里的桂花和茶花，经过一夜风雨，金沙和银粒似地铺满一地，微风把一股一股馥郁的甜香送进书屋。被新书报鼓动起青春朝气的青年们，孩子似地跑进园子，用衣襟兜来满衣的桂花，在秋天晴朗的天空下堆砌出许多大大的“春”字。
然而，尧棠的大哥从新书报中接受的却是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样的“主义”和李公馆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而自己并不觉得矛盾。这样便形成了他的双重人格，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和尧林、尧棠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个新青年。尧棠不能理解他的哥哥，因此他们常常发生冲突。
“你不晓得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不会有幸福。”这是大哥悲伤的调子。
“你没有幸福？你为什么没有幸福？幸福是要靠自己争过来的。”尧棠激烈地反驳。
“唉——”大哥叹了口气说：“你不了解我，你的环境跟我不同。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他摆摆手，让尧棠不要开口，接着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做过美妙的梦，可是一个也没有实现过，我的幸福早被人剥夺了。我的痛苦你们不会了解，我也不埋怨别人，是我自愿把担子从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爹临死前把继母和你们交给我，为了爹临死的嘱托，我愿意做一个牺牲者，除了牺牲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大哥说着伏在桌上哭了起来，尧棠和三哥、表哥也都快流出泪了。
“还有，”大哥抬起头，擦着眼泪说：“妈自从嫁到李家一直到死，都没有享过福。她为我们操尽了心，我是长子，我要好好报答她。我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连同前程，只要你们好好做人，有个好的前程，替爹妈争口气，我也就满意了……”
尧棠的泪也流出来了：“大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应该开创新的生活。”
“你说的不错，可我忘不了父母，忘不了我对他们的诺言。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自己的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并且我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
这样的辩论经常发生，但尧棠说服不了大哥，他依旧一边阅读新思想的书报，一边过旧式的生活。
大哥还有一个精神寄托，那是他的儿子庆斯，这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他把全部的爱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为了孩子他不雇奶妈，让妻子亲自喂他，在李公馆这也引起很多闲话，但他忍受了。每天睡前看看那张美丽的小脸，他便感到安慰了，在他没有希望的生活中看到了一线亮光。
然而，更大的打击又来了。庆斯4岁时，患脑膜炎死掉了。大哥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他本就撕裂的心完全破碎了，他内心的痛苦使他无法再过平静的生活，开始出现神经错乱的现象。他发病的时候不多，但却是很痛苦的。
有几个晚上，尧棠亲眼见发病的大哥坐进自己放在大厅里的轿子，把轿帘上的玻璃砸碎。大哥的病，让尧棠更憎恨这个家庭，他又亲眼看到一个他所爱的人被毁掉了。他不能再容忍，不能再和眼前的一切和平共处。他要反抗，要行动，要把旧的制度破坏，要努力实现新的理想。
恰好，他刚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转载了《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那些意见和组织都是他朝夕梦想的。读完之后他时刻不能忘记，内心一刻不能平静，两种冲突的思想在脑子里不停地争斗着。现在，尧棠听着大哥砸碎玻璃的声音，下了决心，摊开稿纸给《半月》的编辑写信，要求介绍他加人“适社”。
信发出的第二天，李公馆大门前来了位客人，二三十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举止文静。来人即是《半月》杂志一位姓章的编辑，他带着尧棠写给《半月》的信，来找尧棠，约好时间让尧棠去他家谈。
