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需要经受各种锻炼。所谓百炼成钢，在暴风雨中成长，就是这个道理。希望不经过困难、波折、轻而易举地成名，那是不长进的，没出息的幻想。
——郭沫若
郭沫若学名叫郭开贞，号尚武，字鼎堂。1892年11月16日（农历壬辰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重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虽然经过一个时期的洋务活动，但国不见富强，民愈见贫困。正如郭沫若自己说的那样：“1892年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变法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乐山，后周宣政二年（公元579年）名为嘉州，在四川盆地的西南边缘上。旧府署城北临海棠山麓，因而有“海棠香国”之称。这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宋代文学家苏轼曾游遍这里的山山水水，流连忘返，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清代大诗人王渔洋曾赞不绝口地说：“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历代文人骚客写下了许多诗文赞美这里毓秀钟灵的山川。
从乐山沿大渡河向西南逆流而上，行37.5公里，就到了沙湾镇。沙湾镇依山傍水，景色迷人。郭沫若家的背后，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俗称“二峨”，当地人也叫“绥山”。门前就是波涛滚滚的大渡河，大渡河古名叫“沫水”；沙湾镇下傍水碧如靛的青衣江，古名叫“若水”。郭沫若的笔名“沫若”二字就是取自家乡的两条河名。青衣江古代又称平羌江，也是一条著名的河，李白的诗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写的就是这里。
清晨，岚烟雾霭，罩着半山，空空濛濛；太阳出来后，白雾在山间缭绕，山峰显得更加清秀。奔腾咆哮的大渡河，陶冶和感染着人们豪放的激情。沙湾的乡里人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沙湾镇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很阔的街檐，中间夹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这时的街檐便成为摩肩接踵的市场了。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壩，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人们才移到现在的场。那沙洲上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叫韩王庙。韩王，不知道是韩信，还是韩世忠。
场的南端在相隔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澈的茶溪，从峨眉山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溪水从山上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水是十分清澈的，一切游鱼细石都看得清清楚楚。
沙湾镇尽管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它给人整体的印象比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这就是郭沫若的故乡。
郭沫若小时候，常常面对这远山近水出神。在他的生命中，有像河水一样过剩的精力，他的身心老是勃勃跃动，他有永不衰竭的好奇心、热情和激动。大渡河在屋前奔流，春夏秋冬，不断改变着颜色。在孩子的心目中，河好像是个有生命的东西，那特有的红色河水，波涛汹涌，这大概是头怪兽的血液呢！闭上眼睛，哗啦哗啦，澎湃的水声包围着他。呵，我听见了，听见它的吼叫声了，他从心底里笑开了……跌跌撞撞，拼足力气爬上窗口，太阳升起来了，雾霭渐渐隐去，白雪盖顶的峨眉山耸立在他的眼前，那就是戴白帽的小公鸡吧，怎么一清早就昂着头在生气哩？不，它是在跟天狗哥哥吵嘴，深怕天狗一口把太阳吞掉，怪不得连身边游过去的红象、红龙、红狮子都来不及理睬。“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醒呀！醒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20多年后，这位诗人似乎还记得他孩提时代窗边的清晨……俊美的绥山，多像仰卧着的美女。噢，那是年轻的娘娘，正在中午的大太阳下洗头发，迷人的秀发散披在大渡河里——他想起大人们讲过的那么多神话故事，什么女娲补天，什么凤凰……我看见了，我看见她美丽的脸啦！他激动得心都颤抖了。多么神奇啊，是什么神把天捅成了这么个无边无际的黑窟窿，而且天天如此，要是没有星星，这将多么怕人啊！“天上一颗星，地下一颗心”，呵，闪烁不定的星辰，牛郎、织女、北斗、双子，他数认着，哦，这个最大的可不是什么星星，“月儿啊！你同那黄金梳儿一样。我要想爬上天去，把你取来”……世界的一切呵，人生对他是个谜，他在无垠的宇宙中开始学游泳了。“可怜还是故乡水，呜咽诉予久别情”。多少年后，郭沫若不管在异国他乡，还是在祖国的北土南疆，都永远眷念着他的故乡。
郭沫若对于养育自己的家乡是满怀深情的，他曾多次赞美自己的故乡。他把自己比作是峨眉山上的一滴清泉，随着时代的激流汇人奔腾的大海。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念念不忘峨眉山、大渡河。1928年初，郭沫若在《峨眉山上的白雪》一诗中深切地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
