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一方，谁不想做出点政绩来让世人看看，出于为人民造福的想法自然是最好不过，就算有那么点私利的目的也是无可厚非，至少它能在客观上为人民带来福祉。想做出政绩自然是好事，但可不能光做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多做一些实事，哪怕是你在政绩上并没有什么创新，只要将前人留下的积弊梳理好了，也算是功劳一件啊。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官箴如是说”
余言佐治以尽心为本，况身亲为治乎！心之不尽，治于何有？第其难，视佐治尤甚。
盖佐治者，就事论事，尽心于应办之事即可无负。所可为治者，名为知县、知州，须周一县、一州，而知之有一不知，虽欲尽心而不能受其治者。
称曰“父母官”，其于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计儿女曲折周到，终为负官，终为负心。
——《官箴》临民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我曾经说过，辅佐他人理政要以尽心尽力为本，而自己处理政务更应如此。不尽心，又怎么能有功绩？比较而言，亲自处理政务要更难些。
辅佐政事要就事论事，尽心尽力做好上司托付的事，就不会有什么负担了。而亲自处理政事，作为知县、知州，就要细致了解自己管辖的这一县、一州的详尽情况。如果作为知州、知县，对所管辖之地仍然有不明白之处，那么即使有心做好，也不一定有好成绩。
地方官即“父母官”，他对百姓的事如果不是像父母为儿女那样周到地计划的话，终究会辜负自己身上的这份责任，也于心有愧。
“官箴活学活用”
当然这里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主要的方面还是那些作为一个地方“父母官”的领导们。因为他们手中有实际的权力，能够掌握一个地方的各种信息，决定一个地方的各种政策，所以从政时务必谨慎，务必考虑周全，务必多为百姓着想。政策一出，影响到的可是千千万万的人。
作为一任父母官，要具备心怀天下的胸襟，要有远见，要时时刻刻心存善念。不要为自己所掌部门的一点点小利益斤斤计较，要看到更大范围内群体的利益，要时刻谨记你不是在为自己从政，而是在为百姓从政，损害百姓的利益就是损害自己的利益。
宋宁宗开禧元年，范应铃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永新县担任县尉。他曾经奏请皇帝免除8个乡百姓的租税，宁宗皇帝同意了。而兼管永新县的安抚使却仍然要求这8个乡的百姓缴纳租税。范应铃极力为百姓请命，请求他不要这样做，但没有得到批准。
于是，范应铃就三番五次地亲自到郡府，要求安抚使按照原来答应的去做，然而安抚使每次都毫不留情地回绝。范应铃并没有因此退缩，他从容不迫地对安抚使说：“我并不是仅仅为这8个乡的贫苦百姓着想，而是为了整个州县作长远打算啊！如果百姓因为贫苦难耐，最终产生歹念，到时候不但租税收缴不了，还会引起更大的祸患。”安抚使听了，甚为震动，立即下令免除了下等民户的租税。
可命令刚下达不久，又要征收租税了。范应铃叹息说：“这是让我失信于民啊！”于是，他再次来到郡府为百姓请命，最终获得了批准。宁宗皇帝知道这件事后，对范应铃的举动大加赞赏，他说，这就是地方父母官的表率，并号召全国的地方官员学习范应铃的为官精神。
国家发布的政策都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地方如此之多，很难兼顾到各地的具体情况，这时候就需要传达政策的官员灵活地处理。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尽量地兼顾地方的基本情况，变通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千万不能搞得本是国家的一项惠民政策，到了地方上执行的时候却怨声载道。
明朝洪武年间，吴德基曾任潍州县令。当时，潍州百姓养着40匹官驴。一次，莱州知府在核查这些驴的繁殖情况后，认为与籍册上规定的不一致，就责问各县县令说：“驴当年就能产崽，养几年就应该有几头小驴出生，现在驴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这是为何？”随即要求各县追究养驴户的责任。
此令一下，莱州其他几个县的县令积极行动起来，催逼养驴户买驴赔偿官府损失。而潍州县令吴德基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告诉本县养驴户不要买驴赔官。莱州知府知道后大怒，责问吴德基说：“你怎么敢违抗上级的命令？”
吴德基不卑不亢地回答说：“百姓又没有欺骗官府，为什么要让他们赔偿呢？再说，现在国家富强，作为官吏应该向百姓宣扬国家的恩惠，体恤百姓的苦难，难道官府就缺少这几头驴吗？”知府见他说得句句在理，也无话可说。
当时，山东有些农民愿意以牛羊代替粮食缴纳秋季赋税，官府也同意了。但吴德基从百姓的利益考虑，认为牛羊会出现死伤、患病的情况，没有缴粮食方便，因此决定潍州只收粮食，不收牛羊。后来，其他县上缴的牛羊都要送到陕西去，百姓长途跋涉两千里，弄得倾家荡产，整个莱州郡只有潍州没有受到影响。
当然，除了一任地方“父母官”外，很多部门、单位、企业的领导其实也能做到造福一方。一个部门、单位的领导，可以通过操作使本部门和单位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让下属个个都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精兵强将。一个企业的领导，可以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更多地创造出社会价值，更多地吸纳未就业人员，造福于社会。总之，无论是哪一类领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有功就赏，有过便罚
