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学界的出现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他的《新青年》杂志中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随之发生的已是今日广为人知的历史。早期由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组成的"文学革命军"，成功地把论战的矛头指向一个不太难对付的敌人(文言文)，白话文逐渐在全国应用，文学杂志纷纷涌现，而所谓的"新文学"也正式形成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0)，第11章。。
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前，上海的出版业至少已有20年的历史。要为"文学革命"这一部精彩剧目(也许可以算是"五四运动"最辉煌的一面以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找到合适的背景，就必须首先了解上海的出版市场，还有它的前驱--报业。
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自唐代以来，中国就有一种形式不一的官方报纸，在京师范围传布皇令和朝政林语堂：《中国新闻及舆论史》(上海，1936)，第11页。。晚清期间，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10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傅兰雅(JohnFryer)及李佳白(Gilbert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香港，1957)，第13页。。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发表政见和议论的现成渠道，因此偶尔会遭到朝廷取缔同上，第14页。。
而在发展中国的非官方报纸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担任了开拓者的角色。1815年，马礼逊(Robert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MonthlyMagagine)，开创了民报出版的先河。此后，19世纪后期，通商口岸的外语报章和杂志数量激增；1850年创办、广受欢迎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标志着这一发展的巅峰。为此，上海成为首批目睹中国报业在西方传教士及新闻从业员指导下起步的城市之一。1870年，王韬在香港成功开拓了中文报业。在上海，《申报》(1872年创立)和《新闻报》(1893年创立)是世纪转折之际最著名的两份报纸，而两者在初期都是由外国资金所支持的同上，第26页。。
第一章文学界的出现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可说是最先把报纸作为逐步灌输新思想及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媒介见赖光临：《梁启超与近代报业》(台北，1968)。关于梁氏的生平和思想，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的知识变迁》(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71)；以及黄宗智：《梁启超及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西雅图，1972)。。但他可不是孤军作战的。1904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狄楚青创办了《时报》。1905年，当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华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时，《时报》在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包天笑：《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闻界》，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卷4，第8页。。在辛亥革命蓄势待发之际，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入梁启超和狄楚青的队伍。章炳麟在上海主编了著名的《苏报》。1903年，当他和别的编辑被捕入狱后，其他成员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苏曼殊就曾为这份报纸撰稿。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袁昶超，第43页。。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
这些通商口岸的报章并不仅仅是政治武器，它们也为世纪转折后逐渐产生的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自民报的起步阶段，在新闻中加插诗歌或者对当地风俗及戏剧的闲论以增添趣味，已成为办报的一个常用手段。1897年，上海一份报纸创办了一份特别的附刊，名为《消闲报》，自此引入文学副刊，并且迅速成为所有主要报章的固定栏目。随着市场对文学副刊的需求增大，一些较富创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版独立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实际上就是从报纸中脱离出来，并增加了内容的文学副刊。1897年，李宝嘉(伯元)创办《游戏报》，随后出现更多同类的杂志同上。。
新的"大众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学副刊与"小报"中成长、兴旺的。担任编辑的是一群可以被称为"报刊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识，但却有着更为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着过量的假翻译和诗歌，还有那些宣称要唤醒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但同时也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文章。
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以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借着援引西方事例，他坚称小说在更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及道德状况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北京，1954-1957)，《附录》，第106页。。《新小说》的内容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括带有政治及社会信息的小说、剧本、诗歌、歌曲，以及一些质量参差的西方科幻小说和侦探故事的译本。杂志以托尔斯泰、雨果、拜伦、雪莱、歌德、席勒、梅特林克，还有波兰浪漫派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的肖像做封面，但是却从未翻译过他们的作品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上海，1958)，第14-16页。。
林纾后来就是在这本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他所翻译的哈葛特小说的，而一些才华横溢的通商口岸"报刊文人"也在这里初试啼声。吴沃尧(趼人)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写了一部出色的社会政治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双周刊《绣像小说》的主编李宝嘉，不但凭着《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及《活地狱》等大受欢迎的连载小说，把传统讽刺故事推向完美，同时还涉足翻译工作和介绍西方通俗历史，如他的《泰西历史演义》("演义"是在传统侠义或历史小说题目中常见的用词)。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译作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天方夜谭》以及《伊索寓言》杨世骥：《文苑谈往》(重庆，1945)，第11页。。
这些作家为了如期交稿和赚钱，不惜粗制滥造。假如发现一本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某一期内每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包括城市人口中识字与半识字的人。
"报刊文人"以及他们那创新而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学报刊的流行，代表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象，就是：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后门，偷偷潜入通商口岸的文学界。随报附送的或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拓了一个市场。而且，这些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在他们艰苦的谋生过程中，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把从事文学作为一项职业不但可行，而且能够获利。至于进一步确立：作为文人不但有利可图，而且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传统，则有待他们的"五四"承继者了。
"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商赞助他的新杂志时，大部分的文学副刊仍然为"记者文人"所操控。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这个名称取自一本杂志的题目：《礼拜六》，由周瘦鹃创办。杂志以"轻松的小说和没有重要性的文章"为号召(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84页)，而且刊载剧院和电影的著名女演员、社交名媛以及时装模特儿的照片，以吸引读者。杂志里的爱情小说的主题，通常以一双多愁善感的恋人所面对的考验与苦难为中心--苍白的、身染肺病的才子无助地爱上一个迷人但却饱受摧残的歌女或者落难佳人。胡适讽刺地提出这些故事的一条典型公式："一天，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到一个游乐场远足。他看到一个女孩子，凝望她，继而发现她十分美丽。这个女孩故意把手帕掉到地上，然后青年把它带回家。对女孩日思夜想，他于是病倒了。"来自新文学阵营的评论家，为这种以文言或半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加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尽管他们如此批评，《礼拜六》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仍拥有最大的发行量。其他属于同一派别的杂志包括：《紫罗兰》、《红杂志》、《半月》、《红玫瑰》，以及许多随报纸附送的文艺副刊，全都在上海出版。"鸳鸯蝴蝶派"的书目指引，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1962)。。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他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爱情小说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爱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大细节见阿英：《晚清文艺报章述略》，以及他的另一部作品《晚清小说史》(香港，重印，1966)，第2页。，要和这些地位稳固的刊物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随着《新青年》发出"新文学"的响亮号召，作者们需要更多渠道宣扬他们的理想，并且试笔。他们很幸运地在三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找到肥沃的土壤。在上海，国民党的《民国日报》通过其文学副刊《觉悟》向他们提供了支持。其中一位刚刚成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刘大白，便在这份副刊上首次试验了他的半白话爱情诗例子可见曹聚仁：《文坛三忆》(香港，1954)，第25页。。其他著名的投稿者还包括：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杜威(JohnDewey)和罗素(BertrandRussell)周策纵：《五四运动研究指引》(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3)，第128页。。同时，新文学在《学灯》上找到另一个发表的途径。《学灯》创办于1918年，是《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也是由梁启超的弟子所组成的"研究系"的喉舌。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并且刊登了郭沫若寄来的每一首诗，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郁达夫的早期作品《银灰色的死》，最初也在《学灯》上连载。1921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即另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19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英都是由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
新文学的第三位斗士是北京的《晨报》。它的文学副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都要归功于一位热忱的文人的努力，他就是曾经戏称自己为"没有作品的作家"的孙伏园方青：《现代文坛百多》(香港，1953)，第95页。。他抱着一种传教式的热情，推介北京的新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周氏兄弟--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份副刊上连载的。1923年，因为鲁迅的一首讽刺诗《我的失恋》在未经孙伏园同意的情况下，在付印前被另一位编辑抽起，孙伏园愤而辞职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到京报副刊》，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223-229页。。但是这本备受推崇的杂志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下跌，而且在1925年徐志摩当主编的时候达至了新的高峰。而孙伏园离开《晨报》以后，接掌了北京《京报》的文学副刊，继而把它变为另一个新文学的堡垒。
有这三份报章开路，其他报刊便很快效法。以宣扬新文学为目的，数以百计的"文学副刊"和杂志创刊了周策纵编纂了一个目录，包括1915-1923年间的587份期刊，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文学或半文学的刊物。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研究指引》，第26-124页。另一个目录列出了641个在1919-1927年间出版的期刊名称，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在本质上是文学刊物。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86-102页。第三个纯文学期刊的目录--约从1927-1937年--记录了共284种期刊。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第381-388页。一个较后期的1935年编纂的目录，显示出单单在上海就有超过70种文学期刊，见胡道静：《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1935)，第41-48页。最后，一个由另一份研究指南所编纂的，1919-1927年间的文学期刊的目录，记录了104种，包括出版的详细资料；见《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1961)卷1，第6-14页。。而此前其他已经面世的刊物，则从"星期六"派文人手中被夺过来，转而为新文学服务。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原本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个稳固地盘，1921年被文学研究会接管，并且成为其中一份最流行的新文学杂志。《申报》的文学副刊《自由谈》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于是，"记者文人"所建立的旧舞台被粉饰一新，继而上演新的剧目。
