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出后，华夏大地上顿时炸开了锅。袁氏的登基称帝之举，受到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对，蔡锷率领护国军占领四川南部，并积极组织护国军群起讨伐，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宣布独立。贵州、广西也先后宣布独立，陆荣廷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就连他手下的两大猛将段祺瑞、冯国璋也表示反对，并联合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督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国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迭起，很多与其有过接触和来往的知名人物纷纷表示断绝个人关系。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他统治中国之心依然不改，企图依靠北洋军旧部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袁世凯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以至于身体忧愤成疾，6月份于举国声讨中去世。
从1916年1月1日加冕登极，到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总共作了83天的皇帝，却落下千古骂名。
称帝是袁个人经历的一大败笔，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悲剧。
在辛亥前后，袁世凯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共和主义者，但在其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非常浓厚的封建意识，当他面临选总统还是选帝王时，他最终未能抵挡住帝王宝座的诱惑，轻率地放弃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好时机，并给自己落下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坏名声。
袁世凯上台后，就下令尊孔读经，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做出明确规定，1913年公布的宪法草案中写到：“国民教育要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袁世凯的思想和时代格格不入，虽然他代表了保守派的想法，这与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形成强烈抵触，在他心目中，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主流地位是不可动摇和不可改变的，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自然应该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
1915年袁世凯政府颁布《教育要旨》，规定教育应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忿争，戒躁进”为要旨。1个月后，袁世凯政府颁布了《教育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子以端其基，尚孔孟以致其用”，要求各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正式在中小学恢复诵读经书的运动。与此相应，五花八门的如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等尊孔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冒将出来，他们在鼓吹封建腐朽的纲常名教的同时，大力提倡把孔教作为国教。顿时，复古风潮逆流而上，在社会上造成不小影响。
当年下半年，袁世凯政府发布《亲临祀孔典礼令》。数日后，他在大批警卫的保护下抵达孔庙举行规模盛大的祀孔典礼。紧接着，他又颁布《祀天典礼令》，并于当年年底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典礼。当时情景是，袁世凯头戴平皇冠，身穿十二团花大礼服，俨然一副帝王模样，在专职人员的搀扶下，缓步到达祭坛内。他手持祝版，上书“中华民国袁世凯”等字，一幅无比虔诚的样子。但在随同人员的眼中，袁世凯的动作有些笨拙可笑，因为封建帝王在他们心目里已经不再神圣，而是成为导致丧国辱权的落后的象征。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他毫不犹豫地举起尊孔复古的大旗。我们很难把它们都归结为袁世凯为了维护统治，而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早在数年前，维新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创办了《不忍》杂志，大肆诋毁民主共和制度，为推动尊孔复古运动不遗余力，同时发出了非孔教不能求中国的惊世狂言。相比之下，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就容易理解了，他对维新变法理解得很不透彻，其思想当然比不上变法领袖，康有为落后到这个地步，他袁世凯骨子里更加愚昧腐朽了，他认为西方那套政治体制在中国行不通，在他眼里只有取法上古，才能实现拯救中国的目的。
可能他真是这么想的。
袁世凯退位后，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的采访，他对自己的称帝行为作出辩护和反省，有段话集中表达了他当初的看法：“在中国谁不想当皇帝呢？过去的人想当皇帝，现在的人想当皇帝，以后的人还会想当皇帝的。你还非常年青，可以看到中国的将来，肯定有人又要当皇帝，不信就等着瞧吧。”
“你刚才看见我哭了，是的，称帝不得人心，我失败了。但是，我不是哭做错决定，而是哭这事搞砸了，中国有产生皇帝的肥厚土壤，这是上千年封建历史留给后人的遗产，这种想法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不单单是想要当皇帝的人，还包括喜闻乐见有皇帝当政的人，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利。我的很多部下，天天以在我耳旁吹风，都是些见风使舵谋生的寄生虫，‘十三太保’里边有个声称最具理想色彩的杨度，称帝事宜还没着落呢，已经把自己想成新朝宰相，竟然赶着在法国巴黎定做大礼服！我只要是不反对，杨度就网罗名流组织“国体研究学术团体”，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等等，要求建立帝制，说这是人民的呼吁。再看看那二十个省区的军事统领，个个都通电催促我登基。看看我最忠心的老部下冯国璋，他曾经对我说：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奉天承运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中国有的是这种人才啊。”
可悲可叹，袁世凯向来被冠以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守旧复古的头衔，可以说相当程度上是他是咎由自取，但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们也不能否认环境的影响，他心存与时代潮流相违背的想法，并且受到具有居心的幕僚的怂恿，结果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点评：
《纽约时报》记者在袁世凯死后曾给出这样的描述：“虽然袁世凯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李鸿章的最佳传人，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在李鸿章之后可以左右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当然，这是溢美之词，在我们看来是荒诞的，但它作为外部世界的评价，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