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管道
要探讨对外直接投资，首先看什么是对外直接投资。所谓对外直接投资，英文叫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是指企业通过跨国经营方式形成国际资本转移。
一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取得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控制权，方式包括输出资本、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是跨国公司。在过去，跨国公司投资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日本、美国和欧盟。我国经济迅速崛起，配合外汇储备的有效使用，今后应当大力发展跨国公司。这就是说，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管道，提高投资效率，不仅仅是为分散美元投资风险，更应该把它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否则，依然像过去那样把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任凭美元贬值冲击我国经济，就不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那么，怎样才能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管道呢？最主要的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鼓励企业在利用当地资源，开拓当地市场
这样，由于投资和收益都用所在国货币结算，实际上就能减少美元汇入，降低美元资产储备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总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相反还能增强我国对全球实物资产的控制力，比直接拥有一大批纸币实在得多。
尤其是，目前我国的一些传统加工产业市场已基本饱和，贸易顺差今后必然要下降。通过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较好地避开国外对我国产品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带动我国国内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和配套设备出口，既能减少我国产品出口盲目性，又能提高产品附加值。
更不用说，通过有针对性地投资国外的资源性行业，会有效利用当地资源弥补我国国内资源短缺，实现互补了。
二是注重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
道理很简单，只有有效投资才能实实在在地扩大经营投资成果，至少是确保原有经济成果。
其中，尤其是要把目光瞄准全球一些质地良好但经营发生暂时困难的企业，对其进行股权投资。通过在工业发达和技术先进的国家收购企业或购买股份，直接经营或参与管理，最直接地吸收其中的先进技术，掌握有效管理经验。这种进入方式既比较简单，又能得到所在国政府支持，容易控制投资风险。
三是进一步拓展海处投资思路
具体地说，海外投资并非一定要用外汇储备去国外投资，也可以是对外国公司发行人民币债券和股票，或者吸引外国企业来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股票。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我国用人民币投资外国企业，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和债权人。
容易看出，这种做法一方面意味着政府承担了汇率变动风险；另一方面也表明，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美元等国际货币，是人民币走向国际的一部分。两相比较，政府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适当承担一点汇率变动风险是应该的。
综上所述，我国要想避开美元陷阱，并不意味着非得与美元或美国“作对”。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就一直未能受到实质性动摇，即使全球第二大货币欧元出现后也是如此。更何况，全球经济大国日本也不敢轻易让本国货币与美元抗衡，这其中都是有原因和策略的。
换句话说，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最大，受美元陷阱侵害最深的背景下，要想避开美元陷阱，更应该采取的策略是避其锋芒，而不是用“硬碰硬”。如果能做好以下三件事，就能基本获得最终效果了：一是通过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减少出口，有效降低外汇储备规模；二是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单纯地把钱存在银行里（购买美国国债）；三是提高人民币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结算比重，对外直接投资是其中之一。
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应该主要瞄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尤其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
如果这种投资还无法抵消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那就应当由我国金融机构出面对海外企业进行并购，股权和债权投资，发放贷款，增加对外援助，为国际金融组织和区域金融组织提供资金，增加政府海外采购等，其作用也是大同小异的。
规范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改革开放同步，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还很短暂，因而问题不少，亟须规范。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起步阶段。当时我国外汇储备非常稀缺，所以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省级外贸公司开始纷纷走出国门，迈出全球化经营步伐。
三是1991年到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从工程承包和外贸公司向大型工商企业转移，直接在海外采购和销售。
四是2004年以来庞大的外汇储备支撑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形成系统性。2007年成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标志着我国开始从外商投资接收国变成纯资本输出国。
目前来看，以国有企业为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拍脑袋想‘项目’，亏损了谁也不负责”。
毫无疑问，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但如果缺少必要的问责，本来为了避开美元陷阱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就可能会成为水漂。例如2008年，我国68家中央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曝出114亿美元的巨额浮亏，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和中钢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全都榜上有名。
从资料上看，2010年年末我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达1.6万家，投资覆盖率72.7%，对外投资累计净额3172亿美元，位于全球第17位。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和英国，跃居全球第5位。