京"派"随着文学刊物的蓬勃发展，文学团体的数量也大幅上升。茅盾估计，1922年至1925年期间，在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个文学团体。它们以"星星"、"婴孩"、"玫瑰"、"浅草"、"绿波"、"微笑"、"嫩芽"、"春风"、"晨曦"、"火焰"、"彩虹"、"晓光"、"卿云"、"澎湃"等年轻而生气勃勃的词汇命名茅盾：《导言》，《小说一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卷3，第5-7页。。它们大部分都是由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的，领头的当然是在北京的教授和学生。1918年1月以后的《新青年》编辑委员会，起初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复和沈尹默，全都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月评论》。11月，一群北大学生--著名的有傅斯年和罗家伦--在陈独秀、李大钊及胡适的协助下创办了新潮社，并且发行月刊《新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44-45页。。新潮社的其他成员包括诗人及散文家朱自清、小说家叶绍钧、出版商及北新书店店主李小峰，还有孙伏园。在孙伏园接手《晨报》的文学副刊前，它的第一任编辑正是李大钊。这份副刊对于推广那些后来闻名遐迩的作家的作品--如周氏兄弟、康白情、叶绍钧、徐志摩及沈从文--起了很大作用。
在北京的杂志编辑和投稿者，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新文化拥护者的群集，可以称之为"京派"。有文学史家把他们标示为学院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与北京的大学有直接关系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台北，1965)，第88页。。1920年代的前期，这个群集虽然在组织上不定型，但是，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领导者，表现了一种明确的团体精神。不过渐渐地，当中的不同阶级之间开始出现摩擦。随着1925年冬徐志摩出任《晨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形成了一个主要由那些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组成的新阵营，其中包括徐志摩、陈源、赵元任、闻一多以及他们的亲密弟子或伙伴，例如凌叔华(陈源夫人)和沈从文。1921年，胡适跟陈独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人闹翻后也加入了这个阵营，他们随后成为了新月社的核心。余下的那些，围绕着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的杂志，成为原先的"京派"的骨干。
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两个派别都以一种学术性的城市化为特征。英美派在政治和文学观点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而核心派则对经典中国学说更感兴趣，并且逐渐采纳了传统学者的特色--不是诗意的或小说的创造，而是博学、在品味上的老练、在政治上的节制，还有偏好研究和注释。其中的一些人，如俞平伯和顾颉刚，完全撤出文学前线，投入到"国粹"的重整，为此提供了这一派与胡适之间惟一剩余的联系。胡适也承认自己有"历史癖好"。
"京派"的核心：周氏兄弟、孙氏兄弟(伏园和伏熙)、李小峰、刘复、钱玄同，还有别的一些人，是后来的语丝社和《语丝》周刊(1924-1930)的创办人。在声称"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同时《语丝发刊词》，《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第112页。，他们也喜欢对时人的态度、道德和品格略加挑剔和稍作攻击，同时尽力避免激烈的口号或者有建设性的提议。这种著名的语丝风格令人想起过去中国文人的清谈传统。当然，鲁迅是一个例外。尽管他尝试淡化意识形态的内涵意义鲁迅：《我与语丝的始终》，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1959)卷1，第172-178页。"五·卅"事件后，周氏兄弟之间产生明显的意见分歧。鲁迅想要抗议日本人的暴行，然而周作人则希望避免政治争议。见亚米坦赞纳·泰戈尔：《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东京，1967)，第61页。，他和这一组织的联系仍然是他性格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之一。而由于鲁迅的参与，语丝社得到左翼及共产党历史学家不合理的温和对待。例如可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1951)卷1，第46-47页。
"京派"并没有垄断北京的文学界，也并非没有人挑战他们的主导地位。根据鲁迅所说，1925年，出于对孙伏园的《京报》副刊的不满，少数新晋作家和学生创办了一个小型的文学团体"莽原"鲁迅：《导言》，《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卷4，第12页。。鲁迅被邀请担任他们的周刊主编，这本周刊也是随《京报》附送的。但是内部斗争很快便接踵而来。作为领导者之一的性格自负的高长虹，在上海组织了另一个昙花一现的团体，冠上了"狂飙"这个堂皇浪漫的词汇。鲁迅也和另一个由韦素园、李霁野等人领导的小组织"未名社"有联系--它似乎是"莽原"的一个延续，但却因为和高长虹的个人冲突而坚称其独立性李霁野：《记未名社》，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171页。详细可见泰戈尔，第64-66页。。类似的乍现即逝的文学团体充斥于北京和上海，但是，随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势力日增，起初混乱和无定型的局面渐渐让位于两个强大的文学组织在表面上的对峙。
文学研究会1920年11月，几个对新文学感兴趣的人在北大聚会，商讨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当茅盾(沈雁冰)被任命为《小说月报》主编，并且为他在北京的朋友们提供机会，彻底翻新这本鸳鸯蝴蝶派小说杂志时，他们的设想变为现实。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共有21人；12个创会会员及9个新会员出席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创会会议威廉·艾尔：《文学研究会1921-1930》，见《论中国》(PapersonChina)7期(1953年2月)，第39-40页。。一星期后，第一期革新了的《小说月报》(12卷1号)在上海出版，刊登了一则简章和一份宣言，列出三项指导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基本原则：
"联络感情"。研讨会的创办人看到了新旧文学拥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而这分歧甚至也存在于不同的新文学支持者之间。"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增进知识"。要获得的知识是从外国来的。"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因此，研究会希望"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建立著作公会的基础。""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同上，第41页，《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173-174页。
这份宣言应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第一项原则宣告了现代中国作家的正式出现，他们要为新文学而团结一致。第二项原则响应了《新青年》的主张，即：旧的中国文学传统是不够的，现代文人应该向西方借鉴。第三项原则提出了一个真正前所未有的新立场：文学应该被视为一个严肃的、独立的、光荣的行业。他们那些通商口岸的报刊前辈铺下了基石，文学研究会--如其创办者所设想的--则是去巩固这个基础，并且借组织一个萌芽的联合，推广作者的兴趣。
文学研究会的12位创办人包括作家：周作人、茅盾、许地山、王统照、叶绍钧；编辑和翻译家：孙伏园、耿济之；学者：郑振铎、朱希祖、瞿世英、郭绍虞；甚至还有一个军人，蒋百里。他们全都身在北京。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文学研究会的组成和"京派"有一些重叠。不过，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以及各分会在广东和其他城市的设立，其架构变得松散，以致不十分清晰据赵景深所说，文学研究会有172个注册会员。但是一份印制的会员名单列出了共131人。《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177页。。再者，虽然研究会的正式地址在北京，它的期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要么在上海发行，要么合并入上海的《时事新报》。结果，北京的影响被进一步淡化。因此，文学研究会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扩大了文学活动场所的范围。
文学研究会的第二个贡献则在巩固及普及新文学从事者的新角色。其出版物，特别是《小说月报》，在青年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发行量也更广，以至于在研究会的其中一本刊物上发表作品，就相当于得到进入文人的精英圈许可。相比创造社的刊物，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对圈外有天分的人，是较为开放的。
第三个贡献是文学研究会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怀疑。研究会的其中一个最有野心的设想，就是计划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公布的将会出版的101种书目中，有71种是翻译作品艾尔：《文学研究会1921-1930》，见《论中国》7期，第43页。。但是这在最后的结果里没有完整的数据一个初步的1919-1923年间的出版目录记录了属于"文学研究会丛书"的6种小说，3种诗歌，1种文集，一种西方文学史研究，以及17种翻译作品。在17种翻译中，泰戈尔占了3种，安德烈耶夫和梅特林克各占两种；托尔斯泰、王尔德、莫泊桑、斯托姆、萧伯纳、高尔斯华绥、莫里哀及显尼志在各占一种。《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第107-120页。。总的来说，苏俄和东欧的作品占了主导地位，不过也没有忽视法国作家。《小说月报》出版了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被压迫民族文学、非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专号。介绍了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莫泊桑、左拉、法朗士、布莱克、叶芝、罗逖、梅里美、约翰·博耶尔、罗伦斯，甚至但丁和维吉尔。长长的作家名单，清楚指出文学研究会没有单独拥护某一作家、某一类型，或是某一国家的文学作品。广泛的覆盖也揭示了这个团体缺乏自身的集中性和深度。1925年，文学研究会到达了活动的巅峰，随后逐步下滑，直到1930年消失无声。
创造社创造社是由一群亲密的朋友组成的，最初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当他们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时，在经过一轮非正式的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出版一本杂志，以散布他们自己的新文学。他们回到中国后，一间小型上海印刷厂泰东的经理，是第一个利用他们的天分谋利的人。1921年夏天，泰东图书局发行了第一辑创造社系列，共四部作品。郭沫若追溯，创造社正式成立的日期是1921年7月，上述的四位创办者，加上何畏和徐祖正，在郁达夫位于上海的寓所开了一个会，决定出版一本季刊，并根据郭沫若的提议，命名为《创造》郭沫若：《创造十年》，收入《革命春秋》(上海，1951)，第113-114页。。创造社持续了10年，直到1929年2月7日被政府关闭。
创造社社员最初的重点确实在创造。在六期《创造季刊》(1922年至1924年)上，原创诗歌和小说大大超越批评和评论。而且也只是刊登了很少量的翻译，其中有一期(卷14号)是专写雪莱的。随着两本新期刊：《创造周报》(1923年5月至1924年5月)和《创造日》(1923年7月21日至10月31日，随《中华日报》附送)的出现，翻译和对西方文学、哲学的介绍，开始占同等的重要性。两本杂志所介绍的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主要人物包括：尼采、罗曼罗兰、麦克斯·施蒂纳、亚历山大·赫尔岑、泰戈尔、裴德、罗塞蒂、《黄面志》同人、梅特林克、海涅、歌德、雪莱、华兹华斯、拉马丁、雨果、莫泊桑及斯托姆。名单反映出一种明显的浪漫观点，而且有一部分与新月社所编纂的介绍西方重要作家的名单重叠。因此，创造社的第一个阶段，从1922年到1925年，通常被称为它的"浪漫时期"克拉耶丝·穆瓦：《郭沫若与创造社》，《论中国》4期(1950年4月)，第132页。。创造社的其中一位成员在后来忆述，当有人质问创造社的方向时，郭沫若明确地回答："新浪漫主义。"陶晶孙：《记创造社》，见杨之华编：《文坛史料》(上海，1944)，第408页。
随着郭沫若在1924年归附马克思主义，创造社在它的第二个阶段(1925年5月至1928年6月)和第三个阶段(1928年6月至1929年2月)，被认为作出了其著名的左移--"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穆瓦：《郭沫若与创造社》，《论中国》4期，第135-138页。。其中涉及的事项不单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组织性的。
1924年，一群较为年轻的创造社社员，包括周全平、敬隐渔和倪贻德，创办了一份新的双周刊《洪水》，部分原因是为了发表《创造周刊》剩下来的文章。这份刊物在几期后就停刊了。一年后，1925年9月，同一群年轻人恢复出版这本双周刊，以作为一个"为年轻人而设的公开论坛"，攻击"无论在思想上，生活上，政治上，经济上，凡有阻碍青年人的心性发展的"《编辑部》，《洪水》2.10：491(1926年2月5日)。的东西。因此，这本杂志为日后年轻创造社社员从旧的创办者手中"篡夺"权力，奠下了基础。在《洪水》复刊半年后，上升的销量鼓励了周全平把杂志转为独立出版。周全平也掌管着创造社的出版部，部门是在1926年4月1日开始营业的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上海，1928)，第188-189页。。3月初，郭沫若、郁达夫和刚从法国回来的王独清去了广州。成仿吾正在那里等着他们。郑伯奇和穆木天也在几个月后加入。这样一来，创造社的大部分创会社员都聚集在广州，把他们在上海的旧总部留给了他们的"小伙计"。一条日渐变宽的裂痕开始在新旧创造社社员之间伸延。三份较早期的创造社刊物被停刊，旧社员在1926年创办了一份新的《创造月刊》，持续到1929年1月。但是，新社员严格控制了出版部。周全平带来了他的朋友潘汉年，他在没有得到创会社员的同意下，自己做决定，翻印了一些"无聊的书籍"王独清：《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的总账》，见黄人影编：《创造社论》第2版(上海，1936)，第17页。。师傅们被他们不负责任的徒弟激怒了，因而派郁达夫到上海去"清理门户"。然而由于酗酒，郁达夫最终反使自己被驱逐出了创造社见第五章。。
1928年，年轻创造社社员的阶层因为一群从日本回国的青年激进分子而进一步加强，这群人包括李初黎、朱镜我、冯乃超和李铁生。李铁生曾经劝成仿吾利用创造社的刊物作为"思想战的基地……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190页。。再者，旧社员之间的相互误会和意见分歧，破坏了创造社的基础，使它更利于年轻社员巩固他们的势力。1928年后，他们出版了一系列昙花一现的刊物：《文化批评》、《幻洲》、《日出》及《A11》。他们的意识形态架构绝对是马克思主义的。
创造社在1920年代后期的"左"倾主义，有助于带来一个转变的气候。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最初便来自年轻的创造社社员和他们的伙伴。不过，也是在同一时间，随着创造社的势力和影响逐渐变小，傲慢、刚愎自用的创造社社员遇到了可怕的挑战者。鲁迅在1928年至1929年间所写的针对年轻创造社社员的批评杂文，其语调近乎纯粹的恶意鲁迅及其他人所写的论战文章，可参见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上海，1929)。语丝派更在鲁迅的厌恶里加入了蔑视。但是一个正面的挑战者就是在1928年成立的所谓新月社，它提供了在年轻的创造社社员的激进左翼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姿态。
新月社1924年，一个私人俱乐部在北京成立。它的名字"新月"乃是借用了泰戈尔一辑诗歌集的题目。新月社主要由英美留学生组成，最初是一个饮宴和娱乐的俱乐部梁实秋：《忆新月》，见他的《文学因缘》(台北，1964)，第294页。。它的灵魂人物是刚从英国回来的徐志摩。1925年，徐志摩成为《晨报》文学副刊的主编，一些社员也因此被卷入文学创作。徐志摩也和北大教授及《现代评论》的编辑陈源(西滢)交上了朋友。虽然这本周刊不是文学性的，但是为文学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而且大力推介燕京大学一位学生的作品，这位学生--凌叔华--后来成为了陈源的妻子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香港，1965)，第68页。。当陈源后来因"女师大事件"而卷入和鲁迅的私人冲突时，徐志摩并不是太情愿但还是刊登他的朋友批评鲁迅的信件整批陈源写给徐志摩和周作人的私人信件，以及徐志摩的不情愿的、自我解释的介绍，原本在《晨报副镌》刊载，阮无名：《中国新文坛秘录》(上海，1933)，第110-140页。。就是这两个私人团体，组成了新月社的主力。