峨眉山上的白雪，
怕已蒙上了那最高的山巅。
那横在山腰的宿雾，
怕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蜿蜒。
我最爱的是在月光之下，
那巍峨的山岳好像要化成紫烟。
还有那一望的迷离的银霭，
笼罩着我那寂静的家园。
啊，那便是我的故乡，
我别后已经十有五年。
那山下的大渡河的流水，
是滔滔不尽的诗篇。
大渡河的流水浩浩荡荡，
皓皓的月轮从那东岸升上。
东岸是一带常绿的浅山，
没有西岸的峨眉那样雄壮。
那渺茫的大渡河的河岸，
也是我少年时爱游的地方。
我站在月光下的乱石之中，
要感受着一片伟大的苍凉。
郭家原籍本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据说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靠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家道几经兴衰，直到郭沫若父亲这一代，才真正成了殷实的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父亲郭朝沛（1853-1939），字膏如，性情耿介，精明能干。早年辍学从商，酿酒，榨油，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甚至贩卖烟土，“所企之业，业无不成”，没到成年就为四世同堂、伯叔共炊的大家庭当家管事，终于把家业重振起来。由于郭朝沛懂一点医术，为人又慷慨大方，乐于免费为别人行医送药，所以深受乡人的敬重。他常常告诫子女：“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这基本的家教内容，从小就在郭沫若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跨进郭家大门，有两副楹联特别引入注目：
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坦率真
事以利人皆德业言堪持赠即文章
这楹联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他家的家风。由于郭朝沛早年辍学，尝到了失学的痛苦，因此他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要求很严格。这对郭沫若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长辈中，对郭沫若幼年时代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杜邀贞（1857-1932），出身于州官门第。郭沫若的外祖父杜琢璋是当时贵州黄平州的州官，后来由于苗民起义，城池失守，全家自杀殉节，幸好有一位姓刘的奶奶搭救了杜邀贞。奶奶带着杜邀贞，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过着困苦的生活。杜邀贞15岁时嫁到郭家。杜邀贞资质聪明，虽然幼年无父无母，没有条件进学读书，但她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背诵许多唐诗宋词。郭沫若后来成为伟大的诗人，是深受他母亲影响的。因此，郭沫若说：“假使我也算得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因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
郭沫若的故居是四川农村中等地主居住的那种类型的房子，坐西向东，有36间房。石头和青砖砌成一个小天井；天井正东是大门，父亲早年经商，所以门额有“郭鸣兴达号”匾额；又因曾祖母年高百岁，所以又有“贞寿之门”的题额。第二进左侧，有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郭沫若就诞生在这里。
郭沫若出生时是脚先下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
郭沫若出生时，已有两兄两姐，另有已死去的两姐一兄，郭沫若排行第八，所以母亲称他为“八儿”，现在家乡人仍称他为“八公”、“八老师”。郭沫若的乳名为“文豹”，寓有胆大、勇武、敏捷的意思。据说母亲受胎时曾梦见过一只小豹子咬她左手的虎口。他幼年时号尚武。杜甫有诗云：“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可见家里是希望他将来能有一番文治武功的作为。他的正式学名叫开贞，在国内外上学时就用这个名字。“开贞”一名，曾被误以为“女士”。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自署笔名“沫若”，意在不忘故土。
郭沫若的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在他记事的时候，记得母亲还背着比他小3岁的弟弟亲自洗他的尿布。郭沫若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是他母亲一个人抚养大的。他母亲虽然是州官家的女儿，但州官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况且他母亲自幼年起就过着艰苦动荡的生活，和穷苦人家的女儿是一样的。母亲嫁到郭家的时候，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由妯娌三人轮流担任。
