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没有哪一个为官者不希望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都希望被树立成榜样广泛宣传。官员是大众推选出来为大众服务的人，如果能得到大众的认可，无疑是官员们得到的最大的鼓励，其自身价值也就得到了实现。不过这一切都是理论状态，如果真希望被树立成榜样供其他官员学习，那至少得从塑造自身品质做起。
公正摆在第一位
“官箴如是说”
夫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凡行事涉邪私者，皆由不公正故也。至公至正，虽有邪私，亦不为媚惑矣。
——《官箴》正心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身居高位，忠于职守，应该把公正放在首位，公平就不会被私利所诱惑，正直就不会被奸邪所迷惑。凡是做事涉嫌奸邪谋私的，都是不公正的缘故。如果能做到极其公正，那么即使有奸邪私利出现，也不会被迷惑了。
“官箴活学活用”
领导者首先要注意的不是职位的高低，不是权力的大小，不是政绩的优劣，不是薪酬的多少，而是形象的好坏。这里所说的形象是领导者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包括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上级心中的形象、下属心中的形象，尤其是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最重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口碑”。有口碑的领导者自然会得到上司的肯定，赢得下属的拥戴。
在树立形象的过程中，首要目标就是树立公正的形象。所谓公正，即公平正直，这是对一个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只有具备了公平正直的形象，才能谈及其他方面。树立公平正直的形象绝对不是喊口号，需要有实际的行动。
明代徐阶三十岁不到就担任了浙中督学的职务。一次，有个考生在作文中用了“颜苦孔之卓”的典故，意思是颜回对孔子学说的深奥苦于理解。徐阶用笔给这句话批了“杜撰”两个字，将文章列入第四等。这个考生拿书卷向徐阶请示说：“先生对我的教育诚然是应该的，但这个典故出自扬雄的《法言》，实在不是学生杜撰。”徐阶听了考生的话后，马上站起来说：“本人侥幸早些获得了功名，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今天感谢你的这番指教！”于是，他将该考生的成绩改取为“一等”。许多人听说了这件事，纷纷称赞徐阶宽宏大量。
相反也是在明代，一个考生因用了“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的句子，被主考官批为“不通”，因而得第四等。当考生指出这两句出自《礼记·檀弓》篇时，主考官大怒说：“偏是你一个人读过《檀弓》？”反而把文章从第四等又降至第五等。事情传出，人们无不嘲笑此考官的为人。
同一类型的两件事，却因为所遇到的官员不同，结果大相径庭。徐阶虽然在考生面前失了身份，但是赢得了众人的称赞，另一位考官在考生面前赢得了面子，却遭到了众人在背后的嘲笑。两者孰轻孰重，相信大家都有判断。
有些时候，领导者为了保住所谓做领导的尊严，故意歪曲事实，容不得他人说不，以为没几个人知道自己这样做了。其实恰恰相反，作为高高在上的领导，你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被下面的人无限放大，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别人评说的焦点，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也能被一传十、十传百，传播范围很大。当然，你的一个小小的优点也是会被放大的。
宋咸平二年，枢密使兼侍中，武宁军节度使北宋名将曹彬身患重病，真宗皇帝亲临曹府看望曹彬，并亲手为他和药，临走前赐金万两。六月，曹彬病逝，真宗又亲临吊丧，痛哭失声，“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并封曹彬夫人为“韩国夫人”，曹彬的七个儿子及其亲族、门客、亲信、将佐等十余人都受到了封赏。八月，宋真宗又下诏让曹彬与宋初名相赵普配飨宋太祖的太庙，一同接受祭祀。作为一员武将，身后能受此殊荣，在北宋一朝还不多见。曹彬得此荣誉，不但因为他戎马一生，征后蜀、伐南唐、灭北汉，是杰出的将帅之才，为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因为曹彬为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和逊，“不以等威自异”，其良将风范为朝野人士所推举。
曹彬是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父曹芸，五代时曾任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曹彬出身将门，从小读兵书，练习武艺，为人诚实，办事谨慎。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张氏，是曹彬的姨母，周太祖受禅登基后，召曹彬隶其义子柴荣帐下供职，擢为河中军兵马都监，掌管军务。曹彬虽是皇亲国戚，但从不以此为资本，而是谦虚谨慎，恪尽职守。河中军节度使王仁镐因曹彬是帝戚，对他尤加礼遇，非常客气。而曹彬对各位将领皆彬彬有礼，对待自己的工作更是兢兢业业。
显德五年，周世宗派曹彬出使吴越国。吴越国人私下送给他一些礼物，他一概不受。曹彬完成了公差使命，便立即起程返回。吴越国士人用快船追赶曹彬，执意要将礼品送给他，他一再推辞。对方却执意要送，曹彬最后无奈收下，但让手下人作了登记，回到京城后，他把这些馈赠的礼品全部交给朝廷。周世宗见曹彬如此廉洁，非常感动，下诏让曹彬将这些礼物领回。曹彬这才拜谢赏赐，将礼物拿了回去，然后全部分给了亲朋故旧，而自己未留一钱一物。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未即位时，曾在后周担任殿前都点检，统管朝廷禁卫军，权势很大。曹彬对赵匡胤同其他人一样彬彬有礼，从不巴结和依附，没有公事绝不上门造访，文武大臣们群集宴请，曹彬也很少参加。赵匡胤对于曹彬的这种“中立不倚”，不拉关系，不结权贵的作风非常赞赏，由是对曹彬也另眼看待。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于建隆二年从平阳把曹彬召回朝中，对他说：“我以前对你不错，你为什么要疏远我？”曹彬顿首谢罪说：“我是周室的近亲，而且管内职，怎么能轻易妄加交结人呢？”赵匡胤听了曹彬这番话，更加敬佩他的为人，认为可当重任。此后，赵匡胤对曹彬格外器重。