1927年，北伐军的势力抵达长江。恐慌的军阀政府在混乱状态中无法支付薪金给在北京的国立大学的教授。混乱的局面迫使新月俱乐部的许多会员随着别的一些教授离去。他们都到上海寻求保护，在那里又加入了两位从南京来的年轻教授：文学批评家梁实秋和戏剧家余上沅。一个讨论小组在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寓所成立，目的在于出版一本文学刊物。小组成员包括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胡适、诗人闻一多、戏剧家丁西林、翻译家饶孟侃，还有叶公超。徐志摩再次充当出谋划策者和经费筹募人。他成功地从朋友中"榨取"了足够的金钱，在1928年初开设了新月书店梁实秋：《忆新月》，第292、299页。。1928年3月10日，第一期《新月》出版。这本杂志一直持续到1933年，出版了共4卷总43期，数量可观。
大部分新月社社员都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他们的杂志反映了一个明确的英美取向，而英国因素则是徐志摩的个人印鉴。杂志的形式本来打算仿效著名的英国杂志《黄面志》(YellowBook)，这本杂志的出版时间为1894年到1897年，投稿人包括亨利·詹姆士、戈斯、比尔博姆、W。H。戴维斯及道森等人同上，第294页。。在《新月》出版的六年间，介绍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济慈、罗塞蒂和先拉斐尔派、彭斯、布莱克、勃朗宁夫人、曼殊斐尔、斯温伯恩、哈代、W。H。戴维斯、斯特雷奇、高尔斯华绥、萧伯纳、梅斯斐尔德、A。E。豪斯曼、奥尼尔、爱伦·坡、欧·亨利、泰戈尔、易卜生、波特莱尔以及莫洛亚，他们主要来自英美。在1920年代后期的热烈气氛里，当左翼分子为"无产阶级文学"呐喊，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铺天盖地之际，《新月》只能传达一种非常"象牙塔"的素质。那些英美作家所传授的，诗歌多于散文，幻想多于现实。在诗歌方面，徐志摩和闻一多关注押韵和格律多于主题内容。他们的信徒，如陈梦家和方玮德，则紧随他们的步伐。小说方面，最常投稿的两位是凌叔华和沈从文。凌叔华和陈西滢的罗曼史使人联想到曼殊斐尔和麦雷(JohnMiddletonMurry)，凌叔华下意识地跟从这位英国女作家去塑造自己的风格，而且，和曼殊斐尔一样，她对细致地揭露女性的心理十分感兴趣。而沈从文是一个穷学生，在北京得到徐志摩和陈西滢的资助，为杂志写了大约十五篇短篇小说和一篇长篇小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他心爱的中国南方乡村的爱情故事和生活风俗。
1929年终，当《新月》最终在环境的压力下转向政治时，它的政治意见仍然是英美式的。胡适请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颁布宪法，而罗隆基根据美国公务员制度的模式所解释的"专家的政治"，清楚揭示了美式的实用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对于政府和完全保守派的温和批评与建议，在左翼作家看来，是徒劳无功的最有力的证据可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上海，1945)，第5章。。
1931年11月，徐志摩在一次空难中突然去世。在它的"灵魂"消失后，新月社迅速消退，但仍然出版了一本前后共四期的诗歌杂志(名为《诗刊》。但这和《晨报》出版的一份同名的诗歌副刊并不相同)。此外，还有大约一百份诗歌、小说、文学批评、各种主题的散文以及翻译--主要是18和19世纪的英国小说和戏剧。
论战和人随着上述四大文学团体的组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1920年代的新文学界不时被一连串大大小小，既是意识形态又属个人的冲突打断。古典传统及其文学风格(文言)的维护者的殿后作战--如章士钊和他的《甲寅》，还有围绕着《学衡》的一派--轻易就被联合起来的新文学力量压服。但是，更刺激的戏剧来自新文学圈内，其中两个最有力和对立的阵营，自然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已经有许多人写过这两个团体之间在文学理论上的二分法，即："为人生而艺术"相对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在这段时期的原始文件里，这种理论上的对立似乎还是表面多于实际。
文学研究会的文件可作例证。如发起人之一的茅盾在1924年写有一篇坦诚的回忆录，关于研究会的"意识形态"有如下陈述：有过一个时候，文学研究会被目为提倡着"为人生的艺术"。特别是在创造社成立以后，许多人把创造社看作"艺术派"，和"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对立……一九二六年春间，我到广州去了一趟，那边的青年尚以此事为询，并且说："现在文学研究会为什么不提倡人生派艺术？现在文学研究会主张什么？"我记得当时我的回话是这么几句："文学研究会这团体并未主张过什么，但文学研究会会员个人却主张过很多，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对于文学的意见，我是愿意说的。"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第89-90页。研究会的另一位领袖和理论家周作人，是"为人生而艺术"理论的代表。早在1918年，他已经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的文学》的文章。在一段混淆不清和自我标榜的分析之后，他总结："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新青年》5期(1918年12月15日)，第6页；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引用，卷2，第144页。在另一篇文章《新文学的要求》里，他详细说明同一个观点："(人生派)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的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引自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引用，见第89页。
周作人这"正当的解说"，在阐明"为人生而艺术"的天经地义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初期的趋势里，在文学研究会正当活跃的时候，周作人的观点充分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态度。假如不是在他的生活里，那么一个作家该在哪里表达他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也就是说他的个性？假如他不写生活，特别是他自己的生活，那么一个新作家怎样才能写出真实的主旨而没有作假？因此，"现实主义"--这个被陈独秀放在他的文学革命的旗帜上，而被许多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学者归功于文学研究会的陈腔滥调--看来只是一个常识陈独秀的横额上的第二大主义是这样说的："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76页。。这个共同主题的变化也许来自茅盾的"自然主义"：他有意要写一些关于其他人的生活，而其他人则多写自己同事写关于他们自己的参见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1922年7月10日)，第7页。。叶绍钧、冰心、王统照、黄庐隐和许地山这些研究会会员，他们的"现实"作品都和他们自己或他们熟悉的经验有关。在创作中，得失攸关的，大体上是作者"对于人生的情思"，远多于"人生"。在《小说月报》第15卷2号的一篇简短的序言中，郑振铎说："我们分别那好的文艺的作品，与那够不上称为文艺的作品，不能用理智的道德的标准，只要看他所表现的情绪是否真挚、恳切，他的表现的技术是否精密、美丽。"《小说月报》15.2(1924年2月10日)，头版。
和"为人生而艺术"相反的，是通常与早期的创造社社员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为艺术而艺术。"就像文学研究会的领袖一样，尽管创造社的创办者对王尔德和法国象征主义派十分偏爱，但他们从不曾完全承认"为艺术而艺术"是创造社的正式格言。郭沫若已经说明这一点，成仿吾则加以重申："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1.2：21(1922年冬)；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创造季刊》1.4：13(1924年2月28日)。
在另一篇地位比得上周做人的文章，名为《新文学之使命》的文章里，成仿吾作出进一步的澄清：所谓艺术的艺术派便是这般。他们以为文学自有它内在的意义，不能长把它打在功利主义的算盘里……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它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安慰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而且文学也不是对于我们没有一点积极的利益的。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智与意的作用赋税太重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干燥的尽处。我们渴望着有美的文学来培养我们的优美的感情，把我们的生活洗刷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食粮，我们由文学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引自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98-99页。我们再无需引用其他类似的出自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声明，去弄清楚这"为艺术而艺术"论点的中心。法国象征主义派的观点是：艺术不但重建生活，而且建构一个新的宏伟的建筑物，可供艺术家逃离生活。但成仿吾的论据其实和这相去甚远，可以说是指向另一端：他的审美是建立在生活的坚固基础上的。对"完美"和"美"的追求--成仿吾所定义的艺术--最终是为了滋养生活，提供周作人所说的"艺术的享乐"。但是，"生活"在成仿吾的纲要里的定义并非就一般而言，而是指：透过我们的"情思"所认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也就是说，通过经验。成仿吾和周作人的不同，是视角和注意的不同。"个人的感情"对于周作人来说或者是基于一个更为理智和现实的基础来构想的，而创造社社员在他们的前马克思时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入迷的看法。他们也许把创造的过程当为偶像来崇拜，但是他们的审美仍然基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简单来说，成仿吾的论点可以这样理解：艺术，虽然有它自身的内在含意和价值，最初是以生活为基础来创造的，而最终也借提供快乐而为生活服务。提到两个"生活"，成仿吾想的都是他自己的生活。
郭沫若不无嘲弄地总结两个团体的成员所提出的理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郭沫若：《创造十年》，第133页。
两个组织之间的对抗，真正问题在于人际上的抵触。现代中国名人之间迷宫似的人际关系网--特别是政治家和作家--对于一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也许是一项最难适当处理的工作。但是，即使是一个粗略的梗概，也揭示了它极度的纠葛。郭沫若在他关于创造社的回忆录里叙述：起初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特别是郑振铎，确实邀请过创造社社员加入。他寄了一封邀请信给在东京的田汉，而这封信，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田汉既没有回复，也没有对其他创造社社员提起。在上海，郑振铎和茅盾请郭沫若吃饭，并且再次力请他加入。在得知有这样一封信的情况下，郭沫若推测田汉拒绝了邀请，因此他为了不伤害好友的感情，也婉拒了他们的邀请同上，第92-93页。。从此播下了两群人不和的种子。
但是，两个组织之间最初的关系还是友好的。1922年，为了庆祝郭沫若的《女神》发表的周年纪念，郁达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派对，而一些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包括茅盾、郑振铎和黄庐隐，也被邀请出席。茅盾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说并且拍了照。真正的裂痕是在郁达夫为即将出版的《创造季刊》刊登了一篇广告时出现的。在广告中，他提到一个组织"垄断文坛"，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会员自然觉得愤怒。把郁达夫称为"肉欲描写者"，把郭沫若和田汉称为"盲目的翻译者"的言论，开始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出现郭沫若：《创造十年》，第133-136页。。创造社社员对此加以反击。郁达夫写了一篇讽刺性的文章，滑稽地模仿茅盾、郑振铎和他们那一类的"血泪文学"。郭沫若和成仿吾则在翻译上吹毛求疵。施托姆宁静的《茵梦湖》，为两个阵营的成员提供了一块意想不到的战场，以炫耀他们各自的德文知识。一个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者不小心把"atheism(无神主义)"看错为"atheninaism"，便被成仿吾讽刺地放大为一个翻译的"主义"--"雅典主义"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62页。。批评翻译以外，他们还贬低对手的创作。成仿吾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一流的诗人，但他写了一篇尖刻的评述，名为《诗之防御战》，攻击如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徐玉诺，甚至是胡适这样的名人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1：1(1923年5月13日)。。从进取的勇气这方面来说，创造社社员似乎赢了第一回合。不过他们的年轻鲁莽，也为他们招来了更多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创造社社员与新月派的"绅士"的抵触，也是循着一个相似的模式。新月派的领导--胡适、徐志摩和梁实秋--起初都是和创造社社员友好的。徐志摩和梁实秋的通信在《创造周报》上刊登；梁实秋甚至还从美国投稿见《创造周报》，4、13和15期。。当胡适指出郁达夫的德文有错误时，令郁达夫很沮丧也很愤怒，甚至想要自杀；自此，两派的混战开始。虽然郁达夫不能鼓起勇气跳进黄浦江，但却真的写了反驳。胡适加以回应，随后，郭沫若和成仿吾也加入争论。胡适的朋友张东荪、陈源和徐志摩纷纷增援。陈源据《茵梦湖》的翻译攻击郭沫若，而徐志摩则略带轻蔑地提及郭沫若的"泪花滔滔"郭沫若：《创造十年》，第156页。，惹来郭沫若的朋友成仿吾的盛怒。他曾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一封致徐志摩的公开信，哀悼自己幻想破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创造周报》4：15(1923年6月3日)。被称为"假"，对于一个为了自己的真诚和坦白而感到自豪的人来说，必然不仅仅是无意中的刺伤。
除了郁达夫，创造社的社员--无论新旧--从不喜欢鲁迅。虽然两人都住在上海，郭沫若和鲁迅似乎故意避开对方曹聚仁说，鲁迅和郭沫若从未见过面；《文坛五十年》(香港，1955)，第166页。。在鲁迅的长文《上海文艺之一瞥》里，创造社社员获得无与伦比的"才子加流氓"的头衔，成仿吾则被谴责为"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鲁迅：《鲁迅全集》(北京，1957)卷4，第229、234页。。在另一篇文章里，年轻的激进分子也不能避开鲁迅辛辣的报复："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批评》，《流沙》，蒋光×(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挂帅的《太阳》，王独清……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同上，第96页。
鲁迅的笔锋是尖锐无比的，他所打的许多场仗，清楚显示文学团体及个人的复杂构造之间的混乱关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被卷入无尽的纠缠之中。
这个复杂模式背后的背景因素，和这个模式本身同样复杂。其中一个角度是透过教育和地理两轴去看。新月社是一个英美式的组织。在辩论的时候，它的成员依旧反映"绅士式"辩论员的态度。相反，除了少数例外，创造社的社员都是在日本受教育的学生，对英美一派既妒忌又蔑视。至于其他从未出国的人，像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会员，对两者都怀有相似的感觉。另外，同在日本"传统"里的，也情况因为年龄和等级而变得复杂：早期的"退学者"，如鲁迅和周作人，几乎不能容忍东京大学楼上那一群人的狂妄自大。在欧洲"传统"里，问题似乎是文化方面的。也许因为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向欧陆特别是德国借鉴的传统，创造社社员似乎还接受欧陆传统，但是受法国教育的王统照并不会尊重受英国教育的徐志摩。
