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许多人都是依靠朋友的支持,从困难中走过,获得成功的。很多古今中外的名人们都用自己的心灵追随挚友,患难与共。
北宋时,当秦观一听到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立刻渡江赶到吴兴去问讯。苏轼被贬黄州,秦观托人带去书信及自己的诗作,苏轼立即写了回信。后来秦观受苏轼连累,也遭贬斥。两人就在各自的贬地诗书往来,互相劝勉。这期间,两人在海康相会过一次,秦观拿出自作的挽词给苏轼看,苏轼抚着秦观的背,万分感慨地说:“我常担心你未能参尽生死之理,现在叫我怎么说呢?!”秦观拿出自作的挽词,分明是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看破了生死大关,再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对此,苏轼怎能不感慨万千。苏轼告诉秦观,自己也已写好了墓志铭,交给随从带着,没让儿子知道。当他们在一起谈笑歌咏,泰然作别的时候,他们在精神上已共同经历了一次生死的洗礼,而能以最坦然的心境去面对一切困厄,他们的友谊也由患难之交而上升为生死之交。
张学良晚年在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时,记者问他:“您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谁?”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是周恩来!”记者又问:“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张学良答道:“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周恩来再见一面。”古今人物中,不论一个人多么英明、伟大,人们对其褒扬时,贬低之声总是也相伴不绝,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便是周恩来。
早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周恩来就通过各方面杰出的表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驻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曾指着26岁的周恩来对他自己年仅16岁的儿子廖承志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当时黄埔军校一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的“狂生”胡宗南,在他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自己,但遇见周恩来后,这位后来的国民党上将、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见人就说,周恩来是最了不起的,他是中国的希望。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见如故。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后,周恩来时刻牵挂着他的安危,并千方百计与他联系。1959年,蒋介石在台湾宣布解除对张的“管束”时,海峡两岸封闭阻隔,经周恩来多方努力,由香港的郭增恺夫人秘密托信给张学良。那时张学良伉俪被允许每周三到台北的士林凯歌教堂做礼拜,郭增恺夫人也是基督教徒,在教堂内把周恩来的信亲手交给张学良夫人。周恩来的信装在一只口红盒中,信中周恩来用毛笔亲书:“擅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当时的张学良看着信潸然泪下。张学良多次说:“在半个世纪的秘密幽禁生活中,心中一盏不灭的希望之灯,就是周恩来。”事实上,不仅仅是张学良一个人,冯玉祥见到周恩来后,也折服于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并写下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慨。
正如生铁只有在烈火中才能锤炼成钢一样,最坚实的友谊是在共患难中结成的。
幸福顿悟:
烈火识真金,患难之中方显真情。记住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言吧:“趋炎附势的人,不可与其共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