乾德二年冬，宋太祖下诏讨伐后蜀，令曹彬为都监，与王全斌、王仁赡、刘光毅诸将，率兵6万，分两路攻蜀。曹彬领兵一路破关斩将，蜀军望风而逃，收降了施、万、开、忠、遂等州，攻取了峡中全部的州县。行军作战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至蜀地百姓心悦诚服。宋太祖听到这个消息，特下诏书褒奖曹彬。
不久，两路宋军在成都会师，后蜀后主孟昶投降，伐蜀战争取得胜利。王全斌、王仁赡等人觉得大功告成，于是在成都花天酒地，大享清福。曹彬屡请还师，王全斌等人不从，结果原蜀将全师雄等不堪欺压，拥兵十万起兵造反。曹彬复与刘光毅率兵平定蜀乱。乾德五年，宋太祖命王全斌、曹彬等人还京。王全斌诸将在蜀地多取女子玉帛，携带了大量金银财宝满载而归。唯独曹彬两袖清风，行囊里只有书和衣服。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劣迹早有人奏报了朝廷，宋太祖召见王仁赡责问，王仁赡不敢隐瞒，如实讲出了诸将抢掠民女民财的不法行为，最后说：“清正廉洁、不负陛下所托只有曹彬一人。”宋太祖见曹彬不负所望，加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入见宋太祖说：“征西将士都获罪，唯独我受赏，恐怕这样无以服众。”太祖赵匡胤说：“你功劳最大，但却不居功自傲，你为人清廉，但却从不自夸。受赏当然是应该的。”曹彬这才接受了封赏。
曹彬手握兵权，常年领兵在外征战，屡立大功。开宝八年，平定南唐，太平兴国四年，随宋太宗赵匡义攻灭北汉，后又北伐辽朝，为北宋统一天下平定海内建立了巨大的功勋，成为北宋著名的军事将领。官至枢密使、侍中、检校太师、同平章事、诸军节度使，位兼将相。曹彬地位虽高，但他从不骄傲自大。平定后蜀回京，宋太祖执意询问曹彬在外领兵打仗，所见宋朝的地方官是否称职，曹彬只是举荐随军转运使沈伦，说他为官廉洁谨慎，可当大任。其他人的政绩，曹彬从不妄加评论，尤其不曾当着皇帝的面议论别人的过错。
曹彬北征辽朝兵败后，荆湖转运副使、职方员外郎赵昌言曾上疏朝廷，请求将败将曹彬等处以死刑以明法纪。后来赵昌言因事被人弹劾，自延安府回京后，皇帝一直未予召见，被弹劾之事不得申辩。曹彬听说此事后，知道赵昌言被冤，便不计前嫌，不挟私报复，亲自出面在皇帝面前为他求情，赵昌言这才得以允许进宫“朝谒”，为己申辩。
曹彬虽身为高级将领，却能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在徐州主持军务时，手下有一小军官犯了军纪，曹彬按军法判处他杖刑，但曹彬却下令，处罚要过一年后再执行。部下不解其意，曹彬解释说：“我听说这个人刚娶媳妇，如果现在实施杖刑，肯定会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决定权刑缓期执行。”曹彬执法严格，但又体谅下情，部将都为其良好的将德所折服。
曹彬之所以能够受到皇帝如此高的礼遇，不仅仅是因为他立下的赫赫战功，更多的是因为曹彬为人正直、严谨，从不偏袒，这样的形象在皇帝心目中就是一个好官的形象。往往这些封建皇帝并不担心大臣在百姓中有很好的形象，因为这样会显示自己领导有方，国家政权才平稳。他们反而担心大臣无德，使百姓对国家丧失信心，动摇了政权的根基。公正不是做给谁看的，而是一种态度，如果这种公正的态度成为一种自觉，那领导者的形象自然而然就树立起来了。
官气以“淡定”显
“官箴如是说”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心静能处事。心地干净，自然宽平。
——《官箴》正心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清心省事，是做官和保持品节的关键。心态平静才能够办好事情。心地干净，自然就会心胸开阔平和。
“官箴活学活用”
曾经有一个研究机构作过这样一项调查，他们常年追踪调查数百位各种职位上的领导干部，研究影响他们政治生涯周期长短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首要的影响因素竟然是官员自身的心态。那些心态好的官员比心态差的官员政治生涯周期平均高出45年。肯定很多官员无法想象，影响他们仕途的最重要因素居然不是外部条件，而是自身的内在原因。事实的确如此。
无论你是一个政府领导，还是一个企业领导，能够长久占据领导岗位的秘诀在于你怎么做，而不是他人对你做什么。一个心态平和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欢迎，因为他们总是与人为善，情绪控制得很好，下属犯了错误不暴躁地发脾气，挨了上司批评也不苦恼，不影响工作，这样的心态才是一个为官者应有的心态。拿破仑曾经是叱咤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帝国皇帝，他所带领的军队所向无敌，但是他也有心态失衡的时候，而心态失衡的后果就是使他丧失了威信。
一次，拿破仑从他的间谍那里得到情报——外交大臣塔里兰密谋反对他。他匆忙从西班牙战场回到巴黎，立刻召集所有大臣开会。会上，拿破仑坐立不安，含沙射影地点明塔里兰的阴谋，但塔里兰却没有丝毫反应。这时候，拿破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忽然逼近塔里兰说：“有些大臣希望我死掉！”但塔里兰依然不动声色，只是满脸疑惑地看着他，拿破仑终于忍无可忍了。
于是，拿破仑对着塔里兰狂喊道：“我给你极大的权力，赏赐你无数的财富，你竟然如此伤害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什么都不是，不过是穿着丝袜的一坨狗屎，我永远也不愿再见到你了。”说完他转身离去了。其他大臣面面相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拿破仑如此失态。
塔里兰依然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拿破仑走后，他慢慢地站起来，转身对其他大臣说：“真遗憾，各位绅士，如此伟大的人物竟然这样没礼貌。”
拿破仑的失态和塔里兰的镇静自若很快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拿破仑的威望降低了。
伟大的皇帝在压力下失去冷静，人们开始感觉到他已经走下坡路了，就像塔里兰事后说的那样：“这是结束的开端。”
塔里兰激起了拿破仑的怒气，让他的情绪失控，这正是他的目的。人人都知道拿破仑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领导的权威，这种负面效果影响了人民对他的支持，这说明他已经失去了主宰大局的绝对能力。
拿破仑采用的是最愚蠢的方法，他完全可以选择很多理智的做法。只要他把心态放平和一些。毕竟他是皇帝，而不是臣下，他完全可以选择倾听大臣们的意见，看看到底是他的哪些方面遭到大臣的反对。
不仅政府官员需要有平和的心态，企业的高管们也需要平和的心态，企业高管们整天都在追逐利益，应该及时调整心态，以免走向极端。
杰克·韦尔奇大概是世界上最受称道的首席执行官，担任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长达17年的韦尔奇，亲手为美国企业界的重组画下了一张极具价值的蓝图。