就地理上而言，结构反映了一个全然"中国化"的特点。在京剧里，长期有一种"京派"和"海派"的二元对立。这两个概括的词同样可以应用到文人身上。有人把京派称为"拟古派"，而海派则可看成"浪漫派"；曹聚仁：《山水，思想，人物》(香港，1956)，第136页。京派"传统"，海派"现代"。京派更为博学，因此他们以有修养的品位为荣，时常看不起那些肤浅、庸俗的"上海滩上的诗人"这个词组是刘复(半农)创出来的，特指郭沫若："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明显地，这个名衔伤害了郭沫若的感情。见郭沫若：《创造十年》，第73-74页。。鲁迅、周作人和京派的其他较早期的成员，可被视为京派最好的代表。在他们眼中，创造社社员连同他们的"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他们的酒和女人，特别是他们对名利的追求，是典型的买办式的"海派"这些评价和用语出自沈从文，引自曹聚仁：《山水，思想，人物》，第136-137页。。为此，文学研究会通常能和京派的重要成员，如语丝派，和平共处；而创造社社员则常常发现自己要和两者对抗。新月社呈现和文学研究会相似的模式，假如他们没有因为英美教育把自己加以区别的话，或者能够和京派的学者们找到一定的共识。
说到底，辩争和组合都是由于人的因素。那些较为文雅和宽容的，如徐志摩和胡适，为这点而黏合于一起，多于他们相似的教育背景。创造社社员，每一个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是被一种共有的热情和自我英雄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郁达夫的"沉沦"，也是一种自我保存的英雄形象。一个行家对珍贵书籍和稀有风景点的欣赏，是周作人和孙氏兄弟的文章和生活作风的特征，他们都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散文家和游记作家。最后，鲁迅在他们当中是最受折磨、最不被信任，也是最孤独的一个，他是一位蔑视所有同盟和特性的孤立的巨人。虽然他很受尊重，但是很少人能估计他的心理忧困的深度。他留下一个谜，独一无二，也不能被归类。
鲁迅1881年生于一个迅速衰败的士绅家庭，他是在中国传统的黄昏华丽中成长的。当他借着在日本学西医而逐渐吸收西方学说时，他反对那些他开始认识到的在他童年环境中的迷信和愚昧。在看了一辑描述日本军人处斩中国人的新闻幻灯片后，鲁迅在1906年骤然从仙台医学院退学。他选择文学作为医治他的同胞的"灵魂"的媒介。1909年回中国，他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忧伤的旁观者。当《新青年》在1917年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号时，也把鲁迅从长期的沮丧中拉了出来。在发表了《狂人日记》后，鲁迅加入了新文人的行列。他的其他小说和杂文接踵而来，他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前锋。
不过，当鲁迅下意识地和传统及传统主义的力量对抗时，他却时常受到精神虚无主义的袭击。他似乎不能摆脱持续缠扰他的传统的心魔。在北京任教和写作了14年之后，1926年，他南行至厦门。1927年，他又从厦门移到广州，最后在上海安定下来，并且在那里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老前辈。虽然被年轻一代推崇为导师，他却为自己和那些向他寻求指引的年轻作家的矛盾关系所苦。在乐意帮助他们的同时，他不情愿、又或是不能够指出一条为将来发展的道路。他提携新作者的努力是慷慨和细心的，但是当他的学生提出他不同意的理论时，他常常显得怨愤和暴躁。因此，20年代末期，鲁迅发现自己四面楚歌。1928年，他和年轻的创造社社员因为无产阶级文学而开始的论战，驱使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和庐那察尔斯基的一些文学批评作品，因此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把他固定于左边。在1930年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宣称他是领袖，然而他和这个共产党主导的组织的关系并不和谐。1936年去世时，他是一个绝望和受尽折磨的人，远离那些后来把他奉为神明的人。
(李慧娆译)第二章文坛和文人现象我已经尝试描画一段时期--从世纪之交通商口岸的报章和流行杂志，到1920年代致力于新文学的主要团体和刊物--文学活动发展的模式。地理背景主要在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其中上海明显是报业和出版业最大的中心，北京则是受尊崇的学术活动中心。虽然，广州作为一个"革命基地"也有其重要性，但在文化方面却黯然失色。难怪1920年代中期，一些北京、上海的重要文学界人物--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茅盾--来到广州时都大失所望。这个充满政治派系和军事政变的城市只能产生军人和政客，而这些人粗野、邋遢的方式，令那些来自北方、有修养、娇惯和高雅的文人觉得厌恶。
虽然五四运动最初在北京开始，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活动从北京逐步迁移到上海。北京的文化财产--宫殿、博物馆、大学和过去的辉煌历史--都被混乱、腐败，以及一连串军阀政权的不稳定交替所抵消了。由于政治混乱，还有军阀的无能，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存在某一程度的思想自由。不过，1926年春，在张作霖的军队攻入北京前，恐慌的段祺瑞政府威胁要拘捕超过50名"过于激进的"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被迫大批离开。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7页。
鲁迅也是其中之一。他在1926年离开北京，经过在福建和广州的短暂逗留后，他对"革命青年"的幻想破灭，于是再次北上，在上海定居。他的行动是数以百计其他新文化"激进分子"的典型：他们放弃了北京的文化自豪感，而把自己陷入上海的"十里洋场"。1927年，因为北京的大学薪金短缺，另一批知识分子也从北京移居上海。
第二章文坛和文人现象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上海，这个最大的通商口岸，带着其本土和外来文化的附属品，在20年代中期后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这些附属品包括：法式咖啡馆、英美的银行、白俄妓女和按摩店、社交舞厅、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市立管弦乐队、不计其数的京剧和昆剧戏院、赌场以及鸦片烟馆。这个城市提供了两种适合新式知识分子的现成措施：第一种就是外国特许权为他们提供的避难所，远离军阀混战和1927年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第二种则是上海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是无可匹敌的。最大的商务印书馆，除了拥有《小说月报》，也出版文学研究会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泰东，一间小型而不出名的公司，借着与创造社合作而发了一笔财。创造社社员和新月社社员后来也设立了他们自己的出版公司。再者，开明书店为首的一些富于创业精神的图书公司，如开明、生活、亚东、光华和北新，借着迎合新文化，做了很好的生意。曹聚仁：《文坛三忆》，第34页。虽然他们也会纠缠那些有地位的作家，要得到他们的新作品，但是大部分都愿意为不知名的作家冒险。一篇作品的第一版通常不会超过1000或2000份，但流行的作品可以加印到数十版。
文坛现象文学团体、刊物、报章和出版公司构成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通常名为"文坛"。从来没有人尝试为其下定义，虽然每一个人都相信它的存在。当创造社在1921年公开指责有些人"垄断文坛"的时候，这个词开始被广泛应用。不过，这个指控似乎支持了文学研究会的其中一个设想：他们的确试图建立一个和谐的文坛，让所有新文学的拥护者都能在那里团结一致，写作和出版。然而，来自一群"喜欢卖弄学问、固执己见和好动成性的""好战分子"的挑战，粉碎了这个玫瑰色的"共和"景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纽黑文，1961)，第93页。自20年代初，无论对参与者或旁观者来说，文坛似乎只包含了心胸狭隘的口角、个人不和、意识形态上的论争、"时髦"文学的制造，以及对外国文学时尚的拙劣仿效。
对1920年代的文坛的一个概括，可以集中于它在上海的背景。这个景象大体上反映了至少四个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分别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派和新月社。假如把"文坛"这个词延伸至新文学的范畴外，甚至可以包括鸳鸯蝴蝶小说的礼拜六派以及他们出版的大量刊物，还有像"性学博士"张竞生那样的极端分子和他的美的书店。两者都有很好的销量。而文坛也并没有一位公认的领袖，尽管鲁迅在20年代后期独力和所有派别对抗，勉强赢得了来自朋友和敌人的尊敬，使他看来好像是一位统帅。他的威望让他得以进入好几间出版公司，而在他的帮助下，许多年轻作家的新作品被带入市场，特别是在30年代初期。
就是在这个文坛里，新的趋势和时尚出现了。在这一方面，创造社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们从贫困到声誉的提升、自我引致的"痛苦"，以及出版商的苛待，为1920年代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如霍雷肖·阿尔杰作品中所描述的靠艰困奋斗发家致富的神话。几个朋友被一种共同的写作欲望联合起来，就会成立文学团体，找一间小型的印刷公司出版他们的刊物，至少一期，里面包括他们同人的作品，而且撒上自我膨胀的宣言和个人的评注和意见。当这份刊物销路好时，会员们会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与其他已经成名的作家接触。不过在大多数例子里，这些刊物都很少能够持续超过三数期的。
创造社和它的伙伴也主要负责创造文学和政治口号。在20年代初，郭沫若和成仿吾借如"烟式披里纯"(inspiration)和"谬思"(muses)一类夸示性的词语，宣泄他们的创造力。随着创造社在1920年后期从"文学革命"移向"革命文学"，它介绍了如"奥伏赫变"和"普罗"那样借用的或创造出来的花哨词语。为此，1927年至1928年左右，"无产阶级文学"这一名称在没有创作出任何实质例子之前就已成为时尚。再一次，"左"倾主义的文风主要是创造社社员和他们伙伴的工作。
文坛也是模拟的活动中心，即在文学和社会方面对外国习俗和道德规范的拙劣模仿。随着文学研究会大规模介绍外国文学，外国作家和外国文学的潮流十分流行，如：托尔斯泰、泰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拜伦、雪莱、济慈、莫泊桑、左拉、雨果、罗曼·罗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掌握这些显赫的名字和重要的"主义"的肤浅认识，能提高人的地位。这个潮流首先是由早期的创造社社员普及的，然后再由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进一步推广。王独清在一次欧游后写了一本书，吹嘘自己与法朗士的会面。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上海，1932)。敬隐渔因为通信而认识了罗曼·罗兰，继而到处展示这位法国大师的短信。徐志摩写了热情洋溢的回忆录，记述他探访汤玛士·哈代和曼殊斐尔的经历。梁实秋和梅光迪曾经在哈佛大学上过白壁德的讨论课，并借他们的师长嘲笑那些激进分子。渐渐地，珍贵的现实生活经验经过不断述说，为错误的传说铺了路。泰戈尔的讲演之旅增添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的魅力。萧伯纳短暂的上海之行把他和鲁迅扯到一起，却令鲁迅不得不努力否认随后那些言过其实的报道。这种过分的模拟激怒了沈从文纯朴自然的感受力，他写了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在小说里，一个中国文人给了阿丽思和她的兔子朋友这样的建议："想同中国新的青年知识阶级认识，你问一个在欧洲的明白欧洲某文人的生活的朋友，拿一个那文人的相片来，签上赠你的名字，一到中国后，只要见到不拘某一个教授，让这教授见到这相，明天他就会为你宣传出去，大家都请你演说。"《新月》1.1：60(1928年3月)。
这位外国的阿丽思还发现上海的景象是令人失望的"不中国"："商店所陈列的是外国人的货物，房子是欧洲式样，走路的人坐车的人也有一半是欧洲人。"《新月》1.2：17(1928年4月)。这个夸张的嘲讽，指的当然是那些所谓的现代("摩登")人，而文学界的男女同时也是这样的时髦人士和潮流的设定者。康白情在上海开了一间咖啡店，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第86页。而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则主管其中一间最大的女装商店。梁实秋：《谈徐志摩》(台湾，1958)，第17页。在男装方面，传统中国学者的长袍仍然流行的同时，里面穿一条西裤才是时髦的。受法国教育的人不会忘了在秋冬两季戴上他们的法式贝雷帽。大体上说，西服被认为是时髦的，法式吊带也一样。以下是一个观察者在1926年的一段速写："其中有一个是一身笔挺的衣服，裤脚的折痕有如弹着铁丝的。雪亮的尖头皮鞋是短统的，露出光洁的丝袜。洁白的硬领下挂着缎结，衬在纺绸的内衣的前面。手中是一条'文明杖'。他跨进大殿的石门槛，就摘下头上的一顶簇新草帽……我想他必是留学生。"言多：《时代潮流中的一个女子》，《新女性》1.7：第483-484页(1926年7月1日)。
民国初年的时髦女性"被一系列笨拙的式样丑化了，直到1926年左右，一个天才裁缝--不用说是在上海--想到要把满洲旗人的袍子转变成'旗袍'"。亨利·麦克阿里弗：《中国现代史》(纽约，1967)，第275页。旗袍开衩的高度和袖子的长度经常在变。又高又硬的衣领在男女装方面都流行过一段时间。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惊喜地发现："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你就知道年青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蒋梦麟：《西潮》(纽黑文，1947)，第94页。另一位更富经验的上海写作界老手，在1930年代初描绘了以下一幅摩登女性的肖像："她必穿了短旗袍……着了高跟皮鞋和肉色丝袜，烫了水波式的头发，画了笔直细长的眉毛，面涂了浓厚的脂粉，唇涂了血色的口红，着了短裤，挟了皮包……可惜两乳不高耸，头发不金黄，鼻子不高大，眼睛不深陷。"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1935)卷1，第78-79页。
没这个现代文学女性的漫画那么夸张的，是以下一幅一个"女学生"的速写："头发是剪了半截的了，松散的短发上束着一只象牙的蝴蝶。雪白的纱衫里面的胸部很是平坦，显然是缚着紧身背褡的……短而开敞的黑色绸裙以下是穿洁白丝袜的一双小腿。再底下是玄色高跟漆皮鞋，这是使她走路时肢体曲折摇摆的。"言多：《时代潮流中的一个女子》，《新女性》17：第485页。
短发和平胸是独立、解放的女性叛逆者的典型特色，她们被大众视为"女革命"，因为短发据称是引自苏俄的。劲风：《剪发》，《小说世界》10.9：2(1925年5月29日)。外表是新娜拉蓝本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年轻的女学生在新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胡适引进的《新青年》一派的易卜生主义--逃离了传统的家庭背景，迁移到城市。作为中学教师或者大学生，怀着写作的热望，她们会主动大胆地拜访年轻的文人，并且与他们交朋友。1920年代的文学，充斥着这样的故事：一位独立的娜拉如何与一个苍白忧郁的年轻人在咖啡店里相遇和调情，或者一群热爱自然的女学生如何在杭州西湖碰上一位英俊的正在画风景写生的艺术系学生。他们会以一些混乱的英文称谓交换姓名，如密斯脱、蜜丝、打令，继而迅速发展一段罗曼史，加插了往来不断的情信、在餐厅或旅馆偷偷摸摸的约会、解除过去的包办式婚姻、表示忠诚的誓言和通奸，然后是新式婚姻的大团圆结局，或是以数星期"无休止的"痛苦和自怜作结的悲剧收场。西方文学，即一些他们读过的名字和一些他们记下来的诗歌，在这些不计其数的浪漫戏剧里成为舞台道具。这些生活在沿海城市的年轻时髦人物的生活方式，在流行的用语中通常是指到国外留学的，是用西方令人惊奇的事物和魅力"镀金"的。
这些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加入文坛的青年男女的生活故事，揭示了一个典型的模式。他或她出生在世纪之交中国东南面其中一个最繁华的省份。在受了几年旧式教育，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地学了四书五经后，新式学校在省会和其他大城市开办。因此我们这些年轻的初学者最先迁移到这些新的城市中心，留下一个传统环境在迅速地腐烂。这些新式学校的课程包括一些非传统的科目，如地理、数学，有时还包括外语。在课余时间里，他或她会浸淫在严复翻译的斯宾塞或赫胥黎中，以及林纾的西方浪漫男女主人翁的世界。梁启超以"笔端常带感情"写成的文章，也成为年轻人心爱的读物，并且滋养了他们最初的爱国主义意识。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太多乡村，却往往带来了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我们的青年男女变得勇敢。学生们进行罢课，有时能令不受欢迎的旧式管理人员下台，但通常为反抗的首领带来惩罚。他开始偷偷地写情信给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同学；她私底下爱上了中国文学的新教师。假如他们的父母大力反对，他们就有了多一个借口，脱离家庭，一直留在城市中。
《新青年》的出版使他们的激进主义具体化和普及化。每一个人都在读这本杂志，大量别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杂志开始出现。日积月累的创作欲几乎使他们爆裂，必须要找一个出口，他或她会小心地尝试创作，通常会使用笔名。一旦这位年轻作家的作品出现在一些较有威望的地方，他或她就已经是一个自封的"文人"了。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还会有足够的勇气，组织他们自己的文学团体和出版他们自己的杂志。
有时，当他或她变得全省或全国知名时，就会作出进一步的迁移，去上海或者北京，表面上是去学习或是教学，但实际上是到处游荡，结识朋友，以及被介绍给文学名人。他们就是在上海的通商口岸，通常是使馆区和法国租界，与对方相遇，然后疯狂坠入爱河。经验为更多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动力。因此，他们创作及发表了更多的作品。于是，他或她便成为了名人。