为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行为，2011年6月27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对外公布酝酿了多年的《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这两份文件规定，我国中央企业及其各级独资和控股企业在境外用各种形式出资形成的国有权益，如果在管理失控、越权投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都应当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具体地说，会被追究相关责任的是以下七种情形：违规出借银行账户；越权或违规投资、调度、使用资金和处置资产；内部控制防范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有账外业务和账外资产；通过不正当交易转移利润；挪用或截留应交收益；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报告重大事项。
更通俗地说，各中央企业从2011年7月1日起都必须对海外投资失误埋单，而这正是过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气氛高涨，效益不佳却又问责不力的薄弱环节。
规范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目的，是压缩、合理和有效使用我国外汇储备。按理说，要实现这一目标最简单的方法是停止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真的这样做，有可能会对我国出口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不是完全不加干预，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减少干预，同时把外汇储备用于对外直接投资。这样，既不会一下子冲击我国出口行业，又能获取应有收益。
在这种折中办法下，我国贸易顺差依然存在，但会比过去少得多。因为就在我国继续增加的这部分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分流到了对外投资上。总之，不主张把钱放在那里全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以免进一步落入美元陷阱。
要知道，只要我国存在1美元的贸易顺差，就意味着我国国民财富将会造成几毛钱的损失。如果是政府通过出口退税政策谋求这种贸易顺差的，说明我国国民财富的损失就更大。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问道，政府既然把5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出口退税，那为什么不干脆用这5000亿元直接购买海外市场销售不畅的出口商品分给老百姓呢？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出口商利益，又可以减少贸易顺差，不至于因为外汇储备过多造成更大损失。
从数量上看，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要想走出美元陷阱能想的办法并不多，否则也就不说是“陷阱”了。不过虽说已经陷入陷阱，就表明也不至于完全动弹不得，也是可以在陷阱里走来走去的，只是很难跳出来。
怎样在陷阱里面“走来走去”呢？余永定给出的方案是：在外汇储备存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改善期限结构，具体地是通过增加短期美元国债，减少长期美元国债来增强灵活性。另一方面，从外汇储备资产的种类看，有必要减少政府机构外债比重，多买一些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
当然，我国要想这样做，美国一定不会同意，这样我国就应当要求美国对我国所持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提供必要保证。如果美国不答应，或者这种保证也不可靠，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存量，抛售部分美国国债，同时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配套规范的对外投资方法把过多的外汇储备花出去。
虽然这样做美国会不高兴，也有一定风险，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总比放在那里一天比一天少要好得多。
规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内投资尚且存在着许多风险，赴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投资，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更多。所以，要保证这种投资的安全性和可靠收益，非常有必要规避投资陷阱，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血本无归，甚至连带损害我国企业的国际声誉。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外部经济环境不了解
投资需要知己知彼，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风险在于我国企业对所在国经济环境了解有限，这是致命伤。
因为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如果不是追加投资，总会带有一定的超前性。如果企业这方面前期工作没做好或者产生误判，就可能会从根本上影响投资安全和效益。
虽说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很快，但过去基本上局限于对外贸易方面；虽然国外来华投资不少，但走出去赴国外投资的经验十分缺乏，并且这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普遍性。
想当初日本在海外投资高速增长时，主要是依仗着技术上有明显优势，结果就是因为对国际经济环境了解不够而付出了沉重代价，有相当一部分投资算是交了“学费”。
二是对国外投资市场不了解
除了了解投资国的经济环境外，对当地投资市场不了解也很容易导致投资失败，甚至血本无归。
例如，我国一家企业收购澳大利亚一个煤矿后，便在当地宣称自己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殊不知，煤炭行业因为破坏生态环境，在当地的声誉并不好，而你现在居然号称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这就更加败坏了自己的声誉。
类似的情况很多，如我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地权官司、秘鲁的劳工与环境争端和安哥拉部分国民对中国人的反感等，都在当地造成了极大影响。
三是故意回避成熟市场经济国家
数据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除了避税港如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以外，大量集中在法制不完善和腐败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故意回避管理制度完善和成熟度高的市场经济国家，这并不是一种好现象。
我国有许多企业在这些政治独裁和社会腐败的国家投资可谓如鱼得水，并且还原封不动地把一些国内贿赂地方官员的做法带到国外，有些甚至公开声称能够“搞定”部长甚至总统，实际上这些做法非常危险。一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上被人看作是在“传播腐败机制”，就必定会留下恶劣印象，这些企业的处境今后将会变得十分艰难。
四是国有企业身份弊大于利
我国赴海外投资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比重很高，其中中央企业占投资总额的63%，数量上占20%。究其原因，国有企业规模大，现金流充裕，又容易获得外汇额度。这些企业自以为市场化程度高，不再听命于政府部门，但在外国政府和民众眼里并不这么看，尤其是一些国家的敏感行业和资源领域是排斥我国国有企业进入的。
例如，我国有家著名国有企业投资美国一个敏感行业项目时，虽然专门聘请了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商业律师帮助与政府和国会沟通，但最终还是遭到了否决。原因之一就在于这家企业的国有背景。
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比重，这样的对外投资效益更好。