第三天，尧棠如约前往。那是间简陋而宽敞的房间，房间里除了章编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后来被巴金称为“第三个先生”的吴先忧，是尧棠外国语专门学校高年级的同学，戴着近视眼镜，面貌憨厚，态度和蔼可亲，听到他的名字，尧棠马上想到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外两个一个姓张，一个姓来。
在这里，尧棠体会到与李公馆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些人坦率、真诚，毫不掩饰地表露内心情感，没有虚伪的礼节，没有提防的戒心，完全是赤诚相见。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把初次来到他们中间的尧棠当做知己朋友，信任他，鼓励他。尧棠觉得他们是他找了很久才找到的老朋友，于是把自己长期郁结无处诉说的痛苦、不平、积愤和忧虑全部倾诉给他们。
在那简陋的客厅里，尧棠待了两个多小时，那两个小时他忘却了现实，忘却了自己，仿佛是在天堂里。那两个小时的谈话震动了他的灵魂，“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尧棠心情激昂，带着幸福的微笑，拿着他们送的几本适社出版的小册子回到家。
从他们的谈话中，尧棠知道适社是重庆的一个组织，他们介绍他跟适社负责人通信。回到家，尧棠马上摊开纸，以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适社负责人写了信。不久，他参加了和适社差不多的与军阀统治相对立的秘密组织——均社。在《半月》刊载的《本社社员录》中的“芾甘”即是李尧棠。芾甘是尧棠从“蔽芾甘棠”中取来的，意为稚嫩的小树，得到甘露的滋润。
从此，尧棠每天完成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功课后，有了新鲜的有意义的愿意为之献出一切的工作。他是均社的成员，也是《半月》杂志的编辑。
均社的工作是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每月要召开两三次秘密会议，地点总是一些僻静的街道，时间是夜里，参加会议的人都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为了避免有人跟踪，尧棠去参加这些会议时，或者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一起，故意拐一些不必要的弯，听着单调的狗叫和树叶“哗哗”的飘动声，在黑暗中紧张地走许多路。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家时，朋友们相见会心地微微一笑，让尧棠年轻的心激动得仿佛要从口里跳出来。那样的会议是神圣而崇高的，为了那友情和信仰，尧棠觉得付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应该的。这种共同的渴望牺牲的感觉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等待着机会交出自己的一切，并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
在这样的会议之后，他们便开始工作。办过几种刊物，印过几本小册子，印好之后他们抄写来许多地址，把刊物或小册子包装起来，送到邮局寄发到各地去。然后他们想象着接到这些刊物和杂志的人，怎样被他们鼓动起来，也来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牺牲。五一节的前夕，他们印了一些宣传“劳动神圣”的传单，然后分头去散发。尧棠分得了一大卷传单，到离李公馆很远的地方去散发。他怀着神圣而愉快的心情，紧张地来到散发地点，精心地把传单一张一张散发出去。发完了，他还在街上来回走了一圈，断定没有人跟踪，才放心地到集合地点去。大家陆续散发完回来了，都叙述着自己的经验，然后快乐地回家休息。
还有一次，他们印了一些揭露四川军阀罪恶事实，攻击他们反动统治的传单，要将传单贴在几条大街道的墙壁上。尧棠分得一大卷，晚上夜深人静时，他叫上一个小听差，悄悄来到指定的十字路口，小听差端着一碗糨糊，尧棠夹着传单，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贴上去。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他们很顺利地贴完了传单，回头看时，传单面前已经有一些黑影子在读传单了，在黑暗中，他们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看着这些，尧棠又一次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半月》是一种公开刊物，杂志社在一个商场楼上，人员比较多而复杂，但主要人员仍是均社的人们。大家白天去上学或做事，晚上就走过几条黑暗的街巷来到半月社，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还预备了一批新书报免费借给读者。