文人现象前面的描述，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与文坛密切相关的重要现象--文人，或者贬义地，文丐的出现和激增。春英红雨：《文丐阶级论》，《万人杂志》1.1：1-23(1930年4月1日)。
文人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早至汉朝。不过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它的用法有点混淆。它可以指与"武人"相对的文职人员的大类。任毕明：《漫谈文人》，《联合报》(台北，1969年9月1日)，第4页。但是在这个类别里，一个文人有进一步的、更实在的意义，即一种或几种纯文学文类的拥护者。在这狭义的定义里，要注意的是，纯文学很少作为一种社会接受的职业。自宋朝开始，早期的专业宫廷画匠和流行小说戏剧的作者，也许把文学当为职业，但是这从来不是社会上流行的，而且，特别是第二种，都是带着相当多的不情愿和看为很窘迫而从事这一行的，他们大多数是遭受挫折的士大夫。但是，在"大传统"中，成为一个著名的文人，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声誉，却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效益。一个诗人或一个散文家从不用他的作品赚钱，他也不愿意为了商业用途而写作。因此，文人最高尚的形式只是一个士大夫，有着较高雅及文学性的一面，而文学更经常地只不过是一种消遣或嗜好。
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使文学成为一种在商业上确实可行的行业。他们是现代文人直接的原型。新文学运动标示了原始文人时代的终结，并催化了现代文人的产生。文学研究会会员不但使他们的新地位正式化，而且开创了把文学作为一个严肃的和受尊重的行业的道路。创造社社员则使现代文人成为一种时尚，而大量青年男女被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他们的作品的流行所吸引，把文学作为他们生活的理想。文学刊物的编辑们被来自满怀抱负的年轻人的来信包围着，像以下这两封：我是二十岁的青年，受过中等教育……我不敢说对于文艺有研究(或有文艺的天才)，可是我很爱文艺，打算献身于文艺。因此请求先生指教我：怎样研究文艺？有什么文艺理论的书可以阅读？怎样写创作？……我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但是环境逼迫我为生活而奔走。我不得不抛弃了书本子，可是我的知识欲不肯屈服于环境势力之下。况且我还想做一点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我选定了文艺。我想借文艺来声讨社会的黑暗，人类的痛苦，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描写未来的光明。可是我对于文艺是门外汉，要请先生指教我怎样可以达到目的……《一个文学青年的梦》，《社谈》，《文学》1.3：347(1933年9月1日)。文学作为一个"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媒介及抗衡社会恶行和人类苦难的工具，这个概念既古老又现代。不过我们的年轻人对这封信的看法，最可能受了两种当时的资料的影响。第一种是梁启超关于文学与群治的关系的著名观点。另一种可能性，则是鲁迅的叙述：当他是一个在日本的医科学生时，因为看了一辑有关中国农民被日本军人处斩的纪录幻灯片，而决定从事文学创作。对于五四的文人来说，文学并非以艺术为终点，他们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把自己看为社会改革者和国家良心的发言人。这完全符合了五四期间主导的民族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也认为文人是相轻的。不过"文人相轻"这个词的发明者--六朝时的曹丕，对这个词的解释肯定和它的现代含义不同。"轻"在曹丕的年代，是关于文学风格和体制的。风格和体制各不相同又种类繁复，所以很少有文人能众体皆备。因此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所擅长的基础上("各人所长，相轻所短")"批评"别人的不足。曹聚仁：《文人相轻》，见其《山水，思想，人物》，第84-85页。这种对文学风格的批评逐渐退化为对个人风格的"轻"。1920年代的攻击就成了派系的斗争。甚至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词仍然反映它的传统意义(文学风格和体制)，但是它的现代用法单纯指最好的作品是某人自己的作品。较为自大的，会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不单是最好的，还是最现代的，也就是最贴近西方流行潮流的。
现代文人其实跟传统文人一样，他不单单是文学的爱好者。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文人通常等同"名士"，就是一个其生活与酒和女人绑在一起的人。王任叔：《作家与人生》，《贡献》2.5：48(1928年4月15日)。李白、苏东坡、袁枚，以及现代文人最喜欢的黄仲则，很容易令人想起并将他们作为过去的代表。通过苏曼殊、郁达夫和许多其他的人，现代文人保存了这个传统。一个相似的但是略带贬义的含义与文人相连--无论是传统或现代--即他们与"才子"相同，这既说他们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有"才"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爱情方面有本事。一个现代文人与一个古典小说或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才子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被外国时尚和新式思想"现代化"了，而旧式的才子也许仍然为了《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而流泪，或者他的热情会被《西厢记》中的后花园幽会所加剧。新式文人则更倾向于援用拜伦的情事，济慈或雪莱的伤心结局，或者甚至是乔治·桑大胆的偷情。在20年代被普及化和庸俗化的所谓新式思想，往往能够因为下列资格而获得现代文人的身份：订阅《新青年》和更多新文学杂志，如《创造季刊》；对西方学术和文学潮流的认识，主要从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及主要的文学杂志中搜集得来；在1927年前，一个反军阀和亲广州的立场，但是其后则是一个反抗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的立场；对俄国虚无主义和苏维埃入迷，但不一定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再者，对于新式的短发女性，对易卜生主义的彻底拥护，也就是对家庭和社会的抛弃，在情绪上认同解放的女英雄，如柯伦泰、苏菲亚·佩罗夫斯卡亚、郭耳缦或者艾伦·基。
章克标在1920年代写了一本关于如何在文坛成功的书，里面提出了以下资格：1"资格"。最低的要求仅仅是"认识几个字"的能力。配备了这最基本的工具，一个文人还要具有以下条件，包括对自己的天份坚信不疑、特殊的癖好、姣好的外貌、恋爱经验、面对指摘时的老面皮和灵活性、对传统文学的一点认识，特别是流行小说，还有记得20个西方作家的名字。
2"气质"。一个现代文人应该放荡不羁、风流成性、喜欢自吹自擂、懒惰而狡猾、常常抱怨，而且是情绪化而非理性化的。
3"生活"。他应该喜欢摩登和流行的服饰、在饮食方面有品位、嗜好烟酒、居无定所、赌博和嫖妓、欠债、患病(特别是肺结核和梅毒)，还要有闲聊和冥想的能力。
4"社交"。他应该对文坛的主要潮流和结构有最新的认识，要时常拜会文学界的名人、组织社团、参与派系斗争，并且能够维持良好的联系和结交新朋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性的。
5"著作"。一个文人最好在家里有一间书房；抱持知道多一点比不知道好的意愿，坚持写作的原创性，特别是对他自己的罗曼史，假如没有能力创作，就去翻译：拣选流行的"主义"或学说，从个人经验中--尤其是爱情方面--选取素材和主题，并以个人风格写作如下文体：诗歌、戏剧、小说、自传、日记、情书、随笔、短文、游记和文学批评。
6"出版"。为了令自己成名，他应该向其他刊物或报纸投稿、出版自己的杂志和书、结识和操纵一些出版商。
7"宣传"。他应该印制包括所有名衔的名片、使用附有个人笺头的文具、照相、在报章发表声明、参加会议并发表长篇演说、向文学刊物的资讯栏提供关于自己行踪的资料，或者自己捏造。
8"守成"。他应该赞助新作家、雇用枪手、检验"国粹"、翻译外国经典、建新房子或重修旧的，还要编制文集。
9"应变"。章克标：《文坛登龙术》(香港，重印，1966)，第1-9章。这个全面但有批判性的概述，使人想像出一个现代中国文人的混合形象。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在这里提及的显要人物的痕迹。但是这个挖苦性的混合描绘，几乎不能穿透表面。倘若不是某些支配性的内在感觉和思想的表现，行为的外在模式会没那么重要。就是一个文人的内在和外在方面的相互作用，激起了另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兴趣，因为这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学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一种浪漫性情的进化。以下篇章希望通过七个人的生平研究发展这一主题。
(李慧娆译)第三章林纾林纾(1852-1924)生于福州附近的南台村，世为农夫，"皆浑厚忠信"关于林纾的生平，主要参考朱羲胄的《贞文先生年谱》，《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四种》，朱羲胄编(台北重印，1961)；周策纵：《林纾》，霍华德·布尔曼编：《现代中国的人物与政治》(纽约，1968)，第88-94页；相类似的叙述，可见布尔曼编：《中华民国辞典》卷2，第382-386页。另见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15期(1924年11月10日)，第11页。。林纾四岁时，父亲往台湾找工作，一家九口一个月里经常有五六日是饿着肚子的。四年后，林父依然在台，身无分文，一家人靠林纾叔父资助微薄的家用及母亲和大姊治针黹糊口。
1862年，林纾10岁，在叔父的资助下开始接受教育，老师是当地的一名穷学者，林纾是他的爱徒，在老师的教导下热衷学习欧阳修的散文和杜甫诗。数月后，林父终于在台湾的衙门找到一份工作，得以汇款回家。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年轻的林纾设法储了些钱，买了班固的《汉书》及先秦诸子的作品的一些残本。在五年间，他积了三橱旧古书。林纾又透过村塾，读到《诗经》、《左传》、《尚书》，以及他最喜欢的《史记》。到20岁，林纾已经读过逾2000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了。
林纾好学的态度终于为他带来了成绩：27岁考取了秀才，30岁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他曾7次赴礼部考进士不果。在常规的官途上连番失败，饱受挫折的林纾渐渐放弃仕途的发展，安于教学。林纾曾经在多所私塾授课，1905年废科举制，林纾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一直到1913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林纾，逐渐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并因对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有渊博的认识而闻名。根据林纾本人的记述，他花了40年时间学习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的文章林纾：《畏庐三集》(上海，1924)，第30b页。。被认为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名家的吴汝沦，就曾赞赏林纾的古文风格朱羲胄：《年谱》卷1，第26-27页。；有人甚至指出，林纾的古文比吴汝沦的写得更好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上海，1930)，第76页。。
第三章林纾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在林纾的众多作品中，有不少是关于家人的旧事回忆(通常以唁词的方式写成)，描写对象包括母亲、祖母、大哥、大姊、叔父、长女、妻子和妾侍，这些文章最能表现温情的一面。很明显，林纾与家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家庭对他感情上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社会关系中表面的要求。18岁那年，林纾因祖父母和父亲接踵逝世伤心不已，自己也随即患上肺痨，大量吐血林纾：《畏庐续集》(上海，1924)，第49b页。。1895年，林母病重，林纾曾一连9天四鼓起床为母亲拜祷，立誓愿以自己的科名之籍，来换取母亲安息，即使下着大雨也俯伏着祈求。他真诚的祈求似乎得到回应--林母逝世时十分平静，倦透的喉咙找不着丝毫的血迹。在守丧的60日里，林纾每夜哭祭亡母，在母亲死去后6年，他都经常患病晕倒林纾：《畏庐三集》，第2a-b页。。在这些不幸的年头里，林纾因为悲伤而变成了放荡的文人，他漠视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埋葬在诗歌中，同乡都称他为"狂生"，与他疏远起来林纾：《畏庐续集》，第78b页。。林纾的妻子18年来一直照顾体弱多病的丈夫，关怀备至。1897年，她患上肺痨病逝；随后两年，林纾的次子和长女亦相继逝世。
林纾因家人去世而表现的伤痛，显示了他感情丰富的个性。看起来，他的儒家道德观是因为家里的经历而形成的，是感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林纾有些时候比较烦躁郁闷，与人争辩时往往不能自拔，这也是构成"狂生"这个称号的由来之一。为了遵守礼教习俗，林纾不得不克制自己急躁的脾性，特别是当他慢慢步入中年以后林纾：《畏庐续集》，第44a页。。
对传统的儒家学者来说，在重重的礼教下放纵自己的个人情感是十分罕见的。但林纾证明了自己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接触到一本西方小说，开始沉醉于西方小说的世界，并尝试以中西方事例来辩明自己容易动情的个性。林纾成为中国首位主要的西方文学翻译家，创下了拥有180多本译作的记录，至今仍然无人能及。
《巴黎茶花女遗事》--感情的世界林纾与西方文学的首次接触是颇为意外的。林纾有一位好友王寿昌，是福州附近的船政学堂的学员。当时林纾正遭受丧母和丧子的打击，王寿昌便向林纾介绍了《巴黎茶花女遗事》(LaDameauxCamelias)这部小说。也许是为了冲淡林纾的悲伤和孤寂，懂得法文的王寿昌向林纾提议合译这部小仲马的作品。由于林纾不懂任何外语，王寿昌得先逐句口译，再由林纾以古文写出来。二人都为马克格尼尔的悲惨遭遇而恸哭。据说他们译到最伤感之处，哭声之大，就连在屋外也能听见左舜生：《中国现代名人轶事》(香港，1951)，第12页。。
这部小说不单令林纾感动流涕，也成为了中国最受欢迎的译作之一。林纾是个讲究道德主义的散文家，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浪漫小说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正统文学的认同，因此，一部描述妓女的西方小说能够对林纾构成如斯强烈的吸引力，实在令人不解。马克格尼尔与林纾刚去世的妻子显然并不相似，而轻浮的花花公子阿猛亦不符合儒家君子的形象。
林纾最初何以会被这部法国小说吸引，可以有不少推断。倘若要找一个更合理的原因，则必须回顾林纾的一生。林纾曾写过自传《冷红生传》。他在当中舍弃了其他主题，选择详述自己感情丰富的个性。这种做法对儒家学者来说并不普遍。林纾在文章的起始把自己形容为"木强多怒"，而且"貌寝"，然后就开始叙述自己与妓女的关系。林纾在妻子去世后不久，遇上了一位十分倾慕他的妓女，这位迷人的妓女仰慕林纾的才华，并尝试取悦林纾，却得不到回应。林纾遭朋友取笑，责备他狠心，他却自辩说："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褊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林纾：《畏庐文集》(上海，1910)，第25a-b页。
流连烟花之地，对传统学者来说并不是什么禁忌，不少文人--包括林纾最欣赏的大师之一欧阳修--常常会到青楼消遣，他们有好些佳作也在这些地方写成。但从林纾的文章看来，他是认真地对待妓女的，这种态度在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实属罕见。明显地，马克格尼尔是个迷人的妓女，有一颗善良的心，能轻易博取林纾的同情。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马克格尼尔的一生几乎验证了中国人"红颜薄命"的说法。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吸引之处，最多是再三牵动了林纾感情丰富的本性而已。在这方面，我认为林纾对妓女的个人态度超越了传统的规范：林纾有意无意地尝试把儒家学者官员传统上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合而为一--一个是以正确道德操守为基础，在社会及政治上以效忠国家为己任的世界，一个是讲求艺术文化、暂时回归自然、不拘礼节、随便与歌女交往的比较轻松的世界。换句话说，林纾这个着重道德观念的儒家弟子，尝试以自己对道德操守的认真态度来对待感情事，填补道德观和感情观之间的空隙。对林纾来说，"情"并不仅如《论语》中所规定的那样，是"礼"的内在反映；情就是道德。
林纾亦坦然承认自己重情的个性。据说他读过自己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后，笑着说道："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耶？"朱羲胄编：《春觉斋著述记》，见《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四种》卷3，第40页。林纾的情并非单单用在沉沦的女子身上，他有不少感情洋溢的文章都是以家人为主题的。林纾的妾侍就曾经得到同样的敬爱。1924年，她50岁生辰，林纾写了一篇文章赞扬她的勤俭刻苦，又公然自夸自己是首位正式写文章表扬妾侍的中国文人；甚至儿子建议把她扶为正室，林纾也不表反对，只是妾侍本人拒绝而已《年谱》卷2，第62-64页。。他对家庭的热爱，自然使他重视孝道；而同时，他也在孝道中找到了感情与道德糅合的完美化身。