“官箴如是说”
官事禁约，非止一端。凡出榜晓谕之后，若有犯人，随即依律究治，不得容恕。大抵号令务在必行，则人皆畏法而不敢犯。若因循苟且，视为文具，非惟法令不行，而犯者愈众矣。
——《官箴》公规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官府发布禁止某些事情的条约，并非只需要做到这一点。但凡出榜晓谕民众以后，如果有人违犯，应该马上依照法律究办处置，不得宽容饶恕。大抵号令颁布以后务必要执行，那么人们就会畏惧法令而不敢违犯。如果得过且过，轻率马虎，将法令视为一纸空文，不仅仅使法令不能施行，而且违犯的人会越来越多。
“官箴活学活用”
在用人和管理方面，一向有两个根本原则，一是有恶必罚，二是有功必赏。美国名将巴顿将军劝告别人，对犯错者应该立即责备。他自己的部下每逢有人犯错，他也会立即让犯错人知道。他曾经这样说过：“虽然在战斗训练中我不能杀人，但是我会让那些犯错的人因我发怒而情愿去死。”巴顿这套说法和目前最现代化的责备理论不谋而合。希兰查德和詹森在他们的畅销书《一分钟经理人》中建议：“要在错误发生后立即加以责备，你要明白指出他们错在哪里，用坚定的口气告诉他们，你觉得他们错了。”
春秋时期，鲁国人为开发积泽地区，有意放火烧荒。谁知当时正刮北风，火焰乘风向南蔓延。国君哀公很着急，恐怕大火吞噬了整个鲁国，于是亲自率众前往积泽救火。但这些救火的人一到现场，都不与哀公救火，而是去追逐野兽，因此火势越来越猛。鲁哀公将孔丘找来，问是怎么回事。孔子说：“追逐野兽的人自得其乐不受惩罚，救火的人自讨苦吃得不到奖赏，因此，这大火便无法扑灭。”哀公说：“这话说得在理。”孔子又说：“事情紧急来不及奖赏，而且如果救火者都给奖赏，从国家的财政上看，也赏不过来，您应该使用刑徒之法，首先惩治那些不救火的人。”于是，哀公下令：“不救火的人与临阵脱逃者同罪，追逐野兽的人与犯八条者同罪。”
这个方法真灵，号令还未传遍，铺天盖地的大火已经被扑灭了。鲁哀公以赫赫君主之尊指挥救火，竟然无人响应。看来，驾驭之道对于领导者说来，是极为重要的。其实，孔子教给哀公的驾驭技巧也很简单，一个是“赏”，一个是“罚”。
美国著名的IBM公司奖赏业务人员时，不仅用奖金，而且常租下整个体育场，使有功者在万千员工面前接受褒奖和赞扬，以此表示对商战英雄的鼓励，这比任何奖金都更容易吸引员工去立功。同样，对于有意怠劳者也给予严厉的警告与相应的处罚。
有赏有罚才是一个领导者风度的表现，也是一个领导者体现威严的一方面。领导者不能脱离下属，也不能和下属走得太近，所以既要有赏也要有罚。赏罚分明，执行严格，才是一个成功地为政之人，这是中国古人的一贯思想。当然为政之道首先要有人情，必须符合人的本性，韩非子曾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而赏罚分明的办法，是最符合人性的。
革弊创新才叫政绩
“官箴如是说”
《传》云：“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事固不能无弊，然有弊不可不革。革之之道，必当究其病源，改而更张之，则其弊息矣。
——《官箴》驭下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左传》上说：“君子在严肃诚信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它的后果尚且是贪婪。在贪婪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后果将会怎样呢？”做事不可能没有弊病，然而有了弊病不可以不革除。革除弊病的方法是一定要探究病源，改正以后进行改革，那么弊病就会停息了。
“官箴活学活用”
时代在飞速发展，各个环节，各个地方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种制度、一个政策也是一样，经历太久了也会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变得弊病百出。作为官员，要善于发现这些已经过时的制度、政策，及时地将之革除，以免旧服套新人，怎么穿都觉得不自在。
曾国藩敢于打破陈规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实在是有眼力的。
本来，练军是朝廷的旨意，是慈禧太后为加强京师防卫、抵御虎视眈眈的外国军队而采取的对策，但选练六军，连捻军都不能平，更何谈“自强之道”。当时负责此事的是官文，清廷对他也有微词。早在清廷调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时，就令他筹划此事。曾国藩谨遵办理，岂敢有误！
到保定总督署后没几天，曾国藩就前往大校场看将士演练队操。这也是对直隶军队的一次检阅。曾国藩吃过早饭后即正襟危坐，检阅军队。头一阵是中军所统的练军，号称直隶六军之一，共约千人。当时演练了急战阵、藤牌阵、连环阵三种阵图，每种阵图变化六七次，三阵演习下来，共有二十般变化。在西方用洋枪洋炮侵略中国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国藩对这种用阵图变化抵御外人的传统技法表示十分忧虑，他认为这都是花架子，好看而不中用，“皆花法也”。第二阵检阅的是用西方武器武装的洋枪队，由赵喜义所带，称为义胜后营。洋枪队武器虽说是西方化，但也吸收了中国的传统，即两军短距离作战所用的长矛也派上用场。第三阵是李德英所带的义胜前营，曾国藩对这一队更是失望，不但“队伍不甚整齐”，而且“末操杂技亦平平”，曾国藩用“无足观”三个字表示他的不满。
