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7月，卡夫卡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成为一名高中毕业生。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强烈愿望，他一直盼望着，能尽快地从学校的无情压抑中解放出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和精神上的自由。他父亲希望他上大学时学法律，他却明确表示，哲学是他所“选择的职业”。然而，他刚上大学时，却选修了化学，这肯定是波拉克出的主意，因为波拉克也选修了化学。但是在14天以后，他又改变了学习方向，他转到了法律系，开始研读法律。他去听关于“古罗马法律枢密院”的讲座，但是讲座枯燥乏味，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他在不久以后，又改变了学习方向，改听艺术史讲座，学习有关荷兰绘画、基督教的雕刻艺术等课程；特别值得说一句的是，他还去听了骚尼主持的德国语言文学讲座。当时，奥古斯特·骚尼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中，起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负责出版月刊《德国人的劳动》，这份刊物的目的，是要向捷克人宣传“德国人在波西米亚的文化功绩”，引号里的短语就是这份刊物的副标题。骚尼还积极鼓励、支持学生约瑟夫·拿特拉编写文学史，公开为“文学是与人种和地理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进行辩护。这个理论就是要夸大人种、民族的作用，他们还为了这个理论寻找了许多的论据。所有这一些，使卡夫卡迷惑不解。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给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多次对骚尼作了尖锐的批评。卡夫卡对这里的学习生活厌倦了，他再也不愿意在布拉格的德意志大学学习了。他考虑再三，决定去慕尼黑大学深造。不久，他真的去了慕尼黑，并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来，他突然改变了在那里继续学习的计划，究竟为了什么，现在也不清楚。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不愿意把他的业务与职业混为一谈；更大的可能性是父亲海尔曼拒绝为这种“无用”的尝试提供经费。不管是什么原因，卡夫卡还是在布拉格的德意志大学留了下来，没有到外地去。第二学期开始，他又开始重新学习法律。他对法律课程没有任何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有在考试前几个月，才给自己的神经加一些锯末，那些锯末已经被许多嘴巴嚼过。“罗马公民权”、“古罗马法律格言集（第二部分）”、“合法权益”、“固定资产的强行执行法”等讲座，毫无生趣，不会引发人的任何想象。卡夫卡在听这些课时，经常走神，在讲义的空白处乱涂乱写。这些手迹，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卡夫卡自从学习法律以后，感觉到很轻松，好像还清了欠家长的一笔账。他只去听必修课，学习8个学期以后，他得到了必要的学分，这样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从此，他也为做其他事情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在大学期间，他逐渐认清了周围的环境。在同学普里布拉姆的介绍下，他认识了许多工业企业家、教授、豪商巨贾、贵族成员等许多头面人物。这对卡夫卡来说，是一个极好的认识社会的机会。普里布拉姆的父亲是“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的经理，卡夫卡后来在他手下当了一名雇员。
在学期交接的放假期间，卡夫卡几乎总是去农村，看望住在那里的几个亲戚。他去过包赫、施特拉克涅茨，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特里。这个地方很小，它位于麦恩附近。他最喜欢的舅舅西格弗里特在那里当医生。在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很尊敬这个舅舅。他后来写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中，就有这个舅舅的影子。卡夫卡在给马克斯·勃洛特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他在舅舅那里度假的情况：
我骑着摩托车，在广阔的田野上飞驰向前；我在水中尽情地玩耍；有时，我光着膀子，悠闲地躺在池塘边的草丛里；一个姑娘看上了我，她老缠着我，总是没完没了的。她常常和我一起在公园里玩，有时，一直到深更半夜才分手。我在草地上铺上一些干草，还在旁边安起了一只旋转木马，这便是我的玩乐场所了。有时，这里有暴风雨；暴风雨过去以后，许多树苗都伏倒在水中，我就把它们一棵一棵地扶起来，绑好。在牧场放牧，最好玩了。我白天把牛羊群赶出去，晚上，把它们赶回家来。到了晚上，我要么玩台球，一玩起台球，我什么都忘了；要么，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一直走到很远的地方。