五是交友不慎
对外直接投资免不了要与所在国政府打交道，这种投资除了要关心是否有利可图与是否有利于当事国政府和人民外，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方方面面。
例如，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人权高于主权，而我国则强烈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如果我国的海外投资与集权政府走得过近，就会影响到产品在西方国家的销售。要知道，独裁政府最终是要垮台的，所以这种投资应当从长计议。
六是审批环节过多
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要经过三个部门审批：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外汇额度，国家商务部发放营运执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判断国家利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这些环节都是多余的。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外汇审批应当逐步放开。国家商务部与其发放运营执照，还不如利用自身广泛的驻外机构网络，为这些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更有用。
七是对国际炒家防不胜防
国际金融炒家的胡搅蛮缠，令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的中国对外投资防不胜防，屡屡受挫，常常被搞得晕头转向。
据著名金融学家郎咸平研究，2007年到2008年间国际石油价格从每桶55美元一路攀升到147美元然后又跌到40美元左右，我国有许多对外投资项目是这些高油价的埋单者，而俄罗斯企业则成为低油价的受害者，最大的获益者是国际金融炒家如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等。
例如，2007年我国对外收购矿产8次，2008年21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油价高达每桶147美元之前签订的合同。这时候我国企业大量走出去从事各种收购，实际上是典型的股票炒作中的“追高”行为。而这些行为主要是上述国际炒家安排的，等到我国企业签下远期合约后，国际金融炒家就开始安排价格下跌，一直下跌到每桶35美元左右，从而彻底套牢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金融炒家从中一下子就赚了几千亿美元。
从本质上看，这些国际金融炒家的战略思想是要取得石油等大宗商品定价权。因为他们不可能拥有货币发行权，但通过这种办法却能与美元陷阱有异曲同工之效——通过货币贬值攫取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可谓阴险毒辣之极。
令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
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竞争性行业，是基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效益而言的。
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在国内竞争性行业中与民争利，大大增加了外贸出口，形成了过多的外汇储备。在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过大的背景下，这种出口积累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使得我国在美元陷阱中越来越被动，资产价值越变越少，可谓得不偿失。
二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大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可是其收益实在不敢恭维，有时候不但不能获取收益，还要把负担转嫁给全体国民。所以，这些企业还不如不投资。
例如，2010年年末我国三大石油公司投资海外的油田及工程项目一共有144个，投资金额累计高达700亿美元（约4480亿元人民币），其中2/3是亏损的。也就是说，这些对外投资不但谈不上效益，而且成了社会财富的耗损者。令人痛心的是，不仅石油石化行业是这样，其他行业的业绩同样不堪入目。
因为是国有企业，所以他们的这些亏损最终都将转嫁给政府和国民。例如，2010年中国铁建集团在沙特阿拉伯建设的朝圣铁路巨亏42亿元，最终就被转嫁给母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让全体纳税人埋单；中冶集团2007年兼并重组唐山恒通集团，到2010年短短4年间就亏损了56亿元，总负债超过120亿元；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在波兰因为低价竞标，贸然上马项目而声名狼藉，2011年5月在波兰高速公路项目中拖欠费用，引发多起分包商游行示威和烧砸办公场所等暴力事件。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直属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问题丛生，而这主要表现为内部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管理混乱、成本核算不清和对投资结果充斥着虚妄的傲慢，根本不适应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化竞争。
三是这些国有企业的国内投资效益同样不敢恭维，并且有这样的规律：国有企业如果不是依仗其垄断和特殊地位，一般来说其投资效益绝对比不上私营企业。
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天然捍卫者，对别人（哪怕是国家）的利益都不会比自己的上心。正如俗话所说，“吃自己的吓出汗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
不用说，任何企业都要赢利，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可是如果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盈利效果不理想，甚至一再“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么退出这样的竞争性行业就是理所当然的。不幸的是，从实践中看，这种不理想的盈利状况比比皆是。
据天则研究所的分析报告，2001年到2008年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利4.9万亿元，2008年比2001年利润增长2.79倍，净利润增长3.25倍。可是，这并没有包括在此期间应缴少缴的利息、地租、资源税和获得的财政补贴6.48万亿元在内，否则，这些企业在此期间的净资产收益率就是-6.2%——不但没有利润，相反亏损严重！
这些亏损靠谁来弥补，当然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全体国民头上。其中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会大量消耗外汇储备，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也不为过。
为什么会有应缴少缴项目呢？实际上只有这样才会形成所谓的利润，最终被花费在企业高官和员工福利等方面。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员工的高收入来源并不是利润，而是在吃成本。
再从国内百姓的生活看，我国要远远低于美国，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国有企业在与民争利。在美国，就连石油和军工企业都是私人创办的。所以专家建议，我国应该放开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所有盈利行业，让私人投资进入，国有投资只能被限制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领域。
果然如此的话，我国的出口创汇就会大大减少，也用不着像目前这样因为外汇储备过多而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