狄更斯--道德的世界林纾一家于1903年移居北京，他在那里认识了同在京师译书局工作的魏易。二人合作从事翻译，并在1907至1908年间发行了五部狄更斯作品的译本，包括：《滑稽外史》(NicholasNickleby)、《孝女耐儿传》(TheOldCuriosityShop)、《贼史》(OliverTwist)、《块肉余生述》(DavidCopperfield)和《冰雪因缘》(DombeyandSon)。
林纾在译作的序言中曾明确谈过，狄更斯的作品对他来说很是吸引。林纾先是欣赏狄更斯的文学技巧，将之与他喜爱的大师司马迁相比《著述记》卷3，第6页。。此外，林纾又认为狄更斯是个认真的、时常带有悲剧性的社会评论家："狄更斯，古之伤心人也。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同上，第56页。
林纾在狄更斯小说里发掘的第三项特点，即道德意义，这显然是最能吸引林纾的一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虽然充满罪恶和不仁的行为，但也有像狄更斯一样维护道德的人。狄更斯在感情和人道立场上的思想，在他的中国译者的心底里得到温暖的共鸣。
狄更斯的滥情是众所周知的，经常受到尖锐的评论家的嘲弄。赫胥黎(AldousHuxley)在批评《孝女耐儿传》时冷冷地指出："每当他在作品中变得情绪化，他就会立刻停止使用他的智慧。"赫胥黎：《小耐儿的庸俗》，见乔治·H·福特及小L·莱恩编：《狄更斯批评》(伊萨加，1961)，第154页。这刻薄的批评正好表明了西方读者阅读口味的转变。但在狄更斯的时代，成千上万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的确因小耐儿的死而流泪，而《孝女耐儿传》也是狄更斯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林纾把小说名称翻译为《孝女耐儿传》，不但呼应了狄更斯时代的读者的心态，还把可怜的耐儿转化为孝道的一个光辉化身，在一个简单的言情小说中加入了道德教义。
林纾从道德与感情的角度看狄更斯的作品，带出了一个有关狄更斯自身的重要问题。他经常利用黑色幽默来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他批评社会的用心有多良苦？他拥护人道主义，以之来抨击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的作家有多少真心话？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狄更斯也许就如大部分感觉敏锐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一样，陷在矛盾之中。作为一个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社会的其中一员，狄更斯感到骄傲，但同时又因这种进步为人类带来的苦难而深感痛苦。狄更斯目睹社会里各种丑陋的现象，有时会放声表达强烈的反对。然而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什么也没有--除了大量善良的情感和热情，即法国学者路易·加萨冕所指的"耐儿的哲学"(laphilosophiedeNoel)路易·加萨冕(LouisCazamin)：LaRomanSocialenAngleterre，18301850(巴黎，1903)，第4章。。这是一种以情、以性本善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观。所以，狄更斯成为林纾最欣赏的作家，当中的原因可以说是因为二人有一个有趣的共通点。狄更斯同样是重感情的道德家，他尝试以自己泛滥的道德情操来支持对社会公义的诉求。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身处不同的社会背景：工业化引致人类生活困苦和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激起了狄更斯道德上和情感上的回响，而林纾的反应则主要来自儒家伦理的传统。因此，虽然林纾视狄更斯为社会评论家，但狄更斯针对物质生活的批评很多时都不为林纾所注意。最佳的例子就是《冰雪因缘》。
《冰雪因缘》一般被认为是狄更斯首部较成熟的作品，反映了狄更斯写作风格的转变。他早期的作品幽默，讽刺较幼稚，后期的才更认真地关心社会问题。小说出版时，正值1840年代的铁路狂热时期，而主角董贝先生是个有魄力的商人。埃德加·约翰逊认为"董贝先生是19世纪商业理论及其社会哲学的活像征"埃德加·约翰逊：《董贝主义的世界》，见A。Wright编：《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纽约，1961)，第140页。，这个说法颇有道理。不少西方学者也认为，《冰雪因缘》写的是工业主义的冷酷无情，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罪恶。但这部小说其实还进一步反映了狄更斯因物质生活改善而感到的矛盾。他一方面批评工业主义为社会带来的种种罪恶，与此同时，他又明白机器的好处，以及机器带来的力量和财富。
《冰雪因缘》的两段引文可以证明狄更斯这个矛盾。小说的第六章谓："总之，还没有完工、还没有通行的铁路正在修建中；从所有这可怕的混乱的中心，沿着它那宏大的通向文明和进步的旅程，光滑地延伸开去。"狄更斯：《董贝父子》(纽约，1963)。
但在第二十章写到董贝在火车上的旅程时，却有好几段类似以下描述的文字：它不可抗拒地朝目的地奔去，发出的尖叫和呼喊越来越响。这时，它的路还像死神的路，蒙上了厚厚一层灰。周围的一切全给染黑了……近旁有高低不平的破墙，行将坍塌的房舍。透过朽败的房顶和破碎的窗子可以看到一些破破烂烂的房间。在这些房间里，贫困和热病躲藏在许多可怜巴巴的形体里。烟和挤在一块儿的山墙，变了形的烟囱，残缺的砖块和灰泥遮住了残缺的身心，挡住了朦胧的远方。也许是由于口述者的失误，又或者是由于林纾无法掌握他们的"象征模式"，这两段在中译本里都被删去了。林纾所加插的评论并不能指出工业主义的好与坏。对他来说，英国物质方面的繁盛已经成了事实，他所见的董贝先生并非功利的商业社会或工业主义的象征，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他的冷酷无情(注意中译本的书目的比喻："冰雪因缘"；而林纾死去的女儿也是取名"雪")，最后被芙洛伦丝的爱和孝义的纯洁与温暖所融化。当林纾读到斐尼克司勋爵把董贝先生形容为"实为英国之商人，且实为人"时，林纾不禁欣喜地加上一句："妙极！"林纾译：《冰雪因缘》卷4，第12页。
但对林纾来说，《冰雪因缘》中最吸引的人物无疑是女儿芙洛伦丝。通过她的形象，感情与道德合而为一。在接近完书的部分，写到父女重逢，芙洛伦丝哭道："自今以后，永不再别，天乎，爸爸也。"林纾再次无法掩盖自己的情感："畏庐书至此，哭已三次矣。"同上，卷6，第89页。芙洛伦丝首要的美德肯定是孝。"孝女"二字不时出现于林纾的译本。狄更斯曾透过芙洛伦丝的女佣赞扬她道："弗洛伊小姐是最忠诚最耐心最孝顺最美丽的女儿，"但林纾只简单译为"若女之奇孝"同上，卷5，第31页。。狄更斯又曾相当激动地呼喊：醒来吧，狠心的父亲！现在醒来吧，愠怒的人！时间正在飞驰；那个时刻正在迈着愤怒的步子走过来。醒来吧！
醒来吧，注定要遭到厄运的人，趁她近在身边！时间正在飞驰；那个时刻正在迈着愤怒的步子走来；它的脚已经到了这所房子里。醒来吧！林纾的译本把两段合而为一，成为"无心肝之蠢畜，汝能睡者恣睡也。迨汝醒时，欲得此奇孝之女儿，已不可得。即得之而汝之死斯近矣。"林纾译：《冰雪因缘》卷5，第27页。
林纾发现狄更斯的小说把孝义发扬光大，反映了中西伦理礼仪上有趣的差异。孝当然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狄更斯本人曾强调"对基本家庭感情的膜拜"汉弗莱·豪斯：《狄更斯世界》(伦敦，1941)，第130页。，并常常把孝道融入他对"满足家庭中所有自然、自发的情绪"的提倡中去莱昂内尔·特里林《逃亡者的聚合》(波士顿，1956)，第43页。。但在西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看来，孝顺父母不过是十戒之一，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戒律。基督教奉孝为教义之一，正因如此，孝亦随着现代人对宗教的热诚减退而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埃德加·约翰逊从芙洛伦丝观察所得的亦不无道理："那些对芙洛伦丝的遭遇感到不满的、缺乏感知力的读者，会觉得她温和的谦恭缺乏说服力。但是，有鉴于她性格上的首要倾向，以及她在那间冷漠的房子里的童年……她会责备自己不能赢得父亲的爱，并且建立起一种可怜的罪疚感，其实是无可避免的。"埃德加·约翰逊：《〈董贝与父子〉导读》，第26页。
这种以罪恶感作出发点的分析，相信难以说服林纾。中国儒家传统重视家庭的联系，孝往往是所有道德伦理的基础，部分因为儒学的世俗定位(thisworldlyorientation)把孝转化为一种社会习俗。因此，在这传统中成长的林纾，也颇能理解芙洛伦丝所受的痛苦。她那种"温和的谦恭"，不正清晰反映了早于汉代时，历史学家班昭就在其著名的《女诫》中所提倡的妇女的首要美德吗？她写道："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南希·里·斯旺：《班昭：中国最早的女学者》(纽约，1932)，第83页。
哈葛德--英雄主义的世界林纾从狄更斯作品中看到的孝，对林纾来说，不单有情的价值，还有其他更深远的意义。林纾视孝为自己一生中永恒的感情，也是道德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桥梁。林纾翻译得最多的是哈葛德(1856-1925)的作品，在哈葛德的25部译作中，能看出林纾道德观的延展。
林纾把MontezumasDaughter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把故事主人翁追寻杀母仇人视为"西人不尽不孝"的证明，"知行孝而复母仇，则必知矢忠以报国耻"《著述记》卷3，第4页。朱羲胄错以为原作是MaiwasRevenge。。这种解释清楚地指出，孝其实可以超越家庭范围，延展到国家富强的发展上；这看法正是林纾的好友，另一位举足轻重的翻译家严复的见解见本杰明·施瓦茨：《寻找财富和权力：严复和西方》(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4)，第40页。。林纾还警告说："西人不尽不孝矣……封一隅之见，沾沾以概五洲万国，则盲论者之言也。""今西学流布中国，不复周遍"的原因真正在于一小撮保守派抱着错误的观念，以为"其人为无父"《著述记》卷3，第4页。。一个着重孝道的儒家弟子持有如此的革新思想，的确令人惊讶。
林纾本质上并非一位政治思想家，他在译作表露的政见也不及严复的重要。但林纾能得出与严复相同的结论，反映了历史环境的改变；不再只有像李鸿章等少数的洋务专员才尝试向西方妥协。但严复和林纾二人都坚定反对以中国为中心这种孤立主义的立场，他俩都承认西方存在于中国这个事实，并尝试与之搏斗，同时亦认为流行已久的"体用"理论对当时和未来的中国也不足够。在远离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之余，又要实践西方的"用"，如枪、船、电报、铁路，甚至建制，这种局限的做法实在不再可行。林纾其实是在其译作中着手解决西方的"体"。虽然他采取的是一个较接近儒家的立场，但他踏出的这一步，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的先驱，带领了后来五四时期的大胆趋向。
若从五四时代打破旧传统的角度看来，说林纾是个死硬派的话，林纾至少在自己盛年的时候是属于改革派的。林纾从出生至成长，中国一直受到内忧外患的折磨：英法联军、太平天国、捻军和穆斯林起义、同治中兴，以及维新运动，沿岸海关由外国人管辖，任由他们的汽船于中国水域内随处走动。林纾的家乡福州，在法国的协助下兴建了造船厂。虽然林纾终日埋头苦读文学，但他对国家所受的打击和屈辱却非常关注。1884年，中法战争于闽海爆发，法国的战船击溃了中国的海军，毁灭了福州的船厂，32岁的林纾对无能的中国军官感到愤怒，趁左宗棠到福州时，果敢地亲自上书抗议《年谱》卷1，第12页。。1895年，林纾最后一次上北京考进士，他向清廷写了一封请愿书，反对中国把台湾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虽然林纾没有参加由康有为领导的改革派，但可以肯定他亦赞同中国有改革的急切需要。1898年，德国占领胶州后，林纾又在另一篇请愿书里要求清帝退位，以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为大前提同上，第21页。周策纵：《林纾》，第91页。。
从北京回家后，林纾开始与志同道合之士商讨政事，并支持推行改革。1897年，林纾出版了一辑共32首的讽喻诗集，猛烈批评缠足、书呆子、社会腐败，又倡议女学、减税、实行实际的外交手段、军训，以及提高低下阶层的生活水平等名为《闽中新乐府》。选篇见《年谱》卷1，第19-20页；分析见周策纵：《林纾》，第90页。。
这些建议带有改革思想，与晚清改革派的意见并非大相径庭，然而林纾在后期的译作里超越了这种实际的改革姿态。哈葛德的小说能再次提供最佳的例子。
不少人认为哈葛德写的历险故事不过是盲目模仿中世纪的传奇文学，故事主人翁的任务，像传统小说一样，往往都是非常崇高的："有的是拯救危难中的少女，有的是要协助朋友，有的是拨乱反正，或探险、挑战自己。"莫顿·科昂：《哈葛德：生平与作品》(伦敦，1960)，第220页。但正如他的一本传记里所说，哈葛德同时亦"把中世纪的传奇文学维多利亚式化"同上。--于陌生的地方寻找财富的确是一个崇高的维多利亚式的目标，也是建立大英帝国的基本推动力。哈葛德来自所谓"乡绅阶层"(大英帝国的旧中坚)，又曾参与布尔战争，大英帝国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保卫国家，为国家争取利益是义不容辞的。吉卜林、斯蒂文森以及其他众多后期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都抱着这种态度罗伯特·凯利：《斯蒂文森和冒险小说》(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4)，第152页。。
与哈葛德同期的林纾，清楚看到其作品里的帝国主义意识，并加以利用，表达了一些更有建设性的见解。一方面，林纾发现所有西方历险小说都潜藏着"劫"的野心，这种动机可从个别抢劫事件扩大至大规模的掠夺行动：征服其他国家与土地。起初的侦察和探索工作，不过是伟大的暴力事件的必然序幕而已。不是先有哥伦布重走上一代的海盗的航线，才有后人抢夺美洲吗？从这种角度看来，中国岂非不过是这种长期侵略行为的新目标？"须知白人可以并吞斐洲，即可以并吞中亚。"林纾：《雾中人》序，见《著述记》卷3，第27页。另一方面，这种侵略行为的野蛮传统不就是西方势力强大的因由吗？它对传统中国的"忍让"，构成了一个多么富威胁性的反差！林纾把《古鬼遗金记》的序献给梁启超，并概括了他对哈葛德小说的看法：亦鼓励白种人探索之思。蓝本均出鲁滨孙哥伦布二氏也。呜呼！白种人于荒外难可必得之利，尚轻百死而求之；吾族乃舍其固有之利，拱手授人。且以客凌主，举四万万之众，受约于白种人少数之范围中，何其丑也！林纾：《雾中人》序，见《著述记》卷3，第35页。在另一篇文章里，林纾把这一点说明得更清楚：西人之崇耻而尚武，宁尽出于其性，亦积习耳。习成，则与习偶悖者，众咸斥之……中国不尔。以忍辱为让，以全身为智，故数千年受异族陵践而不愧。此亦谓之性乎？林纾：《畏庐续集》，第3页。林纾在翻译哈葛德时所写种种有关国耻的译序，反映了他其实和好友严复一样，都是"向中国这个作为社会国家的概念靠拢，而不是作为一个文化"施瓦茨，第56页。。中国文化在林纾的心目中仍然拥有本质上的道德价值，在这一范围内，与一个具备永久重要性的最后目标相比，它变得次要了。这个目标显然是中国的防御，并非根据文化传统，而是借用武力。
林纾的爱国思想，就像哈葛德的帝国主义思想一样，是带有种族主义的。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是画在一幅巨大的白黄两极的帆布上：西方人横蛮的生命力，笼罩着忍让的中国人文明的衰弱。当中隐含的种族间的竞争、适者生存的道理，不难令人猜测，林纾也透过严复的翻译，受到达尔文学说的影响林纾曾谈及斯宾塞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性，"几欲掩盖前人"。见其《伊索寓言》序《著述记》卷3，第57页。。可是，虽然林纾对白人带有种族仇恨，但我们也不应因此而忽略了林纾对个别白人的关注与赏识。
林纾翻译的《鲁滨孙漂流记》是"白人英雄"的早期模范。鲁滨孙有活力、独立、富冒险精神、敢与死亡搏斗、有实用的知识、懂得发明、又能随机应变，即使面对最恶劣的环境，都能一一解决。林纾认为鲁滨孙展示了儒家"中庸"之道的精髓，证明了中国社会习俗中避麻烦、骑墙派、小心谨慎的态度是假"中庸"，而林纾把这称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林纾曾谈及斯宾塞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性，"几欲掩盖前人"。见其《伊索寓言》序《著述记》卷3，第28页。
哈葛德小说的其他男角都遗留着鲁滨孙的传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莫如戈德门。二人的分别在于鲁滨孙征服的只有大自然，而戈德门征服的还有人。从这角度看来，林纾对哈葛德小说人物的看法和哈葛德本人的信念就造成有趣的对比：哈葛德原著所描写的戈德门，潜意识里希望能从维多利亚的传统里释放出来，是作者本人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投射，林纾译本里的戈德门却是体现了个人的生命力，是西方表现优越的来由。辜鸿铭鄙视欧洲野蛮民族的暴行，而林纾则尝试替这些行为加上正面的意义。林纾再三强调，西方的"贼性"--反抗、无畏、坚韧，"苟用以御外侮，则于社会，又未尝无益"林纾：《鬼山狼侠传》序，见《著述记》卷3，第33页。。
因此西方小说着重历险旅程与英雄主义，也有当中的道理。其实，这种小说也使人想起《水浒传》等的英雄传说。林纾也很有可能被这类小说吸引着，他曾解释西方掠夺的原因，指出："古今中外英雄之士，其造端均行劫者也。"同上，第27页。当时中国社会停滞疲弱，这"小传统"却未能驱除大众的惰性，这可能是林纾面对西方充满生机的完美人物时，充斥着羡慕与妒忌的感觉的原因。有趣的是，严复和林纾二人殊途同归：严复在斯宾塞的格局中看到的基本概念，如"能量、活力、斗争、自主以及对所有人类潜能的无畏的实现"施瓦茨，第55-56页。，在哈葛德的小说里全部都能找到，只是这些元素在小说中被人格化、戏剧化了，而且笼罩着强盗式的英雄精神而已。