经过一天的检阅，曾国藩因为“危坐太久”，搞得“骨节酸疼”，但这毕竟是小事。让他寝食难安的是靠这部分军队抵御内外突发事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直隶军队的文化素质也不高。四月间，他出题考试直隶六军，虽只是很简单的问题，但答非所问者居多。而且，京畿之地，纨绔子弟的作风在军队中蔓延，吃喝嫖赌，比外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感到问题严重，必须改革。但如何改革呢？组建湘军式的部队容易惹人耳目，用现有的练军也难符其实，曾国藩为此苦苦思索，他让幕僚搞一个初步的方案，阅后也不满意。曾国藩将他过去读过的《畿辅通志》找来，细细翻阅。他要得到点儿启发。但他仍然很失望，阅读兵制各卷后，“不甚了了”，他责怪说：“不知作者果未得要领乎？抑余不善阅乎？”他再阅一次，仍无所得。曾国藩清楚了，因为该书乃“雍正间所修之志，至今情形亦多不合矣”。
曾国藩只好亲自起草练军的折稿，但困难重重。一是过去的成例，传统不能因循，一因循又入故套；二是另起炉灶属于破例，这又会引起权贵们的不满。因为京畿不比其他地方，如果练成的军队不归朝廷绝对统辖则后患无穷，他将成为朝廷的罪人，这让他感到左右为难。
五月十四日，曾国藩再次拿起给朝廷的草拟折稿，但沉思良久也写不下去，“以练军之事最难筹办，心无成竹，故文不克就耳”。曾国藩号称晚清善写奏牍的三家之一，这下也被难住了。他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
更困难的是，当时关于直隶练军之事，内外大臣发表了倾向性很强的意见，即不用勇兵。因为勇兵驻于近畿，剿也不能，防也不能，且与居民寻衅滋事，因此多主张练兵，而反对养勇。
曾国藩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从湘军、淮军的成功中受到启发，他认为东南募勇多年，良法美意，练军应当参考。五月二十一日，他上了《直隶练军事宜折》，讲了他关于练军的一些改革办法和主张。
不料，曾国藩的改革办法遭到京城权贵的普遍反对。七月二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闻直隶练兵折为诸津要所不悦，痛加驳斥，心绪作恶。”
曾国藩深感打破陈规之难，不在于当事者定志不坚，而在于旁加阻挠者实在太多。八月十七日，他再上《练军事宜折》，先谈了一番用兵不可一味拘泥成法的道理，又驳斥京中要员的种种责难，最后他请求慈禧允准，暂不争论，由他“先行试办”。这也是曾国藩的聪明之处。他避免与诸权贵直接交锋，而是先做不说，只做不说。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历何由大明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曾国藩在直隶练军收到了一定成效。他调任两江总督后，由李鸿章接任此事。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觐见慈禧，西太后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曾国藩回答：“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慈禧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地办去。”曾国藩回答：“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设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
每一种制度、政策发布久了，都会显现出与现实不相符的地方，这是难免的，千万不可死抱着制度不放，这样一片死气，很容易被淘汰。当然，革除制度上的弊病宜缓不宜急，操之过急往往不易将弊病彻底根除，反而还适得其反。因为一项制度的革除难免会有反对的声音，有反对工作就不易开展，就要一步步下手，让反对派觉得没有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试着去考虑反对派的利益和想法，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完成对制度弊病的革除。
公正之外还有勤勉
“官箴如是说”
居官以公平正大为体，勤谨和缓为先。公平则不至于偏官箴私，正大则不至于苛细，勤谨则不至于怠慢，和缓则不至于躁暴。以此立行随事，精察详审，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要是，守之弗失，则政无不备，事无不举矣。
——《官箴》正这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做官要以公平正大为大体，以勤勉谨慎和缓为先务。公平就不至于袒护私情，正大就不至于苛刻细察，勤勉谨慎就不至于怠慢，和缓就不至于暴躁。以此来建德修行，处理事务，精察详审，就是在仓促时也要坚守政体，就是在颠沛流离时也要坚守。坚守政体不失，那么，治政就会无不完备，事情就会成功了。
“官箴活学活用”
从事政事，首要的是公正，其次便是勤勉，只要这两点做好了，即使你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来，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官员。公正就是无论处理哪一项工作都要不偏不倚，对待所有下属都要一视同仁；勤勉就是做工作要踏实。工作需要及时处理，不要积压，以免造成决策壅塞不通。公正虽是首要，但是大多数官员容易做到；而勤勉虽是次要，却是很多官员不容易做到的。
朱元璋从一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小和尚，到坐上皇帝的宝座，其中的巨大差距，自然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有句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对他来说，好好治理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朱元璋有喜有忧，喜的是得到了天下，忧的是怎样治理天下，守住这份基业。像许多其他朝代的开国之君一样，在做皇帝之后，朱元璋并没有安于享乐，而是勤勉于政事，整天忙于其中不能脱身，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
