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盐专卖思想
宋代，禁榷收入成为财政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其中的茶、盐专卖收入。如欧阳修云：“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欧阳修全集》卷45《通进司上书》。宋高宗也说：“国家养兵，全在茶、盐以助经费。”《宋会要·食货》32之22.正如叶适所言，宋朝是“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劳苦议乎盐、茗、榷货之间而未得也”《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南宋更是到了“舍茶、盐则无以立国”《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1《茶盐》。。正由于茶、盐之入在财政中的举足轻重之地位，所以宋廷特别重视垄断茶、盐之利，严厉实行管制政策，制定了不少法令条文，禁止私产私贩，违者予以重惩。
宋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茶的垄断高额利润，自宋初就制定了严厉的茶法。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八月规定：民匿茶“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值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仗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长编》卷5.。太宗时茶禁稍放宽：“民间私茶减本犯人罪之半”《长编》卷18.；官吏盗贩官茶，“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如卖“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宋代对茶叶“民私蓄贩皆有禁”，“告捕私茶皆有赏。然约束愈密，而冒禁愈蕃”。虽是“岁报刑辟，不可胜数”《长编》卷188.，和私盐一样，禁而不止。尤其南宋时，由于引价、茶价不断增高，贩私茶者日多，官府虽密设巡防，严于追捕，但“盗贩茶者多辄千余，少亦百数，负者一夫，而卫者两夫，横刀揭斧，叫呼踊跃，以自震其威”王质：《雪山集》卷3《论镇资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甚至从私茶商贩，走上了武装反抗政府的斗争。
宋代，盐利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为维护国家对盐利的独占，政府制定了各种禁榷法令，禁止私人经营和侵犯国家专利，并以严刑酷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宋自立国初，就立峻法严禁私盐。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诏：“私炼盐者，三斤死；擅货官盐入禁法地分者，十斤死。”《宋会要·食货》23之18.尔后虽然放宽对私盐的惩罚，私盐之罪已无死刑，但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仍然规定：“持杖盗贩私盐者，三人已上持杖及头首并处死。若遇官司擒捕，辄敢拒捍者，虽不持杖，亦处死。”《宋会要·食货》23之20.即对结伙武装私贩和拒捕者一律处以死刑。
南宋初年，朝廷“养兵全仰茶盐课入”，所以对私盐之罪“常法外重行断治”《宋会要·食货》26之5.。如宋廷规定：“亭户辄将煎到盐货，冒法与私贩军兵百姓交易，不以多寡，并决脊配广南牢城，不以赦降原减”⑨《宋会要·食货》26之15.；“不系亭户而冒法私自煎盐，公行交易，即与亭户盗卖事体无异”，“所犯盐数不以多寡，并行决配”《宋会要·食货》26之15~16.；“官员、民庶辄于亭户或无引人处买到盐货，不以兴贩食用，皆是私盐”⑨《宋会要·食货》26之15.。
宋廷不仅对私盐的生产、贩运、销售、消费予以严厉禁止，而且还制定了严密的法规，防范私盐的生产与贩运，从源头上杜绝私盐。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六月，提领榷货务都茶场叶衡就建议禁私盐当从禁私盐生产开始：“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然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者，皆私贩有以害之也。欲禁私贩之害，当自煮海之地为之限制……如此则虽不必禁捕私贩，而私贩当自绝矣。”《宋会要·食货》27之33.这种思想是很有见地的，即禁私盐贩运是治标，禁私盐生产是治本，因为如私盐生产禁绝了，货源没了，私贩自然而然也消失了。他的思想反映了两宋禁绝私盐的治理措施：如宋廷在各盐场设官置吏，“且每场必有巡检，以为警察” 《宋会要·食货》27之11.，加强对盐生产的监督。“诸场将亭户结甲递相委保觉察。如复敢私买卖，许诸色人陈告，依条给赏，同甲坐罪。如甲内有首者免罪，亦与支赏”。《宋会要·食货》27之23.官府在非产盐区的碱卤之地，派兵巡防，“巡捉私盐”《长编》卷330.，以防百姓私煎私贩卤盐。