后记林纾的经历对中国19世纪初的儒家学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他致力写序跋来述说自己的奋斗，可见林纾其实是感到颇忧虑的。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解释他在共和政府时期的活动。
很多人都知道林纾极力反对使用白话文，他曾经与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人激烈地争论，甚至虚构故事来影射他们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0)，第64-69页。。林纾曾经11次拜祭清帝光绪的陵墓，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他是否如陈独秀及钱玄同所指，落伍得荒谬呢？林纾那些讲述祭祀清帝的文章清楚交代了他的态度，多是发自个人的，而非出自意识形态的。在一篇感人的文章里，他忆起自己于雪中造访皇陵，即使未曾跪拜于陵墓前泪水已不禁流下来，九叩之下他甚至痛哭失声，两位士卫深受感动，打算把他引领入宫，却遭到一位晚清遗老的拒绝林纾：《畏庐续集》，第59页。。这戏剧性的一幕释放了他这个儒家弟子压抑已久的挫败感。因为在神圣的"三纲"背景中，林纾的一生的确是不停地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却曾7次考取功名效忠国家不果；他对父亲孝顺恭敬，却受早年丧父之苦；他对妻子关怀备至，却在45岁成为鳏夫。除此以外，他还要在一个儒家传统不大承认、不大尊重的行业里谋生，生活还颇为富足。说林纾思想不合时宜，就是指他在一个越来越激烈反对儒家思想的时代里表现他的儒家思想。他的表现忠于传统，实质上是因为他感情上对往事的依恋。后世的历史学家可以毫无困难地看出林纾如何无法避免地为当时的风气所吞没。他们事后评论林纾对他当时和下一代的影响，亦较有优势。
林纾的翻译有如潘多拉的盒子，留下了大量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遗产，而以下的章节会对此加以说明。
(张婉丽译)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苏曼殊第四章苏曼殊苏曼殊，1884年9月28日于横滨出生。父亲苏杰生是一个传统的商人，从家乡香山来到日本，在英资的万隆茶庄担任司理关于苏曼殊的生平概述，全部根据柳无忌的《苏曼殊传》(纽约，1972)。。当时，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自明治维新以后，很多的中国商人，特别是广东人，都为了丰厚的市场利润而只身来到海外工作。因此，为数不少的有实力的中国社团便逐渐在横滨等商业城市形成。
同样地，成功的商贾在日本立妾亦成为另一个普遍现象。苏杰生除了中国的发妻与两名妾侍外，在日本亦再立一妾。尽管苏曼殊对于这位名为河合仙(或称河仙)的日籍母亲无比尊敬，但据近代学者的研究发现，苏曼殊却并非河合仙的亲生子，苏之亲母应该为河合仙的表妹，一位叫若子的19岁女佣见柳无忌：《苏曼殊传》，第17页。。在她诞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她便返回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就这样，苏曼殊(本名戬)在河合仙的抚养下，在横滨大宅里成长。1889年，苏曼殊6岁的时候，被接回中国香山县，寄居在历溪乡他的亲戚家里，与他的日籍母亲的快乐生活也从此结束。3年后，苏杰生的茶叶生意失败，他便遗下河合仙，只带同两名中国妾侍返国，再也没有踏足横滨。直到苏曼殊24岁的时候，他才再次与河合仙见面，而当时的河合仙已嫁给一位富有的日本老商家。
第四章苏曼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1890年，苏曼殊开始在乡间接受教育，初次接触到一些中国传统名著，这一时期他还读过些什么书至今已无可稽考。在上海逗留了两年后，苏曼殊于1898年和表兄弟一同回到横滨，入读由中国华侨开办的、康有为命名的大同学校。年轻的曼殊用了4年的时间，在大同学校跟随康有为的弟子学习中国文学，由香港皇仁书院的毕业生教习英文。
据说他们当时"每个星期天都要礼拜孔子，学生们必须在孔圣人像前面跪拜，拒绝这样做的，就要受惩罚，被开除出校"见柳无忌：《苏曼殊传》，第21页。。此外，国民主义的口号亦经常地被唱咏。如：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同上。学校的这种气氛，正是改革派于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的心态反映。由于学校已被视为康有为派系改革者的温床，在1902年的时候，一群受雇的暴徒奉命攻击入侵校园，使得课堂大为混乱。苏曼殊因此离开前往东京，并突然地陷入了中国知识分子革命热情的漩涡之中。当时的苏曼殊正在早稻田大学修读一个高级预备课程，并已报名准备入读1903年度成城(seizogakko)学校的军事科技课程，同一时间，他亦加入了3个由留日中国学生所组成的革命组织，分别是：受意大利人玛志尼(Mazzini)的"少年意大利"的启发而创立的"青年会"，成员有冯自由、张继和陈独秀；抗议俄罗斯武力镇压占据满洲而成立的中国学生的拒俄义勇队；还有就是"军国民教育会"。因革命情绪的影响，苏曼殊于1903年离开日本，返回中国展开其真正的革命活动。但有谁想到这股新生的革命热潮，最终竟与革命的主旨越偏越远。
1903年9月，苏曼殊返抵上海，加入前"青年会"成员所办的《国民日日报》工作。他在报上分别发表了两篇爱国的诗歌、两篇文章，并翻译了雨果的《惨世界》的部分。那两篇文章，一篇是赞扬著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郭耳缦(EmmaGoldman)的，另一篇则谴责当时的中国人，指责他们缺乏民族意识，刻意媚外的行为。
同年12月，《国民日日报》倒闭，苏曼殊南迁至香港，凭着冯自由的介绍信，在孙中山所办的《中国日报》总部临时栖身。随着他一次不引人注目的消失与再次出现，"则已削发为僧，易名曼殊矣"(取自菩萨曼殊室利)冯自由：《革命逸史》卷1，第241页。，这使得友侪都大为震惊。
1904年，苏曼殊的父亲去世，但他拒绝回家奔丧，却先去了上海，再往暹罗、锡兰等地，并在当地停留数月学习梵文。同年冬天，苏曼殊返回中国，开始了不停地流徙生活，由苏州、汉口、青岛、香港、以至他常暂住的上海，穿梭于城市与城市、中国与日本、遁世与世俗之间。从1909至1912年间，他更远赴南海岛屿，并在爪哇一所中国学校教授英语。他甚至想去印度，并待战事结束后前往欧洲苏曼殊：《与邓孟硕书》，见柳无忌编：《曼殊大师纪念集》第二版(上海，1949)，第70-71页。。可惜，这一切最终未能实现。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正身在爪哇，1912年返回中国后，他加入《太平洋报》担任编辑，并出版了自传小说《断鸿零雁记》。在他生命的最后6年，即1912至1918年间，他都留在中国和日本。他在不同的学校教授英语，经常出没酒家及妓院，出其不意地去探访朋友以求接济，还有不停写作和画画。
传说将亨利·麦克阿里弗所写的首本关于苏曼殊的英文著述，又或是与柳无忌所写的《苏曼殊传》比较，以上对于苏氏的生平简介，可能未见完备。然而本篇要针对的，乃苏曼殊个人的传奇，而非一般读者所认知的苏氏个人真实的事迹。这个世纪初充满传奇的人物，从他的朋友们所忆述的关于他的一连串生平轶事，以至他亲手策划的一系列千变万化的形象中，普通读者会感到谜样的吸引力。也许，没有一位学者敢说他了解真正的苏曼殊。
我们所认识的苏曼殊是多才多艺的。"子谷善艺事，尤工缋画"，章炳麟(太炎)：《曼殊遗画弁言》，《曼殊全集》，柳亚子编(上海，1929)，卷4，第77页。善写古诗，亦是一个译者，懂五种以上的语言，包括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和梵文。据他的好友陈独秀忆述，苏曼殊在孩提时并没有认真地学过中文，是陈独秀教晓他如何写正统的古诗的柳亚子：《记陈仲甫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见柳无忌编：《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上海，1927)，第284页。，而他的另一位朋友章士钊说，苏曼殊只用了两、三年时间，便已在古诗方面有相当的造诣，因此，陈独秀认为他"真是所谓天才"章士钊：《与柳无忌论曼殊著作函》，见同上，《附录》，第17页。。
至于贪吃的形象，亦是他长期保持的特征。从他写给朋友的许多书信中，我们知道他喜欢吃烧卖、年糕、八宝饭、鱼、金华火腿、月饼、牛肉，而香烟及糖果更是至爱。他喜欢吸食马尼拉的香烟，几达至上瘾的程度；此外，他亦爱吃一种叫做"摩尔登"的糖，可以一次吃三至四盒。根据我们这位美食家所分析，这是茶花女酷嗜之物苏曼殊：《与某君书》，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60页。。此外，他又常常会在信末写上一句"书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苏曼殊：《与叶楚伧、柳亚子、朱少屏》，见同上，第58页。。他又会为了买糖果吃而拔去补牙的黄金作交换柳无忌：《苏曼殊传》，第126页。。他在锡兰的时候，整整一个月，除了水果之外，没有吃过其他的东西，结果染上了痢疾。他又会因为吃得过量，而被胃痛害得呻吟苦叫。据说他的去世，亦是因为想在与别人的打赌中胜出而一口气吃掉了60个小笼包。当他吃至第50个的时候，他仍然不理会朋友的劝告，而继续把剩下来的10个混着咖啡一同吃光柳亚子：《苏和尚杂谈》，见《苏曼殊全集》卷5，第217页。。
他又替自己起了很多名字(总共32个，PevMandju是他的英文名)，一些较为人知，一些是不知名的。在不需要向朋友借钱度日的日子，他喜欢把自己的照片寄给他们。曾经，有朋友在广东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胡子，没多久却收到了一张他从上海寄来的照片，上面的他却已是一个把胡子剃掉、风度翩翩的花花公子模样柳无忌：《苏曼殊及其友人》，见同上，卷5，第50页。。又曾经有人见过他身穿袈裟、羊毛内衣外露危坐在悬崖边蔡守：《曼殊画跋》，见同上，卷4，第26页。；但据另一人的引述，苏曼殊不久便以另一姿态出现--一个满脸胡子的僧人，身穿破旧不堪的袈裟，在寺院后面树下一间木屋内面壁而坐，就像是整年也没有离开过似的。可是这位貌似可怜的僧人，三日前却在上海过着舒适而豪华的生活失名：《记曼殊上人》，见同上，卷4，第137页。。有时候，他又会一声不响地失踪，使得一众紧张他的朋友没办法把他找出来。
究竟苏曼殊本人是否真的有着如斯深刻的苦痛，以至需要无时无刻地去孤独冥想以寻求短暂的解脱呢？对于旁观者而言，他的许多行为都带着自恋造作的气息，即使是他的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对他如何奉承，似乎仍不足够。从许多他的朋友以至仰慕者所忆述的轶事中，我们能联想到的只是一个渴望追求高尚生活模式的人。作为僧人及诗人，苏曼殊在中国传统中幻变出多种迷人的形象。苏曼殊并不满足于一个典型，他要凭着他的心思去尝试与再创造。他那独到的想法与敏锐的感应，使人们很难理解他这样的年纪何以会有这样的想法，结果造成了这天才在创作路途上的郁结与孤独--一种许多自诩的文人在后来都常常采用的姿态。苏曼殊认为，无论对他自己或是对公众而言，个人的风格，较之于人的本身更为重要。他是第一个以此概念立论的人，而他的个性以至他的生活模式，竟能获得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的声誉。这带出了另一个更大的定论，就是既定的行为习惯和传统已经遭受不断侵蚀，必须出现像苏曼殊这样的人来创造新的局面。当林纾仍然居于学者的传统形象时，苏曼殊却已经走出了儒家的雏形了。
《断鸿零雁记》
所谓的传奇，包括了风格、外表与癖好，但苏曼殊更添加了另一项元素，就是小说创作。由于他的大部分小说均出自他现实生活的事件，然后加入幻想而创造出来，故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毋庸置疑，在他众多的小说创作之中，以《断鸿零雁记》为最流行而又最接近自传体小说。故此，要探究苏曼殊的传奇，大可以此作为一个渠道。
故事以第一人称出发，主人公三郎(意味着是一个日本人)刚在广东南部沿岸的一间寺院完成了修道的历程。机缘巧合下使他遇到了一个男孩，由他引领下去找寻以前的一位看护，由她忆述当日是如何被三郎的母亲、一位她口中极有教养的日籍女士聘请的经过。她又说三郎的父亲在东京极具名望，可惜在三郎诞生后数月便已去世。接着她又忆述他母亲如何被他继父的妾侍虐待。怀着满腔激动的思绪，三郎决定到日本寻找他的母亲。与此同时，三郎又巧合地遇上了儿时的未婚妻雪梅。雪梅的父亲在三郎的继父死后便取消了他俩的婚约，为着使雪梅能够好好地投入另一段婚姻，三郎决定出家为僧。可惜的是，三郎发现直到现在雪梅仍深深地爱着他。
三郎前往日本的旅费是由雪梅及教士罗弼所资助的。三郎与母亲重逢的一段，是全书最"赚"人热泪的一部分。三郎探访他的姨母，与他的表妹静子初次邂逅。静子疯狂地迷恋上了三郎，可惜三郎早已出家为僧，实在没办法回馈静子对他所表现的强烈激情，更没办法接受两位善良女子所提议的与静子结婚的安排。经过多番反复思量，他决定悄悄离开前往上海。在他写给静子的告别信中，揭示了他身为僧侣的秘密：呜呼，吾与吾姊终古永诀矣！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遭世有难言之恫……今兹手持寒锡，作远头陀矣。尘尘刹刹，会面无因。伏维吾姊，贷我残生，夫复何云？柳无忌：《苏曼殊传》，第92-93页。回到中国后，他返回寺院，恢复僧人的装束及生活。在一次其主持的活动中，他遇上了以前的同学、一对姓麦的兄妹。从他们的口中，他得知雪梅自杀的消息。于是，他便前往村里的墓园去拜祭，却找不到雪梅的墓碑。故事的结局，三郎望着一堆荒凉的黄土嚎哭，"读者思之，余此时愁苦，人间宁复吾匹者？余此时泪尽矣！自觉此心竟如木石，决归省吾师静室，复与法忍束装就道。而不知余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225页。
全书有三个主旨：主人公本身修道的倾向、寻亲记以及主角与两位痴心女子的三角恋爱关系。这些主旨对我们了解苏氏作品以至其生平传奇，都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虽然苏曼殊出家的原因无法查明，但我们仍会接受这是他生命一部分的事实，并以此去推测这身份在他小说架构以及他的生命传奇之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多的评论均认为《断鸿零雁记》与《红楼梦》在人物结构特征上有很多相类的地方。两书的主角均是脆弱而敏感的，且又同时地周旋于两位女主角之间的男性。和其他的作家一样，苏曼殊始终都离不开所谓"才子佳人"的写作范畴。除了人物之外，两书在基本的文化精神上也是极为近似的。
某种程度上说，《红楼梦》可被视作儒佛两家矛盾的缩影。主人翁贾宝玉沦落于尘世国度，在普遍的佛家信念中，是他前世轮回的注定，整个布局就是要他在这红尘之中、在一个儒家传统信念孕育的大家庭里去尝尽考验与诱惑。积极的薛宝钗与脆弱的林黛玉所表达的不同的爱，就夹杂在这双重的层面之中。他们的流向在严厉的儒家经典之下被抑制，同样地，在佛家的国度里，这一切就如短促的生命、千变万化的肥皂泡、红尘中一点闪烁的沙粒，最终都会幻灭。
苏曼殊亦似乎将《红楼梦》完全因袭过来。不同的是，跟《红楼梦》以及林纾的作品相比，他小说中的儒家气息被大大冲减了。主人翁三郎的愤慨与宝玉倒大致一样，所不同的是，三郎没有了儒家体系中那望族关系的包袱压迫。至于林纾所侧重热切描绘的孝道，在苏曼殊的小说中，是通过三郎对他那备受尊敬的日籍母亲的缅怀之情表达出来的。假若将苏曼殊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与现实生活中他的母亲相比较，所带出的含意似较偏近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而非纯粹的孔子言论。
苏曼殊和父亲却是相当疏离的，他甚至拒绝参与他父亲的葬礼。这是否与他讨厌作为庶子的身份有关呢？没有学者对他俩父子的关系作出过能令人十分信服的剖析，因为，苏曼殊本身对父亲就几近只字不提。可是，他对母亲却大相迥异。如果柳无忌年表所记苏曼殊的事迹属实的话，自1889年他6岁离开他一向视做母亲的河合仙，至1907年苏曼殊24岁和她重遇为止，整个的青春成长期里，苏曼殊也是没有母亲在旁的。由于欠缺正常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缺乏母爱，造成了他视自己为一个带着不能言喻痛楚的独行侠的心理基础。
其实，假若他能将母亲的身份疑团解开，他的这些痛苦是可以解决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发现了大量关于苏曼殊缅怀并将他母亲理想化的字句。除了《断鸿零雁记》外，在其他许多的篇章中，一个备受教养的日本女子的形象也一直出现着。河合仙曾宣称她为苏曼殊的画集作了一个日本版本的序河合氏：《曼殊画谱序》，见《曼殊全集》卷4，第16-18页。，但据一批传记作者及其朋友的分析，真正的作者是苏曼殊本人。
女人与爱情苏曼殊母亲所扮演的主导地位，使我们不期而然地想起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爱情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亦是其传奇生命中的一部分。每一个读过苏曼殊作品的读者，都会立刻反复出现同样的疑问：主人翁常被两位女性同时迷恋，一个脆弱温柔，一个热情主动，但又同样忠贞及愿意自我牺牲。在现实生活中被女性忽略的苏曼殊，是否借此在某个程度上寻回着一种心理补偿呢？
即使曾在苏曼殊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的两三个早期的恋人，他们在小说中被理想化的迹象，我们仍清晰可见。以苏曼殊最后的一篇小说《碎簪记》为例，故事发生在以洋货作为时尚的两个沿岸城市--上海和杭州，一如以往，两个可人的女主人翁同时紧抱着一个易受伤害、犹豫不决，且常常卧床不起的年轻人。
其中的一个女主人翁，年轻而又积极进取，爱穿西服并常带望远镜去看歌剧苏曼殊：《碎簪记》，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276-277页。。有人会质疑这样一个追赶潮流的现代女性，何以会有着这样传统的专一的美德？这样的一个女主人翁或许存在，但更大的程度是人物本身夹杂着苏曼殊主观理念的支配。因此，女主人翁的双重性格，正普遍反映出苏曼殊对女性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并不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思想；虽然在国外出生，并没有受过足够的中国文化教育，但他心里可能仍怀着追求中国文化精髓的强烈欲望。因此，跟林纾一样，对于传统女性专一的美德，他投入了无限的情感因素。同时，对于传统美德的渐次崩溃与西方文化的入侵，苏曼殊和林纾都同样感觉厌恶。从一些讨论现代女性的评论文字中，可以看出一个愤世嫉俗的男子，从现实中发觉其所追寻的理想形象渐次幻灭后的叹喟："衲敬语诸女同胞：此后勿徒效高乳细腰之俗，当以'静女嫁德不嫁容'之语为镜台格言，则可耳！"苏曼殊：《华洋议账会观》，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154页。