他认为，履行皇帝的职责，最重要的还是勤奋公正。他的对手张士诚为什么会失败，诸多原因之中，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不亲自过问政事，而是把重大的治理责任委任给了某些权臣。他对权臣们上报的奖惩意见也从来不闻不问，只知道同意，这样做很失公正，导致手下的将士对他有诸多的不满。最后，权臣们欺上瞒下，导致内部腐朽。
通过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朱元璋也认识到，元朝之所以被消灭，主要原因也在于元朝君主把重大的朝廷事务都交给了几个大臣，自己则养尊处优、沉于享乐。这样的国家，哪有不被推翻之理。
朱元璋时刻牢记这些教训，除非是生病，一般情况下，他都坚持上朝理政。
史书记载，他每天一大早就上早朝，早朝结束后，稍作休息，就开始批阅公文和奏章。午后，还去朝中处理政务，有时就与臣子们谈论历史和儒学。一般要等到傍晚才会起驾回宫。
史书还记载说，朱元璋吃饭的时候，如果想起什么事情来，就会立即放下碗筷，把事情写在一张纸条上，别在衣服上，生怕给忘记了。有时候，衣服上别的字条太多了，就像打了许多补丁，他还戏称为“鹑衣”。
他对自己勤于政事是这样说的：“朕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励自勉。天未亮便临朝理政，傍晚时分才还宫。深夜卧床难寐，便披衣而起，时而仰观天象，一旦发现星变，即刻忧心忡忡；时而思量天下之事，凡应当施行之事，便立即记录在案，等天亮后下诏执行。”
史书记载了不少有关朱元璋勤于政务的事迹。比如，朱元璋曾经在十天之内一共批阅了各种奏折600多件，处理国事近3400件，实在是勤勉有加。
一方面，朱元璋自己以身作则；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臣下做到勤政。他曾一度派出专门的人，于早五更天的时候在京城的城门之上吹号角，并高声唱出下面这段话，以引起文武百官的警醒：“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业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朱元璋对国家政务的用心之勤、用心之专，在历代皇帝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朱元璋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的道理，因此他勤于政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勤政皇帝。当今社会的官员也应该认识到，能够当上官员并不容易，所以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官职。只有勤奋一些才能让上级看到你的态度，提拔你的时候才有更充分的理由。或许因为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所以他为政勤勉看上去是轻车熟路，而如今的官员大抵生活富足，一时间不知如何才能勤勉。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多下基层体验体验生活，看看下属们都是在怎样的忙碌中工作和生活的。
重视教育乃大势所趋
“官箴如是说”
学校乃风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为务，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则率僚醰以观讲习，或生徒有未济，廪饩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养有未至，激劝有未周，皆敦笃以成之，久则弦诵之声作，而礼义之俗可兴矣。
——《官箴》宣化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学校是教育感化的根本所在，庸俗的官吏大多忽视这一点，不把它作为应办的事务，这是不知道礼法制度、人伦纲常等一切治政之道除此从何而出？公务之余则率领僚属前往学习视察讲学，看看学生有没有没被周济的，粮食还够不够充足，祭物还有没有不完备的，教育培养还有没有不完善的地方，激励劝勉还有没有不周到的，如果发现有，就应认真敦促办成，久而久之，礼乐之声就会大作，礼义之俗就会大兴了。
“官箴活学活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国家多年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政策，可谓高瞻远瞩，有先见之明。几年前，国家在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时候，也是提出了教育要先行的口号，可以说重视教育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
身为一任官员，手中掌握着决策权、执行权，就应该比别人更多地考虑重视发展教育的问题。如果说领导需要做出什么政绩，那重视教育便是最大的政绩。其实重视教育的理念自古就很浓厚，尤其是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之风盛行，教育事业更是蓬勃发展，各任领导也纷纷投身教育，其中有光绪皇帝、孙中山、蔡元培，甚至连臭名昭著的袁世凯也有拿钱出来兴办大学之举。