在大自然中，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受任何人干扰，是卡夫卡最大的追求和愿望，他常常流连忘返，乐不思归。开学了，卡夫卡不得不回到学校。上学期间，他经常去看捷克剧团、德国剧团的演出。他还常常去听“德国大学生朗读演出会”，去听诗人朗读他们的作品。在那里，卡夫卡结识了马克斯·勃洛特。1902年，勃洛特作了一个关于叔本华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也提到了尼采，把尼采称为骗子。勃洛特后来回忆说：“我做完报告就回家了，卡夫卡陪着我，他比我大一岁，他经常参加其他活动和各种集会，但我们都不太注意对方。要他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的确也是很难的，因为他总是一言不发，外表也极为普通，丝毫也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那次，他十分愿意讲讲心里话，比任何时候都直爽。在路上，我们俩谈个不停，话题是这样引起的：他觉得我在报告中，措词过分生硬，他对此不太满意，对我提出批评。”
卡夫卡通过参加各种活动和结识勃洛特，对尼采发生了兴趣，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卡夫卡受奥斯卡·波拉克的影响，订阅了《艺术看护者》这本半月刊，当时，尼采是该杂志的一名编辑，这份杂志在年轻人当中有着很大的影响。杂志的出版者费迪南德·阿闻那留斯（该人是否真的是杂志的出版者，还有争论）谈到该杂志时说：这杂志代表着“处女般的自然和朴实”。他坚决反对粗制滥造的文学艺术作品，并说，那种作品在经济繁荣年代到处都是。他还说，自然性和大众化是这份杂志的主要特点，通过它，“艺术家将变得纯正、深沉、更接近自然”，等等。可实际上，杂志是“农屋中所有的东西”——俗气、落后，由于杂志的影响，这种市侩风气迅速渗进“日耳曼人民”当中。所谓“纯正”的东西常常落归于单纯，为了表示所谓的重要内容，杂志常常采用疏排法。而且，阿闻那留斯所说的这个艺术观其实是华而不实，它追求十分华丽，甚至是狂热的词藻，而不重视内容的重要性。所以，内容空洞、语言华丽成了这种艺术观的重要特征。杂志上的文字，到处都是“无比强大”、“水晶般朴素思想”、“思维老人”、“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春色”，等等。在这种文风的影响下，卡夫卡也曾经追随这种艺术思潮，模仿那种“追求原始”的魔术，追求华丽，玩弄语言游戏，他得了“语言的精神分裂症”。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了1903年，卡夫卡才慢慢从这个魔掌中摆脱出来，终于回到了真实、朴素的语言世界之中。这个时候他同奥斯卡·波拉克也最后分手了。卡夫卡经过这段弯路以后，认真地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从此，他对外界的任何事物和知识，更加小心谨慎，决不随便拿来，他更加集中精力，详细地、多角度地观察世界。卡夫卡阅读了大量知名作家的日记、生平和书信，如赫伯尔、艾米尔·拜伦、格里尔帕策的日记，爱克曼的谈话录，歌德、格拉伯的书信，德都巴雷、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佐证，等等。卡夫卡阅读这些书的目的，他在1904年谈马克斯·勃洛特的信时讲得很清楚：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生活，它没有任何空隙，它是一层一层向上垒起来的。它垒得这么高，人们就是用望远镜向上看，也看不到它的顶端。看到这样一种生活，人们心里是不会平静的。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良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这倒反而好些，因为，良心对咬它的每一口都会十分敏感。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读那些咬人、刺人的书，如果一本书不能给我们一记闷棍，那么，读这样的书还有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让我们跟你在写作时一样，得到一些快慰吗？天哪，那些让人高兴的书，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写。我们需要的是会使我们悲痛、不快活的书，就好像我们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继续活下去一样；正像我们在森林里一样，我们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接着又被打到了密密匝匝的树丛里面，这也像我们想要自杀一样；书必须是砸碎我们心中冰海的斧子。
这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的强烈愿望，他希望看到一些有益的书，把它们当成斧子，砸碎自己心中的冰海。卡夫卡希望自己有“更加敏感一些的良心”和“更加清醒的头脑”。卡夫卡在这段时期，着手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记一次战斗》，在卡夫卡所有保存下来的作品中，这是他最早创作的小说。小说中写道：“我不想再听片言只语，请从头至尾，把所有的情况统统告诉我，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想再听了。这一点，我得给你讲清楚。不过，对整个情况，我还是想知道的，而且，我还很感兴趣。”卡夫卡始终坚持要了解全面整体的情况，这显然包含有理想的色彩。实际上，年轻的卡夫卡一面希望清醒地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他对世界，对自己也有一些惊诧的感觉。他给马克斯·勃洛特的一封信中写道：