20世纪80年代，美国遇到了制约全美企业业务发展的致命敌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那些二流产品与服务供应商的生意难以为继。大量小企业倒闭，大企业也纷纷面临危机。
韦尔奇要求各业务部门主管都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做才能在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随后他们必须作出果断的决策，决定哪些业务值得培育，哪些应该放弃。韦尔奇的策略遭到了通用电气执行官们的激烈反对，甚至有的执行官开始无理地谩骂他，声称要联合董事会成员将他撤职。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仅仅由于一项业务处于该领域第三或第四的位置就放弃。然而他们的反对与谩骂并没有被韦尔奇放在心上，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改变他改革的决心。就这样，韦尔奇在短短的5年间砍掉了25%的企业，裁减了10多万个工作岗位。很多被他裁掉的工人对他进行恶意的攻击，甚至专门在公司门口围堵他，声称要给他好看。韦尔奇根本不在乎这些阻力，他每天工作时都显得相当轻松，完全看不出公司是处在危难时刻。
从1985年到1990年，韦尔奇把公司的行政人员从1700人减少到1000人左右。在韦尔奇担任公司最高负责人之前，公司的大多数企业负责人要向一个群部负责人汇报工作，群部负责人又向高一级部门负责人汇报，直至公司最高负责人。而且，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班子，负责财务、推销计划以及检查每一个企业的情况。韦尔奇解散了这些“群”和“部”，消除了组织上的障碍。现在，企业负责人与业务最高负责人办公室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他们可以直接沟通。
他觉得有必要减少现有的管理层次，以促使高级管理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他称这项策略行动为“减少层次”，旨在创立一种不拘泥于形式的、开放的组织机构。
经过裁员以后，公司行政班子的干预大大减少。过去，企业每月都向总部提出一份财务报告——尽管没有任何人使用它。公司的财务主任丹尼斯·戴默是让各企业每个季度汇报一次，他的财务班子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改进“影响最终结果的事情”，如存货、应收账款、现金流动状况等。财务班子不再是整天死盯着小数点，而是用更多的时间来评估可能做成的生意。
世界著名潜能学大师安东尼·罗宾曾说：“影响我们人生的绝不是环境，也不是遭遇，而是我们持什么样的心态。”人的情绪都是不稳定的，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往往容易变得情绪冲动，缺乏周密的思考，从而作出错误的决策。对于领导者来说，决策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折，一步走错就会满盘皆输。因此，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冷静地分析利弊，制定出最好的决策方案。心态沉稳是关键。
宰相肚里能撑船
“官箴如是说”
《书》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济。”君子立心，未有不成于容忍而败于不容忍也。容则能恕人，忍则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是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当容人而不可为人容，当制欲而不可为欲制。观娄师德、丙吉之为人，则气自平而理自明矣。昔人云：“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识量过人者能之。”若颜子犯而不较，乃其量大。闻人毁己即艴然而怒，其小也固矣。
——《官箴》正心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尚书》说：“必须能够宽容，德行才能光大；必须能够忍耐，事情才能成功。”君子树立心志，没有不成于能够宽容、忍耐的，也没有不败于不能够宽容、忍耐的。宽容就能宽恕别人，忍耐就能够经得起事情。一丝一毫的违背就勃然大怒，一件小事不顺心就愤然发作，这是没有涵养、福分薄的人。所以，大丈夫应当宽容别人而不可被别人所宽容，应当控制欲望而不可被欲望所控制。看娄师德、丙吉的为人，那么气自然平，理自然明了。从前有人说过：“忍耐所不能忍耐的，宽容所不能宽容的，只有见识和度量过人者才能够这样。”像颜回那样，别人触犯了自己也不计较，才是度量大。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勃然大怒，这个人的度量小就是肯定的了。
“官箴活学活用”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说得一点也没错，纵观古今中外，凡是能到达像宰辅这样高位的人，肯定拥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宽容他人的错误。即使有些不具备宽容大度品德的人偶尔得到了高职位，也会很快被拉下马来。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有博大胸怀的领导人，他宽容大度的作风不仅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更是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尊重。宽容是一种美德，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领导者，都应该继承发扬这样的美德，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者，更应该以宽容的德行来赢得人心，而不是以严厉的手段来换取下属的惧怕。
春秋时，楚王有一次大宴群臣，要求文武大小官员、宠姬妃嫔，通通出席，务要尽欢。席间奏乐歌舞，美酒佳肴，饮至黄昏，兴犹未尽。楚王命人点烛继续夜宴，还特别叫宠爱的两位美人许姬和麦姬，轮流向客人敬酒。忽然一阵怪风，吹熄了所有的蜡烛，殿内漆黑一片，席上一位官员乘机摸了许姬的玉手，许姬一甩手，扯断了他的帽带，匆匆回座附耳对楚王说：“刚才有人乘机调戏我，我扯断了他的帽带，赶快叫人点起烛来看看谁没有帽带，就知道是谁了。”
楚王听了，忙命不要点烛，并大声对大家说：“寡人今晚务要与诸位同醉，来，大家都把帽带子摘下来痛饮。”
于是各官摘掉帽带子，楚王命令点烛，因为都摘下帽带子了，也就看不出是谁的帽带断了。
席散回宫，许姬怪楚王不给她出气，楚王笑说：“此次宴会，目的在狂欢，酒后狂态，乃人之常情，若要追究，岂不是大煞风景，违背了宴会原意？”