众所周知，如今驰名中外的北京大学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出资创立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清朝政府能够拨款重视教育的发展实在是难得。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实行了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却作为变法的重要成果幸存下来。后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一直沿用至今。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家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有感于此，奔走呼号，呼吁变法。光绪皇帝深受维新派的影响，深知不变法不能立国。于是，在维新派的大力鼓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变法之人从以往的经验教训出发，认为要想变法首先就要任用人才，决不能依靠旧人，而只能依靠新人。新人，决不能用旧办法培养，而只能用新办法培养。要培养人才自然要开办学校。光绪皇帝本人也深知现在的人员不足以推动变法的进行，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开办新式学校，在新式学校中培养变法所需要的人才，这才是变法真正的动力所在。所以，在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中，光绪皇帝极其突出地强调了创建京师大学堂，给世人发出了一个鲜明的信号——国家要开始重视教育了。
其实，光绪帝早在1895年就下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且在三年之内接连四次下达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令，但是守旧的顽固派不予理睬，视同无物，恭亲王奕、刚毅等居然说可以缓办。可见，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也并非易事。如果没有维新派的推动，没有光绪帝的积极支持，那么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就很可能还要被耽搁下去。
这次光绪帝下诏开办京师大学堂，政策很快就得以执行下去。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又选派得力之人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筹建校舍，于当年12月开学。大学堂不仅仅是开办起来了，还设立了一系列严格的章程，对于办学总纲、课程、入学、学生出身、聘用教习、经费等均有详细规定。清王朝还明确指出京师大学堂不但为施行学校教育之机关，同时亦为全国之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均统归大学堂管辖。在学堂中设立各种新型学科，采购大量仪器设备，采用中西合璧的教学方法。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京师大学堂的确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使得晚清及民国初年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光绪帝作为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组织者并非在学堂开办以后就撒手不管了，而是继续抓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并且还抓得很紧，很具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光绪帝严令承办京师大学堂的各衙门应“首戒因循”，有关学堂之事要立即上奏，如果有玩忽职守的必须要严惩。
光绪帝在短短的103天的变法中，关于大学堂的谕旨竟下达了15次之多，平均一周一次。在如此众多的谕旨中，光绪帝对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目标、任务、原则、章程等方针问题，对京师大学堂的地位、规模、教舍、经费等重大问题，对京师大学堂的生源、学习内容、学生待遇、毕业出路等有关问题，对京师大学堂的教材编译、审定、出版、发行问题等逐项予以反复斟酌，具体布置，一一落实，限期完成，奖惩分明。正是由于光绪皇帝亲自抓，一抓到底，因此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才能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进展较为顺利。
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掌权的慈禧太后下令废除一切变法的内容，疯狂逮捕变法人士，变法的成果几乎损失殆尽。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了下来。当时的《国闻报》评论说，戊戌政变后，“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
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增长知识、丰富见识都是很重要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档次的高低。一任地方官想要民风淳朴、提高民众素质，大兴教育是绝对少不了的；一个部门领导想要整个部门能力提升，就免不了大兴学习之风气；一个企业的领导，也是应该首先注重对员工的教育，而不是对员工赚钱技能的培养。