做了《半月》编辑两个月后，尧棠就在《半月》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文章表现了少年尧棠对人间自由平等的渴望，并大胆地凭个人直觉否定了当时的社会制度。那时的尧棠一腔热血，觉得为一篇宣传真理的文章，被杀头也是值得的。
《半月》是一份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常常登出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于是也常被警察厅找麻烦。一次，成都学生会演出新剧，筹款办平民学校。戏刚开演，来了三个兵不买票要看戏，学生们坚持不买票不准进，赶走了他们。很快他们又找了十多个同伴一起来了，无奈的学生只好放他们进去。这些兵进去以后乱嚷乱闹，学生们来维持秩序，便冲突起来。这些兵跳上戏台乱砸了一通，戏园给打得乱七八糟，学生也有几个负了轻伤。城防司令派了一连兵来平息了冲突，却一个闹事的兵也没抓住，学生们去督军署请愿，督军大人却躲起来不肯见学生。《半月》随即刊出一篇激烈的为学生说话、抨击督军署的文章。刊物印好后，他们接到警察厅抽去那篇短文的命令，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刻了一个“本文奉省会警察厅命令删去”的印章，用朱红印泥盖在那篇文章上，然后摆在书店的柜台上。这一高明的办法，不仅让读者照样读了那篇文章，而且也让读者了解到编辑们的斗争。
但是刊物出到24期，正准备举行周年庆祝会时被迫停刊了。事情是这样的，《半月》杂志刊出了一篇响应上海报纸关于女子剪发问题的文章，四川也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辫子，一时社会纷传，议论纷纷，人们拿着《半月》关于剪辫子的文章参与争论。于是省会警察厅在少城公园墙上贴出一张布告：“……近日邪说纷纭，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行违背我国固有道德为实，致使民风败坏，出现妇女剪辫，男女不分之怪现象。经省军政官员多方研究，为挽救世风，以求各方安居乐业，一致决定严禁此类现象再有发生，违者一律查究，不予宽贷。”
《半月》立刻刊出《读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认为警察厅的禁令不合时宜，阻碍历史前进，反映了今天当权者思想的封建性。一些青年学生拿着《半月》上街宣传，这期《半月》一抢而空。下一期《半月》又刊出三篇有关此问题的言论，其中一篇便是三个剪发女子之一写的。这更引起了社会轰动，警察厅派了两个人来命令《半月》不要再提这件事，并带走了前几期二三十本存书。尧棠他们不肯妥协让步，与警察发生了争执，以后又不断写信询问这件事，并登门质问，结果得到查禁的命令。
《半月》被查禁对刚鼓起劲头的尧棠打击不小，他怀着诚恳的心和牺牲的精神，渴望做一些有益的事。他刚刚看到了前面的一线光明，渴望以自己薄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那一线光明，同时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同样热烈的青年，在友谊里，在信赖里，他找到了安慰。他多么留恋这里的一切啊。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准备停刊。在停刊前，他们又鼓起勇气和热情，秘密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记载了停刊的经过。文章是袁诗荛写的，他热情洋溢、慷慨激昂地叙述，让读者热血沸腾。写完这篇文章不久，袁诗荛就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军阀逮捕，牺牲在刑场。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吴先忧了，他是给尧棠很大影响的一个人。第一次见面，尧棠就记住了这位高年级的同学，但不久吴先忧就退学去裁缝店当学徒了，他在裁缝店辛苦地工作一天，带着手指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傍晚来杂志社服务。他热心地帮助有困难的人，对杂志的事，更是不惜一切代价。