除严防生产私盐外，宋廷亦采取了防范私盐贩运的措施，广置巡检、县尉，以缉私盐贩运。地方巡尉既有“捉贼”职责，又负责“巡捉私茶盐”《宋会要·职官》48之122.。南宋绍兴初年更明确规定“诸路添置武尉衔内并带兼巡捉私茶盐”《宋会要·职官》48之69~70.，使巡尉缉捉私盐成为其重要的职责。
宋廷为了督促官吏尽职尽责防治私盐，并鼓励知情人告奸举报，制定了一系列的奖惩法规。如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规定：“捕盗官获私盐最多者”，“于常法外论赏”《宋会要·食货》24之19.。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亦诏：“诸处弓兵获到私贩茶盐，如事状明白，依时给赏。”《宋会要·职官》48之78.与此相反，官吏如在缉捉私盐中失职，则要受到惩罚。如徽宗政和敕规定：“诸巡捕使臣透漏私有盐一百斤，罚俸一月，每五十斤加一等，至三月止。及一千五百斤仍差替，二千五百斤展磨勘二年，每千斤加半年，及五千斤降一官，仍冲替，三万斤奏裁。”《宋会要·食货》26之4.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诏：“盐地分巡检不觉察亭户隐缩私煎、盗卖盐者，杖一百；监官、催煎官减二等；内巡检仍依法计数冲替，余路依此。”《宋会要·食货》26之3.
宋廷在缉拿私盐中重视采用告奸举报的手段，以提高缉拿破案率，并对生产和贩卖私盐者形成高压态势。如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规定：“应告捕获私盐，除准价支赏外，将别理赏钱，如不及十斤一贯，十斤倍之；每十斤加二贯，至百贯止。”《宋会要·食货》24之29.南宋时又提高了赏格，《庆元条法事类》卷28《茶盐矾》规定：“诸色人告获私有盐茶及将通商界盐入禁地，官盐入别县界者，准价以官钱支给；不满一百斤全给，一百斤以上给一百斤，二百斤以上给五分。”“告获知情、引领、交易、停藏、负载私茶盐者，笞罪钱二十贯，杖罪钱五十贯，徒罪钱一百贯”。
宋代私盐禁法不可谓不详备，既有严厉的惩罚生产、贩卖私盐禁法，又有严密的防范生产、贩卖私盐之法，还有奖励告奸举报者、奖惩缉捉私盐中尽职或失职官吏的条例，但宋代私盐不但禁而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问题是巨额的利益使人冒死犯禁，铤而走险。正如朱熹所言：“其私盐常贱，而官盐常贵，利之所在，虽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贩私盐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舡搬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8《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而且宋代吏治腐败，官吏玩忽职守，甚至“通同隐庇私贩，或自行贩卖”《宋会要·食货》27之12.。其结果形成这样的局面：“刑重，则民思苟免而竭力拒捕；不分强窃，则民知等罚而务结群党。是故贩盐之人千百为群，州县之力无能禁止。”范纯仁：《范忠宣奏议》卷上《奏减江淮诸路盐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且“捕盗者既畏其威众，或得其赂，故多纵而不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
二、对外贸易管制思想
宋代的对外贸易，从地域上分为周边贸易和海外贸易。由于两宋特有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两种贸易均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前者主要指与北边的契丹辽国、女真金国和西北的党项夏国开展缘边榷场贸易。宋与辽、西夏、金的周边贸易，皆置榷场，派官专掌，在双方官府的监督下，根据双方官府的需要互通有无。由于两宋与辽、夏、金处于敌对状态，所以禁条甚多。后者主要指与亚、非、欧三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贸易。由于北方和西北方辽、夏、金的阻隔，唐朝时盛极一时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宋代已不通畅。宋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扩大。宋政府为了垄断海外贸易，独占这项贸易的高额利润，强化海外贸易的管理，通过市舶司，制订了专门的“市舶条例”，对海外贸易及相关事项作了详细的规定。以下就宋代对周边贸易和海外贸易的管制做一简要介绍。
（一）周边贸易管制
