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唐玄宗沉溺在与杨玉环的恩爱之中的时候，安禄山在洛阳即位称帝，自称大燕皇帝。公元755年11月，爆发了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的“安史之乱”。
公元756年6月13日，即潼关失守的第四天拂晓，唐明皇带着杨贵妃、奸相杨国忠、皇子皇孙、宫中近侍和几个大臣。打开城北禁苑的延秋门，在将军陈玄礼所率千名禁卫军的护送下，逃奔在去“四川避难”的路上。
次日，玄宗一行来到马嵬坡（今陕西平县西）。这时，早就恨透了杨氏兄妹的禁军士兵，见玄宗和杨国忠在国难当头的关健时刻，不仅不率军抗击叛军，平定叛乱，反而弃城逃走，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在龙虎大将军陈玄礼的率领下，包围了马嵬驿，杀死了罪大恶极的杨国忠及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和杨贵妃的3个姐姐，即韩、虢、秦三国夫人。并要求玄宗赐死杨贵妃，玄宗见大势不可逆转，只得含泪下令，一代艳妃香消玉殒。
倾国倾城的杨贵妃，终于招来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一蹶不振，是否就是一些人所谓的“祸水”呢？这也不尽其然。
首先，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唐代统治者在太平盛世中怠于政事，生活腐化奢侈，宠臣当政，使得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矛盾的发展而非因一女子而起。贵妃本是不干预朝事之人，假定她进宫以后，玄宗仍如前期那样励精图治，不懈政事，进取之心不减的话，能出现天宝末年的事变吗？显然是不会出现的。
杨贵妃本无政治野心，平日深居浅出，极少过问朝政。但杨氏外戚势力尤其是杨国忠政治势力的崛起，一方面得力于杨贵妃的扶持，另一方面又稳定了杨贵妃在后宫的地位，杨贵妃的内宠和杨国忠的外宠都要求双方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彼此倚靠，因此在杨国忠为相时期，政治上还是可以找到杨贵妃的影子的。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杨贵妃就深深陷入安杨斗争的政治漩涡。
其次，贵妃本身也是受害者和牺牲品。本来贵妃是玄宗和宠妃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之妃，本身也是荣华富贵、地位尊崇。如果玄宗稍有廉耻之感和人伦之念，不横刀夺爱的话，杨贵妃就不会成为女道士杨太真，更不会成为冠宠六宫的杨贵妃，杨氏一门也无由得进。当然杨玉环以后不会在历史上大红大紫，引人注目，但起码可以拥有完整的爱情和平静温馨的家庭生活。对一个女人来讲，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由于玄宗的见色忘义，不顾自己和武惠妃二十多年的感情，不顾与寿王李瑁的父子情义，硬是将22岁的儿媳抢过来，满足他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的私欲，这对杨玉环本身就很不公平。这点，这个老统治者和他身边的人倒也能够体察，在马嵬事变中，他们都认为贵妃无罪，杀她不过是为了安将士之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证老统治者的安全，却硬要反一个受害人说成“祸水”“贼本”，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正因为如此，在一般官僚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心目中，对杨贵妃其人还是爱大于恨，以爱为主的。《长恨歌》之所以风靡大江南北，人人争先传唱；东渡日本之说很快被人们接受，正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这样一种态度。
点评：
美是个永恒的主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尽管社会各阶层人们在身份、地位、年龄各个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在对美的欣赏和热爱上却是共同的。古往今来，劳动人民在开天辟地、创造社会的活动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美的追求。因而美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一大目标，是人类共同的物质的精神财富。这倒不是对杨贵妃的独荫庇护，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问题，当弄懂这些道理后，不知人们是否对“安史之乱”有了生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