郭沫若出生在诗情画意的地方，当他诞生的时候，家乡却成了“土匪的巢穴”。因为那时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年代。1894年，郭沫若3岁时，日本侵略中国，发生甲午战争，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00年，他9岁时，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次年订立了屈辱的辛丑条约；1904年，他13岁时，日俄战争在我国土上展开，清政府腐败无能，竟然对日俄战争不闻不问，一任民生涂炭，祖国的大好河山，蒙受深重的灾难。郭沫若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度过的。
幼年的郭沫若受母亲的影响最深。在郭沫若没念书之前，母亲就教他背诵：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这是郭沫若获得的第一次诗教，使他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受到了诗的熏陶。幼小的郭沫若对这样的诗句大概似懂非懂，然而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许这就是他头脑中最早的诗境。
郭沫若从小就很聪明，记性很好。比他大四五岁的哥哥，晚上在家里读《易经》、《书经》，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总是念不熟，但他在灯下一边游戏，一边听哥哥读几遍，就能背诵了。他的聪明，博得了母亲的喜爱，母亲还教他背诵《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首诗，培养和激起了郭沫若读书的兴趣，使郭沫若对上学读书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后来郭沫若曾经说过：“在一生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我以决定性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不仅是向他播下文学种子的最早启蒙者，而且还培养了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母亲是一位受过重重磨难的女性，用郭沫若后来的话说，“她的一生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在郭沫若儿时，母亲常常向他谈起这些，使他多少知道一些民间的疾苦，对社会底层人民产生着同情心理。几十年后，郭沫若写过这样的话：“农夫耕耘时常唱秧歌，我觉得好听。撑船的人和拉纤的人发出欺乃的声音，我佩服他们有力气，冬天不怕冷。牧牛童子横骑在水牛背上吹芦笛，我觉得他们好玩而水牛可怕。”
早年生活的种种感触，对文学家的思想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诗人写诗，常常是触景生情，而诗人的某种感情往往会同自身的生活积累相撞击、相吻合，便会对诗人的情愫发生作用。家乡炭巢里的烧炭工人墨黑的身躯、苍白的脸就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家乡船工号子的声音时刻在他耳畔回响。在郭沫若的思想成长的过程中，劳动者的形象是时时活跃着的。对劳动人民的这种感情，是他后来写出一系列优秀诗作的重要的思想营养。这里，当然离不开母亲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对郭沫若等子女，既慈爱又严格，芭蕉花的故事就是一例。母亲由于长年劳累，身体衰弱，每年秋季总要晕倒一回，旧时称为“晕病”。在郭沫若五六岁的时候，和二哥一起偷偷地摘了别人园内的一朵芭蕉花。据说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当郭沫若把芭蕉花献给母亲，母亲问清了芭蕉花的来历之后，非常生气，立即叫郭沫若和二哥跪在床前，连连叹气地说：“唉，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不一会儿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兄弟二人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一顿。芭蕉花到底没有用上，可是父母对郭沫若等子女的严格教育，确是他认识人生的起点。母亲不仅生育和抚养了他，而且以其善良正直的品质和艰苦卓绝的性格为蓝本塑造了自己的儿子。
郭沫若的父亲早年失学，母亲没有念过书，他们深知失学的痛苦，因此对儿辈的教育很重视，要求也很严格。郭沫若上学很早，1897年春天，这个4岁半的“翩翩少年郎”就上学了。父母在家里专门设立了家塾——绥山山馆，聘请了当地很有名望的沈焕章先生为塾师。
沈焕章先生是犍为县人，他学问渊博，卓识过人，忠于职守，所以在沙湾很受尊敬。郭沫若在父亲的带领下到绥山山馆去拜师发蒙：点燃一对红蜡烛，焚烧三炷香，父亲用手按住他，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三个响头，向执教严格的沈先生拜了师，算是正式发蒙。
绥山山馆的学生总数不过十人上下，大都是自己家里人，但程度却参差不齐。郭沫若开始读的是《三字经》，每天都要背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觉得实在是枯燥无味。上学后的第三天，他就开始逃学，他再也不想念了。在同窗们一片“逃学狗，逃学狗”的笑骂声中，郭沫若被父亲用强制的方法送回学堂。沈先生教书十分严格，他认为自古以来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教育儿童只有一个字，就是“打”。所以沈先生最初在教刑上是十分严厉的。