北宋为控制与辽国的边贸，相继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置河北四榷司，立法严禁民间“非法贸易”。由于“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苏辙集·栾城集》卷42《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所以自宋初就严禁铜钱入北界，凡“载钱出中国界及一贯文，罪处死”《乐全集》卷26《论钱禁铜法事》。。古代马匹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边贸中马匹是禁止买卖的。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诏：雄州容城、归信县民，“毋得市马出城，犯者以违制论”《长编》卷167.。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因边境“私贩者众”，又“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⑦《宋史》卷186《食货下八》。。宋与西夏由于经常处于交战状态，边贸时停时开，当时所谓民间的“非法贸易”主要指西夏以青白盐与汉“交易谷麦”。私盐本就是宋代的违禁商品，为法律所严厉禁止。更不用说外盐走私入境，那所受到的处罚又重于内地私盐。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诏：“自陕以西有私市青白盐者，皆坐死。”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太祖太宗经制西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刑部对“犯外界青白及颗盐”的惩罚又做了详细的规定：“一两杖八十……一百二十斤绞。再犯杖，邻州编管；再犯徒，一犯流，皆配本城。”《长编》卷450.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图书贸易兴盛，辽、夏、金以及周边日本、朝鲜国家均十分需要购买宋朝的图书。但宋廷对边贸的图书交易也有严格的限制。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规定：“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⑦《宋史》卷186《食货下八》。，违者案罪，其书没官。即九经以外的书禁止出境。
南宋与金国的缘边贸易是在“绍兴和议”之后，在宋金边界设场进行官方贸易。当时对于民间贸易，也有许多限制。宋廷规定：“商人资百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在泗州榷场博易，俟得北货，复易其半以往”；如系大商人，则拘于榷场，“以待北贾之来”；两边商人交易，“各处一廊，以货呈主管官，牙人往来评议”《资治通鉴后编》卷115.。总之，榷场贸易必须在双方场官的管制下进行。南宋边境民间的“走私”贸易，不仅冒禁贩卖米、茶、帛、牛，甚至连硫磺、筋角、铜钱、武器等严禁物品，亦多从海上运往北方。因此，南宋对走私兴贩禁约甚严。如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规定：“禁江浙之民贩米入京东及贩易缣帛者……犯人并依军法。”《宋会要·刑法》2之106.三年（1133年）十月再禁“筋鳔漆货过淮”，犯者“并行军法，所贩物充赏外，其当职官吏等……并流三千里，不以去官赦降原减”《宋会要·刑法》2之107.。五年（1135年）又下令：“沿海州县应有海船人户，以五家为一保，不许透漏海舟出界，犯者籍其资，同保人减一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
宋代周边贸易禁令不谓不严，但走私贸易禁而不止，其主要原因也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如苏辙指出：“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③《苏辙集·栾城集》卷42《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又如当时由于各类书籍“贩入虏中，其利十倍”③《苏辙集·栾城集》卷42《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所以始终是无法禁止。
（二）海外贸易管制
宋朝为了有效地管理海外贸易活动，在京师设置了榷易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性中央外贸机构。地方上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温州、江阴八大港口设立了市舶司或市舶务，作为招徕互市、管理舶商、征收舶税、收买舶货的专门机构。
宋代历朝不断颁布法令，严格禁止私人未经批准擅自出海贸易。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宋会要·职官》44之2.即出海贸易，必须向两浙市舶司申请，经批准给券后才能起航，否则，没收其货物。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敕节文规定：“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船者，以违制论。”《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此敕令明确规定不经广州、明州、杭州三处市舶司签发而擅自出海的商船，均属于非法，应以违制论处。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根据刑部的建议详细地规定：商贾由海道兴贩，“并具入舶物货名数，所诣去处申所在州；仍召本土物力户三人委保，州为验实牒送愿发舶，州置簿给公据听行。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如不请公据而擅乘舶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并许人告捕，给舶物半价充赏；其余在船人虽非船物主，并杖八十”《宋会要·职官》44之8.，以限制私自非法出海和超越禁地。