一天下午，我睡了一会午觉，当我醒来时，听到妈妈在阳台上同一个人说话，她问楼下的人：“你在干啥呢？”她的话声是那样柔和，语气是那样自然。楼下，花丛中站着一个妇女，她回答说：“我在这里吃点心呢！”人们是这样有条有理地安排日子，这样自信地过日子，对此，我真是佩服。
卡夫卡对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段文字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写进了《记一次战斗》里。一次，马克斯·勃洛特回忆说，卡夫卡谈到了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他认为在很简单的事中，也有吸引人的魔力。他对一切人为的、杜撰的东西都不屑一顾，不管那些杜撰作品有多么漂亮，所采取的手法多么高明，卡夫卡都有强烈的反感，他只喜欢简单、真实的东西。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卡夫卡还引用了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屋里面，走廊上的湿石块散发出阵阵气味。”卡夫卡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好久，没有做任何解释和补充，好像这个句子中的深奥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卡夫卡之所以对一些小事感到惊奇，主要的原因是，他对那些事物不了解，那些事物对他来说是个难堪的秘密，就像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看到了一些事情，产生一些简单、幼稚的想法。《记一次战斗》里写道：
我没有在任何人身上作恶，也没有别人在我身上胡作非为，但是，总没有人愿意帮助我，我这里没有一个人。
卡夫卡还说过，他对一些事情十分生疏，说：我觉得自己十分虚弱，心情十分不好，因为我老在观察四周的环境，我太累了，我支持不了了，我把脸靠在了树林里的地面上。我确信，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想法都是被逼出来的。
在卡夫卡的眼里，世界还是“堆在一起的杂物”，万物是新世界的组成部分，正如《记一次战斗》所写的：它们硕大无比，但还没有竣工，没有定型，只有在读者的目光中，它们才得到必要的装备，成为完整的世界。《记一次战斗》中写道：
因为我喜欢松林，所以我就穿越森林；因为我喜欢默默地注视星星，天上的星星就以不同的形状，徐徐地向上升去；在我的街对面，离我大概一水之远的地方，我让一座雄伟的高山挺起身来……这个情况十分普遍。尽管如此，我这个栖身在远处灌木枝头上的鸟，在看到它的时候还十分高兴；我太兴奋了，竟忘了让月亮升起来，这个时候，它正躺在高山后面，也许，它正在生气，因为，我耽误了它，忘了让它升起来了。
卡夫卡用冷峻的眼光，对事物作了详尽、细致的观察。从他描写的事物当中，流露出离群索居、远离尘世的特性。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无法理解他的悲观失望、听天由命的处世方式。卡夫卡喜欢把几种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表现在小说里，与梦境差不多，这种方式，正是在他大学期间形成的，他当时的一则日记写道：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次，我坐在劳伦茨山的山背上，心里非常悲伤，我要检查一下，自己对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最大的希望，或者说，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希望，是得到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当然，我还要用笔把这个看法写出来，让别人相信我的这个看法。这两点——得到某一种看法同表达这种看法，是紧密相连的。我对人生的看法是：虽然，人的一生大起大落，有着明显的变化，但是它又是子虚乌有、是梦幻、是游云。想真心实意地了解生活，这也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这好比我要做一张蹩脚的桌子，我在做这张桌子时非常专心，一点都不敢分散精力，免得人家说，桌子对我是可有可无的，是子虚乌有；我在这儿专心地做桌子，别人看了，只能说：“他真的是在做桌子，他敲的每一下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虚无。”这样一来，我在桌子上的每一记敲打就更加有力、坚定，更加真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这么说，这每一记敲打更加疯狂了。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这样去希望得到某件事物，因为，他的希望不是希望，它只是个狡辩，是物化了的子虚乌有，所谓的希望其实是，他给子虚乌有以一点点活泼的表面现象；虽然，他本人还没有故意走近到这子虚乌有之中去，不过，他已经感到，子虚乌有是他的本质要素；这是一种告别方式，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的虚假现象。这个虚假的世界并没有直接欺骗他，而是通过它周围权威人士的话欺骗了他，这样，他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希望。