后来楚王伐郑，有一名叫唐狡的健将独率数百人，为三军开路，斩将夺关，直逼郑的首都，使楚军声威大震，这位将军后来承认，他就是当年摸许姬玉手的那个人。
楚王用宽容赢得了下属的誓死效忠，得到了战争的胜利，这不知道要比当时惩罚部下以换取他的帝王尊严要好多少倍，他得到的是实际上的益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面子。宽容的好处有很多，不仅能俘获下属的心，还能赢得同僚的尊重。
根据《唐史》记载，狄仁杰能做宰相，实际是娄师德推荐的，而狄仁杰却不知道，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一赳赳武夫而已，数次把他排挤在外。武则天觉察到了，曾经对狄仁杰说：“娄师德了解人吗？”狄仁杰回答：“我虽与他同为大臣，却没有听说他了解人。”武则天说：“朕起用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也可以说他了解人啊。”狄仁杰出来后，感叹地说：“娄公的盛德，我被他包容很久了，却没有觉察到。”
娄师德对人宽厚清慎，即使有人触犯了他，他也不计较。他弟弟去做徐州刺史，起程前，娄师德对他说：“我位及宰相，现在你又去做徐州的刺史，我认为荣宠太深了，恐怕要遭人嫉妒，你准备怎样自勉呢？”他弟弟跪着说：“从现在起，如果有人吐口水到我脸上，我把它擦掉，哥哥大概不会忧虑吧？”娄师德满脸不高兴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所担忧的地方，别人吐口水到你脸上，他是对你愤怒，你擦去它，就违逆了他的意思，他会更加恼怒你，所以口水不要擦去，让它自己干掉。”他弟弟当时笑着接受了。从这件事上，可见娄师德的容人度量。
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名字吗？”狄仁杰说：“您认为我有过错，请指出来我好改正它。认为我没有过错，这是我的大幸，我不愿意知道诬陷我的人的名字。”狄仁杰从娄师德那里学到了宽容待人，武则天很是赞赏他。这种不愿知道诬陷自己人的名字的做法，就是对人的雅量。
宽容是很好的调节剂，能缓和官场上紧张严肃的气氛，能缓和同僚之间相互争斗的局面，这对自身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宽容同样是最有效的领导策略。作为领导者当然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拥护和爱戴，但是这些荣誉不是平白无故就能得到的，是靠“宰相”的度量去换取的，小到一个下属、一件错事，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能成为宽容的对象。
2009年2月初，温家宝总理出访英国，受剑桥大学的邀请，温总理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但是就在温总理演讲当中，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一名剑桥学生突然发出叫喊声，并向演讲台上扔鞋，企图打断温总理的演讲。
虽然演讲被打断，但是温总理仍然表现得很从容，仪态平静大度，接着他对在场的所有听众说：“老师们、同学们，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全场对温总理的这番话报以热烈掌声。英国《泰晤士报》称，“中国总理表现得非常平静。尽管遭到干扰，他仍然致力于寻求同英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出现这样骚扰大国领导人讲话的事件，对于讲究“绅士”风度的英国人来说，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一位英国普通居民给中国大使馆写信表示道歉，剑桥校方也在网上发表了声明，感谢温家宝总理不顾大雪到剑桥演讲，说闹事的人已经被警方以危害安全与图谋袭击的嫌疑拘捕。英国官方对此事件表示遗憾和歉意，承诺将依法处理，称此事不能改变温家宝总理访英取得成功的事实。
对于这起骚扰温总理演讲的事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各方都表现出了对骚扰者的愤怒之情，国人一直要求用法律惩处这位骚扰者，英国官方也表示会对其起诉。但是面对方方面面的“愤怒”，我们的温总理，再次表现出宽容和大度。
中国驻英大使向前来致歉的剑桥大学校长转达温家宝总理的意见：对青年学生还是以教育为主，希望校方给他继续学习的机会。希望该学生正视错误，用发展的眼光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温家宝总理的宽容大度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展示了一位中国领导人的高尚品德和个人魅力，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也更加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
一个堂堂大国的总理，在受到骚扰后能有如此宽容大度的行为，温家宝总理实在是令人敬佩。对这位不敬学生的宽容，表面上看只是温总理一个小小的意见，但要知道温总理是代表整个中国的，这关系到全中国人民的尊严和形象，如此宽容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这也正是温总理赢得世界广泛赞扬的原因。
作为一名普通的领导者，虽然无法像温总理一样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宽容的度量，但是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处处都可以展示你的宽容，这样就会使下属乐于跟着你工作，有效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把你领导的团队变成一个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团队，使你的领导才能得到充分的肯定。
仪态全凭“谨慎”二字
“官箴如是说”
夫礼宜谦谨，体宜正大，经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又曰：“临之以庄则敬。”盖在人之上，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人之瞻视，不可不谨。惟欲平居之际，加持守不可放纵，临民之时，容要止可观，进退可度，语言和谨，处事安详，则不失其礼体矣。
——《官箴》正这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礼节应该谦虚谨慎，体态应该正大光明，经书上说：“君子端正自己的衣冠，目不斜视，庄严地使人看见以后有所畏惧，这不也是威严却不凶猛吗？”又说：“治理百姓严肃认真，那么百姓对你的政令也会恭敬地执行了。”位居人上的官员，一番言语，一番沉默，一动一静，都受到百姓的仰视，不可不谨慎。希望在平常居家时，勤加守持，不可放纵自己；到了治理政事的时候，容貌举止可观，进退有度，言语平和谨慎，处理事务安详，这样就不会失去礼节规矩了。
