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5月12日
歌德说：“关键在于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作家必须符合我们自己的性格。例如卡尔德隆尽管伟大，而且我也很佩服他，对我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卡尔德隆对于席勒来说就很危险，会把他引入歧途的。很幸运，卡尔德隆到席勒去世之后才在德国为一般人所熟悉。卡尔德隆最大的长处在技巧和戏剧效果方面，而席勒则在意图上远离健康、严肃和雄伟，所以席勒如果在自己的长处方面有所损失，而在其他方面又没有学到卡尔德隆的长处，那就很可惜了。”
我们谈到莫里哀，歌德说：“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都写得很聪明，没有人有胆量去模仿他。他的《悭吝人》里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爰，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的但是经过修改的德文译本却把原来的儿子改成一般亲属，这就使其变得软弱无力，不成名堂了。他们不敢像莫里哀那样把利欲的真相揭露出来。但是一般产生悲剧效果的东西，除掉不可容忍的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每年都要读几部莫里哀的作品，正如我经常要翻阅版刻的意大利大画师的作品一样。因为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能把这类作品的伟大之处铭刻在心里，所以需要经常温习，以便使原来的印象不断更新。
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呢？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直到我们过完了这一生。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
不过在我们一生中，受到新的、重要的个人影响的那个时期绝不是无关要旨的。莱辛、温克尔曼和康德都比我年纪大，我早年受到前两人的影响，老年受到康德的影响，这个情况对我是很重要的。再说，当席勒还很年轻，刚投身于他的最新事业时，我已开始对世界感到厌倦了。同时，洪堡弟兄和史雷格尔弟兄都是在我的眼下登上台的。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我从中获得了说不尽的益处。”
歌德谈了一些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之后，话题就转到他对别人的影响上。我提起毕尔格尔，我看这方面似乎有问题，因为毕尔格尔的纯粹信任自然的才能似乎没有显示出歌德的影响。
歌德说：“毕尔格尔在才能方面和我有接近处，但是他的道德修养却植根于完全不同的土壤上，一个人在修养进程中怎样开始，就会沿着那条线前进。一个在30岁时能写出《希尼普斯夫人》那样诗的人，显然有些偏离我所走的方向。由于他确实有很大的才能，他博得了一批他很能予以满足的观众，所以对于一个和他无关的同时代诗人有什么特点，他就不操心了。
一般说来，我们只向我们喜爱的人学习。正在成长的、年轻的、有才能的人对我有这种好感，但是和我同辈的人之中对我很少有这种好感。我数不出一个重要的人物，说他对我完全满意。人们就连对我的《维特》也进行挑剔，如果我把被指责的字句都勾销掉，全书就很难剩下一句了。不过这一切指责对我毫无害处，因为某些个人的主观判断，不管他们多么重要，毕竟由人民大众纠正过来了。准不指望有成百万的读者，他就不应该写出一行文字来。
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最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二十年。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可以让他们争论，他们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