《半月》销路一直很好，但刊物售价低，每期只印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他们还设立了免费书报阅览处，还要刊印一些小册子，经费便常常不足。作为《半月》创刊人之一的吴先忧承担了大部分经费。他家里父母早亡，姐姐当家，不许他乱花钱，当杂志急需钱时，他就拿自己的衣服去当，或当棉袍，或当皮袍。尧棠刚到杂志社不久，第十期的印刷费还没付，又该印第十一期了，大家正在为经费想办法，吴先忧说话了：“不要紧，明天我给他们送去。”
“上个月也是你付的，你行吗？”大家都为他担忧。
第二天，他果真把印刷费付清了，原来他把姐姐新给做的一件丝棉袍送进了当铺。从家里出来时，他怕姐姐阻拦，是穿着出来的，走到当铺已经一身大汗。据说吴先忧还闹过夏天穿棉袍，冬天穿夹袍的笑话。但尧棠听了一点笑不出来，而是为吴先忧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眼里含着泪花紧紧握住吴先忧的手。吴先忧言行一致，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给尧棠深刻的影响，尧棠认识到，一个人只要有毅力什么事都能干得成。巴金后来这样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半月》停刊半年后，由尧棠主持，他们又办起了另一刊物《平民之声》，社址设在李公馆里。第一期刊物编好后，送到印刷局去发稿，尧棠非常兴奋，几乎天天去印刷局看校样。那天看着印机转动，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从印机上飞下来，他们连晚饭都忘了吃。直到一千份刊物印完，他们才带着刊物离开印刷局。
把刊物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尧棠回到家，一个警察在门口等着，送来一封“送新世纪杂志社收启”的信。原来是尧棠他们的稿子送审的结果回来了，因为刊物上印有“新世纪一九二一”字样，“新世纪”便被当做刊名了。信的内容是：言论过激，恐怕对于国家安全有妨害，不能允许发行。几位年轻的编辑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编印出来的刊物不能发行，非常痛心，决定半公开发售。
以后的各期，麻烦也不断地来了。第三期被删去一篇短文。第五期，连载的尧棠的《托尔斯泰生平和学说》被红笔勾去五六行。第六期，尧棠他们特意写出几篇言论激烈的文章，不是这篇被砍了头，就是那篇被削去尾。从第七期开始，几个编辑，故意挑选了一篇译文欧化的《支加哥殉道者》转载。当第八期刊物印出来时，编辑们发现，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文章的意思了，检查老爷们，随意删去了一些字，而印刷局的人便只印了留下来的字句。其中有一句“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被删成“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尧棠他们给气笑了，仿佛看见革命的洪水汹涌而来，而几个衰弱的老先生却在拼着老命来阻止。他们印了一张“列强表”随刊物送给订户。以后他们就专门研究刊物检查员的心理，分析、试探、激怒、欺骗他们，总之是用各种方法与他们作斗争。《平民之声》出了十期，又停刊了。
社会上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向前发展，李公馆仍笼罩在一片沉闷、忧愁的气氛之中。爷爷死后，二叔开始掌管李公馆。但是李家已分了家，他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家长，经济权除了他本房的以外，就只有一笔作祭祀扫墓用的“蒸尝账”，除了自己的妻儿，没有人服从他的任何命令。李公馆里的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就更激烈了，吵骂打架更是不断发生。一片混乱的李公馆，很快又遭到了经济打击。
李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是靠置买的大量田产收取的租税；二是市里商业场上的收入。当时军阀混战，捐税名目繁多，农民被战死、饿死、冻死，还有不能忍受而逃亡的，农村出现了大片无人耕作的荒地，农业产量锐减。李家的地租当然很难按期收缴上来。商业场上的工作，尧棠父亲死后，就由二叔接管，但二叔人缘很差，许多原来合作的人，都不再合作，因此与李家有关的商行纷纷倒闭。商场内又发生了两次大火灾，损失很大，商业的收入也大大打了折扣。经济收入的减少，加剧了李家内部的各种矛盾，李公馆一片混乱，即将崩溃。
大哥的病还不时地发作。尧棠一回到李公馆，就感觉压抑、绝望，他夜晚坐在灯下读书时，常常听见大哥摸索着进轿子，接着就听见玻璃破碎声。尧棠听着，心痛得书也看不下去，在纸上写下一些愤怒的字句，捏紧拳头在桌上擦来擦去。
1921年8月，屠格涅夫的《前夜》出版，尧棠沉浸在小说中，不禁喃喃读出声来：
