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的名字叫苏轼，“东坡”是他的号。作为文学家、艺术家，苏轼的成就是辉煌的，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文学及艺术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造诣，同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然而，作为政治家来说，苏东坡却一生不得志。他从二十一岁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后，前后共作了四十年的官。但是，在这四十年中，苏东坡政治上总是受到打击，他曾许多次被贬官，流放。有一回还被抓起来，押到首都汴京治罪。他在晚年还曾被放逐到遥远的广东、广西一带去当小官吏，直到死前半年才被赦回。
坎坷的经历，使苏东坡对社会下层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使他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看得更清楚。也正因为这样，苏东坡一生，无论是位居高官，还是遭贬放逐，始终追求作人的廉洁正直。
苏东坡在生活方面，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约，亦是惜福延寿之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肉体上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然而如果能注意生活节俭，那也算是真正找到了延年益寿的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对节俭是相当重视的。
公元1080年，苏东坡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他薪俸大减；再加上遭贬后，旧日那些常来往的亲朋好友，都怕受牵连，再不愿与他来往，更不愿资助他钱财；他的弟弟苏辙又债台高筑；所以，当时苏东坡生活是相当窘迫的。然而，这并没有吓倒苏东坡，他依靠节俭的生活方式最终度过了难关。
为了度过困境，苏东坡非常注意计划开支，从不乱花一分钱。为此，他还订出了一套特殊的计划开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首先把所有的收入和手边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将这些钱平均分成十二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三十份，每日只许用一份。这些钱全部分好后，苏东坡把它们统统按份挂在屋梁上，然后每日清晨挑下一包，拿到一包钱后还要计划开支，能不买的就不买，一日下来，最终开支只准剩余，不准超支。剩余下的钱，苏东坡把它们专放到一个另外备好的竹筒中，专门用于家中的意外开支。
这样，日子虽苦，但清苦中倒也自得其乐，他在给好友秦少游的信中，谈到自己在黄州每日计划开支、艰难度日的清苦情境时说：“我估计手中的钱还可支持一年有余，到那时再作计划；水到渠成，不需预虑。因此胸中没什么负担。”
苏东坡就是这样，凭着精打细算的节俭生活方式，度过了黄州遭贬后的艰难岁月。
生活在困顿的时候，苏东坡能以节俭度日，生活发生了变化后，苏东坡一样非常注重节俭。他在朝廷中作高官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过去过的苦日子，生活从不讲究奢华。在饮食上，他给自己立下了这样一个规定：每顿饭只能是一饭一菜，如有客人来，需同他一起进餐时，也只能增加两个菜，不能再多。如果有人请他去吃饭，他也要事先告诉主人，不许铺排，否则，他就拒绝前往。
一次，有一位与苏东坡多年不见的老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了苏东坡。旧友重逢，自然十分高兴。于是，那位朋友便想找个适当的时候，请苏东坡去他家吃饭。苏东坡听说后，一再嘱咐那位朋友，千万不可大操大办，追求排场，只比平时多备几个菜，老友在一起边吃边叙叙友情就可以了。
可是，几天以后，当苏东坡去赴宴时，却发现那位朋友并没有听他事先的劝告，酒席准备得相当奢华。这时，苏东坡很不客气地对他的朋友说：“老兄看来并不真正了解我苏东坡。我一向主张厉行节约，你酒席备得这样奢华、排场，看来根本不是为我苏东坡所备。如此看来，我还是离开的好。”说完，他转身便要告辞。
那位老朋友见东坡这样认真，便解释说：“先生说哪里话，先生一向生活节俭，朋友是早就知道的。但这回是例外，我们两位旧友，这么长时间没有相见，今偶得重逢，实在难得，难道不该好好庆贺一番。再说，先生现在正在朝中任职，是场面中的人物，我请先生，若太寒酸了，岂不太失先生身份。所以……”
“所以什么？”苏东坡没等那位朋友再往下说，抢过话头说道：“是朋友相聚，就该像朋友那样彼此随便、自然些，不必讲什么排场。现在你让我坐在这些山珍海味面前，一改素日节俭的习惯，我哪里还能吃得下去啊？我虽然在朝中做官，但做官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节俭。相反，官位高了，更应该注意自律。”说完，他硬是坚持不入席。
苏东坡走后，他的朋友感慨地说：“当年东坡遭难时，生活很节俭，没想到如今他身居高位后，还这样注意以俭自守。看来东坡已经节俭成习了。”
苏东坡不但自己十分注意生活俭朴，还十分注意用节俭要求他的亲人。他有一位正在作高官的远亲，生活极为奢华。单是起居时“小洗面”，就要有两个人专门侍候；若是“大洗面”侍候的人要增至五人，如果是“大澡浴”，则要有九个人服侍。并且，“澡浴”之后，还要用名贵的药膏擦身，用异香薰衣服。这人生活如此奢侈，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是值得荣耀的事情。一次，他在给苏东坡写信时，不厌其烦地夸耀他的“养身之道”。东坡看后，非常厌恶。他在给这位远亲回信时，只简单地写了一个“俭”字。希望他能在一个“俭”字面前有所醒悟，改掉奢华的习气。
苏东坡在朝廷做官时，曾三次担任皇帝侍读。其间，他也常向皇帝进言，讲述以俭治国的道理。他曾把古来君主成功的经验总结为“六事”，其中的一事即为：“讲节俭，简率朴素，不伤民财。”宋神宗时，有一年皇帝颁旨，要大办元宵节，并要用“浙灯”四千盏。东坡感到：当时国库已亏空，民不聊生。神宗这样做是劳民伤财，且有助长社会上追求奢华之风的危险。于是，他连夜起草奏章——《谏买浙灯状》，使神宗终于改变了初衷。