“官箴活学活用”
身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往往都处在风口浪尖上，他们既要执行上级分派下来的任务，又要承受下属对他们的各种议论，还要接受对他们的各种业绩考核。如果言行稍有不慎，就可能丢掉其领导职位。因此为官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仪态谨慎，谨慎的仪态并不是一种示弱，而是一种为官的智慧，并且也没人会认为你谨慎的仪态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龄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做事从来都是谨慎得体。翻遍《资治通鉴》及其他史料，很难读到房玄龄的大块儿文章。在许多高层会议上，他也很少说话。当然，不说不是不会说，更不等于不明白，实际上，他对王朝的前程、对皇帝的追求、对诸般政务完全了然于心。只是，他愿意含而不露，这就是他的风格。
同样面对皇帝，魏徵每每犯颜直谏，房玄龄则毕恭毕敬。有时，皇帝为某事愤怒，或对他人拍了桌子，只要他在场，总会诚惶诚恐，冷汗直流。按说，他没必要这样，本是高官近臣，随便一点儿也并无不妥。但他偏不，一定要恭敬有加。和他在一起，李世民肯定轻松，轻易就能找到至尊的感觉。房玄龄身为宰相虽然说得少，做得却多，始终“孜孜奉国，知无不为”。他“明达政事，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就像条皮鞭，他频繁地抽打国家机器，使之陀螺般高速运转。20余年里，房玄龄身居相位，着力建章立制、完善律令、举贤任能、整治吏治以及监修国史等，在政权建设的诸方面都有建树。他只是埋头去做，基本不说，有人谈到成绩，他总是归功于皇帝。
官场政治，争斗难免。面对非议乃至攻讦，房玄龄依然含而不露，从不争辩，更不解释。他很自信，知道该怎么做。贞观前，太子李建成为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通过高祖李渊，把他驱出秦王府。房玄龄不动声色，暗中还是替李世民办事。贞观年间，他负责考核干部，被人举报，说他处事不公；当了丞相，有人说他在中书门下各衙门里结党营私。对此，李世民一概不信，他也故作不知。他犯过错误，曾先后两次被罢免，在家反省。第一次，因为长孙皇后说情，他得以官复原职。第二次，有大臣为他鸣不平，使他很快又回到皇帝身边。房玄龄之所以能很快地官复原职，就是因为他平时谨慎的作风，从不招惹是非，所以无论是皇后还是大臣，都很喜欢他，愿意为他平反。
房玄龄作为宰相不是没有话语权，而是把话语权转到了办实事上面。可见，谨慎的态度与做出自己的成绩不但不冲突，还相得益彰。只有平时言语谨慎才能赢得上级的信任，自己的一些构想才能够被上级认可，得以顺利实现。
冯异原是王莽手下的官员，监管着五个县城。刘秀率领汉军攻打大城，冯异坚守，刘秀攻打不下，就在巾车乡扎下营寨。就在冯异到其他属县去的时候，被刘秀的手下捉住。冯异的堂兄和同乡都是刘秀的部下，他们就向刘秀推荐冯异。刘秀正在用人之际，就召见冯异。冯异说：“将军用我，只是用了一个人。如果放我回去，我保证把五座城池都交给将军。”刘秀很高兴，立即放了他。冯异回到大城，对守将说：“现在各路的军队都很残暴，只有刘秀将军军纪严明，很得人心。我见过这个人，他气度不凡，将来一定能成大事。我们不如投奔他。”这时，有其他军队来攻打大城，冯异和守将牢牢守住城池，直到刘秀赶来。冯异果然说服了五个县城归附了刘秀。
从此冯异追随刘秀，忠心耿耿，即使在刘秀最困难的时期，他也在一旁默默地扶持他，给他以安慰。
一次，刘秀打了败仗，一路上又冷又累，冯异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碗热腾腾的豆粥，让刘秀喝了。第二天，刘秀对众将说：“多亏了冯将军的一碗粥，使我解了饥寒。”一日，风雨大作，天气寒冷，他们来到了一间空屋，冯异抱来柴草，邓禹点着了火，刘秀对着火烤起了湿衣服。冯异又找到了麦子，煮了麦饭，让大家充饥。冯异这种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感染了大家。他又去河间收集了残兵，保存了力量。他和刘秀共患难，又立下了大功，后来被封了侯。
虽然冯的官高位重，但他为人处世始终谦虚退让，非常低调。在他出行时，遇到别的将领的车马，他都命人把马车停到路边，让人家先过去。打完了仗，别的将军们都在一起大声谈论自己的战功，他却经常一个人躲在树下，靠着大树闭目养神，时间久了，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大树将军”。他不居功，不矜能，因此在全军中非常受人尊重。一次打了胜仗，刘秀要重新安排部队，士兵们都嚷着要跟随冯将军。刘秀笑道：“冯将军有如此威望，真是难得！”平定关中后，为了安定那里的局面，刘秀派冯异驻守在那里，掌管一切。他在那里不到三年，实行仁政，平反冤案，百姓们安居乐业，都纷纷称颂冯大人公正廉明，是爱民的好官。但冯异内心却感到不安，他写信给刘秀，希望自己被召回，在刘秀的身边辅助他。但刘秀考虑到关中的重要，一时还离不了冯异，就没有答应。这时，有人上了奏章，说冯异在汉中一个人说了算，受到百姓的拥戴，把他称为“咸阳王”，担心这样下去他会造反。刘秀把奏章转给了冯异，冯异看了非常惶恐，马上给刘秀上表，表示自己绝无二心。于是刘秀召他进京，当着文武百官对他大加赞扬，为他表功。又派人送给他很多财物，还说：“我没有忘记豆粥和麦饭，你的深情厚谊这么久了，一直没能回报。”刘秀几次设宴款待冯异，在冯异回关中时，刘秀还特地命他带着妻子儿子一同前去，以表示对他的信任。
仪态谨慎得体并不是唯唯诺诺、胆小怕事，这是对谨慎得体的曲解。仪态谨慎得体是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又要做事稳当。太谨慎了容易让下属小看了你这个当领导的，丧失了领导的威信，以后部署工作，下面就会有抵触情绪；太激进了也不好，枪打出头鸟，容易招致上司的怨恨，以后自己的仕途会受到影响。
信义是为官的根本
“官箴如是说”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盖信者国家之宝，不可一日无者也。是以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立矣。苟为不然，朝令夕改，先缓后急，虽欲言治，其可得乎？
——《官箴》正这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自古人皆有一死，一个人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身。信义是国家的贵重东西，不可一日没有。因此为官者必须以信义为主，那么民众就不会迷惑，万事就都可以办成了。如果不能这样，早上下达的命令晚上就改变了，先缓慢后急躁，虽然想说什么治理，可能做到吗？