沈先生有个三尺来长的竹片，是惩罚学生的刑具。郭沫若因顽劣而时常挨先生的竹片打。有一次，郭沫若的头上被打得满是疱块，晚上睡觉时痛得不能就枕，母亲看了之后，心痛得哭了起来。母亲告诉他要好好听沈先生的话，并且找出一顶硬壳旧帽子给他，里面还有四个毡耳。郭沫若高兴极了，以后每天上学他都戴上这顶“铁盔”一样的帽子。先生再打他头时，只是空响，脑袋却一点儿也不痛。但这个秘密很快便被他二哥发现了，一天上学堂的途中，他的“铁盔”被二哥抢了去，他便大哭起来，于是，沈先生也知道了这个秘密。
“打”，不能制服儿童天真活泼的向上心，他们对那无聊、枯燥的学习依然不感兴趣，还是常常逃学。为了解决问题，沈先生对学生改用“诗罚”。一天，郭沫若和同学们背读《易经》、《周礼》，感到枯燥无味，恰好外边天气晴朗，他们乘先生不在时，跑到附近的和尚庙去偷桃。后来此事被沈先生知道了，先生生气地说：“你们不好好背书，出去偷桃，想必书都会了，现在你们就跟我对对子，对不上我就叫你们吃‘笋子炒肉’！”（“笋子炒肉”是沈先生用竹片打学生的刑罚。）
沈先生沉默了一会，说：
“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你们谁能对上，就免罚。”
郭沫若站了起来，和道：
“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
郭沫若刚一对完，沈先生满脸的怒云都飞散了，连连高兴地说：“八公，你有才，要好好读书才是。”
沈先生教书十分严格，甚至动用体罚，但休息时态度却很和善，常和学生一起娱乐。尽管郭沫若时常挨打，但他对沈先生却有着公正的评价，充满感激之情。后来郭沫若曾说：“像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然他起初也打过我们，而且很严厉地打过我们，但那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恶意。因为打就是当时的教育，不是要打我们，是当时的社会要他打我们的。”
郭沫若跟着沈先生白天读经，要背诵《诗经》、《易经》、《书经》、《周礼》等，晚上读诗，沈先生以《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为教材，让他背诗，对对子。这使郭沫若在幼年时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并且受到了诗的熏陶。后来郭沫若回忆道：我记得大概是在6岁的时候，有一天先生和我们在家塾后去钓了鱼回来，先生评字的时候，在纸背上戏写了‘钓鱼’两个字，便向我索对。我在那时候才看了《杨香打虎》的木人戏，便脱口叫出‘打虎’二字。先生竟拍案叫绝，倒把我吓了一跳。我有一个兄长比我大3岁，他想了半天才想出一个‘捉蝶’，先生说勉强可对。后来先生竟向我父亲称赞我，说：“此子出口不凡，将来必成大器。”
再稍大一点儿，郭沫若就能用作对子和简单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现在他的家乡仍流传着郭沫若少年时同学讲述的一个故事。1900年，郭沫若曾有一段时间离开沙湾，到一河之隔的太平场读书。当时的教师是一个姓江的秀才。江秀才原来还开着药铺，只因一次过木桥时，自己牵的马，使对面过桥来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妇女受惊掉进河中，被迫打了半年官司，弄得倾家荡产，只好出来教私塾。有一次江秀才讲《九章》，黑板上留下“涉江”两个字，有事出去了。一个调皮的学生上下加了几个字，改成一个上联：“江秀才涉江冤乎枉乎。”大家喊郭沫若对下联。郭沫若马上在黑板上写：“余童生读书困哉难哉。”余童生是交不起学费而被迫停学的挖煤工人的儿子。郭沫若余意未尽，又在对联下写一首诗：
学海茫茫庭院深，无钱不敢拜大成。
吾望呈师施恩典，同病相邻应有人。
江秀才看了诗，竟深受感动，免了那个穷苦学生的学费。这件事既可以看出郭沫若才思敏捷，又体现出他对贫苦学生有一颗善良的同情心。
在私塾读书期间，经沈先生朱砂笔圈点，郭沫若读的古书有《三字经》、《诗品》、《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唐诗》等。《诗品》和《唐诗》给了他莫大的兴趣。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愈。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很受郭沫若的喜欢。此外，每天晚上，他还喜欢独自翻阅浩繁的史书《资治通鉴》，常常深更半夜手不释卷。父亲很不放心，常常亲自到他房里叮嘱，催他就寝。由于夜晚长时间在油灯下苦读，他的眼睛开始近视。
从时代的大背景看，郭沫若在私塾的学习，受的是科举时代余波的折腾，对身心有些戕害，但与此同时也为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些美好清新的诗句常常油然而生，如《山村即景》：
屋角炊烟起，山腰浓雾眠。
牧童横着笛，村老卖花钿。
再如《茶溪》：
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这两首诗，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山村的自然风光和少年怡然自得的情趣。这是他课余时间的即兴之作，尽管带着童年的稚气，却也看出了郭沫若的才能。
郭沫若的儿童时代，除了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对他影响较大的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大哥。大哥比郭沫若大14岁，名字叫郭开文，字橙坞。在1903年四川废科举兴学校时，郭开文考入成都东文学堂，后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回到四川，先后做过四川省的交通部长、川边驻京代表等。他年轻时性格浪漫，喜欢写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