另一方面，由于阅读及经常外游，苏曼殊深受外国的影响，所以目不识丁和知识贫乏的传统女性或许根本无法使他感到兴趣。因此，他小说内的一众红颜，在带有传统专一的特征之余，也有着外国的激情、主动和放纵于肉欲之中的特质(《断鸿零雁记》中最为激情的女主人公静子，正是日本人)。
可对于此类女性，苏曼殊似仍未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接受。在《碎簪记》中，他这样写着："天下女子，皆祸水也！"而在另一篇作品之中，更带有诽谤性的攻击字眼："外貌柔媚，内心忮恶。物之可畏，莫女人若。……女人为地狱使者，其发美言，即是喷毒。"《曼殊大师纪念集》，第441页。这些溢于言表的字句，已远超过一个愤世嫉俗、"一个在对社会的丑恶力量感觉憎恨时反应激烈的"男子所要表达的了，可却是濒临病态的边缘。那我们是否认同麦克阿里弗所言，苏曼殊是天生的性无能呢亨利·麦克阿里弗：《苏曼殊--一个中日混血的天才作家》(伦敦，1960)，第14页。？这些揣测，皆可从苏曼殊对于嫖妓的态度及行径看出来。
在上海这个闪烁而又复杂的大都会，所谓的歌女，也就是高雅的妓女，是这个城市既有的一个组成部分。苏曼殊这个上海的常客，也以资助这些歌女而知名。从他朋友的忆述中可知，他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她们身上花费大量的金钱，并在她们的伴随下出席社交晚宴。但当他到舞会后，又会因这些女伴感到懊恼而陷于沉思冥想失名：《记曼殊上人》，《曼殊全集》卷4，第142页。。苏曼殊曾经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妓女，并且共赋同居，但两人却从无性接触。当女方质问其原因时，他义正词严地说：爱好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存，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活。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用，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乱则热情锐退……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菊屏：《说苑珍闻》，《曼殊全集》卷5，第261页。他的这番说话更能肯定麦克阿里弗的揣测是正确的。但对于本文而言，反而是凭着他的这番说话，更能正面地反映出苏曼殊对于女性的矛盾心态。
在苏曼殊小说中对待女性的态度，表现出他与林纾的一个基本相同的看法。佛教、母亲、女人，全都环绕着情感这一主旨。正如林纾一样，苏曼殊有着一股强烈的情感。无论是真实的又或是虚拟的，苏曼殊小说及诗词的主要骨干，都是一个围绕着那敏感的灵魂浪荡于情感波涛的冒险之旅。一位评论者曾深刻地总结了他对生命的基本关注："以情求道(指的也许是佛道)，是以忧耳。"黄鸣岐：《苏曼殊评传》(上海，1949)，第16页。
在他小说的幻想世界之中，即他的梦中世界的内部，他都紧抱着对模范情感，也就是爱的追求。然而，他却被爱情的肉体部分--欲海--所征服，正如一众以奉献自己去引诱这个温文而软弱的主人翁的女性。因此，主人翁只得逃离这一切尘世的纠缠，回归到宁静而神圣的寺院之中；又或是选择温柔而传统的中国妇女。这个选择却令设法引诱他的女子自杀，但也同时使得那些温婉的女主人翁无可避免地自我牺牲。然而，没有爱的生命就如枯死了的灵魂；而要进入佛门又得要放弃尘世的种种，就如肉体的死亡一样。因此，他小说内的悲剧，就是恒久不变的爱与死亡暨因爱而死亡的悲剧。苏曼殊的一些好友都迫不及待地指出，他在这方面的处理手法与王尔德有点不谋而合。在他其中一个短篇小说《绛砂记》内，薛梦珠(与苏曼殊谐音)原本与薛秋云相恋，但随后出家为僧。叙事者伴随秋云到苏州一间寺院去寻找薛梦珠：至则松影在门，是日为十五日也。余见寺门虚掩，嘱秋云少延伫以待，余入。时庭空夜静，但有佛灯，光摇四壁。余更入耳房，亦阒然无人，以为梦珠未归，遂出。至廊次，瞥见阶侧有偶像，貌白皙，近瞻之，即梦珠瞑目枯坐，草穿其膝。余呼之，不应，牵其手，不动如铁，余始知梦珠坐化矣。亟出，告秋云。秋云步至其前，默视无一语。忽见其襟间露绛纱半角，秋云以手挽出，省览周环。已而，伏梦珠怀中抱之，流泪亲其面。余静立，忽微闻风声，而梦珠肉身忽化为灰，但有绛纱在秋云手中。柳无忌：《苏曼殊传》，第112页。这就是苏曼殊心目中最理想的感情状态，带着最强烈的激情的涅槃。那是一种并非依靠利用肉体，而是由死去的灵魂、情感的凝聚再而升华至宁静的激情。这个理想的概念，接纳了中西方的传统特质。
拜伦苏曼殊于文坛方面的成就，除了诗歌和小说知名外，还见于翻译上。他是首个将拜伦的作品引入中国的学者。根据柳无忌的研究，苏曼殊对拜伦的欣赏始于1908年，在整个二、三月里，除了阅读拜伦的诗篇外，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过柳无忌：《苏曼殊传》，第57页。。1909年，《拜伦诗选》出版，内里收录了《赞大海》("TheOcean")、《哀希腊》("TheIslesofGreece")、《去国行》("MyNativeLand，GoodNight")，以及几个短篇诗歌：《答美人赠束发带诗》("ToaLadyWhoPresentedtheAuthorWiththeVelvetBandWhichBoundHerTresses")、《星耶峰耶俱无生》("LiveNottheStarsandtheMountains")、《别雅典女郎》("TheMaidofAthens")。当中部分的篇章，特别是《赞大海》(选自《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经过章太炎的润饰。此外，此诗集有两篇序，分别是由英国文豪佛来蔗(JohnB。Fletcher)所写的英文版序，以及由苏曼殊所写的中文序。
苏曼殊自己的叙述更富异国风情。1909年，他在南海病倒，"西班牙雪鸿女诗人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伦遗集》一卷，曼陀罗花共含羞草一束见贻，且殷殷勖以归计。嗟夫，予早岁披剃，学道无成，思维身世，有难言之恫，爰扶病书二十八字于拜伦卷首。此意惟雪鸿大家能知之耳。"同上，第75-76页。这段文字，成为了另一首名为《题〈拜伦集〉》诗的序：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同上，第76页。明显地，苏曼殊一开始已经因着拜伦和他自己许多相似的地方而被深深吸引。他们两人同时徘徊于自由的精神领域，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也是择居于海外(苏曼殊所选取翻译的，大部分是拜伦的长篇诗歌，如《赞大海》、《哀希腊》及《去国行》)，这些感性的诗篇，吸引了许多异性的倾慕者。其中的一位倾慕者曾经写过："他介绍了Byron给我们，因为他爱Byron，爱Byron和他相像，爱在希腊的Byron像在日本的他自己。教中国晓得Byron，曼殊内心里也想教中国晓得他自己。"张定璜：《苏曼殊与Byron及Shelley》，见《曼殊全集》卷4，第228页。
那么，从拜伦的作品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苏曼殊哪一方面的特点呢？在《拜伦诗选》的序中，他赞扬书中的主人翁："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以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柳无忌：《苏曼殊传》，第63页。苏曼殊能够轻易地在自己的城市之中去抚平他那种"别离的伤痛"。但是，他跟拜伦所不同的是，拜伦由一流的诗人改而自封为革命者；相反，苏曼殊则由一个颓废的革命者改而自封为迷失的诗人。因此，正如苏曼殊小说里面的主人翁，拜伦代表了一个苏曼殊所认同而又向往的复合形象。然而，他所向往的只是拜伦那英勇战士的形象；从苏曼殊以至到徐志摩等人所介绍的拜伦，其英雄形象，正如少年佛僧危坐于悬崖边一样，只是他喜爱的其中一种形象而已。同时，在苏曼殊传奇中的种种问题，也使人不期而然地想到拜伦。从一切关于拜伦的论述中，使我们继承了所谓拜伦式、具多面性的主人翁模式的遗产。那么，苏曼殊有否注意到一个顽固、冲动、自负的花花公子也有其脆弱与冷静的一面呢？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形象，与其在《唐·璜》里的形象，就截然不同。同时，他又有否注意到，拜伦英雄式的自负，皆源自其肉体上的缺陷。更大程度上，绝大部分从事拜伦作品翻译的翻译家，往往是沉迷在拜伦的传奇之中，而并非真正的拜伦本身。由苏曼殊开始所带动的中国拜伦选集的遗产，更使这位英国诗人持久保持着那闪烁的拜伦式的英雄形象。
在《潮音集》一篇原用英文写的序中，苏曼殊尝试将拜伦与另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进行比较：拜伦和雪莱是两位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同样创造性地把崇高的恋爱作为他们表达诗意的主题。是的，虽然他们大抵写着爱情、爱人，与爱人的命运，但他们表达时的方式却有如南北两极遥远地离异着。拜伦生长教养于繁华、富庶、自由的环境中。他是个热情真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或政治的。他不知道如何，或在何处会趋于极端。拜伦的诗像一种有奋激性的酒，人喝得愈多，愈会甜蜜地陶醉。他的诗充满魅力、美丽和真实。在情感、热忱和坦率的措词方面，拜伦的诗是不可及的。他是一位心地坦白而高尚的人。当他正在追踪着伟大的前程时，他的末日就来临了。他赴希腊去，帮助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志士。他整个的生活、事业和著作，都缠结在恋爱和自由之间。虽然也是个恋爱的自由者，雪莱审慎而有深思。他为爱情的热忱，从未表现在任何强烈激动的字句内。他是一位"哲学家的恋爱者"。他不但喜爱恋爱的优美，或者为恋爱而恋爱，他也爱着"哲学里的恋爱"，或"恋爱里的哲学"。他有深奥处，但并不恒定持续，毅力中没有青年人那般的信仰。他的诗像月光一般，温柔的美丽，睡眠般恬静，映照在寂寞沉思的水面上。雪莱在恋爱中寻求涅槃；拜伦为着恋爱，并在恋爱中找着动作。雪莱能克己自制，而又十分专注于他对缪斯们的崇仰。人们为他英年惨死的悲哀，将与英国文学同样地永久存在着。雪莱和拜伦两人的著作，对于每个爱好学问的人，为着享受诗的美丽，欣赏恋爱和自由的崇高理想，都有一读的价值。《曼殊全集》卷1，第130-131页。这篇序文深入地反映了苏曼殊对于拜伦的看法。他将拜伦与雪莱并置，反映了他对爱情的两种看法，也同时反映了他的双重性格，就如他小说里的女主人翁一般。他仰慕并渴望能有拜伦一样激烈澎湃的情怀，然而，对于苏曼殊来说，拜伦那火山般的活力却是过于炽热的，就像是烈酒一样。他较需要寻求像雪莱那样的沉默，从他那宁静与高深之中去找寻"爱的涅槃"。像林纾一样，他注视并赞扬那股动力的潜能，然而，他却并未能全盘接受，只有到了较后期，这股动力才慢慢地释放出来。
这篇序文同时亦反映了苏曼殊对于这两位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是情绪化多于理智的，这和他本人极为感性的性格正相吻合。他跟林纾有明显的相同之处。他们在自己的气质与经验中寻求类同，以面对西方外来的冲击。当林纾企图以儒家教条去为自己的情绪化反应开脱的时候，苏曼殊来得更凭直觉，他以感官和视觉的比喻作为"刺激性的酒精"，这使得他的诗就像是"月光一般，平静美丽而又庄严，反映在水中是一片宁静与期待"。为着寻求司马迁和狄更斯风格的分别，林纾仍然能保持理性的判断力，而苏曼殊在中国文化上所发现的相类之处，并不是单单地指向文学方面而言。他将拜伦与李白、雪莱与李贺或李商隐相配对，用意似乎在揭露印象主义的功力，从而抓紧中西方的文人在性格和环境上的相类之处。苏曼殊：《与高天梅书》，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47页。
然而，苏曼殊在翻译方面的产量并没有林纾那么丰富。除了拜伦的作品之外，他只零散地译了数篇雪莱(《冬日诗》)、彭斯(《颎颎赤墙蘼》)和歌德的诗作。众所周知，他所翻译的《惨世界》并非足本，只是原著的部分篇章再加上他自己的创作。这篇作品的讨论，见柳亚子：《惨社会与惨世界》，见《曼殊全集》卷4，第422-431页。可是，苏曼殊虽然只读过林纾的两篇译作，分别是《鲁滨孙漂流记》和哈葛德的《金塔剖尸记》苏曼殊：《与高天梅书》，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48页。，但对其批评却是颇为吹毛求疵的。据引述，他曾对一位报社编辑表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删节过多，殊非完璧"，为了读者设想，苏曼殊打算重译。该编辑估计，"今以天生情种，而译是篇，吾知必有洛阳纸贵之身价也"。录自柳无忌：《苏曼殊年谱》，见《曼殊全集》卷4，第336页。然而，正如许多苏曼殊曾经许下的承诺，这个重译的计划始终没有实行。
苏曼殊于1918年5月2日去世。他最后所写的一段文字是："一切有情，都无挂碍。"柳无忌：《苏曼殊传》，第120页。这两位同期的杰出文人，由始至终也没有碰过面，也没有作任何书信上的往来。假若两人有机会接触的话，一句曾经出现在苏曼殊写给朋友的书信里谈论有关拜伦的句子，应该会很适用："吾公亦多情人也。"苏曼殊：《与刘半农书》，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77页。他们两人的背景虽然不同，但是他们有着同样的情绪化因子，随着"五四运动"的延展，而必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两位先驱者这两位文学家不论是生命或是工作，均是被感情贯穿着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创造性，乃源自对感情抱有同一信念，认为感情是真正人生体验的产物。因此，感情所占的首要位置，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之中，而非纯粹只为文学修饰。换句话说，林纾和苏曼殊可以被视作现代中国文化与生命的激烈主观潮流的先驱者。
林纾和苏曼殊有着相同的目标，然而在内容上有些微的差别。林纾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成长，在旧有的儒家传统下带出这些新的讯息，希望能将新的血液逐渐输入这日趋腐化的传统学说的躯壳之内，并凭借引入西方文化去拓宽中国文人的思想领域。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开拓了一个新的层面。在既定的礼仪规条和包括了情绪表达的个人行为的"中庸之道"之间，那积压着的"正确"思绪假若被恐吓而爆发出来的话，究竟会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显得颇为敏感；他以一个非正统而较危险的说法去回应："人惟患其无心耳，过情而出于正，吾断不能绳之以儒者之道也。"林纾：《畏庐文集》，第27b页。这要留待后世去排除一切的障碍，去放纵情感。
然而，苏曼殊并非从儒家的传统观点上去处理有关感情的问题。他虽然一直追求着林纾所提倡的伦理优点，但是他却处处显得摇摆不定。他本身潜在的特质已教我们不能用儒家的标准去解释了。因此，在最后的一篇小说中，他总结说："夫天下最难解决之事，唯情耳。"苏曼殊：《碎簪记》，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265页。当林纾还能自以为正直地说明其理论的时候，苏曼殊却已经被那些"不能言喻的痛苦"所包围了。
于是，他将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戏剧性地演化进他的作品及个人行为中。当林纾仍在理论中艰苦奋斗的时候，苏曼殊已经将之付诸实行。林纾以其独有的创作风格著名，苏曼殊则以其生活风格的优点闻世。两者对于后世皆有深远的影响。林纾的翻译，对于二三十年代不少作家来说，提供了必要的文学幻想的来源。虽然苏曼殊的文学成就并不能获得胡适的欣赏，但却得到了不少仰慕者的崇拜。胡适视苏曼殊的小说为胡说八道，充满了"兽性的肉欲"。见胡适：《答钱玄同书》，《胡适文存》(上海，1926)卷1，第54页。1918年苏曼殊去世，无数年轻男女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杭州西湖他的墓前；少女将他的相片挂在蚊帐上。罗芳洲：《苏曼殊的生平及其作品》，见《曼殊大师纪念集》，第461页。他的表妹甚至因此而自杀。黄鸣岐，第61-62页。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苏曼殊对后世的贡献，由于他得到了较普遍的欢迎，因而推进了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除了使得同时期的年轻人的行为和道德也为此而改变之外，更激励了年轻一代的继续追随。郁达夫就是年轻一代的代表者，他曾经有过一句具感性的评语："笼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见《曼殊全集》卷5，第115页。
当人们将林纾和苏曼殊两人并列的时候，不期然地都会认同他们是过渡期中一对绝佳的代表人物。林纾始终埋首于古旧的传统之中，这注定了他因无法达成旧有中国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目标而遭受挫折，并且当一切在形式上代表着传统的行为崩溃之后，他最终地流向了西方。这些行为，包括了君主政体、考试制度、传统的诗体。林纾被视为最后的儒学者与首个的西化者，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象征意义。
32年后，林纾的后辈苏曼殊为那个过渡时期创造了另一个典型。他的革命性观点以及在日本的行动，反映出一群支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政治的新进中国知识分子势力的增长，足足横跨了半个20世纪；一群接受日本教育的中国学生，并非透过传统的考试程序而增加势力，而是通过一些新的渠道，例如：军校、日本学校及大学、文学及新闻媒介。在一系列苏曼殊的朋友的名单中，分别有来自早期民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及政界的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张继、冯自由、陈少白、柳亚子、刘半农、章太炎、陈独秀。此外，他后期的小说创作及生命的构思，也主要以出入口岸及沿岸城市为主，这是中西双方的思想、服饰与道德角力的主要场地。
苏曼殊，透过其风格及技巧，不但将"传统古老的中国传统，以西方清新而振奋的浪漫主义，幻化成一个全新的组合"，同时包含着这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普遍的情绪，也就是倦怠、骚乱和迷惑。而这个舞台的主角，正如林纾和苏曼殊一样，就是一众由"文学革命"中跃然而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