“官箴活学活用”
谁说当领导的都是一脸严肃、面无表情？谁说当领导的只知道执行纪律、毫无人情？谁说当领导的只在乎利益，没有诚意？各位领导者，拿出你们的信义，让下属看看，让群众看看，让客户看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官亦有义。
信义是为人的根本，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者，都应该讲信义，领导者更应该讲求信义。因为领导者的信义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名誉，更关乎其所领导的团队的名誉。为官者的信义同样是一门领导的艺术，一个有信义的领导者说一不二，总是能够考虑到下属的利益，因此这样的领导常常能使万众一心。所以，信义是“俘获”人心的最佳武器。
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某次带领军队攻打原国，事先与官兵约定三天结束战争。到了第三天，原还没有被攻下来，晋文公就命令撤退回国。这时，晋方的间谍回来报告说：“原人支持不住，就要投降了。”晋方有的将领主张暂缓撤兵，但晋文公却坚持认为与其得到一个原国而失信天下，还不如不要它，因此坚决撤回了围攻的军队。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四出祁山时，所率兵马只有10多万人，而司马懿却有精兵30万，蜀、魏在祁山对阵，正在这紧急时刻，蜀军有1万人因服役期满，需退役回乡。而减少1万人，会大大影响蜀军的战斗力。服役期满的士兵也忧心忡忡，大战在即，回乡的计划恐怕要化为泡影。这时，将士们共同向诸葛亮建议：延期服役1个月，待大战结束后再让老兵们还乡。
诸葛亮断然地说，治国治军必须以信为本。老兵们归心似箭，家中父母妻儿望眼欲穿，我怎能因一时需要而失信于民呢？说完，诸葛亮下令各部，让服役期满的老兵速速返乡。诸葛亮的命令一下，老兵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一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决定不走了。“丞相待我们恩重如山，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我们要奋勇杀敌，报答丞相！”老兵们的激情对在役的士兵则是莫大的鼓励。蜀军上下群情激愤，士气高昂，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击败了魏军，诸葛亮以信带兵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
历史不是偶然的产物，它总是一次又一次上演着相似的一幕。如果信义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东西，那么历代的统治者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地用它来获取民心呢？一个被历代统治者反复学习、屡试不爽的领导技巧，肯定是一条近乎真理的哲学。
西周成王继位时还是个小孩子。某日，他和弟弟叔虞在后宫玩耍，一时高兴，就摘下一片桐叶给叔虞，说：“我封你为王。”第二天，大臣史佚一本正经地要求成王正式给叔虞划定封地。成王说：“我这是和他在做游戏，怎么能当真呢！”史佚板着脸说：“君无戏言。”成王马上明白了这句话的分量，就把黄河、汾水以东的一百里地方封给了叔虞，这个诸侯国就是春秋中后期强盛一时的晋国。
据说宋太祖有一天答应要任命张思光为司徒通史，张非常高兴，一直引颈企望宋太祖正式任命，但是始终没有下文。张实在等得不耐烦，只好想办法暗示。张思光故意骑着瘦马晋见宋太祖，宋太祖觉得奇怪，于是问他：“你的马太瘦了，你一天喂多少饲料呢？”张回答：“一天一石。”宋太祖疑问道：“不少啊！可是每天喂一石怎么会这么瘦呢？”张又答道：“我是答应每天喂它一石啊！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给它吃那么多，它当然会那么瘦了！”宋太祖听出言外之意，于是马上下令正式任命张思光为司徒通史。宋太祖终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兑现了诺言。
表现信义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讲信义首先要有诚意，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一定要履行承诺。讲信义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不是其他什么人迫使你这样做的，也不应该是一种虚伪的行为、表面的作秀。虚假的行为迟早是会被揭穿的，只有真正的信义才能永存于人心。
战国时期，商鞅实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他先做了件立信的事。一天，他指着南门的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给十金。”很多人不信，认为这根木头连小孩儿都扛得动，哪用得了十金？商鞅又说：“有能扛去者，赏五十金。”这时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这时老百姓才相信了，说：“商鞅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这时他再推行变法，秦人皆信，变法很快推开了。由此可见，“言必信，行必果”是立信的关键。
松下幸之助最早创立松下公司时，尚不了解国家的纳税法规，因此为了决定纳税额，他邀请税务人员到其公司来办公。当时松下公司做的是小本生意，营业额不多，因此很顺利地通过核准。但后来随着经营的扩展，松下将营业额一一呈报上去，300元、1000元、2000元……以后逐年增加为10000元、20000元等，从不虚报。此时税务人员还是亲自到办公室去调查，并摆出一副不信任的样子。公司人员十分恼火，但松下认为，一定要诚实地呈报。由于松下坚持这种诚实纳税的原则，因而在一段时间后取得了纳税机关的信任，而纳税的事也更加简单和顺利了。
作为一个政府领导，不仅要让下属看到你的信义，更应该让百姓看到你的信义，这样才能取得百姓的信任。而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也应该时时刻刻讲求信义，无论是对社会的信义还是对顾客的信义。如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最看重的就是诚信，这是一个企业安身立命的法则，也是一个企业领导者最应该思考和实践的事情。
言语稳重才是当官的范
“官箴如是说”
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发言不当深愧之。轻言则纳侮。轻言戏谑最害事。盖言不妄发，则出言而人信之；苟轻言戏谑，后虽有诚实之言，人亦弗之信矣。常默最妙。己心既存而人自生敬。