即使你不是一任地方父母官，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兴办学校，但是你可以重视教育。至少你能做到经常组织下属在一起学习讨论，增长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良好品德和职业操守。如果你是企业领导，也能为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多一些责任感，多捐资助学。
选才用能考虑周全
“官箴如是说”
士之未用于世，犹且择交，况居官者乎？其于同僚之际，固当必尽其诚，若欲荐举人才，崇奖士类，亦须再三审察得当，然后行之，庶无后患。万一不能谋始，则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矣。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士人在没有入仕为官时，尚且选择交友，何况在身居官位以后呢？在与同僚相处之际，固然应该竭尽诚意，但要想举荐人才，奖励文人，也必须再三审察核实，然后才可以施行，才不致产生后患。万一在开始时不能谋划，则将会产生无法承受自己失误的后悔。
“官箴活学活用”
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想要得到发展，培养重用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才有活力，有了人才才有效率。不过选才是一件很周密的事情，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也很多，绝对不能有将就、凑合、基本满意这些想法。
唐玄宗时的宰相张九龄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经史知识烂熟于心，对修齐治平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路。他认为，天下兴衰，关键在人，人用得对路，就会有好政策，行政就可清明，天下就能大治。他的用人理念有三个要点。一个是要配好地方干部，太守和县令是政权之本，“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则能者可行”。使用官员要考查其任职经历，朝廷大员应在地方官员中选任，没在守令岗位干过的，无论背景多大，门第多高，都不能担任要职。另一个是选人必须重德，要“第其高下”，“以令名进人”。不能迁就照顾，不管混多少年、有多深资历，凡才能不足，就不得提升。再就是改革选官办法。各级荐人，务必承担责任，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对于待选之辈，要全面考查，严格程序，确保能者上庸者让，杜绝“跑、要、买、卖”之风。这些理念无疑是正面的，进步的，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有其积极意义。张九龄是可敬可爱的，不仅费心思考，还付诸实践，指望辟出新路。他做过干部选任和考核工作，时间虽短，却颇得好评。他曾致信丞相姚崇，提出“远谄躁，进纯厚”，“任人当才”的建议。玄宗诞辰时，人家向皇帝送宝镜，他却把历代兴亡故事和自己的吏治思想编成一套书，作为礼物献给玄宗。
古代这些挑选官吏的方法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要想选拔人才，首先就要形成一套选才的方法，综合自身各方面因素，全面考虑哪些类型的人才适合自己所管的部门，然后按照制定的方法再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一一筛选。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一生用人无数，也提拔了很多人才，但是他有时用人会出现一个毛病。他为人“端严精密”，但由此产生出一个弱点，凡事求全责备。他识人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追求完人，对那些有些毛病和不足而又有一技之长的雄才，往往因小弃大，见其瑕而不见其玉，或者弃之不用，或者使用但不放手。比如，魏延这个人物，有勇有谋，诸葛亮一直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怀疑他政治上有野心，用而不信，将其雄才大略看做“急躁冒进”。还有一个刘封，是一员猛将，可诸葛亮认为他“刚猛难制”，劝刘备把他除掉了。诸葛亮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方法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那就是人才空虚。他不但不能像刘备那样，武有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文有庞统、孔明等举世瞩目的高级智囊，人才济济，就连一个称职的继承者都没有选拔出来。蒋琬、费祎相继无所作为，最后反倒被黄皓、谯周之流所制。西蜀后继乏人，终被人所灭。
选才不可求全责备，求全责备容易因小失大。蜀汉之所以如此快就覆灭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后继无人，才有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冲先锋”的说法。毛泽东在评点《资治通鉴》时，曾有过这样的批注：“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很多人才虽然有瑕疵，但其功绩还是主要的。如果压抑他才能的发挥，可能会使其他的庸人得到伸展的机会，终究是得不偿失。所以，选才用能时务必考虑周全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