郭沫若幼年时，他大哥正在成都东文学堂读书，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05年春，大哥被派往日本留学，他很想把郭沫若带去。为此，临行前大哥特地征询了弟弟的意见，弟弟当然求之不得，预备听从哥哥的话，去东洋学实业，将来可以富国强兵，遗憾的是父母舍不得放他而作罢。
郭开文从1903年开始，把自己接触到的“新学”带进了沙湾镇。他从成都采集来的各种新学书籍，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地球韵书》等书报源源不断地涌入家塾。沈先生在郭开文的影响下，也“锐意变法”，他从此开始废除了对学生的刑罚，再也不用刑具打学生了，而且还经常向学生宣讲中国必须变法，走富国强兵之路的道理。沈先生不但教《左传》、《周礼》、《古文观止》，而且还教《地球韵言》、《笔算数学》等，当时上海出版的许多教科书，如地理、地质、东西洋史、国文等，都成了他们家塾里的课本。沈先生这时还破例地收了郭沫若的妹妹和侄女跟他读书，打破了封建社会女子不能进学的陈习。
沈焕章先生是对幼年时代郭沫若影响极深的一个人，他在郭沫若出生前6年已到郭家执教。郭沫若在他门下受教将近10年之久。他对郭沫若的教育，当然主要是在传统的文化知识方面，给郭沫若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旧学的基础。而他的适应潮流、锐意革新的精神和虚怀若谷、以儿童为本位的教学态度给郭沫若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教学中对学生极其严格，一丝不苟，这正是他认真负责、忠于职守的表现。就连他对学生的体罚，也正是他对学生负责的体现。而在教学之外，他对学生十分亲切和蔼，体贴爱护。郭沫若终生对他感念不忘。1919年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在给父母的家信中还提到沈先生，他写道：
沈焕章先生在太平镇主教，真是难得了。沈先生娘也去世了么？元弟信中说是沈先生带着二世兄同孙世兄同居，沈先生一人怎么能够兼顾得这许多呢？又要教书，又要带儿子，又要带孙子，思想起来，不知不觉得便眼泪涔涔的。元弟不妨时常去看望先生，有时更请先生来家耍耍也好。
于此可见他们师生之间感情之笃，也可以看出沈先生对郭沫若影响之深。
家塾革命给绥山山馆带来了自由学习的空气。这些新学，在思想方面和知识方面给年幼的郭沫若开辟了崭新的天地。自从这股新鲜空气流人绥山山馆以后，郭沫若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雨余窗竹图书润，风过瓶梅笔砚香”，家塾大门两边的这副对联，似乎到这时才显得名副其实。他觉得面前出现了一个新世界，诱发他不断地思考。墙壁上挂着的《东亚兴地全图》彩色纷呈，大陆群山海洋，一个东亚就这么大，整个地球又该有多大呢？小小的沙湾，沙湾镇上的我……宇宙之浩瀚与自身之渺小的对比，迫使他渴望得到更多的知识。大哥从省城不断寄来的种种书刊，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的《启蒙画报》对年幼的郭沫若影响最大。《启蒙画报》文字浅显，每段记事都有插图，他喜欢把许多图画临摹下来，涂上各种颜色，然后贴在床头墙壁上细加观赏。《启蒙画报》中所介绍的人物传记、故事，使少年郭沫若开阔了眼界、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拿破仑和俾斯麦的简单传记。尽管这时他还分不清谁是真正的英雄，但这时他的眼界确是大大地扩展了。
在这种“自由学习”的空气中，郭沫若又读了一些所谓的禁书，如《西厢记》、《西湖佳话》、《花月痕》等，这些书的反封建、争取自由的思想，给郭沫若幼小的心灵以莫大的震动。年幼的郭沫若得到大哥的培养，是他日后成才的重要因素。大哥喜欢做诗、刻印、习字、绘画，这些对郭沫若都有影响。看到大哥临摹过的苏字贴，使郭沫若也和书法亲近起来，大哥写苏字连真带草，豪放雄健，这与郭沫若浪漫气息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年幼的郭沫若这时十分崇拜他的大哥，他幻想着有一天也像大哥那样去东洋学实业。
郭沫若曾经说过：“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长兄赐予的。”又说：“我之有今日全是出于我的长兄的栽培。”这样说并不过分。可以说，大哥是郭沫若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师和引路人，对郭沫若的民主思想和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文学爱好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郭沫若终生都对这位大哥怀着敬仰和感激之情，称大哥对他的情意是“世间最难得者”。1936年郭开文于家乡病逝，当时郭沫若远在日本，得到消息后，他是非常悲痛的。1939年郭沫若回乡省父，见到大哥写的《祭母文》等，见物思人，痛哭不已。他在大哥的诗文遗稿上写了一首七律：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轶述阡。
手把遗稿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可见郭沫若对大哥的感情多么深厚。
童年的郭沫若，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优美的自然风光陶冶了他的性情，家庭和家塾的早期教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一方面受着严格的诗教训练，另一方面又较早地经历着资本主义潮流的洗礼，逐渐养成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初步培育了对旧世界反叛的思想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