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为人上者，民所视效，凡有语言，岂可荒诞？一不合理，贻笑于下，是以圣人不贵多言。
——《官箴》正这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为官者最应该安稳庄重。百姓在下面仰望，为官者一旦发言不合适就会深深地后悔。说话轻率不慎重就会自取羞辱。说话轻率、爱开玩笑最坏事。因为如果不随便发话，那么一说出话来人们就会相信；如果说话轻率、爱开玩笑，那么即使以后说出诚实的话来，人们也不会相信了。经常保持沉默最妙。心中存有自己的想法，人们自然会产生敬意。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君子要说话谨慎而行动敏捷。为官者是百姓仰视仿效的榜样，但凡说话，怎么可以荒诞不认真呢？一旦说的话不合乎道理，就会被下民耻笑，因此圣人贵在不多说话。
“官箴活学活用”
俗话说，祸从口出。尤其是在官场上，一旦话说错了，就容易被别人抓住“尾巴”，打你个措手不及，自己还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大到两个国家之间，可能因为外交辞令上的一句失误就爆发战争；小到一次会议中，可能就因为你说错了一句话而引起轩然大波。所以说，身为一名领导人，时时刻刻要注意自己的言论，要以稳重为主。
言语稳重不是让你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是让你说话时要注意分寸，不该你说话的时候就不要开口，该你说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发言，但是点到即止，突出要点就够了，要留有余地，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对。
李靖是唐朝开国第一名将，他不但要拼杀疆场，还得在权力的旋涡中打转，因为如果做官稍有不慎，就会搭上性命。但是李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精通权力的运作，所以无论多大的风浪，他都毫发无损。李靖的一生是以击败巴蛮的夔州之战为转折点的。那一次大捷，使唐高祖李渊改变了对他这个从别处投靠过来的将领的看法。
此后，李靖每经一役，便向卫国公的爵印走近了一步。每胜一场，他与朝廷间的纽带便结得更紧。从李靖方面看，他已上了李唐这条船，帆鼓得越足，他就走得越远。随着王朝的敌人一个个被他制伏于手下，他下船另择新主的可能性就更小，况且从主观上说他已“遇主逢时”，不想下船了。从李唐方面看，战阵越多，他们便越意识到一颗璀璨的将星已经升起在大唐的上空。抓住了这颗星，便不可以轻易地丢掉，不可以轻易地损失。而要想保有他，只能用“恩宠”来解决，于是口头的、书面的、实物的褒彰和奖励纷至沓来。任命一次比一次重要，封赏一次比一次高级，从开府到行军总管、行军大总管，又到兵部尚书和尚书右仆射，从永康县公到卫国公，李靖走过的台阶是一级级向上的。
当然，李靖并非平步青云、一步登天。他的脚步是踏实的，这和他的个性密不可分。李靖这个人性情非常稳重，与他在战场上“奇、速、险”的风格完全相反，生活中他可是个言语稳健的人。遇事总是思之再三，谋之再四，绝不会因一时冲动而乱说话。
李靖为人谦恭谨慎，平日不管是对部下，对同事，还是对宰相们，他全以心平气和的态度与口气讲话，既尊重了别人，也尊重了自己，这更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办法。李靖活了79岁，在二十四功臣中算是相当高寿了。这与他能保持稳重的言行密切相关。敬人即敬己，敬人敬己则会产生愉悦的心情，这便是他长寿的秘诀。
李靖是实践家而非演说家。每每上朝时发生了一些争论，他总是一言不发。与宰相们议事时，他也是听得多而说得少。这并不等于不说，他就是个琉璃球式的人物。而且他每闻人言，便先在心中掂量此话的分量与是非，若以为是，他便不再言语，他觉得多说也是无益；若以为非，再指出对方错在哪里，言简意赅总比言之无物要强。
所以，他的不善言辞只是表面现象，真到派上用场时，他也会滔滔不绝的。如果他认为此道理是正确的，他便会入情入理、入木三分地将道理分析给你听，直到说服了你为止。
武德四年峡江战役、武德七年当涂会战、贞观三年征突厥、贞观八年逐吐谷浑，都曾发生过关于作战方案的争论，李靖总是站在少数意见一边，但他一不凭权势压人，二不靠巧舌如簧的狡辩，而是以实实存在的道理和逻辑清楚、细致入微的分析来说服多数人，从而将军队引向了胜利之途。
讨伐突厥时，不知怎的他得罪了御史大夫温彦博。御史大夫是御史台长官，其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弹劾百官。所以，温彦博为官的性质就决定了他嘴里讲不出好听的话，如再得罪于他，就更加不堪。果然，李靖大军横扫漠北、击破突厥之后，奏凯还朝。接踵而来的，本应是表彰、封赏，却未料兜头便是一盆冷水。温彦博弹劾说：“李靖的军队，没有军纪，缴获突厥的珍宝，都散失到乱兵之中了。”此事真假难辨，若说是真，可是李靖军纪一向极严，难道是假的？若说是假，那么劳苦日久、忽然轻松的士兵军纪稍有松散，其中不乏占些小便宜者，似乎也合情理；抑或是其他部队军纪涣散而温氏将责任错加在李靖头上？
不管怎样，李世民闻知此事十分生气，他即刻招来李靖，怒斥于朝堂之上。李靖并不知情，可他无力自辩，惟有叩首谢罪。天子盛怒之时忤逆鳞，无异于拿身家性命开玩笑，李靖只有等待，等待李世民平息了胸中怒火，再作打算。
李靖算准了！几天后，李世民赧颜对李靖说：“隋将史万岁击破了达头可汗，有功不赏，反以罪被杀。朕绝不会如此做。应该赦免你的罪过，记住你的功勋。”下诏授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增封食邑共五百户。这已经是正常的封赏。又不久，李世民干脆挑明了对李靖说：“从前有人进谗言害你，现在朕已明白，你不要介意。”又赐李靖绢两千匹，授尚书右仆射职，这就是向李靖道歉了。这似乎也是李靖享受到的特权：天恩眷顾，信而不疑。
要想赢得皇帝完全的信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李靖做到了，这得益于他的言语稳重，如果他对皇帝的冤枉据理力争、加以反驳的话，或许等待他的就不是丰厚的赏赐，而是罢官杀头之祸了。当今社会信息高速发展，媒体众多，官员本来就是备受媒体关注的公众人物，经常有一些官员无意中说漏了一个字就能被众多媒体竞相报道。正常的评论尚不要紧，如果是曲解了你说话的本意那可就麻烦了，你是辩解也不是，不辩解也不是，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
美国前副总统安格纽以失言出名。他曾激烈指责新闻界的是非：“老是做反政府的言论的大众传播物，简直是叛徒。”这句话在新闻界传播后，引起了极大风波，招致了新闻界的合力围攻，即使他要收回这句话，也已经太晚了。后来《时代》杂志的哥拉姆斯特分析说，这只能怪安格纽用错了一个字，如果把massmedia（大众传播物）的复数形式换成单数形式，就不会有什么风波了。这是因为以复数代替单数等于指责了所有新闻广播界，触犯了众怒。所以，如果我们要表示指责或批评时，应尽量采取“有的人”、“个别人”这样的单数称谓，不要由此而招来大家的怨恨。