卡夫卡不断探索人生的真谛，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但同时，他又把人生看成是“梦幻”、“游云”，他要与这个荒诞的世界进行决裂，这同与《艺术看护者》决裂一样。在大学期间，卡夫卡不断思索，他对世界的看法也随之变得无情了。
判决、惩罚、审判，这类选材是卡夫卡后期作品的主要内容。许多人认为，卡夫卡以此为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受了基尔凯郭尔的影响，但实际上，卡夫卡的小说《判决》、《变形记》完成时，还没有接触过基尔凯郭尔的著作，他只是在1913年才开始阅读这个丹麦哲学家的著作的。卡夫卡的这个创作源头很可能是来自弗朗茨·布鲁兰它诺的哲学。当时，这个学者已经告老隐退，很少在公众场合和活动中露面，而他的三个最得意的学生都当上了布拉格的教授。他们都竭力宣传、推广、传播布鲁兰它诺的东正教学说。这三个学生的名字是：语言哲学家安东·马蒂、奥斯卡·克芬斯和阿尔弗雪特·卡斯蒂尔。卡夫卡在大学里的第二学期，就去听了马蒂的讲座。后来，他还经常参加“鲁符雷圈子”的活动，这个民间团体的主要活动是讨论布鲁兰它诺的哲学，卡夫卡在大学期间，连续四年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卡夫卡不善于抽象思维，但他的形象思维能力很发达，这个团体的活动对他有长久的吸引力。
布鲁兰它诺的哲学思想是把人的心理现象分成三个基本等级：“想象”、“判断”、“情感活动”。他认为一个人只有选择“已经正确认识的道德行为”，这样，他才能进行“判断”。布鲁兰它诺哲学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影响，它对一个人道德行为的基础——“想象”和“情感活动”没有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和论证，它只是简单地强调自我剖析，把自我剖析看成是判断的前提。深受这种哲学思想影响的卡夫卡，对自己也进行了自我剖析，他认为“我们像搜查鼹鼠一样去检查我们自己，当我们最后从隐藏的、用沙土造的地窖里走出来的时候，都蓬头垢面，身上沾满了污垢”。自我剖析，这也是卡夫卡所处的环境所要求的。当时的整个环境都充满了杀机，人们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只有在自我的王国中才能找到庇护所。因此，不断的反省是必不可少的，“判断”是“已得到正确认识道德行为”的前提，为了得到和不断巩固这个前提，卡夫卡花了漫长的时间，他说：“我们在不停地装饰自己，暗暗希望这些修饰品能成为我们的本质特征，当别人问起我们的生活目的时，我们总是习惯地摊开双手，好像对某一事情下断言，是荒唐可笑的、是多此一举。”毫无疑问，布鲁兰它诺的思想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卡夫卡。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卡夫卡在大学毕业以后，很少如此深入地研究其他哲学流派。他在当时的大量日记中，对布鲁兰它诺的哲学进行了多次描述，并把这些思想渗透到他当时和以后的很多作品中。各种哲学思想也逐渐地指导了他的思想，影响到他的生活和行动。卡夫卡遇事迟疑不决，经常进行自我剖析，喜欢作判断，对一切事物感到既陌生又好奇，胆怯地躲避别人，疏远自己，同时又渴望与别人建立友谊，这就是卡夫卡的性格特点。造成这种性格，布鲁兰它诺的哲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卡夫卡大学生活的最后几个学期里，由于学习非常紧张，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发展到后来，根本不能适应快节奏的学习生活。1905年7月初，他不得不去楚克曼特尔，在那里的一家疗养院进行疗养。楚克曼特尔是个小镇，它周围覆盖着大片森林和许多湖泊。卡夫卡想到这里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调整一下绷紧的神经。在他给马克斯·勃洛特的一封信中提到这次疗养：“我到西里西亚才四个星期，就同周围的人打得火热，我经常和一些妇女打交道，我变得活跃了……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妇女这样近乎过，只有两件事除外，一次是在楚克曼特尔，那一次，她是成年的妇女，我还是个孩子；另一件事是在里伐。”卡夫卡信中提到的两次艳遇，其中第一次就发生在1905年到1906年之间，他先后两次到楚克曼特尔疗养；另一次是在1913年，这两次都是卡夫卡一个人去的。后来，卡夫卡以楚克曼特尔的艳遇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乡村的婚事准备》（这部小说没有完稿，卡夫卡的很多小说都没有完稿），他在这部小说中，借助于主人公拉邦之口，影射了布拉格沉闷的生活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心理：“在城市里，对一切已无益的东西，都可以扔掉，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是不这么做，人们倒会自怨自艾，吃起后悔药来。以后，那些人就该知道怎么办了。”后来很多研究卡夫卡的学者说：《乡村的婚事准备》，是卡夫卡胆怯地为自己的第一次爱情树起的一座纪念碑。
在楚克曼特尔的疗养结束以后，卡夫卡回到了学校，开始准备毕业考试了。最后冲刺阶段的复习、考试是十分紧张、可怕的，他“全神贯注地给自己添加养料”。他撰写博士论文时，系里指派阿尔弗里特·魏伯尔担任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这位教授是刚从外地调来不久的，他主讲“国家法”、“民事法”和“政治经济学”，卡夫卡通过这位教授，还学了一些保险业务的知识，这对他以后在工人事务保险事务所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卡夫卡的考试记录很简单，上面写着：卡夫卡的论文答辩获得通过，考试委员会共有五票，三票赞成，两票反对。