“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但他看到的现实却是一个个青年被葬送掉。二叔把堂姐嫁给一个大财主，这个人不读书，不学技能，有大量的田产，还有一所别墅，只盼望能生个儿子继承家业，于是拼命讨小老婆；一个姨表姐受《烈女传》毒害，或者是受父母鼓励，居然甘愿抱着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的牌位到婆家去守节；一个堂妹，父母不允许她出来读书，还强迫她缠小脚，尧棠常能听见那八九岁的女孩悲惨的哭声；还听说成都那三个剪发女子终于在这里待不下去，逃到上海去了……
五四运动以后，各地文学社团陆续成立，新文学创作逐渐繁荣，尧棠读到鲁迅、朱自清、夏丏尊、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开始了新文学创作。1922年7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发表了尧棠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一首12节的诗《被虐者的哭声》（署名李芾甘）。以后他又发表了《路上所见》、《梦》、《疯人》、《惭愧》、《良家的小孩》等诗作，11月21日在《文学旬刊》54期发表散文《可爱的人》。这时候的尧棠心里只有对朋友们的友情和对人类空泛的爱，他的作品表现的是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深刻同情，对幸福世界的热烈向往，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1923年4月，尧棠的三姐尧彩出嫁了。由于爷爷、母亲、父亲的去世，连年服丧，尧彩23岁才出嫁，在那个时代23岁已经是老姑娘了，她只能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尧棠看见三姐出嫁那天，脸色苍白没有表情，临上轿时则痛哭失声，苦苦挣扎。尧棠知道三姐对她的丈夫和家庭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她将要在那个陌生的家庭里生活下去，命运将带给她什么呢？尧棠深深为三姐担忧，那些不幸少女的影子又一一在他眼前闪过，这样的家，他再也待不下去了。
恰好他和三哥尧林在外专的学习告一段落了。开朗、乐观的尧林，理想是去北京或上海读大学，他下决心去上海，并鼓励尧棠一起走。尧棠早就觉得家如同一个“狭的笼”，想冲出去，但是家又有那么多让他牵挂的亲人，特别是让他又爱又恨的大哥。他害怕把大哥一个人扔在这个有无限是非的家中，病会更重。但是大哥却支持两个弟弟出去读大学，大概是自己没能读成大学，把一切希望都放在两个弟弟身上了吧。他为他们筹钱置办行装，只希望几年以后他们学成回到成都老家来“兴家立业”，为父母争一口气。二叔是正人君子，自从尧棠的父亲去世后，对他们倒是比较照顾，这次尧林、尧棠离开，他也表示支持，送来了20块银元，流露出亲人之情，再三叮嘱他们在外要小心谨慎，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他们还去三叔家辞行，出来接待的是尧棠的堂弟尧格。为人老实的尧格常被父母打骂，性格比较忧郁，他怀着羡慕和不舍的心情来送三哥四哥。不过尧林、尧棠最想见的是常与他们一起读新书报，一起研讨的六姐。可是这时的六姐已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尧林、尧棠去的时候，她坐在自己的窗前，掀开窗帘看见昔日的伙伴，又听见尧林的喊声，想起从前在一起讨论青年人的自由、妇女的解放，想起在花园里用花瓣砌的一个个大“春”字，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她为能冲出家门的尧林、尧棠高兴，也为自己今后的命运深深担忧，轻轻地吟出“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的诗句。这位六姐后来的命运确实不幸，她母亲死后，父亲舍不得一笔嫁妆费，故意让她守在家里，像一朵没有盛开的花朵就枯萎了，从前的那一点点锋芒被“家庭牢狱生活”磨洗得干干净净，终于到死都没走出家门。巴金一直为这个聪明热心，“有可能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子”的少女而惋惜。
在码头上，大哥尧枚送他们登上木船，含着泪嘱咐：“上海离家几千里，你们兄弟俩要好好互相照顾。到上海，不管进什么学堂，我都会负责你们的经济费用。”他擦擦眼泪又说：“你们就要脱离苦海了，你们要多多给我写信，让我觉得你们仍在我身边。”
船离开码头了，望着站在岸上殷殷挥手的大哥，尧棠心里一阵阵难过。
“别了，大哥！”
“别了，生活了十八年的家！”
船随着不停的绿水向前驶去，尧棠为离开亲人而悲伤，也为冲出家庭而高兴。前面等待他的是一个未知的大城市，有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