一字之差就招来群起而攻之，这位美国前副总统也真够倒霉的。不过这又能怨谁呢，还是因为自己出言太不谨慎了。作为领导者，你的言论会被其他人无限放大，他们会纷纷猜测你其中的意思，即使你本来没有什么意思，也会被人说得头头是道，而自己还被蒙在鼓里。所以说，在公开场合言语要相当稳重，要么就不说，要说就要说得清楚明白、恰当准确，不给人以联想的空间。
不论荣辱，只谈豁达
“官箴如是说”
凡在官者，当知荣与辱相倚伏，得与失相胜负，成与败相循环。古今未有荣而无辱，得而无失，成而无败之理也。虽天地之运、阴阳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处之不以道，则纤毫之宠必摇，而一唾之辱必挫矣。故君子于外物重轻皆所不恤，顾其在我者何如尔？使有可辱，虽不加谴而君子恒以为不足；使无可辱，虽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为有余。历观自昔，大圣大贤不幸横罹祸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见乎此而已矣。苟惟能处荣而不能处分，安顺境而于逆境不能一朝居，欲望其临政有余，难矣。呜呼！善观人者其于此焉察之。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凡是身居官位者，应当知道荣耀与耻辱互相倚伏，得到与失去互相抵消，成功与失败互相循环。古往今来，没有只有荣耀而没有耻辱，只有得到而没有失去，只有成功而没有失败的道理。即使是天地的运转、阴阳的转化，事物的规律、人间的事情，也都是如此。如果不根据道理泰然处世，那么，为了一点点恩宠就会摇荡，而因为一唾的羞辱必然会遭受挫折。所以君子对外物的轻重都不关心，要认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假使有可以被羞辱的地方，即使不加谴责，君子也常常认为不足；假使没有可以被羞辱的地方，即使置之死地，君子也常常认为有余。纵观前代的大圣人、大贤人，不幸横遭祸患，却毫不在意，不改变自己的本性，这是因为对此早有真知灼见。如果只能处于荣耀之中而不能处于耻辱之中，只能安于顺境而不能片刻处于逆境之中，那么要指望他治政时游刃有余，可就太难了。呜呼！善于观察人事的人应该在这一点上加以明察。
“官箴活学活用”
明人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谢；去留无意，漫随天边云卷云舒。”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它可以体现多种人生境界，也能适用于不同身份的人群，其中就包括领导者。
一旦“位极人臣”很难做到的就是豁达，往往权力越大的人就越想紧紧地抓住自己手中的权力，官位越高的人就越想再往高处攀。本来人往高处走的想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往高处走首先需要的是良好的心态，不要把那个目标看得太重，它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那样反而适得其反。难道没有听过一句话吗：越想得到的就越得不到。
说得再实际一些，就是平时无论是功是过、是奖是罚、是升职还是降职，都平静点。升职奖励都是你因业绩而应得的；处罚离职该来的始终会来，躲也躲不掉。既然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顺其自然的，那么你作为一名领导者，还有什么在意的呢？难道身为领导不应该比别人的觉悟更高吗？不应该给下属们做一个表率吗？
曾国藩作为一个汉臣，能在重满轻汉的清朝官场几十年不倒，正是因为他合理看待荣辱，从不卖弄权力。
有一次，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意思，大约有两点。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
曾国藩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注重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大闲不逾就够了，切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有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切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要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工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乎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甫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得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切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回信中说：
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您所说的“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抉择而不要轻易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得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曾国藩能在官场生存几十年，靠的就是豁达淡定的心态。当领导的人都应该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不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斤斤计较，尤其是在下属面前，千万不能让他们看低了你，这样你的领导威慑力就会大大降低。有了功劳，不要一个人独吞，功劳中有自己的一份，也有别人的一份。功劳最好是五五开，这样既显得你大度，又不会丧失威严。如果下属们都要把功劳归于你的头上，那就应该表现得谦虚一点，不要照单全收，尽量说一些鼓励大家的话。如果是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评，最好就一个人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有什么问题事后再关起门来在内部解决，该批评的就批评，该罚的就罚，当然自己要首先承认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