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去年6月怀着“台湾情结”访台的。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台湾情结”。
我在台湾记住了许多面孔。因时间的冲刷，有些面子L渐渐模糊，有些面孔却依然清晰深刻，仿佛已经定格，在心里留下底片，被岁月的显影液冲洗成永久的影像。
这影像中有一群屏东县农民的面孔——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我得承认，在台湾最南端的农村里采访，比在广东、福建的乡镇采访还要容易，交流更方便，甚至感到更亲切。首先是语言没有障碍，他们都能说普通话（台湾叫国语），并以说国语为荣，当着我的面他们相互间也尽量不说我听不懂的土话。从他们的面子上和眼睛里看不到陌生、戒备和拒绝。我们采访的年纪最大的是住在山顶石板屋里的排湾族老太太，她招待我们喝茶，吃西瓜，拉着跟我同行的一位女编辑的手谈了一个多小时，自然随意，心近情热，让我们觉得像在走亲戚，没有丝毫拘束。老人讲自己的身世，还不如向我们打听大陆的事情多，这几年台湾有70多万人到大陆探亲、访友、旅游、做生意，她没有成为其中的一员，有说不出的遗憾。原来老人怀着一颗“大陆情结”。如果不是怕唐突，我真想拥抱一下老人。年纪最小的是当地一个少数民族的小伙子蒋群光，刚二十岁出头，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把他简单的人生经历讲得机智而风趣，讲了少数民族子弟开始上学的时候都喜欢起一个汉族的名字，他为什么选择了姓蒋，为什么喜欢这个名字……他已经两次去过北京，对大陆的熟悉让我常常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是在跟一个北京的小伙子交谈。
请我们去林边乡的是阮百灵，他全家出动，恨不得倾其所有来招待我们。他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渔民林莲祥，喜欢收集世界各地奇石的林国龙，还有一些村长、镇长、乡长之类的人物。
有的粗豪憨直，有的朴实可亲，有的见多识广。像阮百灵就记不清来过大陆多少次啦，我从台湾回来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他从福建打来的电话，两个月后他又到了湖南，1996年春天会到天津来看我。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农民了，一方面为自己生活的富裕感到满足，同时也为中国的巨大而自豪。
由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台湾南部的尖角上，三面是水，对台湾是个岛的概念格外强烈，如果身后没有一片辽阔的大陆作依托，会感到单薄孤弱。
令我难以忘记的还有几位商人和企业家的面孔。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结识了他们，他们却有着大致相同的见识：发达国家的市场几近饱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市场也难以再插进去，潜力最广阔的是祖国大陆市场。他们经常要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不仅因为有血溶于血的关系，还要做生意。所以他们考虑得很实际，不愿意台湾海峡阴云压顶，风高浪险。
一批知识分子的面子L是在昂扬的抗日战争歌曲中凸现出来的，生动、激烈，令人动容。我到达台湾是6月中旬，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大幕尚未拉开，台湾的作家们却已经按捺不住了，在台湾作家协会为大陆作家访问团举行的酒会上，理事长程国强说完热诚的欢迎辞，立刻倡议：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日歌曲I-位女作家旋即离座，唱起了悲怆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两岸作家心为之一震，鼓荡起一股诚恳的激情。抗战歌曲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在另一次聚会上，老作家司马中原一派名士风度，一开口讲话却非常可爱：我是民族主义者，日本、美国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难道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洋人做干爸。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要不管就不是人……高雄文艺协会理事长萧飒更是慷慨激昂：一个叫麦金得的英国人，曾把西藏说成是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为中国的前门，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丢，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台湾作家这种沾火就着的民族感，这种坦荡的激情，格外让我感动，让我尊敬。这激情能够防止心理退化。我们怀着一个共同的“民族情结”。这情结在战争年代，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的血能为另一个中国人而流。在和平年代，一个中国人的血可以输给另一个中国人。血脉相通，构成了历史和现实，培育了我们的良心。
我想台湾的面孔，就是由许许多多像我记住的这些面子L组成的。
叔本华有言：面孔是一切的概要，是思想和志向的缩写。
面子L表达本性。
而本性是无法改变的。
正如中国人的面孔永远不能改变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