毕业之后，卡夫卡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今后的求职方向问题，然而，他没有打定主意，徘徊不定。开始，他在布拉格的一家律师顾问所工作，同年秋天，他开始了“法律事务见习”，这是学法律的毕业生所必修的，见习期为一年，后来卡夫卡从没谈起过这一年的经历，他只说在文学创作上一事无成。他选择职业的标准是，他所干的工作既要保证他的自主，不再依靠家庭的接济，而且能够有足够的工余时间，以便他搞文学创作，他要干一项不是工作的工作，同时能挣到足够的钱，为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所以，在见习期满后，他先后拟定了好多计划，如：学习西班牙语，到去维也纳之前的出国培训班学习，或者去南美洲旅游等等。这些计划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要远离布拉格，并且去得越远越好。经过反复琢磨、酝酿，1907年10月1日，他终于接受了布拉格保险事务协会保险事务署对他的聘请，成了该署的一名临时雇员。
卡夫卡从此开始了独立的生活，这在他一生中，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他接触社会后，他几乎没有离开布拉格。布拉格的社会环境，给他的性格和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他上学期间也存在的，但是在那时，这种影响是片面的，仅在某些领域里。然而，在卡夫卡见习期间和就业之后，这种影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它们是无孔不入的，能改变任何事物的。
在当时的布拉格，大体主要由三类人构成，一是德国人，二是捷克人，三是犹太人。居住在布拉格的德国人，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独立的。卡夫卡在作品中，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当时，虽然德国人还占据着布拉格社会上所有重要的职务，但是他们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却是越来越小了，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他们多数是工业家、地主、董事、银行家、大商人和富有的市民。在文化领域里，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了。然而，从小讲德语的青年一代，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他们感到老一辈在文化领域里变得麻木不仁，在很大程度上对老一辈不满，所以这些年轻的德语作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就大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模式——反对前一辈人在精神上的麻木不仁。这些年轻的德国作家抱成一团，很少让捷克作家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在自己的社交圈里互相吹捧，所以，他们很少发现有才华的捷克作家，甚至有天赋的作家也常常被拒之于门外。捷克作家们也自然地抱成一团，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开展活动。没有一个德国作家精通捷克语。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德国人和捷克人两大阵营中，犹太人是无依无靠的，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
早在1897年，反犹太主义的奠基人台奥多·海策尔就嘲弄犹太人说：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那些犹太小人，他们是一群乖乖听话的商人，在沉寂的布拉格居民中，他们是最缄默的人。在布拉格，人们骂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捷克人，在扎茨和艾格尔，人们也骂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他们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呢？他们当中，有些想成为德国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这么做，捷克人就向他们猛扑过去，反之，他们想成为捷克人时，德国人也向他们猛扑过去……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波西米亚犹太人十分尴尬的处境，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遭人白眼，为什么他们为人效劳却得不到好报。波西米亚的这两个民族，捷克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很早就不满犹太人，在他们当中流传着一个贬低犹太人的故事：两辆邮政马车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相遇了，两辆车上都坐着一个犹太人。两个驭手各不相让，他们挥舞着马鞭向对方吆喝道：“你抽我车上的那个犹太人，我抽你车上的那个犹太人！”现在，波西米亚人把这个故事改变了一下，他们在故事末尾加上这么一句话：“我也抽我自己车上的犹太人！”
