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省靖江县人，后为美籍华人。他早年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17岁那年正逢国民党兵败大陆，随蒋经国到台湾。1950年入国防部政工部学习，后又被送到蒋经国任校长的政工干校第二期受训，是蒋经国一手培植起来的政工人员。1954年毕业前夕，决心脱离部队，他先后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由于成绩突出，江南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回台后写成《香港纪行》与《动乱的东南亚》两书。1967年底，江南被派往美国驻外记者站，工作之余，江南申请进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年他读完课程，准备撰写论文，其题目正是蒋经国之生平及政治理想。以后因所申请之奖学金无着落，遂在华盛顿市区朗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经商谋生，并继续写作。1978年，江南举家迁入旧金山，于渔人码头开一瓷器店。1982年，他又在圣马泰市另开一瓷器店。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后，江南遂用余力全力贯注于写作。《蒋经国传》就是在此情形下于1984年正式出版的。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多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写作的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泛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入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部门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情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
国家培养他（江南）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作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容又有许多不利元首的地方，一定要杀死他。
1984年11月29日，美国警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初步查清江南命案，系台湾情报人员勾结黑社会所为。
1985年1月15日，台湾“国防部”声称，情报局长汪希苓中将“因故停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因涉及江南命案已被逮捕。4月19日，台“国防部”高等法院匆忙审判，叛决汪希苓“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纷纷扬扬的江南命案随着判决暂告一段落。该案主谋人本想在充满暗杀的美国铲除所谓叛徒，以防蒋家丑闻大量泄露。但事与愿违，该案直接导致了蒋经国的传子部署失控。
（蒋经国向“副总统”李登辉祝贺）
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暗里明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为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与“中华民国”划清界线。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在传子部署无望的情况下，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集体接班。
从江南命案到1987年之间，蒋经国提拔李焕、蒋纬国担任要职。到1987年，蒋纬国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一蒋二李（蒋纬国、李焕、李登辉）为代表的集体领导班底已经形成，蒋纬国抓军队、李焕抓党务，而李登辉抓政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国三公”体制。但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纬国渐渐失势，至今，蒋家已无掌门人。
二、“我将再起”
（1988年7月，宋美龄在国民党召开的“十三大”上发表演说
蒋介石去世后，夫人派和孔家曾推宋美龄为国民党总裁，但为宋所推脱。蒋经国上台后，宋美龄曾有一些干政行为，但并不力。蒋经国晚年病重，有人又想到了宋美龄，但宋终是垂暮之人，没有再起的可能了。）
1．老夫人碰壁
自蒋经国出任“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经过蒋介石的精细安排和扶植，国民党的政权顺利交接。
而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在蒋去世前后也在积极活动，为在蒋以后的政治舞台上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蒋介石生病住院期间，宋美龄陪侍经月，亲自安排蒋的治疗和活动。一方面尽妻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打算。
宋美龄是亲美派，在她周围集聚了一帮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围内，有人提议让宋美龄多出面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蒋介石百年之后能学武则天而继任总裁。
宋美龄是聪明人，她深知凭着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根本击败不了蒋经国，而采取守势，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长”人选问题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1972年，严家淦“内阁”辞职风声一出，宋美龄就想向蒋介石建议，提名他的侄子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因为在大财阀孔氏家中，只有孔令侃对政治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借此机会，孔令侃多在姨妈宋美龄耳边吹风，希望她能帮帮忙。
逃台以后，孔家在政治上一直受冷落。宋蔼龄、孔祥熙都客死异国，孔祥熙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继承这一权位，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
客观地说，以孔令侃的能力，以及在美国元老政治家间的良好人际关系，他当“行政院长”也未尝不可，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孔令侃若真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长”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
孔令侃希望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起飞，如果当上“行政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传子心切，他根本听不进宋美龄的话。蒋介石一心一意想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关键时期，他当然不会去听从宋美龄的话。于是，严家淦辞职后，蒋经国顺利当上了“行政院长”。
宋美龄很明白蒋介石的心思，所以她对当国民党总裁一事兴趣不大，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蒋经国的对手。蒋经国此时已牢牢地把军权、政权掌握在了手中，而宋美龄此时再想捞取党权，确是难上加难。
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宋美龄办不成任何事。从孔令侃身上，宋美龄掂量出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传子企图，而自觉地投身到太子身边，在国民党元老中，能为宋美龄说话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蒋介石去世后，谷正纲等夫人派曾提出可否让宋美龄出任国民党的总裁的议案，但广大国民党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蒋夫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蒋介石的宋美龄，已经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们舍弃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
