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有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受到很多轻年人的青睐。这样做的确非常洒脱，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往往误把任性和张扬当做洒脱，他们不知道这种所谓的“洒脱”会在无形中招来很多麻烦。其实，做人是一门艺术，能够把个性融入到创造性的才华和能力之中，更是一门高境界的处世艺术，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艺术，才能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中游刃有余。
当今社会，众多媒体都在宣扬个性的重要，的确，许多名人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个性，像爱因斯坦，生活极其不拘小节；巴顿将军，性格粗暴至极；画家凡高，缺少理性，充满艺术妄想。这些人因为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再加上媒体对他们怪异行为的大肆宣扬，致使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认为：怪异行为是天才的标志，成功的秘诀。事实上，这是绝对荒谬的观点。
大科学家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相信其他成功人士也有同样的心态，所以，他们的个性并不是表现在高人一等的傲气和张扬，而是体现在低调做人的艺术风格上，这样才能使他们的特殊个性得到社会的肯定。
现在的年轻人，所表现的个性内容和这些名人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年轻气盛的人被别人希望崇拜，所以强烈的表现欲中还夹杂了许多情绪，比如，他们不喜欢束缚在条条框框里，渴望淋漓尽致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这与那些“天才”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张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做人姿态。
其次，年轻气盛的人都希望完全释放自己的情感，所以常常表现出极其任性、意气用事的姿态，甚至还会放纵自己的缺陷和陋习，这样的张扬个性与那些名人相比更是有太大的区别。
由此可见，我们在释放自己情感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低调做人的优势，更不要把张扬个性当成纵容自己虚荣心的借口。应该时刻谨记，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上，首先是为社会创造价值，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创造性的才华和能力之中，然后再表现自己的个性，这样才会被社会所接受，反之，如果个性仅表现为一种脾气，那么，必然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北宋神宗在位期间，宰相王安石主张变革新法，但是却遭到了许多官吏的反对，这样就形成了支持变法的新党派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派。旧党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新党派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主张变法的王安石。苏轼同这“两党”的代表人物都很要好，所以，就个人感情而言，毫无偏爱之心。但是，他认为王安石革新破旧的立法理念固然很好，但在改革措施、举荐人才方面，又非常欠妥。这样一来，司马光自然高兴，以为苏轼同他是一党，所以对苏轼大加称赞。
正当王安石紧锣密鼓的筹办新法的时候，司马光也在紧急搜罗帮手，这时他想到了苏轼，便来到苏轼的住所，毫不委婉地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应该想对策阻止他的这种行为！”然而没想到，苏轼竟然用蔑视的口吻说：“你那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封建理念早就过时了，王安石至少知道从大局来看事情，为国为民着想，虽然有祸国殃民的可能，但是也比你的理论更值得赞扬。”此话一出，司马光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苏轼虽然把司马光得罪了，但也没有向王安石靠拢，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给神宗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两道奏章，全面批评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上下，无不震惊。王安石的新党派人士对其更是恨得牙痒痒。
之后，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设宴款待，席间，他愤怒地斥责苏轼道：“你同司马光站在一边，竭力反对新法，用心何在？”苏轼听了这样的斥责，忍不住火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革新立法，打破传统理念，如今到我王安石推行新法，你却又伙同司马光排斥我，还敢说没有任何目的？”苏轼更怒：“既然你话已经挑明，那我就告诉你，我既反对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泥古不化！又反对你不审时度势，贸然推行新法的草率行为！”说罢，拂袖而去。
不久，便有人上书诬告苏轼，说他利用官船贩运私盐，虽然官方调查并无此事，但早已厌恶朝廷争斗的苏轼，并没有为自己争辩，任由新党排除异己，将其贬到杭州任杭州通判，不久又到了徐州。
几年后，苏轼又从徐州迁到湖州。此时，掌握大权的新党内部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王安石最终被贬为庶民，李定、的宣等人独霸朝权。苏轼看到朝廷发生的这些事，气愤不已，于是在给朝廷上谢表时加了这样的词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份谢表正给了那帮小人一个弹劾他的机会，李定、的宣等人惟恐苏轼东山再起，于是借机弹劾，结果，苏轼被神宗勒令拿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此后，苏轼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由于功绩显著，连升几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制法、侍读等职。但又因为其直言不讳，意见与朝臣不符，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军安置。
苏轼这一生的波折，追根究底是因为他的张扬个性，如果他说话委婉些、处世低调些，就不会同时激怒王安石和司马光等当权派，而成为众矢之的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要尽显张扬，低调的处理事情，才能在派系纷争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