帕孚尔·艾斯纳对布拉格犹太人的境况及他们的排外情绪作了较为准确的概括，他把犹太人的生活状况比喻为：从宗教隔离区进入社会隔离区。在那些犹太人中，他们对宗教的信仰被文化、社会关系代替了，商业上的交往代替了一切。这代犹太人没有给子女留下分文遗产。卡夫卡在《致父亲》中，就称自己是“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卡夫卡对父亲既憎恨又爱戴，所以他在继承权这个问题上，更多地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而忽视了普遍状况，因为当时布拉格的大部分犹太人家都是这种状况。但是，卡夫卡在其他的许多方面，对社会的普遍情况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的。
在布拉格，几乎每一个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加入某个党派，只有卡夫卡例外，他终生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他拒绝了一切团体、政党向他发出的邀请。在党团与个人的交界线上，人们不可能对事物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能以批评的目光来观察一切。正因为卡夫卡对许多事物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对他们持中立的态度，不能对他们进行客观的批评，所以，他总认为自己“胡乱写就的东西”价值不高，对自己的作品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卡夫卡在后来的日记中说：“我很少离开过个人与团体之间的交界地带，与其说我是在这个孤独地带生活，倒不如说我是在这个交界地带落户，同鲁滨逊的小岛相比，我这个地方气氛活跃得多，风光也很好。”
与卡夫卡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在题材和内容上与卡夫卡是不同的，他们的作品都回避了孤独、寂寞的内容。在布拉格的这种环境里，产生了许多下流低劣的作品，作品里充满了大量的色情和压制性欲导致变态的描写，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杀人犯、麻疯病患者、开妓馆的男人、性格十分怪癖的人、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幽灵、互相酷似的人、癫痫病患者、白痴、侏儒……作者为了逃避现实，才描写这些怪人，他们使用的文字，好像是喷过香水的文字杂技，里面含有大量的牵强附会的比喻和故弄玄虚、矫揉造作的形容词。几乎所有的布拉格学派的作品，都不能摆脱这种语言风格的影响，这些作品好像很有文采，词汇好像很丰富，但这正是语言贫乏和拙劣文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同卡夫卡冷静、朴素、精炼的语言有天壤之别。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同代作家对他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很多人不赞同他，但也有人对他十分欣赏。卡夫卡与布拉格学派区别开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由德语在布拉格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弗利茨·冒特纳说过：“波西米亚的德国人被当地的捷克人包围了，他们说的德语是干瘪的，它不但缺乏大量具有当地特色的词汇，而且没有灵活的口语形式，他们的语言是贫乏的。”在当地的居民来看，“布拉格德语”在当地的各种语言中是首屈一指、独占鳌头的，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与它媲美。但是，“布拉格德语”不仅在发音上，而且在语法结构上，特别是在词汇方面，都同标准的德语有明显的区别。当时，在一家名叫《波赫米亚》报纸当编辑的亨利希·特威尔斯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语言就像一条河，它流到我们这里，都快全部渗到沙泥中去了，我们不是天生的德国人，我们是经过培训后，才成为德国人的。”在种族隔离的环境下，布拉格德语，越来越成为国家资助的节日用语了，在这种语言里，滥用词汇、堆砌形容词和修饰语的现象非常普遍。
卡夫卡是在旧城区里长大的，广泛地接触了捷克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能熟练地用捷克语交谈和写作，这是布拉格学派当中的任何作家都做不到的。卡夫卡在文学创作中，十分注意语言的纯正性，很少用外来语，他的句子结构自然平淡，用词简洁朴素。与《艺术看护者》的偏激文风决裂以后，他决定尊重客观事实，从生活和人民中吸取养料，寻找语言素材。在卡夫卡创作初期，他在作品中还对事物的外貌进行比较详细的描写，并进行一些评论，后来，“宛如”、“好像”之类的比较连词逐渐消失了（而布拉格学派的作家恰恰过多地动用这些词），他认为，每个字都有其内在的力量和含义，作者不用进行过多的描写和评论。在卡夫卡的主要作品中，描写和评论都不见了，它要求读者自己去思考、评论。他的这种特征受到了当时很多作家的责难，这也正是卡夫卡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