1975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总裁一事。谷正纲提出由宋美龄继任，但张宝树则说：
总裁，必须功勋卓著之人方可胜任，蒋公新丧，至今尚未发现能担当此任之人。以我之见，不如将总裁一职暂时保留，以表示对蒋公的哀敬与永恒的怀念。至于党的领袖则不可无人，拟立即推举一人为之。
张宝树此言既出，附和者众，遂决定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何应钦指出，设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蒋经国同志比较适合。
随着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及随后就任“总统”，宋美龄觉得蒋经国应放弃“行政院长”一职，此时，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让孔令侃组阁，但蒋经国仍然不买她后母的账，而是让孙运璇“组阁”。
孙运璇，号曜气，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机电系，随即参加陇海铁路连云港发电厂建厂工作。1937年参加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出任工程师，被派往湖南主持湘江电厂建设，时年24岁。1942年底，他被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局工作3年。
1946年5月，孙又被派往台湾，出任台湾区电力监理兼接收委员。后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1950年升任协理兼总工程师。1962年又被委以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在任台电总经理期间，蒋介石长孙蒋孝文到台电任职，多蒙孙运璇的照顾和栽培，使蒋经国对孙很是感激。1967年，蒋经国通过其父将孙提拔为“交通部长”。作为没有任何前景的孙运璇，如果没有蒋氏父子的提拔，出任部长级职务是非常困难的。同年，孙运璇再度高升，被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
1969年10月孙又转任“经济部长”，当蒋经国担任“总统”后，念念不忘孙运璇对蒋孝文的恩泽，与他对蒋家的绝对忠诚，要他出面组阁。1978年5月24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身份对新任“行政院长’，提名发表谈话时称：
新任行政院长孙运璇的获得提名，系在衡酌国家需要，并经过多方面的深思熟虑之后，才作的决定。
孙运璇先生历年对国家的贡献很多，表现也非常突出，尤其是在他任职台电总工程师任内，孙运璇先生经常是上高山，到海边，凡是有电厂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出现，这种精神令人感佩！此后在交通及经济两部首长任内，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所花费的心血，也较以往为更多。孙运璇先生在立法院历次的报告或答复质询中，对立法委员的态度的诚恳负责，更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也由于此种态度的影响，常被他能在不知不觉之间，既完成了困难的任务，并达成贯彻政府决策的目的。
有了蒋经国对孙运璇的推荐与说明，“立法院”自然不敢怠慢，通过此一提名是意料中事。5月26日，孙运璇就任“行政院长”。为了报答蒋经国的知遇知恩，孙运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按蒋经国的择人标准，于5月29日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
“政务委员”：俞国华、李国鼎、高玉树、陈奇禄、张丰绪、费骅、周宏涛。
“内政部长”邱创焕，“外交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高魁元，“财政部长”张继正，“教育部长”朱汇森，“司法部长”李元簇，“经济部长”张光世，“交通部长”林金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言，“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行政院秘书长”马纪壮，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长”李登辉。
同年6月7日，孙运璇第一次以“行政院长”身份发表讲话，宣称将继续推动蒋经国首倡的行政革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层层负责，纠正偏差，加强考核，不辜负蒋经国对他的期望。孙的讲话颇受蒋经国的赏识，台报对孙运璇任职6年的政绩评论说：
“不仅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挑战，且表现出政通人和的和谐气氛，于是焉，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在中常会的排名逐届上升，隐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的领袖人物。”
宋美龄没想到在“行政院长”人选上又碰上了一鼻子灰。她意料到了，蒋经国一点也不尊重她，她成了多余的人，于是，她远走美国，去过清静的日子，除非有大事决不返台。
2.无法再起
宋美龄除了本身无子息外，一生在政治舞台上占尽风头，自己又拥有大量财产，在一般人看来，应是命运富贵的一个人了。她称自己一生最伤痛的事，是蒋介石的死。
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的逝世，使得宋美龄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但她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尤其是在蒋经国主政时期，蒋经国一定程度还就政事咨询她。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失去一切职权，郁郁不得志，平时只用“蒋夫人”身份接见外宾。但国际形势突变，世界各国纷纷与台湾“断交”，既无宾可接，又不受人尊敬，昔日的显赫、荣耀一去不复返了，其内心痛苦不堪。加上身体欠佳，宋美龄便下决心去美国隐居，顺便诊治多年未愈的旧疾。
9月17日，行前，她发表了长达3000字的《书勉全体国人》一文。文章称：自己此次赴美一是因自己的同胞手足不幸过世，自己却无从诀别；二是侍候蒋介石三年，身心俱乏；三是“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病”，没有及时治疗，因此，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放松身心并治病。文章最后写道：“当兹小别，特抒所怀，敬致余由衷的感谢，并祝同胞们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宋美龄的告国人书，充满悲凉的气氛，这篇告别词当然少不了要讲继续反共一类的套语，但通篇并无只字表示要民众支持新主席领导以竟“反攻大陆”大业，这是耐人寻味的。
可是，宋美龄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严重到必须要远走美国治疗？脑子灵活的读者一定怀疑，当年连蒋介石那么严重的病，都可以在“荣总”获得世界一流的治疗，所谓世界一流，是连美国医学专家都承认的事实。然而，宋美龄为何要舍弃“荣总”世界一流的“总统”医疗小组的悉心照料，反而舍近求远，要到美国去，这其中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内情？
这可以判明，外传其母子不和，宋美龄要避开与蒋经国权力抗衡，是有根据的。
9月17日上午9点30分，宋美龄乘坐她的“中美号”专机由台北松山军用机场起飞前往美国纽约。当时的“总统”严家淦夫妇，“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及家人，“总统府资政”张群，“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以及一些外国使节团的大使及夫人等一百余人到机场送行。
宋美龄身穿她一向喜欢穿的长旗袍，带着黑色墨镜，神情肃穆，在机场上接受华兴小学四年级学生献给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后与在场的亲友，“政府要员”一一话别。登机时，蒋经国亲自搀扶他的继母宋美龄进入机舱。这对一生未育的宋美龄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与宋美龄同机赴美的还有十多名侍从人员和医护人员。
“挥手自兹去”，宋美龄告别她为之奋斗，为之辉煌的台湾，远飞异国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