宋代海外贸易与周边贸易一样，对一些商品予以严厉禁止，其中最重要的是禁止贩运人口、兵器与铜钱。如宋廷规定：私贩男女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内一半充赏”嵇璜：《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万有文库十通本。；“诸以堪造军器物卖与化外人及引领者，并徒二年”，“物没官，知情、停藏、负载人，减犯人一等”《庆元条法事类》卷29《兴贩军须》。。宋代钱荒严重，故政府尤行钱禁，对贩运铜钱出海者予以严惩。如《庆元条法事类》卷29《铜钱下海》和《铜钱金银出界》规定“诸将铜钱入海船者，杖八十，一贯杖一百，三贯杖一百编管五百里，五贯徒一年……十贯流二千里”；即使“诸以铜钱与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十贯配远恶州”。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六月规定：如船户偷载铜钱下船，“犯人并船户与所贩物货，并船尽籍没入官，一体决配断罪”《宋会要·刑法》2之142~143.。
宋廷对外商来中国贸易，一直采取“来远人、来远物”的欢迎政策。另外，为了独占外贸高额利润，对外来商品起初采取榷卖制，后来通过“抽解”进口税及“博买”（又称“和买”）垄断进口商品利润，余货才准许民间与外商交易。
宋初，朝廷规定：“诸蕃国香药、宝货至……不得私相市易。”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五月诏：“敢与蕃客货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宋会要·职官》44之1~2.七年（982年）对榷卖物有所放宽，除了珠贝、玳瑁、犀牙、乳香及军用物品宾铁仍榷卖外，“余听市货与民”《宋会要·职官》44之1.。这些“市货与民”的商品，经过“抽解”及“博买”之后，才准许民间与外商交易。淳化二年（991年），朝廷规定在“十先征其一”的同时，对外商货物“官尽增常价买之”，“除禁榷货，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宋会要·职官》44之2.。宋神宗熙宁变法时，减轻了抽解定数，实行“十五取一”⑨《宋会要·职官》44之27.，“所贵通异域之情，来海外之货”《宋会要·职官》44之7.。宋徽宗时，依据不同的商品规定不同的抽解定数，即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盖榷货也”朱彧：《萍州可谈》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绍兴时，又提高了抽解定数，并进行博买。朝廷规定：“择其良者，谓如犀象，十分抽二分，又博买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分，又博买六分之类。”⑨《宋会要·职官》44之27.这样，十分之六七的外商货物，尽被官府垄断。至宋理宗宝庆时，“各人物货分作一十五分，舶务抽一分起发上供，纲首抽一分为船脚糜费，本府又抽三分低价和买，两倅厅各抽一分低价和买，共已取其七分，至给还客旅之时，止有其八，则几于五分取其二”。这种抽解和买取利太重，使客旅无利可图，故宁可“冒犯法禁透漏，不肯将出抽解”《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
宋代，由于海外贸易获利巨大，故市舶官吏、海关监官、海防巡捕等，利用职务之便与蕃商私相交易，文武官僚亦“遣亲信于化外贩鬻”；南海官员及经过使臣多请托市舶官，“如传语蕃长，所买香药，多亏价值”③⑤《宋会要·职官》44之3.。更有甚者，一些官吏“罔顾宪章，苟循货财，潜通交易阑出徼外，私市掌握之珍，公行道中”③《宋会要·职官》44之3.。因此，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五月诏：“敢与蕃客货易，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赴阙。”《宋会要·职官》44之1.至道元年（995年）六月又诏：知通诸色官员并市舶司官、使臣等，“今后不得收买蕃商杂货及违禁物色”。⑤《宋会要·职官》44之3.如违，“并除名，使臣决配，所犯人亦决配”《宋会要·职官》44之9.。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亦诏：“市舶务监官并见任官，诡名买市舶司及强买客旅舶货，以违制论，仍不以赦降原减。许人告，赏钱一百贯，提举官、知通不举劾，减犯人罪二等。”《宋会要·职官》44之19.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再次申饬：泉、广市舶司，如所隶官事对蕃货“择其精者，售以低价，诸司官属复相嘱托”抑买者，“许蕃商越诉，犯者计赃坐罪”《宋会要·职官》44之3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